为何频发禁令不是一个好办法？从根本上讲，禁令不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
　　
　　我们的各种机关特别喜欢发布禁令。比如不许上班时间打扑克，禁止领导拥有女秘书，婚事不许大操大办，吃饭限制几菜几汤，禁止接受异性按摩等等。不过，无论什么样性质的禁令，效果常常大家都看得到：不大管用。
　　为何发禁令不是个好办法，历史上早有提示。
　　清朝秕政，高官家的门子收“门包”，即对有事来见者索取贿赂，这种风气也曾被禁。其中庆亲王奕多年秉政，权倾朝野，因此他家门子，门包收的最多，也最横，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公事私事，想见庆王爷，都得留下买路钱，否则概不通禀。奕家门包的名声大，大到连西太后老佛爷都知道，但老佛爷也管不了。一次，一位官员获派江西提学使(这是新政之后的官)，按规矩得拜访各个军机大臣之后才能赴任，奕为首席军机，不能不拜。可巧这位官员是个穷京官，掏不出据说达72两之巨的庆王府门包，因此被挡驾。最后官员急了，指着门房墙壁上贴的奕严禁收受门包的手谕说，王爷说了严禁，你们怎么还收？门子道：王爷那个话不能不这么说，我们也不能不这么做，总而言之，大人您的银子不能省。
　　清朝的门子，是一绝。说起来，这属于有技术含量的职业，有师承的，想从事这个职业，得交学费拜师傅学。凡是做门子的，官场上的事儿，都门儿清。所以《红楼梦》里，贾雨村官场初入，居然得听门子的，了断葫芦案(不听估计不行)。门子的那番教诲——对案情之了然，对官场之谙熟，对世态(当地巨族)之明白，令看官瞠目结舌。无怪乎毛泽东要把载有门子教诲的这一回(第四回)，视为《红楼梦》的纲。这一次，奕的门子，又说到点上了。
　　说的，不能不这么说。作为禁令，必须说得字正腔圆，义正辞严，上级号召什么，老百姓反对什么，都要收到禁令里去;说，代表着一种态度，一种表态。
　　但凡需要下禁令的时候，往往是某种陋行惹出麻烦，已达上听而且引起关注了。下禁令，白纸黑字，说明本级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重视了，做到这一步，至少上头再来查的时候，咱有话可说。至于下了禁令有没有效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真禁，也可以明禁暗不禁，更可以似禁非禁。至少，下了禁令而禁不了，遁辞比较多，可以讲困难，谈国情，论条件；实在推不了，也无非技术问题，能力问题，只要态度正确，政治正确，一切OK。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潜规则吃掉了明规则，隐性制度吞噬了显性制度，但是细究起来，好像又不全是那么回事。一来，禁令所禁止的，也不全是潜规则，往往只是潜规则实行过程中的一些后果，禁止这些后果，自然要中止潜规则；但造成令不行禁不止的现状的，却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潜规则，而只是一些历史悠久而且适应一切事务的积习。这种积习，不仅对禁令产生作用，对别的行为也起作用，好事固然干不好，坏事有时也干不太坏。
　　二来，禁令也说不上是明规则，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它几乎没有制度的意义，禁令贴出来，大家就在禁令下面照做“禁事”(这样的新闻照片，已经非常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仅仅是一种表态，一种对上不对下的表态，只有上面下来检查的时候，它才有临时的制度价值，上面的人一走，价值也就跟着走了，时间效应非常短。
　　从根本上讲，禁令不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即使对那些认真对待禁令的官员而言，禁令也有因人设政的随意性，人亡(或者走)政息是难免的下场。而且对于这些人来说，禁令一多，往往就把某些原本法律规定的东西，变成政策性的禁令，这样做固然有强调的意思，但也有化法为政的嫌疑，一旦政随人亡，法也等于亡了。
　　更何况，禁令式的治理，必然伴随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无论治理者个人有无良好的道德愿望，个人品质如何，最后都会走向禁令归禁令、做事归做事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