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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8年写一部作品的效率衡量，毕淑敏显然是“低产作家”，25年内她出版了屈指可数的6部长篇小说；然而以每本书的再版情况看，她又算得上畅销书 常销书的“稳产作家”，即便是一本不打眼的散文集，也会一版再版，总有读者趋之若鹜。
从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起，到《预言死亡》《婚姻鞋》和此后的《红处方》《拯救乳房》等长篇小说，毕淑敏的作品以沉重的主题、磅礴的气势和对人生、社会的冷静理智关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王蒙曾这么评价毕淑敏。即使做了小说，毕淑敏也没有忘记她作为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毕淑敏的确有这样一种魅力，她的语言和文字一样，春风化雨般无声地滋润、净化甚至提升着每一颗走近她的心灵。
大器晚成，34岁发表处女作
1969年，毕淑敏以“特等甲级”的身体状况被派往西藏。那年，她刚刚16岁。在平均海拔五千多米的阿里，一年当中有半年不通车，基本上没有任何蔬菜和水果，吃的是罐头和脱水菜。数千男性军人中只有五名女兵……除了物质上的极度匮乏之外，是精神上的迷茫和空白。所有这些，对毕淑敏来说，构成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恐怖。入伍后两年后，毕淑敏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斗争——
零下40度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雪原中，每天跋涉100华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
可是，当时行军队伍跟随特别紧密。她自以为计划周详，可以撒手人寰，可手就是撒不开。凌晨两点多到达目的地后，她一头倒在地上，仰望辽阔星空，摸遍全身，哪儿也没坏。她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和渺小，感受到了自然的威慑和人的能动，同时更感受到要珍爱生命善待自己。
毕淑敏被分配学习医务，成为一名军医。一开始，她并不是很喜爱医学，但这门科学对人的研究，和在救死扶伤过程中体验到的助人为乐的快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感，使她努力学习勇于实践，成为一名很受病人欢迎的医生。从军11年后，毕淑敏从西藏转业回到北京，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当所长。她很想把在高原之上体验到的感悟，与更多的人分享，也更因为父亲很爱看到她的文章发表，毕淑敏拿起了手中的笔。
多少年之后，《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依然深深地记得，毕淑敏的《昆仑殇》带给自己的震憾。作品刻画人物和把握细节的能力显示出作者成熟的文学底蕴。1987年春，毕淑敏的处女作《昆仑殇》发表在《昆仑》杂志，那时，她已经34岁。作品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昆仑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一号”为挑战严酷的自然条件与军人的意志，也为捍卫作为长官的尊严，执意命令属下一群士兵，在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徒步穿越无人区。为完成这一自虐式的军事拉练，有人冻伤冻残，更有人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面对文中描写埋葬战士的新土，读者会追问：这次行动的意义何在？到底值不值？
从《昆仑殇》开始，毕淑敏对于生与死的关注和描写就没有停止过。
对自己近乎苛刻的“北师大学生”
“这个世界上，有3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毕淑敏说。1998年起，正处在写作黄金时期的毕淑敏放弃写作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读书，并非为了要“充电”。做医生是从生理上认识人，写作中对人的认识主要是针对人的社会性去探索，而读心理学，可以使她超越以往的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经验深入人类的心理层面，更清醒、客观、系统地认识并把握人的复杂性，这其中也包括认识和把握自己。医学、文学、心理学，毕淑敏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关怀。
毕淑敏谈到自己在北师大上学时的经历时，戏谑说自己每天奔波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像小儿郎一样；吃遍了北师大从学一到学四的所有菜，只是排队让人受不了，因为别的同学可以加塞，但是她却没有那么庞大的同学队伍。令自己稍显尴尬的是，每次端着饭盆去打饭，人家都以为她是老师……校园里的毕淑敏经常遇到拿着书本请她签名的学生。有些同学对她说：“我知道你在这里读书，总希望有一天能碰到你，果然就碰到了。”有的同学甚至拿她打赌，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毕淑敏怎么会在食堂排队打饭呢？”她一边说，一边开心地笑。
重新回到校园，毕淑敏有着太多的感受。她已经习惯了相对自由甚至有点“懒散”的写作，又要按时上课、按时交作业，这些已经很陌生。医生是个严谨、细致、真实的行当，没有一点浪漫主义，从医生到作家的跨越很大，完成这个转变，对毕淑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作家成为“学生”，毕淑敏说：“面对新的领域，不能说从0开始，也是从1开始。”原来的写作是凭个人角度的体验、观察，学心理则是上升为科学学习。她希望从人的心理方面更多地接触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色人等。她将中短篇小说创作全部放下，非常努力、吃力地在学。努力是一种状态，吃力则是因为心理学是非常系统的学科，她没有心理学本科的学位。
毕淑敏对自己要求有些苛刻。在北师大上课，几年间也就迟到过一次，但她还是特别遗憾。导师是美国心理学专家，为人做学问非常严谨，但对毕淑敏评价很高，他说，自己教过很多学生，很少遇到像毕淑敏这样努力的。她基础不是很好，提高进步最大。
其实毕淑敏的学习并没有缜密的计划。1996年她写完《红处方》，正处于非常好的创作状态。这时候正好有学习的机会，她便选择了后者。“10年以前我就有文学硕士的学位，所以再学心理学不是想拿什么学位，而是想丰富自己，更客观地丰富自己作品的角度。”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索的过程，是对自己、对人生的探索，这个过程是很快乐的，可以让自己更加清晰地把握自己，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创造，跟在别人的后面学习，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新的道路，更多地用于自我的创造。毕淑敏借用鲁迅的话比喻自己学习的目的：鲁迅说，我时时在解剖别人，也时时在无情地解剖自己。我是通过分析和了解别人和自己，更清晰地透视到事物的背后，更清楚自己的不足，明确努力的方向，坚定对自己内在的判断。 学习间隙毕淑敏完成了《爱怕什么》，书里涉及很多心理学的知识。她说，现代社会多元化，人们对自己心理的关怀越来越凸现。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快乐，为什么痛苦，为什么孤独，人要寻找生存的意义，这些本质的东西在满足了温饱需求后会更强烈地冲击人的思维。
改编话剧，像画家看到自己的画活了
毕淑敏的《血玲珑》《红处方》等作品曾被改编成电视剧，但她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去改编作品，她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行当。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博士方向课程结业之后，她自己开了家诊所。有一天，人艺副院长任鸣来到她的诊所，告诉她想把《心灵7游戏》改成话剧。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具备话剧的元素，是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题材。谈话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毕淑敏才发觉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希望自己动手改编，而且把《心灵7游戏》中7个游戏都改成话剧。
《心灵7游戏》是一部心理散文，也可以说是科普文章，其中没有贯穿人物，也没有情节，与话剧差别很大。毕淑敏觉得有难度，更关键的是她并不喜欢话剧，表演夸张，节奏很慢，况且她也从来没有写过剧本。“但他们说，你放开写，按自己的想法写。”被人家鼓励着，要求着，催促着，毕淑敏写完了。当她坐在台下观看自己改编的剧本，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就像一个画家，突然有一天看到自己的画活了，站起来了。毕淑敏发现自己开辟了新的领域：原来还可以去做更多方面的尝试。
毕淑敏所开的诊所早已转交给朋友去做。她开玩笑说：“我之所以不做，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太大，市场太大。来的人太多，点名找我。做心理医生占用太多时间，那么多心理问题如果一个个解决，一个人的时间太有限，但是如果写成书，可以和更多的人交流。”她喜欢利用语言文字把自己所感悟的、所关切的表达出来，和其他人交流，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身在其中感觉很有趣，并能对人有帮助，这是她生存的目标，她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包括旅游。
环游世界是她从小的一个理想，那时候她以为这是一个妄想，因为完全不知道怎样做才能环游世界，除了一本凡尔纳的《80天环游世界》给她指引，而这是一本著名的科幻小说。
突然有一天，毕淑敏在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是可以坐着游轮环游世界。于是，她用稿费买了两张船票与儿子从日本横滨启航，乘“和平号”开始了为期114天的航海环球旅行。在船上语言不通，交流的时间有限，恰恰具有了思索的氛围。海天一色，特别苍茫，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人才会思考，一生如何度过，怎么度过，如何把握生命的时间，让自己生活更有意义。所有这些，像海浪自然而然浮现在毕淑敏的脑中，她的内心变得极其平静，又单纯又复杂，又缓慢又激荡不已。这恰恰促成了《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行记》。这部作品被毕淑敏称之为“呕心沥血之作”，因为晕船，她总是在呕吐，“我当时有一种想法，写到半途的时候，就想赶快把稿子发回国内。因为我不知道这船在路上会不会沉。不至于视死如归，但在船上，有种听天由命的感觉。”她说：每个字都被海风吹过，每个字有点咸有点湿润。
“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
“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毕淑敏说。
无论是短篇小说《阿里》《生生不已》，还是长篇小说《血玲珑》《预约死亡》《拯救乳房》等，即便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也都涉及生与死的话题。比如她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演讲的题目便是《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然而听毕淑敏讲苦难，感受到的并非压抑和窒息，而是生命的可贵和美好。
回顾毕淑敏的很多作品，都非常重视题材的新颖，《红处方》写戒毒，《女心理师》写心理咨询，《血玲珑》写骨髓移植和生命伦理，《预约死亡》写临终关怀医院，几乎每本书都涉及一些医学的敏感问题。对此，毕淑敏的解释是，当自己成为作家，那些医生的职业习惯没有停止或者遗忘，而是深入骨髓。严格的医学训练对于写作不见得都是优点，但是在这个职业中培养的严谨、认真、冷静、务实等医生的准则，包括人道主义的情怀、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领域的关注和好奇，都有很深切的感受。“我在所有作品中对生命的延续、对生命的关切，是一以贯之的，贯穿着对人性的观察和感悟。可能写散文或者小说、科幻，可能哪天写个剧本，万变不离其宗，就其内容来讲，一定是贯穿对生命的热爱和思考，不但热爱自己也热爱别人的生命。”
她将所有能量投入到写作，用文字和别人分享对世界的看法，分享对于人性、对于自我的感悟。毕淑敏的写作，只是与读者分享心灵平和的主张、与世界相处的态度和拥有幸福的提醒，正如她的新作《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 江苏文艺出版社）。这是一本关于现世人生、内在心灵、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温暖小书，在充斥着不安感的浮躁社会，给内心坚强的力量。她说：“我热爱写作，精心搭建我想象中的世界，可能不一定完美，我在其中尽力，也很开心。当她印刷成小说，这本书会承载我对世界的看法，也许会翻越万水千山，和素不相识的人相遇，这让我感到万分奇妙，十分快乐。”
无法割舍的亲情血脉
2009年初，山东文登的老乡在北京开同乡会，把毕淑敏叫上了。一进门，到处都是山东话，满眼全是大个头，一刹那间，毕淑敏觉得亲切极了。
她一直以为，自己漂泊在外多年，对山东的情感已经随着父母的逝去淡泊了。
然而不是。熟悉的胶东话充盈耳间时，她深深地体会到，故乡的感觉依然连绵不断地在血液中流淌。
其实，籍贯文登的毕淑敏，并没有在山东生活过。当年她的父亲随王震所在的第一野战军征战新疆，毕淑敏便出生在伊宁，她在部队的幼儿园到小学及中学长大，但是回到家里，听的却是父母的胶东口音，所以毕淑敏觉得，山东人的自我意识还是挺强的。
如此，毕淑敏和文登的联系，究竟有多少？小时候随父母回老家探亲，毕竟只是短暂的几天，于幼年的毕淑敏并无多深的印象。几年前，有一次，毕淑敏去青岛出差办完公事后，提出去一趟文登。当地的朋友问毕淑敏想看什么地方，毕淑敏却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地方，因为她的家乡已经没有亲人。毕淑敏思忖了一下对朋友说，那就请你开着车在那片土地上到处走一走吧。车缓缓行驶，时而停下。毕淑敏站在父老乡亲生长的那片土地上，把矿泉水瓶中的水倒掉，装了一瓶当地的水；又在村头买了一把胶东的大葱带回北京。她跟母亲说，这是家乡的水和葱。母亲喝了一口，品了品说：“真是山东的水，比北京的水好。”
那是她印象最深的一次“回家”。“站在那块土地上，风吹过，太阳照耀着，看看庄稼，河流，喝着那里的水，其实就已经是对自己很大的慰藉。”她甚至和文登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约好，把手头的事情忙完后，她要回父母生活过的地方去待一段时间。她开玩笑说：“父母的长辈以及兄弟姐妹都不在了，我没有要去的哪一家。就是想去看看那一块土地。虽然是故乡，却不知该投奔谁。”
她一直特别想写父母的经历和故事。写过的数百万字作品中，毕淑敏却很少提到父母。“不是不想写，而是因为特别尊崇他们，我的力量还不足以更深刻地理解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包括他们生活的环境和经历的年代。”在毕淑敏看来，写作是顺势而为，心里面总是要想写的东西，会在那里顽强却无声无息地存在着，也许某一天某个微小的契机，就会引发翻江倒海的连锁反应。
（本文编辑谢宁）
从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起，到《预言死亡》《婚姻鞋》和此后的《红处方》《拯救乳房》等长篇小说，毕淑敏的作品以沉重的主题、磅礴的气势和对人生、社会的冷静理智关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王蒙曾这么评价毕淑敏。即使做了小说，毕淑敏也没有忘记她作为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毕淑敏的确有这样一种魅力，她的语言和文字一样，春风化雨般无声地滋润、净化甚至提升着每一颗走近她的心灵。
大器晚成，34岁发表处女作
1969年，毕淑敏以“特等甲级”的身体状况被派往西藏。那年，她刚刚16岁。在平均海拔五千多米的阿里，一年当中有半年不通车，基本上没有任何蔬菜和水果，吃的是罐头和脱水菜。数千男性军人中只有五名女兵……除了物质上的极度匮乏之外，是精神上的迷茫和空白。所有这些，对毕淑敏来说，构成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恐怖。入伍后两年后，毕淑敏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斗争——
零下40度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雪原中，每天跋涉100华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
可是，当时行军队伍跟随特别紧密。她自以为计划周详，可以撒手人寰，可手就是撒不开。凌晨两点多到达目的地后，她一头倒在地上，仰望辽阔星空，摸遍全身，哪儿也没坏。她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和渺小，感受到了自然的威慑和人的能动，同时更感受到要珍爱生命善待自己。
毕淑敏被分配学习医务，成为一名军医。一开始，她并不是很喜爱医学，但这门科学对人的研究，和在救死扶伤过程中体验到的助人为乐的快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感，使她努力学习勇于实践，成为一名很受病人欢迎的医生。从军11年后，毕淑敏从西藏转业回到北京，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当所长。她很想把在高原之上体验到的感悟，与更多的人分享，也更因为父亲很爱看到她的文章发表，毕淑敏拿起了手中的笔。
多少年之后，《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依然深深地记得，毕淑敏的《昆仑殇》带给自己的震憾。作品刻画人物和把握细节的能力显示出作者成熟的文学底蕴。1987年春，毕淑敏的处女作《昆仑殇》发表在《昆仑》杂志，那时，她已经34岁。作品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昆仑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一号”为挑战严酷的自然条件与军人的意志，也为捍卫作为长官的尊严，执意命令属下一群士兵，在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徒步穿越无人区。为完成这一自虐式的军事拉练，有人冻伤冻残，更有人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面对文中描写埋葬战士的新土，读者会追问：这次行动的意义何在？到底值不值？
从《昆仑殇》开始，毕淑敏对于生与死的关注和描写就没有停止过。
对自己近乎苛刻的“北师大学生”
“这个世界上，有3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毕淑敏说。1998年起，正处在写作黄金时期的毕淑敏放弃写作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读书，并非为了要“充电”。做医生是从生理上认识人，写作中对人的认识主要是针对人的社会性去探索，而读心理学，可以使她超越以往的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经验深入人类的心理层面，更清醒、客观、系统地认识并把握人的复杂性，这其中也包括认识和把握自己。医学、文学、心理学，毕淑敏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实现了对人的全面关怀。
毕淑敏谈到自己在北师大上学时的经历时，戏谑说自己每天奔波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像小儿郎一样；吃遍了北师大从学一到学四的所有菜，只是排队让人受不了，因为别的同学可以加塞，但是她却没有那么庞大的同学队伍。令自己稍显尴尬的是，每次端着饭盆去打饭，人家都以为她是老师……校园里的毕淑敏经常遇到拿着书本请她签名的学生。有些同学对她说：“我知道你在这里读书，总希望有一天能碰到你，果然就碰到了。”有的同学甚至拿她打赌，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毕淑敏怎么会在食堂排队打饭呢？”她一边说，一边开心地笑。
重新回到校园，毕淑敏有着太多的感受。她已经习惯了相对自由甚至有点“懒散”的写作，又要按时上课、按时交作业，这些已经很陌生。医生是个严谨、细致、真实的行当，没有一点浪漫主义，从医生到作家的跨越很大，完成这个转变，对毕淑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作家成为“学生”，毕淑敏说：“面对新的领域，不能说从0开始，也是从1开始。”原来的写作是凭个人角度的体验、观察，学心理则是上升为科学学习。她希望从人的心理方面更多地接触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色人等。她将中短篇小说创作全部放下，非常努力、吃力地在学。努力是一种状态，吃力则是因为心理学是非常系统的学科，她没有心理学本科的学位。
毕淑敏对自己要求有些苛刻。在北师大上课，几年间也就迟到过一次，但她还是特别遗憾。导师是美国心理学专家，为人做学问非常严谨，但对毕淑敏评价很高，他说，自己教过很多学生，很少遇到像毕淑敏这样努力的。她基础不是很好，提高进步最大。
其实毕淑敏的学习并没有缜密的计划。1996年她写完《红处方》，正处于非常好的创作状态。这时候正好有学习的机会，她便选择了后者。“10年以前我就有文学硕士的学位，所以再学心理学不是想拿什么学位，而是想丰富自己，更客观地丰富自己作品的角度。”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索的过程，是对自己、对人生的探索，这个过程是很快乐的，可以让自己更加清晰地把握自己，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创造，跟在别人的后面学习，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新的道路，更多地用于自我的创造。毕淑敏借用鲁迅的话比喻自己学习的目的：鲁迅说，我时时在解剖别人，也时时在无情地解剖自己。我是通过分析和了解别人和自己，更清晰地透视到事物的背后，更清楚自己的不足，明确努力的方向，坚定对自己内在的判断。 学习间隙毕淑敏完成了《爱怕什么》，书里涉及很多心理学的知识。她说，现代社会多元化，人们对自己心理的关怀越来越凸现。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快乐，为什么痛苦，为什么孤独，人要寻找生存的意义，这些本质的东西在满足了温饱需求后会更强烈地冲击人的思维。
改编话剧，像画家看到自己的画活了
毕淑敏的《血玲珑》《红处方》等作品曾被改编成电视剧，但她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去改编作品，她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行当。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博士方向课程结业之后，她自己开了家诊所。有一天，人艺副院长任鸣来到她的诊所，告诉她想把《心灵7游戏》改成话剧。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具备话剧的元素，是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题材。谈话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毕淑敏才发觉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希望自己动手改编，而且把《心灵7游戏》中7个游戏都改成话剧。
《心灵7游戏》是一部心理散文，也可以说是科普文章，其中没有贯穿人物，也没有情节，与话剧差别很大。毕淑敏觉得有难度，更关键的是她并不喜欢话剧，表演夸张，节奏很慢，况且她也从来没有写过剧本。“但他们说，你放开写，按自己的想法写。”被人家鼓励着，要求着，催促着，毕淑敏写完了。当她坐在台下观看自己改编的剧本，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就像一个画家，突然有一天看到自己的画活了，站起来了。毕淑敏发现自己开辟了新的领域：原来还可以去做更多方面的尝试。
毕淑敏所开的诊所早已转交给朋友去做。她开玩笑说：“我之所以不做，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太大，市场太大。来的人太多，点名找我。做心理医生占用太多时间，那么多心理问题如果一个个解决，一个人的时间太有限，但是如果写成书，可以和更多的人交流。”她喜欢利用语言文字把自己所感悟的、所关切的表达出来，和其他人交流，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身在其中感觉很有趣，并能对人有帮助，这是她生存的目标，她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包括旅游。
环游世界是她从小的一个理想，那时候她以为这是一个妄想，因为完全不知道怎样做才能环游世界，除了一本凡尔纳的《80天环游世界》给她指引，而这是一本著名的科幻小说。
突然有一天，毕淑敏在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是可以坐着游轮环游世界。于是，她用稿费买了两张船票与儿子从日本横滨启航，乘“和平号”开始了为期114天的航海环球旅行。在船上语言不通，交流的时间有限，恰恰具有了思索的氛围。海天一色，特别苍茫，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人才会思考，一生如何度过，怎么度过，如何把握生命的时间，让自己生活更有意义。所有这些，像海浪自然而然浮现在毕淑敏的脑中，她的内心变得极其平静，又单纯又复杂，又缓慢又激荡不已。这恰恰促成了《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行记》。这部作品被毕淑敏称之为“呕心沥血之作”，因为晕船，她总是在呕吐，“我当时有一种想法，写到半途的时候，就想赶快把稿子发回国内。因为我不知道这船在路上会不会沉。不至于视死如归，但在船上，有种听天由命的感觉。”她说：每个字都被海风吹过，每个字有点咸有点湿润。
“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
“但凡我写出的或未写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毕淑敏说。
无论是短篇小说《阿里》《生生不已》，还是长篇小说《血玲珑》《预约死亡》《拯救乳房》等，即便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也都涉及生与死的话题。比如她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演讲的题目便是《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然而听毕淑敏讲苦难，感受到的并非压抑和窒息，而是生命的可贵和美好。
回顾毕淑敏的很多作品，都非常重视题材的新颖，《红处方》写戒毒，《女心理师》写心理咨询，《血玲珑》写骨髓移植和生命伦理，《预约死亡》写临终关怀医院，几乎每本书都涉及一些医学的敏感问题。对此，毕淑敏的解释是，当自己成为作家，那些医生的职业习惯没有停止或者遗忘，而是深入骨髓。严格的医学训练对于写作不见得都是优点，但是在这个职业中培养的严谨、认真、冷静、务实等医生的准则，包括人道主义的情怀、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领域的关注和好奇，都有很深切的感受。“我在所有作品中对生命的延续、对生命的关切，是一以贯之的，贯穿着对人性的观察和感悟。可能写散文或者小说、科幻，可能哪天写个剧本，万变不离其宗，就其内容来讲，一定是贯穿对生命的热爱和思考，不但热爱自己也热爱别人的生命。”
她将所有能量投入到写作，用文字和别人分享对世界的看法，分享对于人性、对于自我的感悟。毕淑敏的写作，只是与读者分享心灵平和的主张、与世界相处的态度和拥有幸福的提醒，正如她的新作《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 江苏文艺出版社）。这是一本关于现世人生、内在心灵、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温暖小书，在充斥着不安感的浮躁社会，给内心坚强的力量。她说：“我热爱写作，精心搭建我想象中的世界，可能不一定完美，我在其中尽力，也很开心。当她印刷成小说，这本书会承载我对世界的看法，也许会翻越万水千山，和素不相识的人相遇，这让我感到万分奇妙，十分快乐。”
无法割舍的亲情血脉
2009年初，山东文登的老乡在北京开同乡会，把毕淑敏叫上了。一进门，到处都是山东话，满眼全是大个头，一刹那间，毕淑敏觉得亲切极了。
她一直以为，自己漂泊在外多年，对山东的情感已经随着父母的逝去淡泊了。
然而不是。熟悉的胶东话充盈耳间时，她深深地体会到，故乡的感觉依然连绵不断地在血液中流淌。
其实，籍贯文登的毕淑敏，并没有在山东生活过。当年她的父亲随王震所在的第一野战军征战新疆，毕淑敏便出生在伊宁，她在部队的幼儿园到小学及中学长大，但是回到家里，听的却是父母的胶东口音，所以毕淑敏觉得，山东人的自我意识还是挺强的。
如此，毕淑敏和文登的联系，究竟有多少？小时候随父母回老家探亲，毕竟只是短暂的几天，于幼年的毕淑敏并无多深的印象。几年前，有一次，毕淑敏去青岛出差办完公事后，提出去一趟文登。当地的朋友问毕淑敏想看什么地方，毕淑敏却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地方，因为她的家乡已经没有亲人。毕淑敏思忖了一下对朋友说，那就请你开着车在那片土地上到处走一走吧。车缓缓行驶，时而停下。毕淑敏站在父老乡亲生长的那片土地上，把矿泉水瓶中的水倒掉，装了一瓶当地的水；又在村头买了一把胶东的大葱带回北京。她跟母亲说，这是家乡的水和葱。母亲喝了一口，品了品说：“真是山东的水，比北京的水好。”
那是她印象最深的一次“回家”。“站在那块土地上，风吹过，太阳照耀着，看看庄稼，河流，喝着那里的水，其实就已经是对自己很大的慰藉。”她甚至和文登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约好，把手头的事情忙完后，她要回父母生活过的地方去待一段时间。她开玩笑说：“父母的长辈以及兄弟姐妹都不在了，我没有要去的哪一家。就是想去看看那一块土地。虽然是故乡，却不知该投奔谁。”
她一直特别想写父母的经历和故事。写过的数百万字作品中，毕淑敏却很少提到父母。“不是不想写，而是因为特别尊崇他们，我的力量还不足以更深刻地理解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包括他们生活的环境和经历的年代。”在毕淑敏看来，写作是顺势而为，心里面总是要想写的东西，会在那里顽强却无声无息地存在着，也许某一天某个微小的契机，就会引发翻江倒海的连锁反应。
（本文编辑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