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了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东亚奇迹》，分析了为何东亚经济体比拉美、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新兴市场增长更快。研究指出，通过夯实基础、促进投资、培养人力资本以及开放发展出口制造业，这些东亚经济体成功实现高增长。
　　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世界银行那时不情愿地承认，在东亚国家，政府多渠道的系统干预促进了发展，包括通过补贴、税收激励和金融抑制来推动特定区域的特定行业。
　　20年后的今天，在政府干预时代，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不再迷信市场导向、反政府干预的华盛顿共识。在管理影响资源配置和社会选择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上，制度至关重要。主流模型忽略了这一重要性，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填补了这一空白，从而获得广泛认可。事实上，考虑今天的大衰退和欧洲债务危机，主要问题仍然是政府在促进增长和发展方面的作用。
　　苏联计划经济的解体刺激了自由市场观念的膨胀，也使人们意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在过去30年中中国能够保持快速增长，这使得人们有必要用修正的眼光重新审视国家资本主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早就指出，人类社会创造制度以应对信息不对称，但这一发明很快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约束制度以保证实现预定目标。2000年，奥利佛·威廉姆森总结了制度的社会分析的四个层次—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规范和宗教；正式制度，包括治理产权、社会秩序、司法和政府行政治理的制度；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和安排；资源配置中的分散决策（新古典经济学领域）。
　　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正式规则和治理结构的经济和政治结果，但对许多新兴经济体来说，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信仰以及这些因素的缓慢变化，妨碍了它们突破转型为更高级的知识推动型增长主体。
　　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考察了三类政治制度的产生，即国家、法治精神和可信的政府，其中后两者是对国家的约束，以防止暴政的产生。
　　福山指出，世袭主义产生于人类偏爱家庭和朋友的天性，是法治精神和可信政府的死对头。但是，尽管世袭主义可能是国家跨入中等收入民主阶段的主要障碍，亦是独裁国家脆弱性的主要原因，但它却可能为所有政治和经济制度所共有。
　　以当下的争论为例：发达国家政府是否被金融利益集团绑架了？吉莉安·泰特（Gillian Tett）在新一期的《外交事务》的评论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政府是应该驾驭金融、打击精英，”她问道，“还是应该接受收入差异和财政储蓄，视之为活力社会的必要代价？”
　　放眼全球，由于不平等问题丝毫不见缓解，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与日俱增。可见，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事实上，真正令人惊奇之处是，“占领华尔街”之类的运动并没有带来多少改变，这表明制度一旦确立便存在维持现状的“刚性”。
　　这在亚洲增长奇迹中尤其明显。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前英国殖民地继承了不成文法和制度制衡，但如今其中一些国家面临着制度腐化、腐败横生和世袭主义潜滋暗长。
　　福山和诺斯都指出，强大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可以是可信的，但如果执政精英不能对多数群众和全球行为及治理规范做出应对，那么这种经济体将会变得十分脆弱。诺斯还指出，竞争是推动社会制度自我适应地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测量不同要素和产品市场的交易成本能够暴露出低效率问题和妨碍绩效改善的障碍。通过考察全球和国内供应链交易成本，我们将了解寻租活动和政策扭曲在多大程度上阻挠了竞争性市场的形成。
　　对发达国家来说，威廉姆森研究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即正式制度及其治理，能够导致重要发现。但是，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我们相信，对非正式制度、行为和规范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管理增长和绩效的挑战。
　　简言之，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表现不振的原因并非在于缺乏对国际上最佳经济实践的理解，而在于這些最佳实践与其国内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实践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些传统的社会关系与实践，造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对变革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