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白先勇曾被誉为“二十世纪善写女人的能手”。白先勇也曾说过妇女是他挖不尽的宝藏。他笔下的女性不仅是他创作的宝藏，更是他带给读者的巨大宝藏。本文主要分析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表达作者对荒谬世界的反抗以及对女性不公平的悲剧命运的控诉。
关键词：女性形象;悲剧命运;反抗
一、被物化的“香艳”丽人
在白先勇的作品中，其特色鲜明的女性形象无疑是一道隽永的风景。如尹雪艳、金大班、钱夫人、黄凤仪、玉卿嫂、娟娟等。白先勇让他笔下的女性往往都能带给人们惊艳的感觉。她们美丽，外表身材大多都是引人注目的，一身锦衣、珠光宝气更是增加她们的亮点。她们魅力，总是引得男人们为之打转，浑身散发诱惑力，甚至具有着吸引人的魔力。她们耀眼，往往都能成为焦点。她们个性，不随波逐流，特别能让人铭记。但是她们的命运并不像她们的容貌那样般的美好。白先勇的小说中，运用较为独特的表现手法，在营造小说境界的时候使用不同的颜色，通过颜色的不同角度对女性的形象进行刻画和幻想，塑造出理想化、悲剧化的女性形象。在《滴仙记》中，白先勇用浓重的红色描绘李彤“惊人”的美丽。每次出场都如同火焰，她的疲惫也是红色的，就连她的名字也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红色渲染了她的艳丽热烈，烘托了她的孤傲痛苦。李彤在秩序的边缘分离抗争，当她背弃了传统女性角色之后，并没有找回属于女性的主体性。在《永远的尹雪艳》中，白先勇用素白的色调来来描绘尹雪艳的形象。白先勇充分调动了白色调刻画尹雪艳高雅、冷艳、阴柔的性格特点。在现代意识中，白色代表纯洁、清爽，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多象征凄凉、悲哀或丧葬。白先勇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往往把女性推向历史的深渊。女性们在现实中的一笑一颦，举手投足，都有各自复杂深邃的历史内容作为现实的注脚。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增强人物身上所赋予的魅力。
二、被“消损”的女性悲剧人生
白先勇笔下的女性都是来源于社会各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基本上选择的都是在乱世中的女性。有受生活所迫的，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有物质条件丰厚，但是婚姻不幸的女性;有生活于社会上层，但精神上遭遇困苦的女性。作者笔下的女性不是选择自杀了结余生的，就是耗尽一生，遍尝人生痛苦默默的老去。通过深入了解作者笔下的人物，就能发现作者在执笔的时候是用心去探索人物的内心深处，将人物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背景下所经历的苦难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将女性人物的形象表现得更加生动。无论是底层女性、舞女、官太太还是其他不同阶层人员，都在他的作品中赋予悲剧性的色彩。玉卿嫂，她一辈子的爱和自我价值都依托在庆生的身上，但是她的感情既极端又疯狂，全身心的投入让庆生感受到的不是爱，是束缚。在这种高压的爱下，庆生只有压抑，才会选择背叛，最终产生悲剧。在这场爱情中，作为天生缺少安全感的玉卿嫂，在面临丈夫的离世，婆婆无尽的为难，社会的现实条件种种磨难下，庆生就是一根救命稻草，是她精神上全部的寄托。女性本是极度敏感的群体，对她们来说，子女、丈夫、家庭就是生活的全部。当这些都失去的时候，女人可能会选择结束生命或者慢慢的老去。但是玉卿嫂在面对背叛的时候，采取的是摧毁自己同时摧毁他人的方式。玉卿嫂才会采取近乎疯狂的举动来证明自己对庆生的爱。
金大班，曾在上海滩红极一时，又在台北夜巴黎呼风唤雨的舞厅大班金兆丽，即将从良告别自己作为舞女的生涯，嫁给橡胶场老板陈发荣做老板娘。回归正常的家庭模式，金兆丽之所以愿意嫁给陈发荣，不是因为真的爱他，而是自己年老色衰，已经无力操持这个行当。金兆丽从良的实质就是从寄生于多个男人转向寄生于一个男人，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陈发荣与旧上海滩一掷千金的富豪相比所显示的家资寒微，时刻提醒金大班年华不再，只能像过期的商品一样做降价处理。从良的结局从根本上宣告了女性通过嫁人获取尊严地位的失败，透过从良这一模式我们深刻地体悟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争取到一份人的尊严，道路却是艰难无比。娟娟，先后成为父亲和柯老雄发泄性欲的工具，遭受非人的蹂躏。时时面对的是疯子母亲和流氓父亲，年仅十五岁就被父亲强奸怀了孕，为逃离父亲的辱骂和邻居的白眼，娟娟弃家而去沦为歌女，最后不堪凌辱，杀死了凶残狠毒的柯老雄。人性的凉风在精神的荒原上无情地吹向瑟瑟发抖的孤恋花，日夜损毁她的肉体和精神。有疯癫母亲先天遗留的罪孽，有被父亲强奸堕胎的后天罪孽，而她身上所背负的最大的罪孽恐怕要属五宝要报仇的灵魂！父权和男权共同损毁了她的灵与肉，她发出用自己的行动发出对社会的控诉。
三、“绝望抗争”的悲凉与无奈
白先勇说过：“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中的痛楚变成文字！”[1]白先勇的每一部小说，我们都能感到作家无奈，悲凉、叹惋繁华不再的悲悯情怀。白先勇笔下的女子无一例外都要陷于命运的桎梏中苦苦挣扎。作者要宣示的是：在残酷的世界中，勇敢面对赤裸孤独的自我，在虚无荒谬的内里实际上具有可贵的反抗性。白先勇在向荒谬的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反抗，钱夫人、尹雪艳、金大班的塑造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绝望”的行动。“灯红酒绿中卖笑卖腰的舞女，心灵流浪臣服金钱的青春，不幸的放逐者，太多沉迷俗世的卑微魂灵，心灵痛楚难以发声的个体。”[2]白先勇直面这些颓败、悲凉、腐朽，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存的不易，用他的人物塑造证明在现世焦虑中的勇气。
参考文献：
[1]赵蕊.论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悲悯意识[D].河北大学 2008。
[2]田敏.孤独者的悲剧化生存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母题[D].山东师范大学 2006。
关键词：女性形象;悲剧命运;反抗
一、被物化的“香艳”丽人
在白先勇的作品中，其特色鲜明的女性形象无疑是一道隽永的风景。如尹雪艳、金大班、钱夫人、黄凤仪、玉卿嫂、娟娟等。白先勇让他笔下的女性往往都能带给人们惊艳的感觉。她们美丽，外表身材大多都是引人注目的，一身锦衣、珠光宝气更是增加她们的亮点。她们魅力，总是引得男人们为之打转，浑身散发诱惑力，甚至具有着吸引人的魔力。她们耀眼，往往都能成为焦点。她们个性，不随波逐流，特别能让人铭记。但是她们的命运并不像她们的容貌那样般的美好。白先勇的小说中，运用较为独特的表现手法，在营造小说境界的时候使用不同的颜色，通过颜色的不同角度对女性的形象进行刻画和幻想，塑造出理想化、悲剧化的女性形象。在《滴仙记》中，白先勇用浓重的红色描绘李彤“惊人”的美丽。每次出场都如同火焰，她的疲惫也是红色的，就连她的名字也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红色渲染了她的艳丽热烈，烘托了她的孤傲痛苦。李彤在秩序的边缘分离抗争，当她背弃了传统女性角色之后，并没有找回属于女性的主体性。在《永远的尹雪艳》中，白先勇用素白的色调来来描绘尹雪艳的形象。白先勇充分调动了白色调刻画尹雪艳高雅、冷艳、阴柔的性格特点。在现代意识中，白色代表纯洁、清爽，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多象征凄凉、悲哀或丧葬。白先勇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往往把女性推向历史的深渊。女性们在现实中的一笑一颦，举手投足，都有各自复杂深邃的历史内容作为现实的注脚。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增强人物身上所赋予的魅力。
二、被“消损”的女性悲剧人生
白先勇笔下的女性都是来源于社会各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基本上选择的都是在乱世中的女性。有受生活所迫的，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有物质条件丰厚，但是婚姻不幸的女性;有生活于社会上层，但精神上遭遇困苦的女性。作者笔下的女性不是选择自杀了结余生的，就是耗尽一生，遍尝人生痛苦默默的老去。通过深入了解作者笔下的人物，就能发现作者在执笔的时候是用心去探索人物的内心深处，将人物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背景下所经历的苦难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将女性人物的形象表现得更加生动。无论是底层女性、舞女、官太太还是其他不同阶层人员，都在他的作品中赋予悲剧性的色彩。玉卿嫂，她一辈子的爱和自我价值都依托在庆生的身上，但是她的感情既极端又疯狂，全身心的投入让庆生感受到的不是爱，是束缚。在这种高压的爱下，庆生只有压抑，才会选择背叛，最终产生悲剧。在这场爱情中，作为天生缺少安全感的玉卿嫂，在面临丈夫的离世，婆婆无尽的为难，社会的现实条件种种磨难下，庆生就是一根救命稻草，是她精神上全部的寄托。女性本是极度敏感的群体，对她们来说，子女、丈夫、家庭就是生活的全部。当这些都失去的时候，女人可能会选择结束生命或者慢慢的老去。但是玉卿嫂在面对背叛的时候，采取的是摧毁自己同时摧毁他人的方式。玉卿嫂才会采取近乎疯狂的举动来证明自己对庆生的爱。
金大班，曾在上海滩红极一时，又在台北夜巴黎呼风唤雨的舞厅大班金兆丽，即将从良告别自己作为舞女的生涯，嫁给橡胶场老板陈发荣做老板娘。回归正常的家庭模式，金兆丽之所以愿意嫁给陈发荣，不是因为真的爱他，而是自己年老色衰，已经无力操持这个行当。金兆丽从良的实质就是从寄生于多个男人转向寄生于一个男人，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陈发荣与旧上海滩一掷千金的富豪相比所显示的家资寒微，时刻提醒金大班年华不再，只能像过期的商品一样做降价处理。从良的结局从根本上宣告了女性通过嫁人获取尊严地位的失败，透过从良这一模式我们深刻地体悟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争取到一份人的尊严，道路却是艰难无比。娟娟，先后成为父亲和柯老雄发泄性欲的工具，遭受非人的蹂躏。时时面对的是疯子母亲和流氓父亲，年仅十五岁就被父亲强奸怀了孕，为逃离父亲的辱骂和邻居的白眼，娟娟弃家而去沦为歌女，最后不堪凌辱，杀死了凶残狠毒的柯老雄。人性的凉风在精神的荒原上无情地吹向瑟瑟发抖的孤恋花，日夜损毁她的肉体和精神。有疯癫母亲先天遗留的罪孽，有被父亲强奸堕胎的后天罪孽，而她身上所背负的最大的罪孽恐怕要属五宝要报仇的灵魂！父权和男权共同损毁了她的灵与肉，她发出用自己的行动发出对社会的控诉。
三、“绝望抗争”的悲凉与无奈
白先勇说过：“我之所以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中的痛楚变成文字！”[1]白先勇的每一部小说，我们都能感到作家无奈，悲凉、叹惋繁华不再的悲悯情怀。白先勇笔下的女子无一例外都要陷于命运的桎梏中苦苦挣扎。作者要宣示的是：在残酷的世界中，勇敢面对赤裸孤独的自我，在虚无荒谬的内里实际上具有可贵的反抗性。白先勇在向荒谬的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反抗，钱夫人、尹雪艳、金大班的塑造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绝望”的行动。“灯红酒绿中卖笑卖腰的舞女，心灵流浪臣服金钱的青春，不幸的放逐者，太多沉迷俗世的卑微魂灵，心灵痛楚难以发声的个体。”[2]白先勇直面这些颓败、悲凉、腐朽，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存的不易，用他的人物塑造证明在现世焦虑中的勇气。
参考文献：
[1]赵蕊.论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悲悯意识[D].河北大学 2008。
[2]田敏.孤独者的悲剧化生存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母题[D].山东师范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