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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合同法理论，在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不被追认的情况下，合同自始归于消灭，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基于合同所为之给付，失去存在依据，应按不当得利予以返还。该给付为财产交付时，发生返还财产的效果。这种通常情况下的法律后果是否也当然的适用于继续性合同，是值得讨论的。继续性合同是指给付具有持续性，随着履行时间增加而给付总量也增加，合同目的的实现以时间持续为必要，主要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合同。在以合伙合同、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为代表的继续性合同中，时间跨度较长，随着时间的经过，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层出不穷，并且当事人一方的给付是无形的劳务或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其全部溯及既往地发生消灭，使受领的当事人负担返还的责任，这不仅有违人之常情，而且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无法达到完全恢复原状的目的。另外，如果认定该合同自始无效，还会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不利于合同公平正义的实现。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对事实合同理论的某一类型合同的确认，将事实合同的处理规则类推适用到继续性合同中，并结合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使继续性合同效力限制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一、事实合同——一种特殊的合同产生方式
传统合同法理论认为，意思表示一致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合同只能依当事人的合意而成立，当意思表示不生效、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所订立的合同亦不具有效力。德国学者 Haupt 教授突破传统合同理论的束缚，认为合同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超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因一定事实过程而成立，当事人的意思如何，在所不问。此种因事实过程而成立的合同，称之为事实合同。事实合同并不是类似合同的法律关系，而是确实具备合同内容的实质内容，其与传统的合同理论不同之处只是成立的方式不同而已，跨越了合同订立程序中的“要约—承诺”这一过程。同时，在发生法律纠纷后，法律完全可以忽略当事人间一致或不一致的意思表示，只需注重事实上的一致即可，并出于对公平原则的遵循、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对公序良俗的遵守、对公共政策的考量等，直接援引法律规定或类推适用传统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给予当事人救济。
二、事实合同理论与目的性限缩的结合
（一）事实合同理论与继续性合同
按照 Haupt 教授的观点，这种因事实行为而成立的合同关系，很难将其纳入统一的法律要件之下，只能按照其反映的不同典型情况，依照其构成要素，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基于社会接触、基于纳入团体关系和基于社会给付义务而生的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其中第二种基于团体关系而产生的事实上合同关系可以确认为是一种继续性合同，通过对这种事实合同类型的处理规则的考察，我们可以找到对这一类继续性合同效力限制的解决方法。
基于团体关系而产生的事实合同，主要是事实上的合伙合同和劳动合同。合伙或劳动合同在实施或履行之后，始发现其有无效的事由或者有瑕疵被撤销时，如果适用自始无效的原则，当事人应该按照不当得利的规定，负返还义务，势必造成复杂繁琐的后果。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之前，合伙的共同事业若已实施，或劳务已为一部或全部之给付，无论在内部或外部均已发生了复杂的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实际上是业已存在的事实，在法律上不能视若无睹。所以，基于此事实，应该限制此类合同无效或撤销，使其仅能向后发生溯及效力。
（二）目的性限缩的引用——法律解释的继续
有了事实合同理论提供的解决路径，继续性合同在司法规则的运用上，还是无法与传统合同法理论的相关规则顺利衔接。因为，《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合同的效力问题做出了统一的规定，而没有对继续性合同做出例外的说明。所以此时，有必要对相应的法律条款进行补充。这种补充，实质上是一种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探求立法意旨，并确认（或寻找）妥当的规范。而最适合继续性合同的补充方法，则应属目的性限缩的方法。
所谓目的性限缩，指“依法律条文之文义应涵盖某一案型，但依立法目的本不应包含此案型，系由于立法者的疏忽而未将其排除在外，于是为贯彻规范意旨，乃将该案型排除在该法律条文适用范围之外。”目的性限缩的方法针对的是一种法律上隐藏的漏洞，填补这种漏洞的最好方法就是添加符合规范意旨要求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字义过宽而适用范围过大的法定规则将被限缩，从而将不符合规范意旨的部分予以剔除。
传统合同法理论对合同效力做出了统一的规定，依照法律的目的，应该予以限制。因为《合同法》等相关民事立法的构建，皆是以一时性合同为参照，而没有考虑到继续性合同的应用。所以通过目的性限缩方法，将《合同法》中合同效力的规定限制在一时性合同中，将继续性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的效力范围，限缩在将来发生。这样，就为传统合同法理论中的法律漏洞进行了法律补充，给继续性合同的效力限制合法化找到了连接点，实现了继续性合同与传统合同法理论的协调。
综上，在我国的传统合同法理论中，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不被追认的法律后果，并未排斥继续性合同的适用。在对于合伙合同、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关系的无效方面，借助事实合同关系理论，结合目的性限缩方法，并作为“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一种情形，作为事实合同关系，依合同规范处理。
（作者单位：通达商标服务中心）
一、事实合同——一种特殊的合同产生方式
传统合同法理论认为，意思表示一致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合同只能依当事人的合意而成立，当意思表示不生效、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所订立的合同亦不具有效力。德国学者 Haupt 教授突破传统合同理论的束缚，认为合同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超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因一定事实过程而成立，当事人的意思如何，在所不问。此种因事实过程而成立的合同，称之为事实合同。事实合同并不是类似合同的法律关系，而是确实具备合同内容的实质内容，其与传统的合同理论不同之处只是成立的方式不同而已，跨越了合同订立程序中的“要约—承诺”这一过程。同时，在发生法律纠纷后，法律完全可以忽略当事人间一致或不一致的意思表示，只需注重事实上的一致即可，并出于对公平原则的遵循、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对公序良俗的遵守、对公共政策的考量等，直接援引法律规定或类推适用传统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给予当事人救济。
二、事实合同理论与目的性限缩的结合
（一）事实合同理论与继续性合同
按照 Haupt 教授的观点，这种因事实行为而成立的合同关系，很难将其纳入统一的法律要件之下，只能按照其反映的不同典型情况，依照其构成要素，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基于社会接触、基于纳入团体关系和基于社会给付义务而生的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其中第二种基于团体关系而产生的事实上合同关系可以确认为是一种继续性合同，通过对这种事实合同类型的处理规则的考察，我们可以找到对这一类继续性合同效力限制的解决方法。
基于团体关系而产生的事实合同，主要是事实上的合伙合同和劳动合同。合伙或劳动合同在实施或履行之后，始发现其有无效的事由或者有瑕疵被撤销时，如果适用自始无效的原则，当事人应该按照不当得利的规定，负返还义务，势必造成复杂繁琐的后果。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之前，合伙的共同事业若已实施，或劳务已为一部或全部之给付，无论在内部或外部均已发生了复杂的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实际上是业已存在的事实，在法律上不能视若无睹。所以，基于此事实，应该限制此类合同无效或撤销，使其仅能向后发生溯及效力。
（二）目的性限缩的引用——法律解释的继续
有了事实合同理论提供的解决路径，继续性合同在司法规则的运用上，还是无法与传统合同法理论的相关规则顺利衔接。因为，《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合同的效力问题做出了统一的规定，而没有对继续性合同做出例外的说明。所以此时，有必要对相应的法律条款进行补充。这种补充，实质上是一种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探求立法意旨，并确认（或寻找）妥当的规范。而最适合继续性合同的补充方法，则应属目的性限缩的方法。
所谓目的性限缩，指“依法律条文之文义应涵盖某一案型，但依立法目的本不应包含此案型，系由于立法者的疏忽而未将其排除在外，于是为贯彻规范意旨，乃将该案型排除在该法律条文适用范围之外。”目的性限缩的方法针对的是一种法律上隐藏的漏洞，填补这种漏洞的最好方法就是添加符合规范意旨要求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字义过宽而适用范围过大的法定规则将被限缩，从而将不符合规范意旨的部分予以剔除。
传统合同法理论对合同效力做出了统一的规定，依照法律的目的，应该予以限制。因为《合同法》等相关民事立法的构建，皆是以一时性合同为参照，而没有考虑到继续性合同的应用。所以通过目的性限缩方法，将《合同法》中合同效力的规定限制在一时性合同中，将继续性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的效力范围，限缩在将来发生。这样，就为传统合同法理论中的法律漏洞进行了法律补充，给继续性合同的效力限制合法化找到了连接点，实现了继续性合同与传统合同法理论的协调。
综上，在我国的传统合同法理论中，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不被追认的法律后果，并未排斥继续性合同的适用。在对于合伙合同、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关系的无效方面，借助事实合同关系理论，结合目的性限缩方法，并作为“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一种情形，作为事实合同关系，依合同规范处理。
（作者单位：通达商标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