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大国海盗》、《辛亥：计划外革命》等。
　　
　　史学界来了个生意人
　　
　　雪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迈入大学校园，时值改革开放的激情岁月，带着使命感与浪漫，毕业后他回到老家。然而，在最基层的单位，却遭遇了困境：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所有人都有不满，在种种利益的纠结下，善治的推行竟如此艰难。表面上看，每个个体都善良且向上，都具有理性，可组合在一起，却如此盲目，甚至明知走在错路上，也不愿改变。在“民意”、“正义”等大词的装点下，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理由，都是那么的豪气干云，然而，当共同的悲剧降临时，究竟谁该负责呢？难道这一切，只是命中注定？离开了机关，雪珥下海经商、当被告、在澳洲洋插队、成了太平绅士……但曾经的困扰萦绕不去，热爱研究历史的雪珥选择了晚清政改作为其思考的开端。
　　“历史拾荒者”雪珥进入这个领域时，国内清末变革的研究状况是这样：史家往往以“皇族内阁”的骗局和闹剧作为结论，论证的过程充满了荒诞气氛。雪珥自2009年萌发了撰写“石头记”（摸着石头过河，喻改革之意）的梦想，至今已撰写出晚清变革三部曲。当《绝版恭亲王》、《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在国内相继出版后，颠覆了许多人的观念。有人说，他“美化”了昏庸的晚清，一个血腥腐败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全面变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也有人说，他的书比教科书更加可靠。因为谁也无法否定，雪珥的研究横跨整个时代横切面，著作中不仅引述了大量被国内史学界忽略的国外文献资料，还有当年大量震撼人心的图片。
　　由于长久浸淫在单一的历史叙述之中，国人对晚清的印象更多的是老迈与麻木，但在雪珥笔下，这个时期却风云激荡。可惜的是，一番又一番嘹亮的口号，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失败。雪珥难以理解的是：难道这种种挫折，仅仅是因为出了几个坏人，仅仅是因为少数人犯了错误？这一切，真的没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多研究些问题
　　
　　雪珥写史，抱持：以“人性”为中心，以“利益”与“权衡”为基本点，不倾向任何“主义”，只研究各种“问题”。利益是外在的砝码与动力，权衡是内在的行为与抉择。
　　众人皆知，任何变革，最重要的是警惕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才是变革最凶恶的敌人。皇权、绅权、民权，其实是三方博弈，其中的枢纽是绅权。在雪珥笔下的晚清变革中，绅权绑架了民权，将自己打扮成民权的代表，最终导致皇权失控，民权最后也没有伸张。
　　就拿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四川保路运动为例，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发生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200多万两资金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他们这个损失。四川公司和中央谈不拢，就骂中央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之革命党趁机捣乱，中央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武昌空虚，起义成功。
　　结合康梁和孙中山等人在海外的所作所为，雪珥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在野者永远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执政者描绘成魔鬼，这是一种夺权的策略需要；同样的，后世的执政者也永远把前代的执政者妖魔化，以便证明自己是伟大的、正确的。自晚清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等待着时机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永远正确了。指点江山太容易了，关键是怎么做。唾沫横飞的批判者并不当家，其实并不关心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务在他看来，无非是将当家人赶下来取而代之的“投枪和匕首”而已。
　　中国是个大国，而变革是一种利益调整，因此，在变革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体系来支撑。雪珥认为，实现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一是稳定，在稳定状态下尚且不容易达成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在动荡中达成的。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还得靠变革，靠建设。
　　
　　告别革命
　　
　　晚清制度变革是必须的，关键在怎么改。任何变革，都应循序渐进，可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却沉浸在浮躁情绪中，认为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时间长、见效慢，想在制度建设上强行超车，完全不顾基础。戊戌变法时，皇帝和杨锐等四个小秘书（即“四小章京”）一下子推出了100多件诏书，很多是将日本文件翻译过来一发布，就算改革了。这样强行推动的体制改革，将张之洞、刘揆一等改革的操盘手都推到对立面上，怎么可能成功？这种浮躁心态愈演愈烈，到最后，清政府提出准备立宪期为9年，被一致批评为“假宪政”，只好改成6年，可日本宪政改革的准备期却是30年。
　　雪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应给群众以幻觉，不能忽视改革的难度。用几个口号调动起人们的激情很容易，但解决问题是另一回事。雪珥将国家比作一家公司，“革命”只能解决所有权的问题，不能解决经营权的问题，必须将经营权的问题和所有权的问题分开来看，不能一锅饭没煮熟，就把锅给砸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亨廷顿说过，变革的关键在于有效行使权力，但在晚清变革中，绅权却绑架了民权，导致皇权失控，其实变革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官绅却操控着实际的行政权，为一己之私，他们不惜上下拨弄，最终造成了大分裂。所以说“清亡于地方分离”，如果在变革时能加大集权，可能会少走弯路。不过，这个集权未必是中央集权，像日本变革，集权于议会，最终取得了成功。
　　清代的放权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市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咨议局，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咨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出现矛盾。而当时中央政府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场上混到总督巡抚，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权力越来越分散。
　　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改革措施如何推进?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于是雪珥得出一个结论：晚清的改革失败，不是太慢而是太快了，最终导致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