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史上，画得好的艺术家不在少数，但作品与癖好都能让人眼前一亮、啧啧称奇的为数不多，倪瓒便是其中一个。
　　艺术上，倪瓒是“元四家”之一，重笔墨意趣，画风凄清冷寂、萧条淡泊;交友上，他清高孤傲，标准苛刻;生活上，他还有重度洁癖——关于倪瓒的所有史料，都无一例外提到了这一点。
　　近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话画——说明卡片探索记”展览，展出了倪瓒作品及文徵明、沈周、王鉴等仿倪瓒风格绘画七件。初夏时节，看一场洁癖患者的极简风展览，神游在倪瓒构造的近于空灵的世界中，再适合不过了。

将元代文人画推向巅峰

　　纵观整个元代，备受冷落的科举制度断了不少文人的入仕之路，那个时期的文人画普遍表现出或静穆凄寥或出世超逸的风格。元初，赵孟頫画中的马儿不是被人牵着，就是被缰绳困在马厩旁，表达了被束缚的压抑心境;在赵孟頫的弟子黄公望的笔下，则是山水层层叠叠，笔法苍浑，以景寓情，平淡天真;到了元末倪瓒，画中的人没了，马没了，连盎然绿意都鲜有，唯见荒寒空寂、淡远苍茫。
　　简约疏淡的画风源于“学古”。倪瓒出生时，倪家已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家中书楼“清閟（音同闭）阁”就有三层，藏经、史、子、集、佛经、道籍千余卷，还藏有董源《潇湘图》、李成《茂林远岫图》、荆浩《秋山图》、米芾《海岳庵图》等历朝名家真迹。倪瓒从小泡在书楼，潜心临摹，受五代绘画大师董源影响最大，学他的青绿设色、古朴典雅。
　　正因如此，倪瓒早期的画呈现出清新宁静、自然恬适的精神风貌。《秋林野兴图》（1339年）是倪瓒现存最早的画作。他用董源的树石技法，勾勒茅草亭一间，亭内一人面向河流，一旁侍立一童子，河对岸绘有淡墨山坡，与近处沉墨陡壁相呼应。这是倪瓒存世作品中唯一的“人物画”。这一时期的另一幅作品《水竹居圖》（1343年）设浅青绿，峰峦下树木葱郁，茅草屋后竹林摇曳，这样的闲适生活大概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
　　真正开创独立画风，是在倪瓒艺术创作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他44岁到67岁之间。其时正值元末战乱，倪瓒卖了田宅，携眷浪迹于太湖一带，每日看着清远景色，心中无限哀愁，落于笔下，便是萧索寂寥的荒山瘦水。
　　现在看来，倪瓒这一时期的画作开始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画中只有空荡荡的孤亭与枯木，无一人身影。二是开始采用“一河两岸三段式布局”，在本就荒芜的景色中，以留白方式“画”湖水，令人一眼望去更孤凉幽怨。倪瓒以极冷心态观照现实，描绘出一个个“水不流花不开”的寂寥世界。为了让画面干净，他甚至不在画中盖章。现存倪瓒作品中的红印，大多是乾隆皇帝戳下的。
　　倪瓒晚年时，明朝初建，他依然过着风雨飘摇、居无定所的生活，但随年月增长，对世事的看法旷达起来，心境由悲凉转向淡然。创作进入第三阶段，画风返璞归真，变得愈发朴素天真。1371年，倪瓒70岁时创作《虞山林壑图》，他在水中添了一组杂树，远处山峰也比以前繁密茂盛，整个画面多了雄劲之感。此次台北故宫展出的《容膝斋图》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倪瓒用寥寥数笔画江南春景，将淡远苍茫表现得淋漓尽致。
　　3个时期的倪瓒各有特点，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中后期的山水画。如今的艺术史学家们总结：元代时文人画得到空前发展，将其推向巅峰的，正是倪瓒。
　　从唐至宋，中国山水画大体是勾勒填色，偏重平面化，尤其北宋时期画工琐细。从元初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不求形似的笔意充满文人气韵。而到了倪瓒，构图更简约，意境更清冷。“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在倪瓒看来，画画并不为了描摹刻绘、还原景物，而是用来直抒胸臆、自娱自乐的爱好与消遣。

　　倪瓒之后，疏淡画风成为明清大师追逐的对象。董其昌、石涛的画作，从精神到体式皆以倪瓒为法。八大山人笔简意赅、构图空阔，画中也不难发现与倪瓒如出一辙的孤傲落寞。

艺坛“全能王”

　　倪瓒爱在画中题字，他的一部分书法作品是随画一同流传下来的。在那幅古意尚存的《秋林野兴图》中，38岁的倪瓒在画面左上方题款，字写得规矩谨慎、秀丽整饬，有唐小楷风貌。可见倪瓒写字与作画一样，也是从仿古人学起的。
　　到了中年，倪瓒艺术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他的书风随画风一同向成熟过渡，更加随心所欲。《溪山图》（1364年）、《枫落吴江图》（1366年）中的题跋开始参以行书，笔墨间多了不屈与倔强。晚年的倪瓒用笔更率意简逸，彻底生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他73岁那年作《修竹图轴》，题跋中不少字笔画减省，字形则大小随意，自然挥洒成行，“不失晋人矩，有林下风”。
　　倪瓒的传世书作不少，《三印帖》《月初发舟帖》《客居诗帖》《寄陈惟寅诗卷》《与率度札》《与良常诗翰》《与慎独二简》《杂诗帖》都是代表。董其昌推崇倪瓒的书法，“米痴（米芾）后一人而已”。董其昌本人“外秀内锋”的字体中就有倪瓒的影子。 　　自古以来，艺术家们吟诗交友，倪瓒也爱好写诗填词，他的存世作品，除了书画，还有119首诗词。
　　其中不乏颇具闲情逸致的小品。“政喜秋生研席凉，卷帘微露净衣裳，林扉洞户发新兴，翠雨黄云笼远床……”
　　战乱中家道中落，经济日渐窘迫，他怀着忧伤的情绪，自作《述怀》：“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今名。”
　　元朝覆灭，国破家亡，他感慨物是人非：“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漂泊半生，行至荒村，满目萧条，他写道：“踽踽荒村客，悠悠远道情。竹梧秋雨碧，荷芰晚波明。穴鼠能人拱，池鹅类鹤鸣。萧条阮遥集，几屐了余生？”
　　有人问他：为何画中无一人，他答曰：“侯门深何须刺谒，白云自可怡悦。到如今世事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倪瓒的才情还不止于此。据考证，苏州四大园林之一的狮子林也是在他的“参与”下修缮完成的。

　　去世前一年，倪瓒绘《狮子林图》，画中有峰、有池、有竹、有松，还原了一座苏州园林的别致风景。400多年后，乾隆偶得这幅《狮子林图》，藏于内府，视作珍宝。1757年，对“狮子林”心心念念的乾隆亲自来到江南，按照图中布局与诗文题写四处寻访，找到了倪瓒画中的园林，一时感慨无限。此后，乾隆命人照倪瓒的“图纸”进行修缮。再下江南，每到苏州，他都一定会来到狮子林游览休憩，祭奠这位“园林绘图师”。

身心俱“洁”的艺术大家

　　无论画、书、诗，倪瓒的艺术成就与战乱动荡的时代不无关系。不得不说，艺术家个人身世的不幸，很多时候反而会成就艺术史上的大幸。
　　而倪瓒的孤傲，在他自小清高的品性中便已初见端倪。倪瓒从小自称“懒瓒”，亦号“倪迂”，他不问政治，不打理家事，是个浸淫在书画里的一等“富贵闲人”。
　　生活中，他留下了众多洁癖趣闻。史料记载，倪瓒“盥濯不离手”，不管去哪儿，都需要一个仆人端着装有水的洗手盘，整天跟在自己身后。倪瓒爱饮茶，仆人打回来的水，他只喝前桶，因为后桶水恐怕已经被仆人放的屁污染了。他家的“香厕”仿佛空中楼阁，用香木搭好，下面填土，中层铺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不闻有秽气也”。门口的梧桐树倪瓒也嫌脏，他一得空就搬把椅子端坐树前，监督仆人一遍遍清洗。结果梧桐树死了好几棵，但倪瓒乐此不疲，还专门写了一首《洗桐诗》。
　　关于倪瓒的重度洁癖，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仇英画的《倪瓒像》。倪瓒坐在榻上，身旁两童子，一个提着水壶，一个手持扫帚——在主人监督下，正忙着大扫除。
　　与人交往中，倪瓒的洁癖与清高更是无人能及。倪瓒曾与诗人杨维桢交往很深。两人一同喝酒，杨维桢一时兴起，用歌姬的鞋斟酒，素有洁癖的倪瓒“深恶之”，因此与之绝交。另有一次，宋皇室后裔赵行恕前来做客，倪瓒取出珍藏的白石茶，却得到了他的“差评”。倪瓒不忍自己的茶受辱，怼了回去：“吾以子为王孙，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风味，真俗物也。”更夸张的是，倪瓒还有间名为“雪卢”的会客室，屋外的砖瓦墙垣、屋里的地板家具都是白色的，有客人到来，需换上全新的白衣白鞋才能入内。
　　真正与倪瓒志趣相投的好友也不乏其人，比他大32岁的黄公望便是其一。倪瓒在《六君子图》中题语：“大痴老师见之必大笑也”，黄公望绘《江山胜览图》长卷，题“惟云林（倪瓒别号）能赏其处为知已”，可见两人情交至深。“元四家”中的另一人王蒙，和倪瓒差不多大。两人各自的画作上，时有对方的题辞，有的甚至一跋再跋。比如王蒙题《云林春霁图》，“仆别云林已及二年”——两年未见，不胜怅惘啊！
　　这样品性的倪瓒，自然一生淡泊。元末起兵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曾派人送上金币请倪瓒作画，他当场撕了绢纸。朱元璋建立明朝时，鉴于倪瓒的聲望，招他进京入职，倪瓒坚决不赴，回了一句：只傍清水不染尘。挚友王蒙出仕为官，倪瓒还劝他归隐， 安贫乐道。“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岂能狗苟蝇营，向权势低头？
　　一生追求“一尘不染”的倪瓒，下笔纯粹干净，流露出不食人间烟火的孤傲。明代时，江南人以“有无倪瓒收藏”来分雅俗。到了近代，傅抱石在1943年创作《洗桐图》，以倪瓒孤傲清高的性格来表达自己拒与日寇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可见，数百年后，人们依然热爱倪瓒字画的极简风格，更推崇他笔墨之间的文人风骨。家、诗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并称“元四家”，存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容膝斋图》等。近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话画——说明卡片探索记”展览，展出了倪瓒作品及文徵明、沈周、王鉴等仿倪瓒风格绘画七件。
　　倪瓒（1301年-1374年）江苏无锡人，元末明初画家、诗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并称“元四家”，存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容膝斋图》等。近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话画——说明卡片探索记”展览，展出了倪瓒作品及文徵明、沈周、王鉴等仿倪瓒风格绘画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