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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012年度北京市中小学生网络生活方式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在北京发布。作为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大课题《学生网络生活方式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蓝皮书的发布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近日，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黄荣怀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并就学生的网络学习方式以及过度上网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 者：作为课题组负责人，请您谈谈为什么课题组会关注北京市中小学生的网络生活方式？
黄荣怀：青少年作为在网络和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他们使用网络更加深入、接触内容更加丰富、使用过程更加自主。人们普遍认为，网络的普及使青少年的休闲方式、娱乐方式、交流方式与家校沟通方式等发生明显变化，但给课堂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带来的变化并不像预期的那么显著。
北京市中小学生触网的深度与广度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为了解网络对北京学生是否产生了负面影响，课题组成员从2002年起就对北京学生网络成瘾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有不少被家长认为已经“网络成瘾”的孩子，实际并没有达到网络成瘾的程度，且北京学生网络成瘾的比例远远低于过往媒体报道的数据。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我们还意识到，仅仅关注网络带给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还远远不够，应该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学生的网络生活方式，掌握其内在规律，帮助教师、家长、学校和社会全面了解学生，进而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鉴于此，我们承担了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大课题《学生网络生活方式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并将单纯的学生“网络成瘾”调查扩展为对整个“网络生活方式”的调查，从学生的学习方式、网络素养、网络过度使用、家校沟通以及网络闲暇五个相互联系的维度全面展开。我们认为，这项历时两年的研究不仅对促进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北京市乃至全国出台相关教育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致力于优化学习环境 催生学习方式的变革
记 者：我注意到，蓝皮书中关于学生利用网络开展学习的调研做得非常细，不仅有学生在校的上机时间等数据，也涉及了利用网络做作业比例等问题。如今可汗学院和网络视频公开课非常火，国外有媒体称其可能带来教育的革命。课题组是否也想借此研究我国学生网上学习的发展趋势呢？
黄荣怀：是的，这是我们课题研究的重点。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交流方式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信息技术的关系。在我们所完成的其他调查结果发现，一部分学生因为家里有很好的条件，使得他们上网时间比较多，但他仍会喜欢“一对一”的家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的是这种家教的内容和方式，这更符合“数字一代”的特征。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学生，尽管有使用网络的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如学生自己怕沉迷于网络，或者是家长在约束，导致他们很少用网络，这部分学生就似乎不具备数字一代的特征。我们分析了这两组学生的学习特征后，发现现在学生（特别是具有数字一代典型特征的学生）期望的学习方式与现在学校所能提供的学习方式存在较大“鸿沟”。如何弥合这些“鸿沟”恰恰就是当前教育改革必须重点关注的。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同意这种观点。那么如何变革“传统的”教学方式以适应数字一代新型学习方式的诉求，是接下来我们所要研究的事情。
利用美国可汗学院提供的网络教学视频实施“翻转课堂”是学生网上学习的典型形式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为学习方式一定是多样的，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学生，乃至不同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与其匹配的学习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目前也有一些学校在开展“翻转课堂”的实验，值得尝试，但适应面有限。在大陆地区，像“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实验”、“攀登英语”等项目的实验区规模比它大得多，它们所带来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也值得大家关注。
可汗学院的“翻转课堂”，作为众多学习方式创新项目之一，给教育系统带来的冲击不仅是理念上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一定示范性的。因为它确实颠覆了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对整个教育来说，可以称之为一种适应数字一代学生的教育变革。作为教育目标，国际上更多地关注学生的21世纪技能，即学习与创新技能（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创造与革新能力）、数字素养技能（信息素养、媒体素养、信息与通信技术素养）、职业和生活技能（活性与适应能力、主动性与自我导向、社交与跨文化交流能力、高效的生产力、责任感、领导力等）。那么，21世纪技能到底应该怎么去培养？作为代表未来方向的教育理念，它如何与教育教学过程结合起来，如何与课程标准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记 者：美国《2010年国家教育技术行动计划》指出，教育应该借鉴企业的经验，进行技术支持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进化式的修修补补。我们知道，企业信息化中有一个流行的概念是流程再造。在您看来，教育系统是否需要像企业那样进行流程再造？
黄荣怀：“流程再造”适合的情境是该领域里有很明显的流程，甚至相对稳定的、业务相对单一的工作流。比如说生产线，生产iPhone、iPad和iPad mini的生产线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再造一个流程。在企业中，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都有一个工作流，但教育不存在单一的流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不适合进行流程再造。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变革，其实质是变革教育教学过程和优化教育教学环境，面对数字一代，环境的优化不亚于教学过程的改革。换句话说，学生应该把学习当作自己的事儿。学校或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搭建的环境应尽可能地去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使他们更轻松、更投入、更有效地学习。这样的环境就是智慧的学习环境。举个例子来说，数字化设备进入传统教室之后，只是把这个“物种”放进去了，但它并没有真正跟教师、学生以及整个教室有机地关联起来。怎样优化环境，使教室中的这些要素关联到一起以促进学生学习，这是有规律的，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还有一个例子是北京正在建设的“北京数字学校”。远郊区的学生原本是得不到城里优质的教学资源的，但现在只要上网就可以轻松获得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区域教育环境的优化，它改变的是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所以，我们研究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学习方式的变革，二是智慧学习环境。目前，我们正在发起一个关于智慧学习环境的国际协会，还在创办一本英文杂志《Journal Of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国际上很多专家都在进行相关研究，这是一个促进交流和协同研究的平台。可以说，我们在这些研究领域跟国际上是同步的。 应正确认识和应对学生过度用网
记 者：今年1月，CNNIC发布了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手机网民数量为4.2亿，年增长率达18.1%，另外，在网吧、学校机房等场所接入互联网的网民比例大幅下降，而在家中接入互联网的比例继续走高，达到91.7%。这些数据在此次发布的蓝皮书中也均有体现，而且蓝皮书指出，学生将50%以上的假期或课余时间用来上网和看电视。在您看来，这反映了学生网络生活的哪些趋势？对学生将产生哪些影响？作为学校、家长和社会，该如何应对？
黄荣怀：这些调查数据说明，学生有了更多的获取信息以及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可能家长担心的是，学生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网上以后，会不会影响学习。家长有些担心是对的，但从我们调查的数据来看，实际情况倒没有那么严重，网络对学生的负面影响还不是很大，而是正面的更多一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作为教师也好，家长也好，怎样去真正地了解青少年一代，跟他们去交心，建立心灵间的沟通，这才是我们成年人真正值得关注的。无论是学生网络上的学习方式，还是他们在网络中的沟通方式，我认为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这些方面是特别需要加强关注和引导的。我们的课题下一步可能会涉及这些方面的研究。
记 者：从2008年起，国内兴起了针对儿童开发的网络社区，如淘米网、奥比岛等。有数据显示，学生会把很多时间投入其中。您又是如何看待儿童互联网产业呢？
黄荣怀：网络实际上是把更多的人连接到一起，增加了人的交互方式。有一些网络社区把孩子们关联到一起，当然不完全是基于网络的，还包括一些线下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不是坏事，因为这拓展了孩子们的活动与交往空间。这对教育信息化倡导的“三通两平台”中的“人人通”，从另一种意义上给了一些注解。对孩子来说，这倒没有什么害处。但关键的问题是，诸多的儿童互联网企业能否提供那些积极向上，促进儿童成长的内容供学生浏览，有些对少儿不宜的东西能否得到妥善地处理与解决。另外，儿童上网不能过度，无论是从身体的还是态度的，都要防止这种倾向。线上、线下的活动能够结合在一起比较好，不能单一地、长时间地上网，一个人“猫”在计算机前面。那样的话，就很危险。
记 者：如何区分学生是否过度上网呢？蓝皮书里以两个小时作为分界线，台湾有一个类似的调查也是如此。这是有特别的规定吗？
黄荣怀：对于上网是否过度的判断，时间并不是唯一的依据。单纯从花的时间、做的事情层面来说是很难判断的，时间只是一个初选指标。如果上网，肯定有一个区分度，所以到底是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直接的依据就在于，孩子的身心是否有变化，是否真的离不开网络且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了。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有的学生上网时间偶尔达到三四个小时以上，但综合对其身心发展影响的分析，没有将其界定为过度上网，也是这个原因。
记 者：大量社会媒体对蓝皮书的报道都提到学生过度用网的比例仅为1.4%。这个结论跟以前媒体报道的似乎不太一样。前几年，当人们谈及学生网络生活，焦点是网瘾、网络游戏，大家“谈网色变”。通过发布蓝皮书，课题组想向社会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黄荣怀：我们是严格按照抽样的方式来选取调查样本的。其实，我们早在2006年底就在朝阳区对近8000名职业高中学生的用网情况进行过调查。那次调查具有普查性质，其结论是有2%的学生过度用网，17.6%的学生趋于过度用网，与这次调查的比例很接近。与之前媒体报道的关于学生过度用网的比例相比，我认为我们调查的结果更确切些。
我想说，我们更应该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不要很轻易地将谁定性为“网络成瘾”者，更不应该夸大这一现象。某个学生从上网开始，发展到呈现“病态”的症状，那一定是长期形成的，而且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应因其痴迷于上网而掩盖了对其他深层次问题的剖析。即便学生有了这种倾向，那也毕竟只是停留在心理现象和行为习惯层面，我们不太主张过早地去定性为所谓的“网络成瘾”。定性过早会给该学生及身边的人群，特别是家长一种暗示，容易强化这种倾向。我们期望社会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北京的家庭比较尊重孩子的意愿，有接近一半（40%）的家长告诉孩子只要把作业做完，就允许他去做自己的事情，严格限制孩子的少。我觉得北京的家长尽管很关心其孩子的在校学习成绩，但在促进孩子全面发展方面做得非常好。
数据背后仍需深入研究和分析
记 者：课题组有计划在其他省市也做这项调查吗？接下来，课题组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黄荣怀：暂时还没有，也许以后会考虑做类似的工作。在外地做调查关键是严格按抽样方式获取数据的成本太高。在北京做调查的好处是，北京市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非常支持，各个区县和学校非常配合。另外，北京的城乡差距跟全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换句话说，远郊区县的情况跟全国不发达地区差不多，而中心城区是非常现代化的。因此，我们的调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蓝皮书发布后，北京市教委非常重视，课题组计划将这项调查作为常规性工作，以后每年都会发布相关的数据。我们接下来要到各个区县和样本采样校，做一些深度访谈。因为数据上发现的问题还是表面的，背后真正的东西是什么，还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和分析。就以家校联系来说，可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多的，可以用短信沟通互动，也可以开家长会，此外，还有很多网上的平台，但通过调查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数据。对数据做进一步深层次的分析，才能发现问题真正在哪里，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些深层次的研究，这将会持续大概一年的时间。在做这些研究的同时，课题组又会启动新一轮的调研，滚动起来做这项工作。
我们还将建设一个网站，并开发一些课程，为学校开展网络德育工作提供支持，培养学生的网络伦理和网络道德，培养他们在网络中保护自己的意识与能力。在学习方式上，也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研究，这可能会触及课程改革，当然也会有类似“北京数字学校”的相关项目延伸出来。
记 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记 者：作为课题组负责人，请您谈谈为什么课题组会关注北京市中小学生的网络生活方式？
黄荣怀：青少年作为在网络和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他们使用网络更加深入、接触内容更加丰富、使用过程更加自主。人们普遍认为，网络的普及使青少年的休闲方式、娱乐方式、交流方式与家校沟通方式等发生明显变化，但给课堂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带来的变化并不像预期的那么显著。
北京市中小学生触网的深度与广度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为了解网络对北京学生是否产生了负面影响，课题组成员从2002年起就对北京学生网络成瘾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有不少被家长认为已经“网络成瘾”的孩子，实际并没有达到网络成瘾的程度，且北京学生网络成瘾的比例远远低于过往媒体报道的数据。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我们还意识到，仅仅关注网络带给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还远远不够，应该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学生的网络生活方式，掌握其内在规律，帮助教师、家长、学校和社会全面了解学生，进而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鉴于此，我们承担了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大课题《学生网络生活方式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并将单纯的学生“网络成瘾”调查扩展为对整个“网络生活方式”的调查，从学生的学习方式、网络素养、网络过度使用、家校沟通以及网络闲暇五个相互联系的维度全面展开。我们认为，这项历时两年的研究不仅对促进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北京市乃至全国出台相关教育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致力于优化学习环境 催生学习方式的变革
记 者：我注意到，蓝皮书中关于学生利用网络开展学习的调研做得非常细，不仅有学生在校的上机时间等数据，也涉及了利用网络做作业比例等问题。如今可汗学院和网络视频公开课非常火，国外有媒体称其可能带来教育的革命。课题组是否也想借此研究我国学生网上学习的发展趋势呢？
黄荣怀：是的，这是我们课题研究的重点。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交流方式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信息技术的关系。在我们所完成的其他调查结果发现，一部分学生因为家里有很好的条件，使得他们上网时间比较多，但他仍会喜欢“一对一”的家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的是这种家教的内容和方式，这更符合“数字一代”的特征。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学生，尽管有使用网络的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如学生自己怕沉迷于网络，或者是家长在约束，导致他们很少用网络，这部分学生就似乎不具备数字一代的特征。我们分析了这两组学生的学习特征后，发现现在学生（特别是具有数字一代典型特征的学生）期望的学习方式与现在学校所能提供的学习方式存在较大“鸿沟”。如何弥合这些“鸿沟”恰恰就是当前教育改革必须重点关注的。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同意这种观点。那么如何变革“传统的”教学方式以适应数字一代新型学习方式的诉求，是接下来我们所要研究的事情。
利用美国可汗学院提供的网络教学视频实施“翻转课堂”是学生网上学习的典型形式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为学习方式一定是多样的，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学生，乃至不同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与其匹配的学习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目前也有一些学校在开展“翻转课堂”的实验，值得尝试，但适应面有限。在大陆地区，像“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实验”、“攀登英语”等项目的实验区规模比它大得多，它们所带来的学习方式的转变也值得大家关注。
可汗学院的“翻转课堂”，作为众多学习方式创新项目之一，给教育系统带来的冲击不仅是理念上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一定示范性的。因为它确实颠覆了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对整个教育来说，可以称之为一种适应数字一代学生的教育变革。作为教育目标，国际上更多地关注学生的21世纪技能，即学习与创新技能（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创造与革新能力）、数字素养技能（信息素养、媒体素养、信息与通信技术素养）、职业和生活技能（活性与适应能力、主动性与自我导向、社交与跨文化交流能力、高效的生产力、责任感、领导力等）。那么，21世纪技能到底应该怎么去培养？作为代表未来方向的教育理念，它如何与教育教学过程结合起来，如何与课程标准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记 者：美国《2010年国家教育技术行动计划》指出，教育应该借鉴企业的经验，进行技术支持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进化式的修修补补。我们知道，企业信息化中有一个流行的概念是流程再造。在您看来，教育系统是否需要像企业那样进行流程再造？
黄荣怀：“流程再造”适合的情境是该领域里有很明显的流程，甚至相对稳定的、业务相对单一的工作流。比如说生产线，生产iPhone、iPad和iPad mini的生产线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再造一个流程。在企业中，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都有一个工作流，但教育不存在单一的流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不适合进行流程再造。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变革，其实质是变革教育教学过程和优化教育教学环境，面对数字一代，环境的优化不亚于教学过程的改革。换句话说，学生应该把学习当作自己的事儿。学校或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搭建的环境应尽可能地去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使他们更轻松、更投入、更有效地学习。这样的环境就是智慧的学习环境。举个例子来说，数字化设备进入传统教室之后，只是把这个“物种”放进去了，但它并没有真正跟教师、学生以及整个教室有机地关联起来。怎样优化环境，使教室中的这些要素关联到一起以促进学生学习，这是有规律的，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还有一个例子是北京正在建设的“北京数字学校”。远郊区的学生原本是得不到城里优质的教学资源的，但现在只要上网就可以轻松获得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区域教育环境的优化，它改变的是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所以，我们研究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学习方式的变革，二是智慧学习环境。目前，我们正在发起一个关于智慧学习环境的国际协会，还在创办一本英文杂志《Journal Of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国际上很多专家都在进行相关研究，这是一个促进交流和协同研究的平台。可以说，我们在这些研究领域跟国际上是同步的。 应正确认识和应对学生过度用网
记 者：今年1月，CNNIC发布了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手机网民数量为4.2亿，年增长率达18.1%，另外，在网吧、学校机房等场所接入互联网的网民比例大幅下降，而在家中接入互联网的比例继续走高，达到91.7%。这些数据在此次发布的蓝皮书中也均有体现，而且蓝皮书指出，学生将50%以上的假期或课余时间用来上网和看电视。在您看来，这反映了学生网络生活的哪些趋势？对学生将产生哪些影响？作为学校、家长和社会，该如何应对？
黄荣怀：这些调查数据说明，学生有了更多的获取信息以及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可能家长担心的是，学生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网上以后，会不会影响学习。家长有些担心是对的，但从我们调查的数据来看，实际情况倒没有那么严重，网络对学生的负面影响还不是很大，而是正面的更多一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作为教师也好，家长也好，怎样去真正地了解青少年一代，跟他们去交心，建立心灵间的沟通，这才是我们成年人真正值得关注的。无论是学生网络上的学习方式，还是他们在网络中的沟通方式，我认为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这些方面是特别需要加强关注和引导的。我们的课题下一步可能会涉及这些方面的研究。
记 者：从2008年起，国内兴起了针对儿童开发的网络社区，如淘米网、奥比岛等。有数据显示，学生会把很多时间投入其中。您又是如何看待儿童互联网产业呢？
黄荣怀：网络实际上是把更多的人连接到一起，增加了人的交互方式。有一些网络社区把孩子们关联到一起，当然不完全是基于网络的，还包括一些线下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不是坏事，因为这拓展了孩子们的活动与交往空间。这对教育信息化倡导的“三通两平台”中的“人人通”，从另一种意义上给了一些注解。对孩子来说，这倒没有什么害处。但关键的问题是，诸多的儿童互联网企业能否提供那些积极向上，促进儿童成长的内容供学生浏览，有些对少儿不宜的东西能否得到妥善地处理与解决。另外，儿童上网不能过度，无论是从身体的还是态度的，都要防止这种倾向。线上、线下的活动能够结合在一起比较好，不能单一地、长时间地上网，一个人“猫”在计算机前面。那样的话，就很危险。
记 者：如何区分学生是否过度上网呢？蓝皮书里以两个小时作为分界线，台湾有一个类似的调查也是如此。这是有特别的规定吗？
黄荣怀：对于上网是否过度的判断，时间并不是唯一的依据。单纯从花的时间、做的事情层面来说是很难判断的，时间只是一个初选指标。如果上网，肯定有一个区分度，所以到底是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直接的依据就在于，孩子的身心是否有变化，是否真的离不开网络且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了。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有的学生上网时间偶尔达到三四个小时以上，但综合对其身心发展影响的分析，没有将其界定为过度上网，也是这个原因。
记 者：大量社会媒体对蓝皮书的报道都提到学生过度用网的比例仅为1.4%。这个结论跟以前媒体报道的似乎不太一样。前几年，当人们谈及学生网络生活，焦点是网瘾、网络游戏，大家“谈网色变”。通过发布蓝皮书，课题组想向社会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黄荣怀：我们是严格按照抽样的方式来选取调查样本的。其实，我们早在2006年底就在朝阳区对近8000名职业高中学生的用网情况进行过调查。那次调查具有普查性质，其结论是有2%的学生过度用网，17.6%的学生趋于过度用网，与这次调查的比例很接近。与之前媒体报道的关于学生过度用网的比例相比，我认为我们调查的结果更确切些。
我想说，我们更应该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不要很轻易地将谁定性为“网络成瘾”者，更不应该夸大这一现象。某个学生从上网开始，发展到呈现“病态”的症状，那一定是长期形成的，而且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应因其痴迷于上网而掩盖了对其他深层次问题的剖析。即便学生有了这种倾向，那也毕竟只是停留在心理现象和行为习惯层面，我们不太主张过早地去定性为所谓的“网络成瘾”。定性过早会给该学生及身边的人群，特别是家长一种暗示，容易强化这种倾向。我们期望社会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北京的家庭比较尊重孩子的意愿，有接近一半（40%）的家长告诉孩子只要把作业做完，就允许他去做自己的事情，严格限制孩子的少。我觉得北京的家长尽管很关心其孩子的在校学习成绩，但在促进孩子全面发展方面做得非常好。
数据背后仍需深入研究和分析
记 者：课题组有计划在其他省市也做这项调查吗？接下来，课题组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黄荣怀：暂时还没有，也许以后会考虑做类似的工作。在外地做调查关键是严格按抽样方式获取数据的成本太高。在北京做调查的好处是，北京市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非常支持，各个区县和学校非常配合。另外，北京的城乡差距跟全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换句话说，远郊区县的情况跟全国不发达地区差不多，而中心城区是非常现代化的。因此，我们的调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蓝皮书发布后，北京市教委非常重视，课题组计划将这项调查作为常规性工作，以后每年都会发布相关的数据。我们接下来要到各个区县和样本采样校，做一些深度访谈。因为数据上发现的问题还是表面的，背后真正的东西是什么，还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和分析。就以家校联系来说，可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多的，可以用短信沟通互动，也可以开家长会，此外，还有很多网上的平台，但通过调查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数据。对数据做进一步深层次的分析，才能发现问题真正在哪里，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些深层次的研究，这将会持续大概一年的时间。在做这些研究的同时，课题组又会启动新一轮的调研，滚动起来做这项工作。
我们还将建设一个网站，并开发一些课程，为学校开展网络德育工作提供支持，培养学生的网络伦理和网络道德，培养他们在网络中保护自己的意识与能力。在学习方式上，也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研究，这可能会触及课程改革，当然也会有类似“北京数字学校”的相关项目延伸出来。
记 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