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认为，如果10多年前不与旧体制相妥协，中国证券市场就不会获准产生，妥协的结果则是证券市场的中国特色太多、太重，并且对于进一步健康规范发展构成了严重阻碍。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认为，证券市场的监管很必要，但还只是外因，触及证券市场的内在机制更为重要。
　　谈及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起关键作用的“阿斗式”的证券公司，华生认为，其未来的命运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息息相关，尤其需改革市场准入的审批制度，通过降低“行政门槛”、提高“技术门槛”，让民营、外资等多种形式的证券公司都建立起来，形成充分有效、健康有序的竞争将极大地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经济》：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凄风苦雨，证券公司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证券公司今天的命运？
　　华生：我们可以说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如证券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健全，监管机制需要完善，但如果从各证券公司建立的背景来审视，问题就会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由于我国的金融资源由中央控制，地方政府需要搭建一个融资平台，以尽可能多地争取金融资源，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建立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需要特别的审批，拥有行政权力资源的机构可以优先获得，中央部委背景及地方政府背景就成为我国证券公司的两大主要支撑。
　　在这种浓厚的行政化色彩下，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基本上将证券公司看成是自己的一个下属单位，证券公司的“国企病”十分突出，证券公司自由的操作空间很大，而证券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并不专业的地方政府却仍像管生产企业一样去管理，相对而言出事的比例就会很高。
　　《经济》：证券公司这种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集于一身的局面如何才能破解？
　　 华生：这与现行的金融审批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政府批文仍将作为设立证券公司的前提条件，这种局面很难改变；如果在设定一个较高的专业门槛之后面向社会开放，使证券公司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随着民营企业以及外资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进入，地方政府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固有关系会逐渐瓦解。
　　《经济》：对于证券公司而言，如何才能形成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
　　华生：最主要的是允许更多的股东进入证券公司，从而形成一种制衡的机制。我国证券公司也在纷纷增资扩股、推行股份制改造，但当绝大多数股东仍是国有企业的时候，后面的老板还是一个，还是政府，制衡就不起多大作用。因此，在引入股东、增加资本金的同时，还应坚持股权结构多元化，让民营和外资也拥有相应的话语权。
　　《经济》：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证券公司也会重走国企改革之路？
　　 华生：证券公司改制和重组是一条自救之路，现在也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实际上也已有改制的先例，但由于民营和外资证券公司还不成气候，基本上仍沿袭以前的经营模式，因此它们身上的弊病与国有证券公司也大同小异。
　　《经济》：随着民营和外资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出现，规范有序的市场氛围是不是就会逐渐形成？
　　华生：如果民营和外资证券公司的出现是因为管制放松，是因为它们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那么它们就会经营得很好，就会成为市场的优胜者，原有的许多国有证券公司如果仍然维持原状，那么它们就会逐渐萎缩，经过这一轮“自然洗牌”之后，中国的资本市场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纯粹的自由竞争，还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也就是说，监管体制也应当与时俱进。
　　《经济》：要达到这种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我国130家证券公司的数量将会增加还是减少？
　　华生：这不能简单地以数量多少而论。如果未来设立证券公司的行政门槛降低，市场准入的专业门槛提高，在注册资金、从业人员资质、信誉等方面严格把关之后面向社会开放，竞争的结果可能是证券公司的数量很多，但最后垄断这一市场、在市场上起主要作用的公司不多。这也是世界上普遍的现象，如在香港的证券公司就超过100家，但大证券公司并不多，能建立自己信誉、取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龙头企业，可能就是三五家而已。因此，再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公司的数量可能还会增加，但会明显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