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公路过去叫公道，是给大伙走的。可是，中国的公道从一开始就大有讲究，不能随便走。翻翻二十四史的《舆服志》会看到，自周代就形成了繁琐的车舆制度，与之相应的便是“道礼”。
　　秦统一天下后，“车同轨”——将道路裁弯取直，修了四通八達的驰道。可惜这么好的道只供皇帝一人巡幸天下时享用。汉代的皇帝不仅继承了这条专线，还将“专用”写进了法律，并加上一条——“不得绝驰道”，即不能随意穿越驰道。“公道”成了“霸道”，惯例自此形成。
　　除了霸占公道，皇帝出巡时还要清道封路——凡是帝王经过之地周边的交通，禁止百姓通行，叫作“警跸”。后来，贵族、官员“出从笼街驭，时观避路人”的清道、喝道成为常态。行李自大、道路相高，这种威风凛凛的感觉尤为“俗吏”所迷恋。到现代，一些官员出行的排场也非常大：警车开路、封闭道路、前呼后拥……“公道”不为公众，也就成了“霸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明令禁止官员出行清道、封路，“霸道”终被废止。事实上，因各种“霸道”行径被查处的官员也不止于“道”：贪腐上亿元的“水霸”马超群、巧取45套安置房的“房霸”方广云等等，都让我们看到了假公济私、蛮横霸道者的末日。
　　不难看出，“公道”变成“霸道”，其根源是权力的任性。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折射出对约束权力的强烈渴求。然而，在现实中有些公权力确实任性。一些官员把手中的权力当成兑换金钱的筹码，大搞权钱交易，中饱私囊。还有些官员把握不住权力的边界，要么乱作为，把公权之手伸进私权领域；要么不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心只想保住乌纱帽。凡此种种，任性的是权力，损害的是公众的权利。
　　如何让公道不再霸道？让权力不再蛮横和霸道，首选要削权——该放的放，该减的减，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让百姓对政府权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方便百姓，也利于监督。对于那些必须留下的权力，应该规范运行。对于个人，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哪些事情政府能管，哪些事情政府不能管，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到什么程度……这些内容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要避免权力的任性，对权力的问责自然少不了，但必须在权力得到有效制衡和切实监督之后。
　　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我们不能指望权力自觉地收起任性的脾气，唯有加快法治建设，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道”才不至于“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