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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牛车”到“货物标签”
1959年10月7日，人类历史上首次“导弹打飞机”的壮举出现在中国，初出茅庐的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代号“543部队”用苏制S-75“德维纳河”导弹打下台湾飞行员王英钦驾驶的美制RB-57高空侦察机。时隔不久，1960年5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鲍尔斯驾驶更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进出苏联腹地，结果也被苏联国土防空军以同样型号导弹击落。就像有人猛踩一脚刹车，美国空军和中情局长期肆无忌惮地派遣有人驾驶飞机执行飞越别国领空的间谍侦察行动在两声导弹的尖叫中戛然而止。按照美国国会的动议，所有此类飞越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必须立即停止，但在战略侦察中尝到甜头的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岂肯甘心，他们开始考虑利用新一代侦察机来执行此类敏感任务。
作为RB-57和U-2的“娘家”，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臭鼬工厂”（Skunk Works）设计团队深刻意识到，过去侦察机只讲“高来高去”以躲避社会主义阵营飞机和导弹的做法已不现实，必须再加上“高速”这道保险绳。1961年，美国中情局批准“臭鼬工厂”开展代号为A-12“牛车”的高空高速侦察机研制计划，它所要创造的科技怪物可以用简单的词汇“双三”来形容，即飞行升限超过3万米，飞行速度超过3倍声速。按照“臭鼬工厂”的评估，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部署能拦截此类侦察机的武器几乎是不可能。
随着研制的开展，素来企图心超强的“臭鼬工厂”负责人凯利·约翰逊又提出一套更激进的方案，那就是基于A-12有人驾驶飞机的技术平台，发展出同样保持“双三”水准的无人侦察机，这样就能完全排除飞行员可能遭被侦察国俘虏的危险。1962年10月10日，中情局同意了约翰逊的提议，并将这项代号为“货物标签”的研制项目归并到“牛车”项目，无人机的代号也确定为“D-21”。
无人知晓的“第4200中队”
1964年12月，A-12“牛车”样机开始试飞，1966年1月交付美国空军使用，军用编号也变成SR-71。紧接着，1966年3月5日，首架D-21无人机也首先发射成功。与SR-71自主起降不同，D-21得用俗称“航空母机”的方式执行任务，它要先挂载于B-52轰炸机的机翼下，通过后者带到一定高度后再释放，然后靠自身的动力，并在B-52“母机”的无线电遥控下飞往任务区。有意思的是，D-21的打头字母“D”代表“Daughter”之意，意为它是一种子机。
1967年夏，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开始组建专门执行D-21无人机作战行动的“A飞行队”，驻地设在加州的比尔基地，它后来又改称“第4200飞行支援中队”。虽说是中队，其实第4200中队的规模达到联队级，其行政关系隶属于第14空军师，但作战职能划归战略空军司令部和中情局管理。第4200中队成员大部分来自军队，另外20%为洛克希德公司的技师（或称“技术代表”），他们不仅协助空军进行训练，并承担特殊部件和设备的维护工作。另外，该中队还包括一小队经过特别训练的保安宪兵，专门负责警戒与D-21无人机相关的一切人和物。
所有进入第4200中队的人员，都经过最严格的挑选和审查。1967年11月，原驻密歇根州索亚基地的航空电子专业军士格伦·查普曼接到一份调令，当他询问下一份工作的地点和性质时，得到的答复只有一句：“加州比尔基地的第4200中队。”当查普曼于次年报到时，他惊讶地发现——该基地的后勤单位居然没听说过这支部队！据他们猜测，第4200中队可能是著名的第9战略侦察联队（装备U-2和SR-71有人驾驶侦察机）的外围单位，实际上，第4200中队的保密级别比第9联队高得多。
当查普曼在接待处排队登记时，立即被安排在所有报到人员的最前面，一名也在排队的中校感到非常气愤，质问基地为什么让一名军士获得如此优待，基地接待处告诉他：“任何第4200中队的人员在行政手续上享有优先权！”几天后，查普曼发觉除了一间邻街的单层木屋外，这支神秘的部队什么家当也没有，而当他第一次进入这座建筑时，几乎被巨大的吵闹声惊呆——100多位新同事摩肩接踵地挤在屋里，正在对未来的工作展开各种猜测。
很快，新部队的生活秩序形成了。每天早上8时整，所有人员均到木屋报到，然后坐在一起喝咖啡，并胡扯半个小时。之后，全部人员解散，回到各自宿舍听候单个召唤。这种单调无聊的日子持续了整整6个星期——查普曼自从加入空军后，从未享受过这么多的自由时间。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精神折磨——很多人开始有被遗弃的心理，情绪越来越烦躁……
闯入苏联的“不速之客”
让人惴惴不安的生活总算有了结果。1969年10月中旬，第4200中队长阿登·科夫曼上校和副手鲍德温中校开始分别召唤参战人员，查普曼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查普曼有生以来遇到过的最为严格的保密任务布置，时间长达3个小时。除科夫曼、鲍德温和查普曼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场。科夫曼和鲍德温向查普曼通报有关D-21无人机的技术情况和查普曼将要负责的工作，以及将要外派活动的须知。他们的话不是用嘴巴说的，而是将字句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查普曼，如果查普曼理解了对方的意思，这张纸便立即放进烟灰缸点燃……谈话结束时，一位协理员进来将纸灰收集起来，认真地将其碾成粉末！
查普曼回忆说，这一天，他读到的比听到的多得多，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是绝密级的，因为这是D-21无人机首次执行非法越界行动，目标是中国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场，9月23日，中国刚刚在那里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D-21无人机的任务是通过捕捉罗布泊周围空气中带来的放射性颗粒物，分析出中国地下核试验所用核弹采用的原料及其结构特点，并刺探中国是否进行新一轮核试验。
1959年10月7日，人类历史上首次“导弹打飞机”的壮举出现在中国，初出茅庐的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代号“543部队”用苏制S-75“德维纳河”导弹打下台湾飞行员王英钦驾驶的美制RB-57高空侦察机。时隔不久，1960年5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鲍尔斯驾驶更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进出苏联腹地，结果也被苏联国土防空军以同样型号导弹击落。就像有人猛踩一脚刹车，美国空军和中情局长期肆无忌惮地派遣有人驾驶飞机执行飞越别国领空的间谍侦察行动在两声导弹的尖叫中戛然而止。按照美国国会的动议，所有此类飞越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必须立即停止，但在战略侦察中尝到甜头的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岂肯甘心，他们开始考虑利用新一代侦察机来执行此类敏感任务。
作为RB-57和U-2的“娘家”，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臭鼬工厂”（Skunk Works）设计团队深刻意识到，过去侦察机只讲“高来高去”以躲避社会主义阵营飞机和导弹的做法已不现实，必须再加上“高速”这道保险绳。1961年，美国中情局批准“臭鼬工厂”开展代号为A-12“牛车”的高空高速侦察机研制计划，它所要创造的科技怪物可以用简单的词汇“双三”来形容，即飞行升限超过3万米，飞行速度超过3倍声速。按照“臭鼬工厂”的评估，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部署能拦截此类侦察机的武器几乎是不可能。
随着研制的开展，素来企图心超强的“臭鼬工厂”负责人凯利·约翰逊又提出一套更激进的方案，那就是基于A-12有人驾驶飞机的技术平台，发展出同样保持“双三”水准的无人侦察机，这样就能完全排除飞行员可能遭被侦察国俘虏的危险。1962年10月10日，中情局同意了约翰逊的提议，并将这项代号为“货物标签”的研制项目归并到“牛车”项目，无人机的代号也确定为“D-21”。
无人知晓的“第4200中队”
1964年12月，A-12“牛车”样机开始试飞，1966年1月交付美国空军使用，军用编号也变成SR-71。紧接着，1966年3月5日，首架D-21无人机也首先发射成功。与SR-71自主起降不同，D-21得用俗称“航空母机”的方式执行任务，它要先挂载于B-52轰炸机的机翼下，通过后者带到一定高度后再释放，然后靠自身的动力，并在B-52“母机”的无线电遥控下飞往任务区。有意思的是，D-21的打头字母“D”代表“Daughter”之意，意为它是一种子机。
1967年夏，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开始组建专门执行D-21无人机作战行动的“A飞行队”，驻地设在加州的比尔基地，它后来又改称“第4200飞行支援中队”。虽说是中队，其实第4200中队的规模达到联队级，其行政关系隶属于第14空军师，但作战职能划归战略空军司令部和中情局管理。第4200中队成员大部分来自军队，另外20%为洛克希德公司的技师（或称“技术代表”），他们不仅协助空军进行训练，并承担特殊部件和设备的维护工作。另外，该中队还包括一小队经过特别训练的保安宪兵，专门负责警戒与D-21无人机相关的一切人和物。
所有进入第4200中队的人员，都经过最严格的挑选和审查。1967年11月，原驻密歇根州索亚基地的航空电子专业军士格伦·查普曼接到一份调令，当他询问下一份工作的地点和性质时，得到的答复只有一句：“加州比尔基地的第4200中队。”当查普曼于次年报到时，他惊讶地发现——该基地的后勤单位居然没听说过这支部队！据他们猜测，第4200中队可能是著名的第9战略侦察联队（装备U-2和SR-71有人驾驶侦察机）的外围单位，实际上，第4200中队的保密级别比第9联队高得多。
当查普曼在接待处排队登记时，立即被安排在所有报到人员的最前面，一名也在排队的中校感到非常气愤，质问基地为什么让一名军士获得如此优待，基地接待处告诉他：“任何第4200中队的人员在行政手续上享有优先权！”几天后，查普曼发觉除了一间邻街的单层木屋外，这支神秘的部队什么家当也没有，而当他第一次进入这座建筑时，几乎被巨大的吵闹声惊呆——100多位新同事摩肩接踵地挤在屋里，正在对未来的工作展开各种猜测。
很快，新部队的生活秩序形成了。每天早上8时整，所有人员均到木屋报到，然后坐在一起喝咖啡，并胡扯半个小时。之后，全部人员解散，回到各自宿舍听候单个召唤。这种单调无聊的日子持续了整整6个星期——查普曼自从加入空军后，从未享受过这么多的自由时间。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精神折磨——很多人开始有被遗弃的心理，情绪越来越烦躁……
闯入苏联的“不速之客”
让人惴惴不安的生活总算有了结果。1969年10月中旬，第4200中队长阿登·科夫曼上校和副手鲍德温中校开始分别召唤参战人员，查普曼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查普曼有生以来遇到过的最为严格的保密任务布置，时间长达3个小时。除科夫曼、鲍德温和查普曼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场。科夫曼和鲍德温向查普曼通报有关D-21无人机的技术情况和查普曼将要负责的工作，以及将要外派活动的须知。他们的话不是用嘴巴说的，而是将字句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查普曼，如果查普曼理解了对方的意思，这张纸便立即放进烟灰缸点燃……谈话结束时，一位协理员进来将纸灰收集起来，认真地将其碾成粉末！
查普曼回忆说，这一天，他读到的比听到的多得多，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是绝密级的，因为这是D-21无人机首次执行非法越界行动，目标是中国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场，9月23日，中国刚刚在那里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D-21无人机的任务是通过捕捉罗布泊周围空气中带来的放射性颗粒物，分析出中国地下核试验所用核弹采用的原料及其结构特点，并刺探中国是否进行新一轮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