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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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事件对现有的合规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认为合规制度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在福柯提出的理论体系中,合规制度可以被视为规训和惩罚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从规训的角度看,合规使被规训者由自然人扩展至法人,规训手段有了新的发展,并构建了新时代的全景敞视监狱.从惩罚的角度看,现实考量优于伦理言辞是以合规为名实施惩罚的基本逻辑,而合规制度在继承了监狱所产生的五种效果的同时更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应该建立内部合规制度,明确成本与收益并在必要时做出权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应该积极推动合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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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事件对现有的合规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认为合规制度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在福柯提出的理论体系中,合规制度可以被视为规训和惩罚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从规训的角度看,合规使被规训者由自然人扩展至法人,规训手段有了新的发展,并构建了新时代的全景敞视监狱.从惩罚的角度看,现实考量优于伦理言辞是以合规为名实施惩罚的基本逻辑,而合规制度在继承了监狱所产生的五种效果的同时更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应该建立内部合规制度,明确成本与收益并在必要时做出权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应该积极推动合规以维护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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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实践中,高空抛物行为可能涉及多种罪名,但总体来看,对于高空抛物的刑事规制存在失序、失准和失范的状况.依《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以危险方法罪规制高空抛物行为应当依循法教义学的解释路径: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是否属于“其他危险方法”以及是否“危害公共安全”的规范判断.以该意见为主线,对高空抛物行为的司法审查应当遵循如下步骤:在行为没有导致严重后果时,应考察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如果是,则依照《刑法》第114条的规定处罚;如果否,则区分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构成故意犯罪(未遂)或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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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行为正当性的判断,是违法评价要素适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一般的判断标准有一元的法益衡量说与多元的相当性说,但是二者结果评价倾向明显.相比之下,违法性减少判断即违法性减少的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能更全面地给予正当防卫阻却违法的合理依据,且其判断内部遵循以下逻辑:总体上,先违法性的形式判断后实质判断;形式判断方面,先命令规范判断后评价规范判断;实质判断方面,法益侵害的综合性评价.如此才能对防卫行为的具体违法要素做出准确递进分析.在此逻辑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违法要素细化为六个方面,逐一探讨其对防卫行为正当性评价
证券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但是,从证券领域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规范文本分析来看,相关实体法衔接、程序衔接和证据衔接均存在相关问题.同时,证券市场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衔接的实践中,证券违法行为在涉嫌犯罪后移送刑事制裁的形式不一,大量应当进行刑事处罚的案件仅予以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轻重不协调.针对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关立法缺陷、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证明标准不一致、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主体分离、监督机关监督的力度和效果不佳、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存在困
嫖宿幼女罪的刑事司法适用,在以行为构成为核心的定罪方面,欠缺刑法体系解释的思维,因而无法准确厘定嫖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在以惩罚力度为核心的刑罚方面,欠缺量刑指导意见的关照,因而无法准确厘定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轻重.嫖宿幼女罪的“罪与罚”在于其刑法信条上的错误:与幼女性法益保护直接相关联的性权利是人身权的组成部分,幼女不具备性自决权,无法做出有效的同意,幼童的性法益应当得到同等严密的刑法保护,降低起刑点才是提高人身权保护水平的正确方向.刑事立法机关应当重视立法程序的操控得当和立法用语的科学合理,刑事司法机关应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挪用资金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定了特殊法定从宽情节,符合实务界与理论界对退赃退赔情节法定化的共识,延续了在刑法分则中设立特殊从宽条款的立法模式.其与贪污罪、受贿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量刑条款形成了退赃退赔激励性从宽情节——以积极退赃退赔行为获得激励性从宽待遇.它体现了我国重视的被害人损害直接恢复,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在协调,符合我国刑法体系的内在要求.退赃退赔激励性情节的结构以积极退赃退赔为核心,以提起公诉前为时间要件,在适用时考察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和挽损效果以选择从宽幅度;
帮助犯的因果关系判断既要摆脱条件公式的思维习惯,也要正视促进公式的现实不足,如此才能形塑有效的帮助犯因果关系理论.鉴于目前学理上已有理论无法就帮助犯的因果关系判断问题提供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有必要引入危险增加理论作为帮助犯因果关系的判断方法.虽然引入危险增加理论处理该问题有利于将判断标准具体化,但是在借鉴该理论之时,应当通过不同方案的对比分析,选择契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方案.罗克辛的因果性危险增加理论把正犯行为的实现阶段分为未遂阶段和既遂阶段,作为两个归属阶段来分析帮助行为的因果性,并主张通过“犯罪意
单位犯罪存在犯罪主体和刑罚承担主体分离的现象,相关自然人所受自由刑不应与单位所受刑罚等同,以自然人自由刑为基准确定单位累犯存在困境.即便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之后,以罚金刑为基准确定单位特殊累犯仍有困难.因此,我国现行累犯制度无法适用于单位.单位的人格来自法律的拟制,单位的人身危险性具有中断性和可变性.此外,考虑到我国单位犯罪从属于自然人犯罪的现状,增设单位累犯在我国刑法体系下也有困境.除对单位适用特别没收和判处较重罚金外,我国刑法应对涉及单位犯罪的各种情况进行类型化区分,将自然人在前后罪中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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