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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作于二十世纪初的小说《面纱》和2006年由此改编拍摄的电影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形象，反映了时代变迁中，西方世界打量中国的不同目光。
[关键词]中国形象 偏见 客观
中美合拍电影《面纱》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同名小说。导演用清新、唯美的画面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瓦尔特和凯蒂之间凄婉的爱情故事，忠实地再现了小说中凯蒂，这个为了逃离伦敦浮华社交圈的小女子，如何从对生活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到最后勇敢地承担生活责任的精神蜕变。与原著相比，影片为了迎合首映之时的情人节档期，过分突出爱情的感人至深，却在人性的探索上显得力不从心。然而，影片却比原著对作为故事背景的中国有了一个更贴切的认识。从电影与小说中的不同中国形象可以看出西方社会正在逐渐摆脱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并以一个客观、公正的眼光审视中国。
转向“东方”寻求精神依托
《面纱》的时代背景为二十世纪初，此时的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后空前繁荣，它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裕和舒适，但是单纯的物质追逐却逐渐侵蚀了人们的精神领域，由此造成人的全面异化。发生在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病，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在诗人艾略特的眼中，世界变成了荒原；个体成了在劫难逃的“空中飞人”。与此同时，永远存在于西方文化二元形态中的人与自然、天国与现实的对立，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对此生世界的失望与彷徨寄托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之中。而且对“此岸”的不满程度越大，对“彼岸”的憧憬就越是美好。汤因比，这位以总体把握西方文明史而享誉20世纪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在20世纪初，西方思想和文化开始出现大规模地转向“原始”和转向东方的潮流。他认为西方社会在过去的五百年里引导世界走向了物质上的繁荣，但是未来的五百年人类面临着在精神上走向统一的伟大任务。而日趋衰落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可能胜任这个使命，只有从文明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东方文化之中，才有可能找到这种引导人类精神统一大业的思想力量。
在西方社会这样一个东方转向的浪潮中，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有识之士，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目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迪金森、燕卜荪、康拉德、昆西、奥顿、依修伍德和毛姆等一大批英国作家、诗人纷至东来，希望在东方文化昔日的荣光、古典的绚烂和原始的质朴里寻觅到西方文化缺失的东西，医治西方的忧郁症。其中毛姆的足迹更是遍及印度、缅甸、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地区、中国内地以及南太平洋中的英属和法属岛屿，在积累丰富的见闻和创作素材的同时，实地了解异域文化。
毛姆于1919年开始游历中国长达四个月之久。此时的文明古国刚刚从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噩梦中醒来，喘息未定之时又遇上清王朝没落、军阀割据、瘟疫肆虐、革命频起的动乱年代。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分别创作出以中国为背景的散文集《在中国的屏风上》(1922)和小说《面纱》(1925)这两部作品集中反映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和情有独钟。他把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治愈西方精神分裂的智者哲学。在《面纱》中，他巧妙地安排了凯蒂与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海关司关员韦丁顿的一次谈话。她告诉韦丁顿：“我在寻找某种东西，但是到底找的是什么我也不能确定。但我知道这对我很重要，如果我最终找到了，我的生活将会变得大不一样。”此时的凯蒂刚刚开始习惯疫区的生活，在修道院帮助修女照顾孤儿。她似乎已经意识到曾经的生活是那样的空虚，终日沉浸在对爱情虚幻的梦想之中，而忽略了身边需要她帮助和关怀的人。她急切地希望为自己漂泊不定的灵魂找到一个归宿之地。深谙中国文化的韦丁顿微微一笑，仿佛知道凯蒂孜孜以求的人生意义和精神寄托实际上就是古代哲学家庄子所说的“道”，他对她说：“道。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有的人想从爱情里寻个究竟。而有了道，你还是什么也没得到。”真正的“道”是无从追寻的，人也不可能凭借“道”获得任何实际的利益，它只能是人从万般经历中对生活产生的一种顿悟。而凯蒂也最终从她在中国内陆的那些奇特的经历中，踏上了得“道”之路，在瓦尔特去世后，凯蒂回到家乡，获取了老父的原谅，并决定独立承担起抚养女儿和赡养父亲的责任。她在心里准备好了，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以轻松乐观的态度去接受。这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人生哲学——以平常心笑对人间事，顺应自然天道。此时的凯蒂在幻觉中看到一幅令人屏息的美丽景象，一条崎岖的小路出现在眼前。“它穿过稻田，越过小河，在广阔的土地上起起伏伏，一直延伸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如今她明白了，假如她沿着眼前这条越来越清晰的小路前行，或许所有她做过的错事蠢事，所有她经受的磨难，并不全是毫无意义的，那将是一条通往安宁的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引下，凯蒂学会了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完成了她的精神重塑。
傲慢与偏见的目光
尽管毛姆将东方塑造成西方人重获新生的精神家园，但是仔细审视他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描绘和出现在他作品之中的中国形象，就不难发现那只是毛姆戴着西方文化的有色滤镜所看到的形象。西方文化在毛姆身上打下的烙印造成他对中国产生误读和歪曲。深深植根于毛姆内心之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种族自大的自负心理使得他只愿意遨游在对神奇中国想象的世界中，而完全拒绝接受真实的中国。
自东印度公司设置之后，英国对亚洲各地区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文化渗透的同时，也极大地滋长了对东方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建立在这种优越感之上的侵略合理意识与安适感。这种优越感又被传教士、商人游客等关于东方的充满偏见的著作所强化，变得根深蒂固。因此尽管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广及全球，但英国人绝不会和当地的原著民结婚，以免他们的血统和有色人种混合。英国人无论到哪个国家去旅行和办事，总是住在有说英语的侍者的旅馆中，很少有人愿意学习他国的语言，去了解别国的习惯及制度。毛姆在四处旅行时，身上也总是揣着英国官员开的介绍信，寄住在当地的官员和幕僚家中。他的亚洲之行是在出租的游船里和大象的背上悠闲渡过的，身边还有一大帮随从替他扛行李。闲暇之余，毛姆要么是在当地总督家的阳台上喝马爹利，要么是在新加坡最豪华的酒店里打桥牌。他永远要吃英国式的早餐和下午茶，一切生活方式尽可能地维持在与国内时一样。这种典型的英国式的种族自大和民族偏见使得毛姆在看待东方时总是手持一个滤色镜，保持一定距离，好奇地打量着这片与他生长背景完全异质的文明。
当读者透过《在中国屏风上》掀起遮在毛姆中国形象上的那块彩色面纱时，就可以看到 他源自于西方优越论的自负心理展现无遗：
“你进得城来，走上一条商店鳞次栉比的狭窄街道，许多木雕铺面都有它们精美的格状结构，金碧辉煌。那些精刻细镂的雕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衰落的豪华。于是你会想到那些发暗的龛橱里，都是出售各式各样的神秘莫测的东方的稀奇物品。这时，一头毛色光鲜的骡子，踏着沉重的步伐，拉来一辆北京轿子，向着茫茫暮色中走去，静静地走去，于是你猜想，坐在里面的是什么人呢?一位博学通儒，正要外出访友，‘共同伤感时乎不在的唐宋风采’，或是一个歌妓，‘穿着花团锦簇的刺绣缎褂，青可鉴人的头发上簪着一块翠玉’，正要外出赴宴，和那些风流蕴藉的公子哥儿们，优雅地应对。北京轿子终于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消逝了：那车上似乎满载着东方的神奇与奥秘。”
在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土地上，最让毛姆感兴趣的正是那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也就是用那种衰落的豪华寄予着自己的怀古忧思。他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正是这古典中国，是汉宫魏阙，是唐风宋采，是一种凭借其自身文化优越感而发出的异国情调。在《面纱》中，韦丁顿的满族情人集中体现了毛姆对东方神秘莫测的印象。那是一个满清的皇家公主，在她“涂着脂粉的脸上，一双机警的眼睛朝着前望着，显得沉静自持，深不可测。这儿是东方，是古老、神秘、不可思议的地方。这只彩色的面具似乎掩盖了一条含义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那双细长的手连同尖削的手指掌握着人世间不解之谜的谜底。”凯蒂也正是伴随着对他们的异国恋情的深深好奇，开始了她的精神探索之旅，因为“那满洲公主好似某种事物的象征，隐隐约约、持续不断地向她发出召唤。她义无反顾地朝着一块神秘的精神国度行进了。”“从这位体态优雅的女子身上，凯蒂隐约看到了东方的理想和信仰。与之相比，西方人的所谓信念就显得粗陋野蛮了。”毛姆借凯蒂之口道出了他对中国的神怡和向往——那个神秘莫测的、散发着茉莉花茶和紫檀香味的古老国度。
毛姆在中国的那段时间，正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末代王朝之后，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新旧交替之时。毛姆对现实的东方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也并不愿意真正地去了解，他最感兴趣的是没落贵族、遗老遗少们所代表的神秘东方的符号。他甚至在参观完北京的一个鸦片馆后，颇有感触地叹息那茵芸的气氛使他回想起德国小酒吧的温馨。毛姆和他所代表的观点，完全忽视了世界潮流的趋向和中国本身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他兀自沉浸在自己描述的东方神话中，满足于这些离奇的人或事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提供充满异域风情的写作素材。而且，《面纱》中出现的所有中国人物在作品中没有一句“台词”，更没有任何显露内心世界的独白，这些“他者”在作品的英语语境中完全处于失语状态，任由作者“以引起人们兴趣的方式”去加以“描述”和“代言”。
客观而公正的审视
《面纱》于1925年问世之后，曾多次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2006年，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和耶瑞电影发行集团联手，再次将这部经典之作搬上银幕。作为两种完全不同门类的艺术，电影与小说在表现手法上各有千秋。但电影却比小说塑造出了一个更鲜活而真实的中国形象。它不是毛姆眼中那个笼罩在神秘面纱之下、可以解救西方文明的救命稻草，它只是一个被外国列强的炮火轰醒，在战乱中蹒跚前行的古老国度。它正经历着苦难，也孕育着希望。
导演无意于刻意地丑化或美化中国，他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处情节，以求真实地再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的中国社会。导演把故事场地从香港迁到了上海，并借用了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来烘托弥漫于影片中的反帝民族情绪。因为英国军队开枪镇压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造成11名工人死亡，引发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强烈的民族情绪发展到极端就变成对所有外国人盲目的粗暴攻击。于是才有电影中凯蒂和瓦尔特被无知学生围攻的一幕。电影增加了瓦尔特与余团长一同求助于当地军阀头子的场景，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社会现实。影片中那个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军阀头子，只图自己的利益而完全不顾疫区村民的死活。他的横行霸道正是满清封建统治结束后，各地军阀割据、年年混战的一个社会缩影。导演抛弃了上个世纪初外国人打量中国时那种猎奇的心态，使电影在讲述凯蒂和瓦尔特的情感历程时，比原著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和令人信服的社会背景。
对影片人物的戏份删减也反映出导演审视中国的眼光更加趋于理性和客观。韦丁顿的中国恋人戏份大大不如小说中那般举足轻重。导演似乎并不在意她的满洲公主身份，让她在电影中仅出现过三次，几秒钟的镜头一晃而过。她不再是毛姆所描绘的古老画屏上，那个玄异、深邃的东方符号，更不是东方理想和信仰的代言人，她只是一个与外国男子相恋于乱世的普通女子。相比而言，国民党军官余团长则从小说中默默无闻的地位一举跳出，成为除了男女主角之外最重要的配角。他早年在俄国接受过军事培训，能说流利的英语和俄语，与外国人交往时，不卑不亢，彬彬有礼。他在对抗骄横的军阀头子时，更是表现出机敏过人的智慧和幽默。他有图强救国的理想，也有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时，痛心、焦虑的忧患意识。他和同样受过西方先进教育的年青军医一样，都是中国未来振兴的希望。而那个危难之时解救瓦尔特夫妇的善良守卫，憨态可掬，胖乎乎的身影忠诚地跟在凯蒂身后，让人忍俊不禁。他们都不再满足于只做毛姆笔下“沉默的他者”，任由打量他们的西方人凭空地猜测和想象。他们走出了西方人对中国人固囿于“神秘、勤劳、落后和愚昧”的模式化描述。他们在影片中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理想和失落，成为与其他西方角色一样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结语
当毛姆在接受中国文化和表现中国形象时，他笔下的中国是西方人追寻的精神家园；充盈着医治西方“忧郁症”的智者哲学；是在暮色中渐行渐远的神奇与奥妙的乌托邦。然而这种形象都只是毛姆戴着西方文化的有色滤镜所看到的形象。掺杂着大国沙文主义的优越感和迫切希望在东方找寻到良药解救西方文明的心理造成了毛姆对中国形象的片面描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撩起笼罩在古老中国之上的那层神秘面纱，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近距离打量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们逐渐抛开狭隘的优越感，将苦难与希望交织的中国历史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关键词]中国形象 偏见 客观
中美合拍电影《面纱》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同名小说。导演用清新、唯美的画面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瓦尔特和凯蒂之间凄婉的爱情故事，忠实地再现了小说中凯蒂，这个为了逃离伦敦浮华社交圈的小女子，如何从对生活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到最后勇敢地承担生活责任的精神蜕变。与原著相比，影片为了迎合首映之时的情人节档期，过分突出爱情的感人至深，却在人性的探索上显得力不从心。然而，影片却比原著对作为故事背景的中国有了一个更贴切的认识。从电影与小说中的不同中国形象可以看出西方社会正在逐渐摆脱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并以一个客观、公正的眼光审视中国。
转向“东方”寻求精神依托
《面纱》的时代背景为二十世纪初，此时的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后空前繁荣，它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裕和舒适，但是单纯的物质追逐却逐渐侵蚀了人们的精神领域，由此造成人的全面异化。发生在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病，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在诗人艾略特的眼中，世界变成了荒原；个体成了在劫难逃的“空中飞人”。与此同时，永远存在于西方文化二元形态中的人与自然、天国与现实的对立，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对此生世界的失望与彷徨寄托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之中。而且对“此岸”的不满程度越大，对“彼岸”的憧憬就越是美好。汤因比，这位以总体把握西方文明史而享誉20世纪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在20世纪初，西方思想和文化开始出现大规模地转向“原始”和转向东方的潮流。他认为西方社会在过去的五百年里引导世界走向了物质上的繁荣，但是未来的五百年人类面临着在精神上走向统一的伟大任务。而日趋衰落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可能胜任这个使命，只有从文明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东方文化之中，才有可能找到这种引导人类精神统一大业的思想力量。
在西方社会这样一个东方转向的浪潮中，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有识之士，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目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迪金森、燕卜荪、康拉德、昆西、奥顿、依修伍德和毛姆等一大批英国作家、诗人纷至东来，希望在东方文化昔日的荣光、古典的绚烂和原始的质朴里寻觅到西方文化缺失的东西，医治西方的忧郁症。其中毛姆的足迹更是遍及印度、缅甸、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地区、中国内地以及南太平洋中的英属和法属岛屿，在积累丰富的见闻和创作素材的同时，实地了解异域文化。
毛姆于1919年开始游历中国长达四个月之久。此时的文明古国刚刚从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噩梦中醒来，喘息未定之时又遇上清王朝没落、军阀割据、瘟疫肆虐、革命频起的动乱年代。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分别创作出以中国为背景的散文集《在中国的屏风上》(1922)和小说《面纱》(1925)这两部作品集中反映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和情有独钟。他把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治愈西方精神分裂的智者哲学。在《面纱》中，他巧妙地安排了凯蒂与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海关司关员韦丁顿的一次谈话。她告诉韦丁顿：“我在寻找某种东西，但是到底找的是什么我也不能确定。但我知道这对我很重要，如果我最终找到了，我的生活将会变得大不一样。”此时的凯蒂刚刚开始习惯疫区的生活，在修道院帮助修女照顾孤儿。她似乎已经意识到曾经的生活是那样的空虚，终日沉浸在对爱情虚幻的梦想之中，而忽略了身边需要她帮助和关怀的人。她急切地希望为自己漂泊不定的灵魂找到一个归宿之地。深谙中国文化的韦丁顿微微一笑，仿佛知道凯蒂孜孜以求的人生意义和精神寄托实际上就是古代哲学家庄子所说的“道”，他对她说：“道。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有的人想从爱情里寻个究竟。而有了道，你还是什么也没得到。”真正的“道”是无从追寻的，人也不可能凭借“道”获得任何实际的利益，它只能是人从万般经历中对生活产生的一种顿悟。而凯蒂也最终从她在中国内陆的那些奇特的经历中，踏上了得“道”之路，在瓦尔特去世后，凯蒂回到家乡，获取了老父的原谅，并决定独立承担起抚养女儿和赡养父亲的责任。她在心里准备好了，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以轻松乐观的态度去接受。这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人生哲学——以平常心笑对人间事，顺应自然天道。此时的凯蒂在幻觉中看到一幅令人屏息的美丽景象，一条崎岖的小路出现在眼前。“它穿过稻田，越过小河，在广阔的土地上起起伏伏，一直延伸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如今她明白了，假如她沿着眼前这条越来越清晰的小路前行，或许所有她做过的错事蠢事，所有她经受的磨难，并不全是毫无意义的，那将是一条通往安宁的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引下，凯蒂学会了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完成了她的精神重塑。
傲慢与偏见的目光
尽管毛姆将东方塑造成西方人重获新生的精神家园，但是仔细审视他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描绘和出现在他作品之中的中国形象，就不难发现那只是毛姆戴着西方文化的有色滤镜所看到的形象。西方文化在毛姆身上打下的烙印造成他对中国产生误读和歪曲。深深植根于毛姆内心之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种族自大的自负心理使得他只愿意遨游在对神奇中国想象的世界中，而完全拒绝接受真实的中国。
自东印度公司设置之后，英国对亚洲各地区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文化渗透的同时，也极大地滋长了对东方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建立在这种优越感之上的侵略合理意识与安适感。这种优越感又被传教士、商人游客等关于东方的充满偏见的著作所强化，变得根深蒂固。因此尽管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广及全球，但英国人绝不会和当地的原著民结婚，以免他们的血统和有色人种混合。英国人无论到哪个国家去旅行和办事，总是住在有说英语的侍者的旅馆中，很少有人愿意学习他国的语言，去了解别国的习惯及制度。毛姆在四处旅行时，身上也总是揣着英国官员开的介绍信，寄住在当地的官员和幕僚家中。他的亚洲之行是在出租的游船里和大象的背上悠闲渡过的，身边还有一大帮随从替他扛行李。闲暇之余，毛姆要么是在当地总督家的阳台上喝马爹利，要么是在新加坡最豪华的酒店里打桥牌。他永远要吃英国式的早餐和下午茶，一切生活方式尽可能地维持在与国内时一样。这种典型的英国式的种族自大和民族偏见使得毛姆在看待东方时总是手持一个滤色镜，保持一定距离，好奇地打量着这片与他生长背景完全异质的文明。
当读者透过《在中国屏风上》掀起遮在毛姆中国形象上的那块彩色面纱时，就可以看到 他源自于西方优越论的自负心理展现无遗：
“你进得城来，走上一条商店鳞次栉比的狭窄街道，许多木雕铺面都有它们精美的格状结构，金碧辉煌。那些精刻细镂的雕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衰落的豪华。于是你会想到那些发暗的龛橱里，都是出售各式各样的神秘莫测的东方的稀奇物品。这时，一头毛色光鲜的骡子，踏着沉重的步伐，拉来一辆北京轿子，向着茫茫暮色中走去，静静地走去，于是你猜想，坐在里面的是什么人呢?一位博学通儒，正要外出访友，‘共同伤感时乎不在的唐宋风采’，或是一个歌妓，‘穿着花团锦簇的刺绣缎褂，青可鉴人的头发上簪着一块翠玉’，正要外出赴宴，和那些风流蕴藉的公子哥儿们，优雅地应对。北京轿子终于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消逝了：那车上似乎满载着东方的神奇与奥秘。”
在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土地上，最让毛姆感兴趣的正是那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也就是用那种衰落的豪华寄予着自己的怀古忧思。他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正是这古典中国，是汉宫魏阙，是唐风宋采，是一种凭借其自身文化优越感而发出的异国情调。在《面纱》中，韦丁顿的满族情人集中体现了毛姆对东方神秘莫测的印象。那是一个满清的皇家公主，在她“涂着脂粉的脸上，一双机警的眼睛朝着前望着，显得沉静自持，深不可测。这儿是东方，是古老、神秘、不可思议的地方。这只彩色的面具似乎掩盖了一条含义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那双细长的手连同尖削的手指掌握着人世间不解之谜的谜底。”凯蒂也正是伴随着对他们的异国恋情的深深好奇，开始了她的精神探索之旅，因为“那满洲公主好似某种事物的象征，隐隐约约、持续不断地向她发出召唤。她义无反顾地朝着一块神秘的精神国度行进了。”“从这位体态优雅的女子身上，凯蒂隐约看到了东方的理想和信仰。与之相比，西方人的所谓信念就显得粗陋野蛮了。”毛姆借凯蒂之口道出了他对中国的神怡和向往——那个神秘莫测的、散发着茉莉花茶和紫檀香味的古老国度。
毛姆在中国的那段时间，正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末代王朝之后，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新旧交替之时。毛姆对现实的东方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也并不愿意真正地去了解，他最感兴趣的是没落贵族、遗老遗少们所代表的神秘东方的符号。他甚至在参观完北京的一个鸦片馆后，颇有感触地叹息那茵芸的气氛使他回想起德国小酒吧的温馨。毛姆和他所代表的观点，完全忽视了世界潮流的趋向和中国本身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他兀自沉浸在自己描述的东方神话中，满足于这些离奇的人或事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提供充满异域风情的写作素材。而且，《面纱》中出现的所有中国人物在作品中没有一句“台词”，更没有任何显露内心世界的独白，这些“他者”在作品的英语语境中完全处于失语状态，任由作者“以引起人们兴趣的方式”去加以“描述”和“代言”。
客观而公正的审视
《面纱》于1925年问世之后，曾多次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2006年，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和耶瑞电影发行集团联手，再次将这部经典之作搬上银幕。作为两种完全不同门类的艺术，电影与小说在表现手法上各有千秋。但电影却比小说塑造出了一个更鲜活而真实的中国形象。它不是毛姆眼中那个笼罩在神秘面纱之下、可以解救西方文明的救命稻草，它只是一个被外国列强的炮火轰醒，在战乱中蹒跚前行的古老国度。它正经历着苦难，也孕育着希望。
导演无意于刻意地丑化或美化中国，他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处情节，以求真实地再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的中国社会。导演把故事场地从香港迁到了上海，并借用了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来烘托弥漫于影片中的反帝民族情绪。因为英国军队开枪镇压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造成11名工人死亡，引发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强烈的民族情绪发展到极端就变成对所有外国人盲目的粗暴攻击。于是才有电影中凯蒂和瓦尔特被无知学生围攻的一幕。电影增加了瓦尔特与余团长一同求助于当地军阀头子的场景，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社会现实。影片中那个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军阀头子，只图自己的利益而完全不顾疫区村民的死活。他的横行霸道正是满清封建统治结束后，各地军阀割据、年年混战的一个社会缩影。导演抛弃了上个世纪初外国人打量中国时那种猎奇的心态，使电影在讲述凯蒂和瓦尔特的情感历程时，比原著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和令人信服的社会背景。
对影片人物的戏份删减也反映出导演审视中国的眼光更加趋于理性和客观。韦丁顿的中国恋人戏份大大不如小说中那般举足轻重。导演似乎并不在意她的满洲公主身份，让她在电影中仅出现过三次，几秒钟的镜头一晃而过。她不再是毛姆所描绘的古老画屏上，那个玄异、深邃的东方符号，更不是东方理想和信仰的代言人，她只是一个与外国男子相恋于乱世的普通女子。相比而言，国民党军官余团长则从小说中默默无闻的地位一举跳出，成为除了男女主角之外最重要的配角。他早年在俄国接受过军事培训，能说流利的英语和俄语，与外国人交往时，不卑不亢，彬彬有礼。他在对抗骄横的军阀头子时，更是表现出机敏过人的智慧和幽默。他有图强救国的理想，也有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时，痛心、焦虑的忧患意识。他和同样受过西方先进教育的年青军医一样，都是中国未来振兴的希望。而那个危难之时解救瓦尔特夫妇的善良守卫，憨态可掬，胖乎乎的身影忠诚地跟在凯蒂身后，让人忍俊不禁。他们都不再满足于只做毛姆笔下“沉默的他者”，任由打量他们的西方人凭空地猜测和想象。他们走出了西方人对中国人固囿于“神秘、勤劳、落后和愚昧”的模式化描述。他们在影片中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理想和失落，成为与其他西方角色一样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结语
当毛姆在接受中国文化和表现中国形象时，他笔下的中国是西方人追寻的精神家园；充盈着医治西方“忧郁症”的智者哲学；是在暮色中渐行渐远的神奇与奥妙的乌托邦。然而这种形象都只是毛姆戴着西方文化的有色滤镜所看到的形象。掺杂着大国沙文主义的优越感和迫切希望在东方找寻到良药解救西方文明的心理造成了毛姆对中国形象的片面描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撩起笼罩在古老中国之上的那层神秘面纱，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近距离打量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们逐渐抛开狭隘的优越感，将苦难与希望交织的中国历史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