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之内，两条生命在送医过程中因无车让行而消逝，特种车辆的通行问题开始被广泛讨论。调查中记者发现，在国内诸多车流拥堵的城市，这样的悲剧其实时有发生。
　　最惨烈的抢救
　　那一天，王雨竹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作为医生，我为失去的生命而惋惜，作为公民，我很无奈。” 她难过地说，这是自己从业以来“最惨烈的一次抢救”。
　　2012年12月7日晚，北京市海淀区田村北路一名年过五旬的骑车人不幸被轧成重伤。据王雨竹说，事发接到急救任务后，她和同事们第一时间动身赶赴现场救援，并于17时58分来到事发地点。“当时路上停着一辆罐车，罐车后方不到10米远的地上，成片的鲜血充斥着视线，一位血肉模糊的伤者侧卧在路面上。初步认定，伤者是在骑车时遭到罐车辗轧，造成开放性骨折。”
　　面对如此惨烈的景象，王雨竹和同事立刻拿着抢救设备，冲上前去对伤者展开了心肺复苏抢救。她们将伤者抬上了救护车，决定赶往最近的武警总医院。
　　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成为了当时在场所有人的梦魇，伴随着120急救车一阵阵急促的鸣笛，和“请你让一让”的广播声，救护车上的司机师傅面对着前方动也不动的车流急得擦汗，一边不停地念叨着：“走不动啊！”
　　在王雨竹的同事们一遍遍“开快一点”的催促中，路上车辆却大多数无动于衷，后据车上医护人员回忆，一路上见到救护车及时避让的车辆，不超过4辆。伴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伤者的脉搏渐渐减弱，呼吸每分钟只有两三次。18时40分，当救护车历经了42分钟终于到达武警医院时，伤者的生命迹象却已在漫长的堵车中完全耗尽，宣告死亡。
　　时隔11天，2012年12月18日，在重庆市巴南区的内环高速上，一辆巡逻警车载着仅有3月大的病危婴儿及其父母，向着新桥医院的方向行驶。
　　据警车上的执法人员王翔说，当时他正像往常一样，在巴南区收费站入口附近执勤，没过多久，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名婴儿找到他们求助，孩子的母亲看着怀里孩子，不停地抽泣。通过了解，王翔得知婴儿得了重病，夫妇俩准备将小孩送医，可是，在大巴车上，孩子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为争取时间，所以找到了他们。了解情况后，王翔与另一名同事，赶紧让夫妇俩上巡逻车。
　　王翔告诉记者，当时的路况并不算拥堵，但面对着警车急促的警笛声，路面上的车辆却鲜有让路行为，而且高速上的应急车道也被社会车辆占用，导致警车无法快速行驶。“车速根本提不起来，我们只能一辆一辆地超车。”王翔说。
　　由于路上的拖延，到达新桥医院时，婴儿已完全没有了生命体征，虽经抢救，但还是于当天晚上不幸离世。
　　让行可否强制？
　　上海市醫疗急救中心急救部副部长董钧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向记者表示：“救护车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时，由于其他车辆不配合让行而拖延救治时间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虽然目前在我们的辖区内，还没有发生过由于路上塞车时间过长，而使患者死在救护车上的极端案例，但我不敢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发生。”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3条规定：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对于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行为，依照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可对阻碍者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对于这样的处罚条例，董钧却表示，条例看似保障了特种车辆的优先通行权利，但实际实施起来，由于涉及到对阻碍通行车辆的取证等问题，变得困难重重。
　　对于特种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说法，则更是犹如一纸空文。“怎样算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救护车可以保证自己在闯红灯时不撞别人，但能保证得了别人不撞我们吗？”
　　采访中董钧向记者透露，大多数情况下，因特种车辆闯红灯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都是其他车辆撞上了救护车，但究其原因，仍是救护车闯红灯在先，因此，所谓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实则根本没有明确定义，这样的权限也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种种原因，导致保障性条款被架空。一些驾驶救护车的老司机告诉记者，他们在急救过程中，经常遇到医院附近通道被违法停放车辆占据的情况。部分三甲级医院，因为就诊人数过多，导致医院门口全部被私家车、出租车堵死。有时，救护车距离医院尚不足百米，但前进速度却比步行还要慢。就算救护车屡次拉响警报，也不起任何作用，几乎没有车辆避让。不仅如此，有时医院门前甚至会出现多辆车越位抢道的现象，一些公交车在救护车前抢道靠站停车，很多出租车也穿插在救护车前下客载客。
　　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况，部分专家学者指出，“给急救车让道”是法律强制不是道德提倡。德国1982年即已颁布法律强制要求所有车辆为救护车让道，否则将承担高额罚款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美国交通法规规定，救护车、消防车等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道路上行驶的其他所有车辆此时必须立即停车，等特种车辆驶离一段距离之后，其他车辆方可继续行驶；韩国法律规定，凡是未给救护车让道的，一经特种车辆的黑匣子确认，对违法者处以巨额罚款；在新加坡，救护车都装有摄像头，如果拍摄到哪辆车不给救护车让路，就将受到重罚。
　　结合上述国家的具体操作手段，有网友提出：在德国、美国、新加坡这些规则意识比中国强的国家，尚且需要法律强制规定给救护车让道的义务，并且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而中国却把这样一个问题更多地寄希望在国民“素质”上，显然不是务实的做法。
　　滥用公权力的澄清
　　“我们经常能接到这样的投诉，有私家车主给我们的急救部打来电话，说我们这里的某辆救护车内并无患者，甚至除司机外，没有其他医护人员，却拉响警笛开路，怀疑是滥用救护车辆的特权。但在我们的查询中，这些车辆往往是在执行接病患的任务，正在向事发地点赶，如果车内没有其他医护人员，则很可能是要为某地送一些急需的抢救设施。”董钧告诉记者，由于目前社会公信力的缺失，导致许多公众，对特种车辆的出车动机产生质疑，很多人甚至怀疑，救护车辆会被公车私用，认为救护车司机在行驶过程中拉响警笛只为自己通行方便。 　　2012年12月14日，一位新浪微博用户在个人微博上晒出了身为警察的男友，驾驶警车带自己泡温泉的照片，该事件很快引起了公众热议，“警车泡温泉门”的两位男女主角也很快被“人肉”出来，更有網友直接公布了该警察的警官证编号，及其供职单位——三亚市公安局。针对王鹏飞未经请假擅自离岗会见网友这一事实，三亚市公安局根据有关相关规定，决定给予王鹏飞行政记过处分。
　　在全社会广泛讨论救护车辆的通行问题之时，“警车温泉门”事件无疑为推进公众为特种车辆让行意识的建立，产生了消极作用，使本就脆弱的社会公信力再次面临严峻挑战。
　　采访中，董钧再三解释，这样公车私用的情况实属个别情况，而且一经查处，司机可能面临被辞退的处罚，希望公众能够对特种车辆拉响警笛要求让行的做法，给予足够的信任的支持。
　　“依照国内目前的发展情况，我们尚不能要求在城市的每条主干道路上，都设立专门供特种车辆使用的应急车道。但至少应该在各大医院门前设立这样的特殊车道，以便救护车辆可以顺利进出。而现在的情况是，救护车开到医院大门口了，面对着不足百米的距离，却被堵在了门外，且往往一堵就是十几分钟。”董钧表示，医院门前的路往往是最堵的，接送病患的车辆都在这里聚集，城市建设规划应该考虑，为医院门前的道路添设一条应急通道，不要让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和普通就诊者抢道。
　　让与不让的纠结
　　“前面是摄像头，后面是救护车，让了可能‘吃牛肉干’（吃罚单），不让可能耽误一条生命的救援。”就在人们将不为救护车辆让行归结为车主们的素质问题时，一些私家车主却提出了这样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一位周姓私家车主在微博上写道：“车主不为救护车辆让行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来担心路口处有监控摄像头，越线闯红灯会吃到‘牛肉干’；二来交叉行驶的车辆速度非常快，想冲红灯让行也不行。”这样的言论说出了多数车主的心声，在微博的评论中，一些人表示：“让一让分分钟不见两百元！谁来救我的钱包？”也有车主认为，抢救生命高于一切，就算因为让行被罚，也算做了一件善事。更多人则提出：如果冲灯让行而发生更严重交通意外又怎么办？谁负责？
　　针对车主们的担心，交警部门相关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要监控录像里能证实是因让路给救护车而违章的，均可以提出申诉予以取消，不会被罚。”尽管如此，仍有司机在谈及此事时向记者反映，让行违章在交通法规上可以申请取消，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是一个十分繁琐的过程。如果让行车辆被摄录违章，司机首先要与摄录所属交通支队联系，通过后者翻看录像，确认属实后，再上报市公安局进行撤销处理。对于已缴纳罚款的司机，则要通过申诉进行退款，走一个上报流程。
　　一些司机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地透露：让行时一旦被交通路口的探头摄录，便要面临繁琐的申诉程序，既耗费时间，又占精力，很多车主都因为无法承受这当中巨大的时间成本，而最终放弃了申诉取消违章记录的权利。久而久之便形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路遇特种车辆执行紧急任务时，采取“冷处理”。
　　一位老司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摄录制度能够更加人性化，不需要让路司机事后为了善行而奔波。只有将让行违章的撤销程序简化，才能打消人们让行时的顾虑。毕竟200元的罚款只是规范交通行为的措施，不是目的，如何让这个措施真正发挥效力，更好地为城市交通服务，是相关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