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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名称，在他懵懵懂懂的印象中只是几个参于打架的学生
1911年11月14日，廖汉生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桥自弯乡一个普通农家。因为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父亲按照当时流行的口号“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室天下”给他取名“汉生”。
廖汉生10岁那年，父亲病逝于贺龙军中，但给他留下一段“姻缘”——由贺龙提亲，与贺龙姐姐贺戊姐的女儿定了娃娃亲。
1925年，在澧州担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及镇守使的贺龙，把廖汉生送到位于常德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高小。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围绕着是否继承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省立第二师范的左右两派学生由争论引发械斗事件，校方挂牌开除了共产党员滕代远等学生。
这天，第二师范的一个右派学生闯进附小的教室，打断了上课，叫嚷着要搜查共产党员。由此，14岁的廖汉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名称。在他懵懵懂懂的印象中，共产党只是几个参加了打架的学生。
1926年，贺龙从常德、澧州挥师北伐，廖汉生失去资助，只得辍学回乡，后在桑植县立高小完成学业。
1927年，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波及到偏僻的湘西桑植，廖汉生和乡里几个高小毕业生在集市上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杀尽贪官污吏!”
不久，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反动乡长扬言要“教训这帮小崽子”，廖汉生跑到贺龙大姐贺民英的队伍上，一来躲避风头，二未走走亲戚。
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员，竟是自己崇拜的英雄贺龙
1927年秋，廖汉生不时听到传言“贺龙在南昌暴动了!”“贺龙被蒋介石捉到南京，砍了脑壳!”
冬去春来，1928年2月底，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廖汉生跟随贺民英迎接贺龙一行回到桑植县洪家关。
贺龙向前来探望的亲友们公开宣布：“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了!我回来就是要组织工农革命军，跟蒋介石这帮坏蛋干到底f”
这是廖汉生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员，竟是自己从小就崇拜的英雄!从这时起，“贺龙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成为主导廖汉生行动的思想。他决心跟着贺龙闹革命。
贺民英、贺戊姐、贺满姑等姐妹们把自己的人枪交给了贺龙。工农革命军聚集了约3000人的队伍，一举攻占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批部队前来进攻，刚刚聚集的队伍一下就散了。廖汉生和贺家亲属们跟随贺龙退到了罗峪。
在罗峪，贺家一位族叔生气地指责贺龙“现在是国民党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是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的人，是有前途的，当共产党落下个啥?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你图的是什么?害得贺氏族人跟着你落难而逃?”贺龙当场跟族叔吵了起来“我贺龙为了找出路、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你们看着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国民党一定会失败!”廖汉生看到贺龙坚决跟着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他也从中进一步坚定了跟着贺龙闹革命的决心。
第一次执行党的任务，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权
1929年5月，贺龙率领红军重返桑植，攻占了桑植县城，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筹备建立苏维埃政权。廖汉生接受党组织交给的第一个任务，是从贺民英游击队回到自己家所在的长瑞乡，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两年前，他也曾搞过农民协会，那时只是几个高小毕业生喊喊口号，贴贴标语。这一次却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向贫苦农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土地革命方针，动员农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乡农民协会建立起来后，他被推选为出席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
正在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驻永顺的敌军向子云一个团向桑植县城扑来。廖汉生和县农民协会赤卫队配属红四军第四团作战，他们利用敌军惧怕“神兵”的弱点，头缠红布帕，身扎红腰带，梭镖大刀也都挂上红布条，隐蔽在城外。
敌军进入桑植空城，贺龙军长一声令下，红一团首先出击，接着装扮成“神兵”模样的红四团和赤卫队手持梭镖大刀直冲东门。敌军乱作一团，吓得边跑边喊“神兵来了!”向子云带着残兵败将逃到赤溪河边，被一举全歼。
第二天，廖汉生参加了庆祝赤溪大捷暨桑植县苏维埃成立大会，而后留在县农民协会和苏维埃工作。
9月间，红军主动退出桑植县城。廖汉生回到贺民英游击队，跟随红军转移。
这年秋天，廖汉生已满18岁。他始终把18岁作为参加革命的起点，因为他从此成为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下的红色战士。
第一次萌生入党的愿望，两次目睹游击队领头人贺民英申请入党
1930年春，贺龙领导的湘鄂边红四军奉党中央命令从鹤峰东下洪湖，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会合，组成红二军团。廖汉生跟随贺民英游击队登上桑植与鹤峰交界的大山四门岩，坚持游击斗争。这年底，红二军团从洪湖苏区回到鹤峰休整，扩大了2000多人枪，又于1931年春二下洪湖。廖汉生和贺民英送走了主力红军，重新登上四门岩，在中共湘鄂边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1931年和1932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集大军对全国各个苏区发动了第三、第四次“围剿”。在湘鄂边，两省敌军举行联合“会剿”，苏区各地相继被敌人占领，鹤峰县城也几次落入敌手，斗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艰苦。
廖汉生所在的游击队，男女老少二三十人，大多是贺家亲属，在贺民英的带领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这支队伍虽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但是始终接受党和苏维埃的领导。贺民英经常派廖汉生去找中共湘鄂边特委和县委、苏维埃领导人，汇报情况，沟通消息，互相给予帮助。
1932年6月，就在敌军“围剿”日益疯狂之时，苏区内部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由贺炳南率领的桑植县游击大队发生叛乱，叫喊着所谓“反共不反贺”的口号，打死了桑植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杨英、县委委员李少栋，接着闯入四门岩特委驻地。事件发生后，特委带领独立团转往洪湖，会合红军主力去了。湘鄂边只剩下贺民英游击队等几支零星的游击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反复搜山的艰难环境中，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顽强地坚持在深山密林中。廖汉生和游击队员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党和红军会回来的!
1933年农历腊月间，敌军“围剿”有些松懈了。贺民英派廖汉生下山去找些粮食，摸一摸情况。廖汉生翻过几座大山，走了百多里山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听说茅坝坪未了一支队伍，有的说是贵州的“黑军”，有的 说是贺龙的红军。廖汉生走到茅坝坪村子边上，突然被几个持枪的人拦住了，一问，果然是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红三军八师师部，师长朱胜文招待他吃了顿饭，又派人把他送到军部，见到了日夜盼望的贺龙。
当天，廖汉生又匆匆动身赶回山上，把贺龙率领红军回来的喜讯告诉贺民英。大家走出深山，与红军团聚。
红军这次回来，原来3万余人的红二军团已经缩编为8000来人。红三军首先打开了鹤峰城，着手恢复湘鄂边苏区。几天后，红军出发去打桑植，廖汉生跟随贺民英给红军送行。
贺民英郑重地向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提出入党申请“我跟着共产党干也有这么多年啦，我要加入共产党!”
关向应政委回答“大姐，你有你的关系，你有你的影响，留在外面，活动起来更方便些。”
年少气盛的廖汉生有自己的想法，他提出“朱胜文原来跟我差不多，现在人家都当师长啦，我还是个游击队员。我不干了，我要跟红军走!”
贺民英、贺戊姐不愿让他走。廖汉生埋怨道“以前都是你们拉着我，要不我早就在红军里了。这次不行，我一定要走!”贺戊姐被闹得没办法，呜呜地哭了起来。
看到这个情景，贺龙劝说道“汉生，你还是不要走了，留下来吧。”他只好同意。
红三军在桑植没站住脚，又回到鄂西一带，恢复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建立赤卫队、游击队。
3月间，敌军一度攻占了鹤峰城，红三军退到太平镇。廖汉生随贺民英到了军部。从几年来的游击生活中，他们深深感到：像过去那样孤零零的活动，力量太小了，只有紧紧地与党和红军靠在一起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廖汉生再一次提出要跟红军走。贺民英则向负责湘鄂边游击队工作的七师政委陈培荫第二次提出入党申请。
陈培荫也像关向应政委一样对贺民英解释说“大姐，你够条件，但是根据你过去的情况还是暂时留在党外好。”
离开军部时，贺龙、关向应拨给游击队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说“你们回去，扩大武装，把附近村子里的贫苦农民都组织起来，成立赤卫队。”
贺民英集中了太平镇附近村子的一些贫苦农民，发了枪，成立了赤卫队，实行联防，分散务农，集中练兵。
5月间，正值插秧时节，赤卫队员们白天回家插秧，晚上集中驻防。几天下来，大家都感到非常疲劳，就连苦了一辈子的贺民英也觉得有些吃不消了。她对大家讲“这样太累啦。你们把秧插完再来，晚上就各回各家休息吧。”她只留下廖汉生等十来个人，分住在洞长湾的两户人家。
这天夜里，农会委员许璜生叛变投敌，领着敌团防大队前来偷袭。听到枪响，在这里养伤的红军团长向刚背起廖汉生的女儿春莲，第一个冲出去，上了屋后的山坡。
廖汉生提着驳壳枪冲出屋子，摸黑打了几枪，看到其他人都跑出来了，就绕到屋后上了山。后来才知道，他的岳母贺戊姐患哮喘、妻子肖艮艮抱着儿子跑不动，落在后面被敌人捉住了。
与此同时，住在另一栋屋子的贺民英提枪冲出门，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腿，她跪在门边向敌人还击，又一颗子弹打中她的腹部，当即牺牲。
廖汉生等人在山上跟敌人对射着，向刚带着从太平镇召集的赤卫队赶来，敌人匆匆退去。廖汉生来到房子前，只见贺民英牺牲在屋门边，贺戊姐被敌人退走时枪杀在水田里，同时遇难的还有唐老么、张志道、徐方刚，受伤的有徐焕然、向轩、谷大妹，殷红的血迹洒满了洞长湾。敌人还抓走了廖汉生的妻子肖艮艮和两岁的儿子。
贺龙得知不幸消息后，难过得许久不出声，过了好一阵，他问徐焕然和廖汉生“大姐他们牺牲啦，你们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廖汉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干，横直革命到底!为他们报仇!”
贺龙当即任命徐焕然和廖汉生为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正、副大队长。他们重返太平镇，集合起各村寨的赤卫队员，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继续同敌人战斗。并第一次萌发了加入党的愿望，决心继承烈士遗志，跟着贺龙、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参加红军的第一天，看到的是党内“肃反”的怪现象，红三军只剩下三个半党受
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三军军部从鹤峰县太平镇经过，贺龙、关向应把廖汉生从游击大队调到军部担任书记员。
参加红军是廖汉生多年来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然而他内心的欣喜很快就被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廖汉生到军部的当天就看到特务班里关押着3个人。一个是谷志标，廖汉生的同乡加同学，原红三军八师政治委员；另一个是贺炳炎，曾任桑植县农会主任陈昌厚的警卫员，与廖汉生同在农会工作，以后当了团长；第三个是九师政治委员宋盘铭。就在这天晚上，谷志标被押往鹤峰城去枪毙。吃晚饭时，贺龙发现谷志标不见了，急忙派人去追，才保下一条命。
廖汉生不晓得这3个人犯了什么大罪，要捆要杀，只听说是什么反革命“改组派”。以后他才逐渐了解到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中革军委分会主席夏曦推行“左”倾路线，一次又一次地在党和红军内部进行大规模“肃反”，一批批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被当作“改组派”蒙冤而死。就在廖汉生调到军部前，他十分敬佩的段德昌、王炳南等优秀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刚刚被杀掉。夏曦认定“改组派”已经完全把持了党团组织，在湘鄂西分局会议上他不顾贺龙等的坚决反对，强行作出决定“将地方上、红三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员、支部干事会，一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
此时，全军只剩下三个半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治委员关向应、七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最初是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他不是湘鄂西分局成员，有时列席会议，没有表决权，在红三军只能算半个党员。
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治委员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红三军失去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
1933年7月，敌军相继攻占鹤峰县城和军部驻地麻水。红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军部率领九师流动游击，一路由夏曦率领七师坚持鹤峰斗争，不久夏曦放弃鹤峰，湘鄂西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从此丢掉了，红三军到了濒临毁灭的绝境。
看到这些怪现象，廖汉生心生迷惑和不解，他弄不懂多年来令他向往和敬仰的党，此时究竟是怎么了?
他成为三军重新恢复党组织后发展的第一个新党员
7月底，廖汉生跟随红三军军部向宣恩进发。
由于暂时摆脱了夏曦的“左”倾领导，贺龙、关向应开始在军部和九师纠正“肃反”错误。
首先，释放了谷志标、贺炳炎和宋盘铭。接着，关向应着手 恢复被解散的党团组织，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支部，开始发展新党员。
廖汉生从游击队调到军部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又因为红三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都被打成了“改组派”，他是高小毕业生，又在军部当书记员，因此被贺龙、关向应选作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
农历七月的一天，红三军来到建始县一个镇子上，军部住进一栋吊脚楼。在警卫班的房间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入党介绍人之一关向应到会，另一位介绍人贺龙因下部队没能到会。廖汉生作为发展对象列席参加支部会。
支部书记、警卫班长朱绍田宣布会议开始后，关向应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发展对象的情况“廖汉生过去一直在贺大姐的队伍上，长期坚持湘鄂边游击斗争，大姐牺牲后他担任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我们把他调来军部当书记。他的表现大家都清楚，有文化，工作积极，经受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现在党和红军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急需这样的同志参加党，因此我和贺龙同志介绍廖汉生入党。”
关向应做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廖汉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接着，关向应对出席支部会议的全体党员进行了党的任务的教育。这是廖汉生听到的第一堂党课。关向应着重讲解：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我们当前开展的土地革命战争，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将来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廖汉生是在红三军处于濒临毁灭的逆境中入党的，从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名称，到此时已经7年了；从见到第一个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到此时也有5年多了。这些年来，大革命的风暴，工农武装斗争的烽火，苏维埃的工作，游击战争的岁月，使他对党的认识，从领头造反的“红脑壳”逐步上升到为天下劳苦人民求解放的先锋队。他决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辈子!
入党后的第一项工作，跟随关向应学做党务工作
廖汉生入党后，跟在关向应身边学做党务工作。关政委给他详细解释党的路线、政策，手把手教他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他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
七师、九师会合后，在关向应的主持下，全军各单位先后登记了一批党团员，廖汉生通过关向应的言传身教逐步学到了党务工作的知识和方法。
1934年8月，入党刚刚一年的廖汉生调任红三军七师党务委员会书记；9月，调任九师政治委员。他学着关向应的样子，在部队中登记老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党的各级组织。10月，红三军在黔东与红六军团会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廖汉生担任六师政治委员。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开创了新的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4月，廖汉生担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0月重新担任六师政委，11月率部离开桑植家乡，开始长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廖汉生逐步成长为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者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后胜利闭幕。廖汉生作为十六大特邀代表出席闭幕式。这一天正好是他9l岁生日。回首90多年走过的人生历程，他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走，这条路是走对了!”
1911年11月14日，廖汉生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桥自弯乡一个普通农家。因为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父亲按照当时流行的口号“推翻满清政府，恢复汉室天下”给他取名“汉生”。
廖汉生10岁那年，父亲病逝于贺龙军中，但给他留下一段“姻缘”——由贺龙提亲，与贺龙姐姐贺戊姐的女儿定了娃娃亲。
1925年，在澧州担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及镇守使的贺龙，把廖汉生送到位于常德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高小。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围绕着是否继承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省立第二师范的左右两派学生由争论引发械斗事件，校方挂牌开除了共产党员滕代远等学生。
这天，第二师范的一个右派学生闯进附小的教室，打断了上课，叫嚷着要搜查共产党员。由此，14岁的廖汉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名称。在他懵懵懂懂的印象中，共产党只是几个参加了打架的学生。
1926年，贺龙从常德、澧州挥师北伐，廖汉生失去资助，只得辍学回乡，后在桑植县立高小完成学业。
1927年，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波及到偏僻的湘西桑植，廖汉生和乡里几个高小毕业生在集市上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杀尽贪官污吏!”
不久，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反动乡长扬言要“教训这帮小崽子”，廖汉生跑到贺龙大姐贺民英的队伍上，一来躲避风头，二未走走亲戚。
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员，竟是自己崇拜的英雄贺龙
1927年秋，廖汉生不时听到传言“贺龙在南昌暴动了!”“贺龙被蒋介石捉到南京，砍了脑壳!”
冬去春来，1928年2月底，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廖汉生跟随贺民英迎接贺龙一行回到桑植县洪家关。
贺龙向前来探望的亲友们公开宣布：“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了!我回来就是要组织工农革命军，跟蒋介石这帮坏蛋干到底f”
这是廖汉生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员，竟是自己从小就崇拜的英雄!从这时起，“贺龙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成为主导廖汉生行动的思想。他决心跟着贺龙闹革命。
贺民英、贺戊姐、贺满姑等姐妹们把自己的人枪交给了贺龙。工农革命军聚集了约3000人的队伍，一举攻占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批部队前来进攻，刚刚聚集的队伍一下就散了。廖汉生和贺家亲属们跟随贺龙退到了罗峪。
在罗峪，贺家一位族叔生气地指责贺龙“现在是国民党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是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的人，是有前途的，当共产党落下个啥?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你图的是什么?害得贺氏族人跟着你落难而逃?”贺龙当场跟族叔吵了起来“我贺龙为了找出路、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你们看着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国民党一定会失败!”廖汉生看到贺龙坚决跟着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他也从中进一步坚定了跟着贺龙闹革命的决心。
第一次执行党的任务，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权
1929年5月，贺龙率领红军重返桑植，攻占了桑植县城，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筹备建立苏维埃政权。廖汉生接受党组织交给的第一个任务，是从贺民英游击队回到自己家所在的长瑞乡，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两年前，他也曾搞过农民协会，那时只是几个高小毕业生喊喊口号，贴贴标语。这一次却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向贫苦农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土地革命方针，动员农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乡农民协会建立起来后，他被推选为出席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
正在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驻永顺的敌军向子云一个团向桑植县城扑来。廖汉生和县农民协会赤卫队配属红四军第四团作战，他们利用敌军惧怕“神兵”的弱点，头缠红布帕，身扎红腰带，梭镖大刀也都挂上红布条，隐蔽在城外。
敌军进入桑植空城，贺龙军长一声令下，红一团首先出击，接着装扮成“神兵”模样的红四团和赤卫队手持梭镖大刀直冲东门。敌军乱作一团，吓得边跑边喊“神兵来了!”向子云带着残兵败将逃到赤溪河边，被一举全歼。
第二天，廖汉生参加了庆祝赤溪大捷暨桑植县苏维埃成立大会，而后留在县农民协会和苏维埃工作。
9月间，红军主动退出桑植县城。廖汉生回到贺民英游击队，跟随红军转移。
这年秋天，廖汉生已满18岁。他始终把18岁作为参加革命的起点，因为他从此成为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下的红色战士。
第一次萌生入党的愿望，两次目睹游击队领头人贺民英申请入党
1930年春，贺龙领导的湘鄂边红四军奉党中央命令从鹤峰东下洪湖，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会合，组成红二军团。廖汉生跟随贺民英游击队登上桑植与鹤峰交界的大山四门岩，坚持游击斗争。这年底，红二军团从洪湖苏区回到鹤峰休整，扩大了2000多人枪，又于1931年春二下洪湖。廖汉生和贺民英送走了主力红军，重新登上四门岩，在中共湘鄂边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1931年和1932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集大军对全国各个苏区发动了第三、第四次“围剿”。在湘鄂边，两省敌军举行联合“会剿”，苏区各地相继被敌人占领，鹤峰县城也几次落入敌手，斗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艰苦。
廖汉生所在的游击队，男女老少二三十人，大多是贺家亲属，在贺民英的带领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这支队伍虽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但是始终接受党和苏维埃的领导。贺民英经常派廖汉生去找中共湘鄂边特委和县委、苏维埃领导人，汇报情况，沟通消息，互相给予帮助。
1932年6月，就在敌军“围剿”日益疯狂之时，苏区内部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由贺炳南率领的桑植县游击大队发生叛乱，叫喊着所谓“反共不反贺”的口号，打死了桑植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杨英、县委委员李少栋，接着闯入四门岩特委驻地。事件发生后，特委带领独立团转往洪湖，会合红军主力去了。湘鄂边只剩下贺民英游击队等几支零星的游击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反复搜山的艰难环境中，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顽强地坚持在深山密林中。廖汉生和游击队员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党和红军会回来的!
1933年农历腊月间，敌军“围剿”有些松懈了。贺民英派廖汉生下山去找些粮食，摸一摸情况。廖汉生翻过几座大山，走了百多里山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听说茅坝坪未了一支队伍，有的说是贵州的“黑军”，有的 说是贺龙的红军。廖汉生走到茅坝坪村子边上，突然被几个持枪的人拦住了，一问，果然是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红三军八师师部，师长朱胜文招待他吃了顿饭，又派人把他送到军部，见到了日夜盼望的贺龙。
当天，廖汉生又匆匆动身赶回山上，把贺龙率领红军回来的喜讯告诉贺民英。大家走出深山，与红军团聚。
红军这次回来，原来3万余人的红二军团已经缩编为8000来人。红三军首先打开了鹤峰城，着手恢复湘鄂边苏区。几天后，红军出发去打桑植，廖汉生跟随贺民英给红军送行。
贺民英郑重地向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提出入党申请“我跟着共产党干也有这么多年啦，我要加入共产党!”
关向应政委回答“大姐，你有你的关系，你有你的影响，留在外面，活动起来更方便些。”
年少气盛的廖汉生有自己的想法，他提出“朱胜文原来跟我差不多，现在人家都当师长啦，我还是个游击队员。我不干了，我要跟红军走!”
贺民英、贺戊姐不愿让他走。廖汉生埋怨道“以前都是你们拉着我，要不我早就在红军里了。这次不行，我一定要走!”贺戊姐被闹得没办法，呜呜地哭了起来。
看到这个情景，贺龙劝说道“汉生，你还是不要走了，留下来吧。”他只好同意。
红三军在桑植没站住脚，又回到鄂西一带，恢复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建立赤卫队、游击队。
3月间，敌军一度攻占了鹤峰城，红三军退到太平镇。廖汉生随贺民英到了军部。从几年来的游击生活中，他们深深感到：像过去那样孤零零的活动，力量太小了，只有紧紧地与党和红军靠在一起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廖汉生再一次提出要跟红军走。贺民英则向负责湘鄂边游击队工作的七师政委陈培荫第二次提出入党申请。
陈培荫也像关向应政委一样对贺民英解释说“大姐，你够条件，但是根据你过去的情况还是暂时留在党外好。”
离开军部时，贺龙、关向应拨给游击队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说“你们回去，扩大武装，把附近村子里的贫苦农民都组织起来，成立赤卫队。”
贺民英集中了太平镇附近村子的一些贫苦农民，发了枪，成立了赤卫队，实行联防，分散务农，集中练兵。
5月间，正值插秧时节，赤卫队员们白天回家插秧，晚上集中驻防。几天下来，大家都感到非常疲劳，就连苦了一辈子的贺民英也觉得有些吃不消了。她对大家讲“这样太累啦。你们把秧插完再来，晚上就各回各家休息吧。”她只留下廖汉生等十来个人，分住在洞长湾的两户人家。
这天夜里，农会委员许璜生叛变投敌，领着敌团防大队前来偷袭。听到枪响，在这里养伤的红军团长向刚背起廖汉生的女儿春莲，第一个冲出去，上了屋后的山坡。
廖汉生提着驳壳枪冲出屋子，摸黑打了几枪，看到其他人都跑出来了，就绕到屋后上了山。后来才知道，他的岳母贺戊姐患哮喘、妻子肖艮艮抱着儿子跑不动，落在后面被敌人捉住了。
与此同时，住在另一栋屋子的贺民英提枪冲出门，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腿，她跪在门边向敌人还击，又一颗子弹打中她的腹部，当即牺牲。
廖汉生等人在山上跟敌人对射着，向刚带着从太平镇召集的赤卫队赶来，敌人匆匆退去。廖汉生来到房子前，只见贺民英牺牲在屋门边，贺戊姐被敌人退走时枪杀在水田里，同时遇难的还有唐老么、张志道、徐方刚，受伤的有徐焕然、向轩、谷大妹，殷红的血迹洒满了洞长湾。敌人还抓走了廖汉生的妻子肖艮艮和两岁的儿子。
贺龙得知不幸消息后，难过得许久不出声，过了好一阵，他问徐焕然和廖汉生“大姐他们牺牲啦，你们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廖汉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干，横直革命到底!为他们报仇!”
贺龙当即任命徐焕然和廖汉生为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正、副大队长。他们重返太平镇，集合起各村寨的赤卫队员，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继续同敌人战斗。并第一次萌发了加入党的愿望，决心继承烈士遗志，跟着贺龙、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参加红军的第一天，看到的是党内“肃反”的怪现象，红三军只剩下三个半党受
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三军军部从鹤峰县太平镇经过，贺龙、关向应把廖汉生从游击大队调到军部担任书记员。
参加红军是廖汉生多年来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然而他内心的欣喜很快就被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廖汉生到军部的当天就看到特务班里关押着3个人。一个是谷志标，廖汉生的同乡加同学，原红三军八师政治委员；另一个是贺炳炎，曾任桑植县农会主任陈昌厚的警卫员，与廖汉生同在农会工作，以后当了团长；第三个是九师政治委员宋盘铭。就在这天晚上，谷志标被押往鹤峰城去枪毙。吃晚饭时，贺龙发现谷志标不见了，急忙派人去追，才保下一条命。
廖汉生不晓得这3个人犯了什么大罪，要捆要杀，只听说是什么反革命“改组派”。以后他才逐渐了解到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中革军委分会主席夏曦推行“左”倾路线，一次又一次地在党和红军内部进行大规模“肃反”，一批批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被当作“改组派”蒙冤而死。就在廖汉生调到军部前，他十分敬佩的段德昌、王炳南等优秀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刚刚被杀掉。夏曦认定“改组派”已经完全把持了党团组织，在湘鄂西分局会议上他不顾贺龙等的坚决反对，强行作出决定“将地方上、红三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员、支部干事会，一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
此时，全军只剩下三个半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治委员关向应、七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最初是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他不是湘鄂西分局成员，有时列席会议，没有表决权，在红三军只能算半个党员。
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治委员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红三军失去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
1933年7月，敌军相继攻占鹤峰县城和军部驻地麻水。红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军部率领九师流动游击，一路由夏曦率领七师坚持鹤峰斗争，不久夏曦放弃鹤峰，湘鄂西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从此丢掉了，红三军到了濒临毁灭的绝境。
看到这些怪现象，廖汉生心生迷惑和不解，他弄不懂多年来令他向往和敬仰的党，此时究竟是怎么了?
他成为三军重新恢复党组织后发展的第一个新党员
7月底，廖汉生跟随红三军军部向宣恩进发。
由于暂时摆脱了夏曦的“左”倾领导，贺龙、关向应开始在军部和九师纠正“肃反”错误。
首先，释放了谷志标、贺炳炎和宋盘铭。接着，关向应着手 恢复被解散的党团组织，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支部，开始发展新党员。
廖汉生从游击队调到军部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又因为红三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都被打成了“改组派”，他是高小毕业生，又在军部当书记员，因此被贺龙、关向应选作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
农历七月的一天，红三军来到建始县一个镇子上，军部住进一栋吊脚楼。在警卫班的房间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入党介绍人之一关向应到会，另一位介绍人贺龙因下部队没能到会。廖汉生作为发展对象列席参加支部会。
支部书记、警卫班长朱绍田宣布会议开始后，关向应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发展对象的情况“廖汉生过去一直在贺大姐的队伍上，长期坚持湘鄂边游击斗争，大姐牺牲后他担任游击大队副大队长，我们把他调来军部当书记。他的表现大家都清楚，有文化，工作积极，经受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现在党和红军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急需这样的同志参加党，因此我和贺龙同志介绍廖汉生入党。”
关向应做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廖汉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接着，关向应对出席支部会议的全体党员进行了党的任务的教育。这是廖汉生听到的第一堂党课。关向应着重讲解：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我们当前开展的土地革命战争，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将来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廖汉生是在红三军处于濒临毁灭的逆境中入党的，从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名称，到此时已经7年了；从见到第一个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到此时也有5年多了。这些年来，大革命的风暴，工农武装斗争的烽火，苏维埃的工作，游击战争的岁月，使他对党的认识，从领头造反的“红脑壳”逐步上升到为天下劳苦人民求解放的先锋队。他决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辈子!
入党后的第一项工作，跟随关向应学做党务工作
廖汉生入党后，跟在关向应身边学做党务工作。关政委给他详细解释党的路线、政策，手把手教他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他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
七师、九师会合后，在关向应的主持下，全军各单位先后登记了一批党团员，廖汉生通过关向应的言传身教逐步学到了党务工作的知识和方法。
1934年8月，入党刚刚一年的廖汉生调任红三军七师党务委员会书记；9月，调任九师政治委员。他学着关向应的样子，在部队中登记老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党的各级组织。10月，红三军在黔东与红六军团会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廖汉生担任六师政治委员。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开创了新的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4月，廖汉生担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0月重新担任六师政委，11月率部离开桑植家乡，开始长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廖汉生逐步成长为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者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后胜利闭幕。廖汉生作为十六大特邀代表出席闭幕式。这一天正好是他9l岁生日。回首90多年走过的人生历程，他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走，这条路是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