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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的“中美国”
最近全球经济失衡的流行词是“中美国(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这个词最先是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但中国高层似乎对这个词并不感冒,因为这个说法常常被华盛顿利用作为推卸危机责任的借口,比如大肆攻击中国的高储蓄。客观上讲,如果抛开一些政治的干扰,这个提法基本上还是成立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成为中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举国的消费还抵不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州的总消费。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大致相当于美国的70%。简单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便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显然两国实力是不可能对等的。
我们讲,“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了全球化过程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的“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的“外需”,于是双方为了各取所需自然绑在了一起。
尽管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中,中国并不是最大的贡献者(石油美元循环构成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最大项),但是中国却是2003年以后美国逆差增量的最大提供者(贡献率接近70%)。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美进口份额的20%以上,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45%。
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把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的参与者归为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特别是2004年中期后美联储开始启动17次的加息周期,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并不随之上升,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呈现罕见的驼峰状,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中国输出储蓄造成的),而股市及楼市的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并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作为物质生产的世界工厂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出口占GDP的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大国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也大幅上涨,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
世界经济不是跑得很好吗,怎么后来就出问题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换个视角看失衡危机
面对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换个视角来看失衡问题。
最近十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大幅上升。导致其上升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
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可以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自由流动,可以迅速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相结合生产出产品,然后极其便利地被运送到任何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手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的搜索下,理论上可以使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与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在急剧恶化。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由于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
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导致其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近3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中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因此,21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此外,贫富差距的加剧更加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新经济”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趋缓,经济增长率处于长期(10年)移动平均线之下,这之后虽有全球化的红利发酵,虽有强烈的信贷杠杆刺激,依旧无法改变经济增长疲弱态势。
对于美国来讲,“去工业化”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杠杆化和去监管化,或者说是金融自由化。利用其高效复杂的金融体系制造资产膨胀来弥补经济成长的长期动力的衰竭。同时,金融自由化客观上又强化美元本位,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泛太平洋事实上重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I,于是美国能充分借用他国的储蓄。布雷顿森林体系复位的实质是新兴国家不仅成为美国的工厂,也成了美国的银行。
只要美国长期保持低利率,以低廉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信贷并供其消费,而其他国家将其获得的贸易顺差收入以投资的方式流回美国,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生产也能够保证通胀水平不至于出现显著上升,从而使得美国的低利率水平得以长期维持。这就是众所熟知的全球化。
美国人希望的最理想状态就是货币贬值和资产通胀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物价不能通胀。所以它需要一个对冲,而中国是最佳的通缩输出国。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人工成本与人工效率之比一直在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各级政府几乎垄断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要素和资源。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随着资本密集化程度急升,意味着资本劳动比下降,国内收入形不成购买力才能极大地满足美国家庭的消费扩张。
但是,中国又是资源和能源瓶颈的国家,无法对冲资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制造的价格虽可通过压制劳工的报酬而缓慢上涨,但产能的扩张却推动着油价和资源价格开始飙升。而美国本身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油价构成物价通胀的核心。
尽管中国在供给通缩的角色上扮演得非常卖力,但黄金模式终究遇到了绕不过去的坎:油价受不了。2004年后,油价从30美元开始大幅上涨,于是美联储于2004年中期启动了长达17次的加息周期,随后的逻辑大家都知道。基准利率的上升,使得资产价格下跌;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美国的负债问题开始暴露;美国负债问题的暴露,使得银行坏账增加、信贷冻结,消费能力随之开始大幅下滑;中国的出口遭到重大的影响,国内就业压力加大,内需进一步走软。以上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周期从产生到高涨再到破灭的全过程。
再平衡的方向在“再工业化”
伴随着这次危机的爆发,原有的平衡已经被打破,所以现在大家开始讲再平衡。但再平衡的方向在哪里呢?简单直观的想法就是全球经济做减法,美国需求做减法,中国产出做减法。全球经济要彻底改变依赖美国信贷消费模式,这意味着要发生大的经济倒退。
现在看来所谓“消费者去杠杆”是一个再平衡的“死胡同”,根本无法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平衡。“消费者去杠杆”所产生的被动储蓄很难持续提高储蓄率及降低负债率。所以你看到,最近美国家庭储蓄率在提高,但负债率并没有相应的下降。由于居民开始被动储蓄导致了其消费下降,居民消费的紧缩又使得企业利润下降,企业迫于经营压力,便开始裁员,从而使得失业率开始攀升,而失业率的上升又进一步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因而负债率(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分子分母都在做减法,负债率并没有下降。
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再平衡应该不会是一种颠覆,而是一种修复。换句话讲,全球化不可逆转。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再平衡是通过对失衡的修正,使全球化模式能长久持续。
因此,未来再平衡的方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全球需求结构得到改善而更加均衡,即必须回到能增加可支配收入的轨道。二是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瓶颈,这样资产可以通胀,但油价却不可以大涨。而需求的结构要重新走向均衡、可支配收入要重归增长,必须重新呼唤“企业家精神”,需要出现“熊彼特式”的创业活动的集群式迸发。故此,“再工业化”是美国再平衡的唯一选择。
“再工业化”绝非美国的海外工厂回归(美国劳力成本极高,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而是再造一个新“实体”。结合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的瓶颈,再工业化的方向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
弱美金是实现再平衡的战略安排
弱美元是完成“再工业化”的必要制度保障
靠政府加杠杆(债务激增)来减轻家庭和企业部门去杠杆的痛苦。这样美元长期势必疲弱。
弱美元增加美国制造的竞争力,缩减经常项目赤字,美国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口驱动型增长了。美国庞大的对外投资随着美元贬值而获得巨大的资本盈余,能最快速地降低净债务率。
更关键的是,弱美元将整体抬高传统工业领域的运营成本。换句话讲,只有传统的资源和能源泡在“水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大量的投资源源不断地进入低碳,并充分保证这些投资的安全。
“再工业化”才能实现可支配收入增长之路,新的财富出现才能减少家庭和国家的负债率,消费者去杠杆是死胡同,未来再平衡只能这样选择,这是战略。所以在美国完成新的战略布局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时间泡在流动性的“汪洋”之中。
再造新经济形态或是一个泡沫化的过程
在政策和规则保护下,新产业开始形成,先进入的企业获取超额利润。伴随着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的股权泡沫开始出现,与此同时,由于资金成本低廉,大量的投资开始进入新经济行业从而形成过度投资和竞争局面,规模经济开始出现并导致超额利润逐步消失,慢慢回归到全社会平均利润水平,从而导致泡沫开始破裂,但新经济的溢出效应开始出现,并又成为经济下一步持续增长的动力。
当然,以上的逻辑必须有个前提:弱美元必须可控。现在看来是存在这个可能的。
一是中国为了自身经济和就业的稳定,还将钉住美元,不太可能抛弃美元锚。因此,在美元风雨飘摇之际,人民币钉住美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元最大的帮助。
二是盖特纳和伯南克为缓解通胀预期的浑身解数,伯南克可以不断地讲他的退出策略,盖特纳可以调节财政开支的节奏,将困难尽可能后移。
三是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提前货币紧缩政策的外溢性总是能够帮助弱美元走得更远,而高福利的欧洲鉴于对通胀的担忧,使其不太可能加入货币竞相贬值的行列。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最近全球经济失衡的流行词是“中美国(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这个词最先是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但中国高层似乎对这个词并不感冒,因为这个说法常常被华盛顿利用作为推卸危机责任的借口,比如大肆攻击中国的高储蓄。客观上讲,如果抛开一些政治的干扰,这个提法基本上还是成立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成为中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举国的消费还抵不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州的总消费。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大致相当于美国的70%。简单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便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显然两国实力是不可能对等的。
我们讲,“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了全球化过程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的“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的“外需”,于是双方为了各取所需自然绑在了一起。
尽管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中,中国并不是最大的贡献者(石油美元循环构成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最大项),但是中国却是2003年以后美国逆差增量的最大提供者(贡献率接近70%)。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美进口份额的20%以上,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45%。
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把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的参与者归为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特别是2004年中期后美联储开始启动17次的加息周期,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并不随之上升,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呈现罕见的驼峰状,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中国输出储蓄造成的),而股市及楼市的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并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作为物质生产的世界工厂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出口占GDP的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大国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也大幅上涨,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
世界经济不是跑得很好吗,怎么后来就出问题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换个视角看失衡危机
面对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换个视角来看失衡问题。
最近十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大幅上升。导致其上升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
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可以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自由流动,可以迅速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相结合生产出产品,然后极其便利地被运送到任何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手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的搜索下,理论上可以使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与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在急剧恶化。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由于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
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导致其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近3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中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因此,21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此外,贫富差距的加剧更加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新经济”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趋缓,经济增长率处于长期(10年)移动平均线之下,这之后虽有全球化的红利发酵,虽有强烈的信贷杠杆刺激,依旧无法改变经济增长疲弱态势。
对于美国来讲,“去工业化”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杠杆化和去监管化,或者说是金融自由化。利用其高效复杂的金融体系制造资产膨胀来弥补经济成长的长期动力的衰竭。同时,金融自由化客观上又强化美元本位,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泛太平洋事实上重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I,于是美国能充分借用他国的储蓄。布雷顿森林体系复位的实质是新兴国家不仅成为美国的工厂,也成了美国的银行。
只要美国长期保持低利率,以低廉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信贷并供其消费,而其他国家将其获得的贸易顺差收入以投资的方式流回美国,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生产也能够保证通胀水平不至于出现显著上升,从而使得美国的低利率水平得以长期维持。这就是众所熟知的全球化。
美国人希望的最理想状态就是货币贬值和资产通胀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物价不能通胀。所以它需要一个对冲,而中国是最佳的通缩输出国。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人工成本与人工效率之比一直在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各级政府几乎垄断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要素和资源。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随着资本密集化程度急升,意味着资本劳动比下降,国内收入形不成购买力才能极大地满足美国家庭的消费扩张。
但是,中国又是资源和能源瓶颈的国家,无法对冲资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制造的价格虽可通过压制劳工的报酬而缓慢上涨,但产能的扩张却推动着油价和资源价格开始飙升。而美国本身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油价构成物价通胀的核心。
尽管中国在供给通缩的角色上扮演得非常卖力,但黄金模式终究遇到了绕不过去的坎:油价受不了。2004年后,油价从30美元开始大幅上涨,于是美联储于2004年中期启动了长达17次的加息周期,随后的逻辑大家都知道。基准利率的上升,使得资产价格下跌;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美国的负债问题开始暴露;美国负债问题的暴露,使得银行坏账增加、信贷冻结,消费能力随之开始大幅下滑;中国的出口遭到重大的影响,国内就业压力加大,内需进一步走软。以上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周期从产生到高涨再到破灭的全过程。
再平衡的方向在“再工业化”
伴随着这次危机的爆发,原有的平衡已经被打破,所以现在大家开始讲再平衡。但再平衡的方向在哪里呢?简单直观的想法就是全球经济做减法,美国需求做减法,中国产出做减法。全球经济要彻底改变依赖美国信贷消费模式,这意味着要发生大的经济倒退。
现在看来所谓“消费者去杠杆”是一个再平衡的“死胡同”,根本无法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平衡。“消费者去杠杆”所产生的被动储蓄很难持续提高储蓄率及降低负债率。所以你看到,最近美国家庭储蓄率在提高,但负债率并没有相应的下降。由于居民开始被动储蓄导致了其消费下降,居民消费的紧缩又使得企业利润下降,企业迫于经营压力,便开始裁员,从而使得失业率开始攀升,而失业率的上升又进一步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因而负债率(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分子分母都在做减法,负债率并没有下降。
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再平衡应该不会是一种颠覆,而是一种修复。换句话讲,全球化不可逆转。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再平衡是通过对失衡的修正,使全球化模式能长久持续。
因此,未来再平衡的方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全球需求结构得到改善而更加均衡,即必须回到能增加可支配收入的轨道。二是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瓶颈,这样资产可以通胀,但油价却不可以大涨。而需求的结构要重新走向均衡、可支配收入要重归增长,必须重新呼唤“企业家精神”,需要出现“熊彼特式”的创业活动的集群式迸发。故此,“再工业化”是美国再平衡的唯一选择。
“再工业化”绝非美国的海外工厂回归(美国劳力成本极高,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而是再造一个新“实体”。结合要突破资源和能源的瓶颈,再工业化的方向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
弱美金是实现再平衡的战略安排
弱美元是完成“再工业化”的必要制度保障
靠政府加杠杆(债务激增)来减轻家庭和企业部门去杠杆的痛苦。这样美元长期势必疲弱。
弱美元增加美国制造的竞争力,缩减经常项目赤字,美国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口驱动型增长了。美国庞大的对外投资随着美元贬值而获得巨大的资本盈余,能最快速地降低净债务率。
更关键的是,弱美元将整体抬高传统工业领域的运营成本。换句话讲,只有传统的资源和能源泡在“水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大量的投资源源不断地进入低碳,并充分保证这些投资的安全。
“再工业化”才能实现可支配收入增长之路,新的财富出现才能减少家庭和国家的负债率,消费者去杠杆是死胡同,未来再平衡只能这样选择,这是战略。所以在美国完成新的战略布局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时间泡在流动性的“汪洋”之中。
再造新经济形态或是一个泡沫化的过程
在政策和规则保护下,新产业开始形成,先进入的企业获取超额利润。伴随着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的股权泡沫开始出现,与此同时,由于资金成本低廉,大量的投资开始进入新经济行业从而形成过度投资和竞争局面,规模经济开始出现并导致超额利润逐步消失,慢慢回归到全社会平均利润水平,从而导致泡沫开始破裂,但新经济的溢出效应开始出现,并又成为经济下一步持续增长的动力。
当然,以上的逻辑必须有个前提:弱美元必须可控。现在看来是存在这个可能的。
一是中国为了自身经济和就业的稳定,还将钉住美元,不太可能抛弃美元锚。因此,在美元风雨飘摇之际,人民币钉住美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元最大的帮助。
二是盖特纳和伯南克为缓解通胀预期的浑身解数,伯南克可以不断地讲他的退出策略,盖特纳可以调节财政开支的节奏,将困难尽可能后移。
三是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提前货币紧缩政策的外溢性总是能够帮助弱美元走得更远,而高福利的欧洲鉴于对通胀的担忧,使其不太可能加入货币竞相贬值的行列。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