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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了题为《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1]的文章。其中写道：“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顾山人周水平回到本乡，看不过眼，乃劝佃农组织团体，名曰‘佃农合作自救社’。周往来各村，宣讲农民痛苦声泪俱下，顾山农民从者极众，江常锡（指江阴、常熟、无锡——编者注）三县交界各地农民都为煽动，如云而起，反对为富不仁之劣绅大地主，一致要求减租。”在文章中，毛泽东详细记述了周水平在江阴乡间发动农民运动的英勇事迹，以及周水平牺牲后农民祭奠悼念他、要为他报仇的慷慨场面，热情赞扬了周水平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作为为数不多的受到毛泽东亲笔撰文称赞的烈士之一，周水平在大革命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以共产党员、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积极参加革命工作，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斗争，成为这一时期江苏著名的农民运动先驱。
周水平（1894—1926），1894年6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顾山镇周东庄，原名周侃，又名树平，号刚直。其父周仲甫，字方叔，毕业于常昭师范传习所，长期在家乡小学任职。其母持家勤俭，终年勤劳，朴素本分。父母共育有三子一女，周水平最长。因为家口众多，负担甚重，家庭生活颇为艰辛。1901年，周水平勉强入读本村私塾，不久即因家庭困难无力负担学费而辍学。1905年，经舅父介绍，12岁的他前往瓦屑坝学习裁缝手艺。三年学徒期满后，他先后在无锡、江阴、顾山等地做成衣裁缝。后在同村老秀才周景风的资助下，插班在常熟县合兴街高等小学读书。1915年夏，他考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和同学江阴人钱振标、丹阳人戴盆天成为志趣相投、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他们三人深受新思潮的影响，思想进步，才华出众，志向远大，常常撰写文稿，在报纸上发表，受到校内师生的广泛推崇，被一致誉为三师三杰。[2]1916年夏，周水平自省立第三师范毕业，陆续在宜兴周铁桥小学、江阴顾山小学等处任教。
1917年9月，在亲友资助下，周水平东渡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兼习医生、司法等科。在日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的《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书，汲取各种新思想，探求救国方略。1919年，适逢“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身在东京的周水平与中国留学生们一起，冲破日本警察的阻挠，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并选派代表向各国驻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书，为此他曾两度被逮捕关押。1920年上半年，他自日本归国，在家乡顾山小学教书。在课堂上，周水平言辞恳切地勉励同学们“读书毋忘救国，救国毋忘读书”，“救国须先救民，强国须先强身”，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他还在国耻纪念日带领学生们高唱《国耻歌》进行示威游行，把顾山小学的气氛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为了动员当地群众与抽鸦片烟的大烟鬼、赌鬼作斗争，周水平联络远近有志青年组织成立了青年社，自编自导了话剧《赌博的结局》，面向全镇公演，向全体师生和乡民揭露抽鸦片烟和赌博的危害。[3]
1921年上半年，周水平先后向江阴县知事呈递两份呈文，揭露顾山小学校董周增元与劝学员吴卓勤侵吞公款、相互勾结、大搞裙带关系的恶劣行为，但一直未得到任何回音。1921年9月后，他陆续在徐州铜山甲种师范讲习所、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川沙师范讲习所、上海大学附属中学等校任教。1923年12月，他挺身而出，为顾山镇古塘巷佃户陆臣臣代写诉状，帮助后者与为富不仁的劣绅打官司。1924年4月，他在《民国日报》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江阴当地大地主周护峰的罪恶行径和丑恶嘴脸。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周水平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3月，他加入国民党，并与共产党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侯绍裘等一起筹组国民党川沙县党部。不久，他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孙中山逝世后，周水平发起筹备“孙总理追悼大会”，并登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群众支持革命。在侯紹裘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周水平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立刻奔赴川沙县城，发起和主持全县国民外交后援大会，积极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抗议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暴行，并募捐资金用于救济死难工人家属。[4]这些革命实践活动使周水平认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独立，民族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一定要学共产党人的样，唤起民众，团结战斗，才是唯一的出路。
1925年夏，江南地区发生大旱灾，江阴顾山镇一带又发生螟灾，水稻受灾严重，农田普遍歉收，农民“亏耗甚巨”。但官府苛捐杂税不减，地主仍要农民正常交租，广大农民濒于破产的边缘。周水平因连年在外奔波，工作劳累辛苦，积劳成疾，不得不结束在川沙师范学校的任职，从上海返回江阴养病。回到家乡后，周水平目睹贫苦农民的艰辛生活，决定动员农民起来与地主豪绅开展斗争。不久，他奉令与中共江阴支部书记孙选等一起组建国民党江阴县党部。在他的努力下，江阴县党部很快成为推动当地革命活动和农民运动的中心。
为了把农民组织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与地主劣绅开展减租自救斗争，周水平利用周东庄村西头盛塘庙空房开办贫民夜校，义务为附近村庄的四十多位佃户补习文化知识。这是江阴地区第一所农民义务夜校。除了自己亲自上课外，周水平还联络黄增寿、李士周等人来校担任教师，每晚教农民识字明理，向他们宣传科学知识和革命道理。夜校开办仅半个月，报名入学的农民就达到二百多人。
贫民夜校的开办，震动了江常锡三县交界地区的广大农民，也吓坏了顾山的地主巨富。周东庄百姓多数姓周，封建宗族势力较强。地主豪绅利用“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的宗族观念阻挠一些姓周的学员到夜校学习。迫于各种压力，不少佃农选择从夜校退出。周水平一连几天串门走户，劝说退学的佃农继续入学。一天晚上，等学员们基本都到齐了，周水平摊开自己新编写的油印课本，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周”字，愤怒地说：“同胞们，同样一个周字，地主佃户两边分。你们看，我伲种田人为什么起早摸黑，吃辛吃苦，还是揭不开锅，穿不上衣；而地主靠收租田却大鱼大肉，穿绸着缎，欺压我们？”[5]周水平就这样利用夜校这个阵地，通过教农民识字，灌输科学知识，宣传革命思想，使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夜校在乡村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1925年7月，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和进步思想，周水平与钱振标、蒋协成等在江阴澄南中学集会，组织成立进步团体“星光社”，发起创办《星光报》，刊登文章谴责反动腐败的军阀政府，揭露社会上种种黑幕，抨击地主豪绅的罪恶行径，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鼓舞农民团结起来开展抗租斗争。当时人评价说：《星光报》是一份“处处都顾着正义人道，为平民说话的刊物”[6]，“其宗旨是宣传佃户合作自救，反对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7]，“不畏强权，驾驭强权，这是星光唯一的口号！星光弥漫着公道真情，烛破社会的黑暗！星光充满救难的佛力，为被压迫的同胞奋斗！星光怀抱着度人的赤诚，协力打倒侵占民权的绅阀、学阀，以及一切凌暴欺人的侵占阶级！”[8]《星光报》的出刊，划破了黑暗的夜空，照亮了乡村大地！
在《星光报》第一期上，周水平发表多篇文章。在《敬祝世界无产阶级万岁》这篇战斗檄文中，他提出“所谓民国就是必须为民有、民治、民享者也”，赞扬孙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宣扬农民解放的道理，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主张向敌人公开宣战。在《齐卢交战时江阴遭劫说》中，他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最公平、最低限度的人生观”，力主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扫除当时社会上种种黑暗不平事，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新世界。在《水平之名何意》中，周水平写道：“读破中外革命史，哪一件不是为了不平而起！我们自己办报的初衷就是针对社会不平之事，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认识，提出革除弊病的办法。”他认为，对社会上的不平事，“总要平到真平，真平莫如水平”，因此特地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水平。1925年9月，《星光报》由油印改为铅印，发行量提高了，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1925年初，江阴的地主豪绅为了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组织了一个“田业公会”，制定了所谓的“贫民回赎活卖田产钱洋折算法”，并呈报县署得到批准。这个法案规定：佃户赎买之前活卖给地主的田产时支付的钱数，不按照赎买时的洋价（约两千五百文铜钱兑换一个银元）折算，而是按照最初活卖田产时收入的钱数（约一千文铜钱兑换一个银元）折算。[9]由于当时银元和铜钱的兑换比率比清末民初上涨了许多，这就使得回赎田产的贫困佃户每块银元平白损失一千文铜钱以上，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1925年8月间，周水平在《星光报》上连续发表《所谓钱洋折合》《辟钱洋折合》《反对钱洋折合》等多篇文章，努力宣传农民自我解放的道理，大力抨击土豪劣绅的贪婪用心。他还利用谱写唱本等办法，传唱《种租田人听好》《农民协会有力量》等歌谣，号召农户抵制“钱洋折合法”。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田业公会”的钱洋折算法案很快成了一纸空文，未能真正实行，從而打击了地主，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1925年10月3日，周水平在《新江阴报》报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组织成立佃户合作自救会，并公布了自救会章程，申明以“减轻租额，改良农业，增进农民生活，发挥互助精神及宣传文化，以期社会改进之实现”[10]为该会根本宗旨。自救会的成立，标志着减租抗粮斗争的正式开始，从而掀开了农民运动崭新的篇章。在自救会的号召和领导下，农民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
不久，《星光报》刊登了周水平关于佃户合作自救会成立宗旨、章程办法的说明文章。文章强调“凡各地佃户赞成本会宗旨，服从团体行动者，皆可报名入会为会员。唯需自愿，不能胁迫”，“凡地主、半地主不准入会”。文章还明确规定了自救会的组织结构、佃户入会办法、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等。周水平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指明了减租抗粮斗争的方针办法：“大家就要万众一心的开会，推举代表去与收租人讲理，减轻租额……如果收租人不答应，大家就要合力同心一个也不还租，吃官司大家合力同心一道去吃。……只要齐心去做好了。你想再大的衙门总勿会（是）登得下几千几万人的大监牢，可以拿种租田人一个个捉进去。”[11]
沈舍里是顾山镇周边家喻户晓的一个大村庄。每逢农历九月二十一，沈舍里村前的周神庙都会举行庙会。商家摊贩云集，戏台日夜演戏，有十几亩地大的庙会场地常常可以容纳一两万人，非常热闹。庙会除了物资交流、文化娱乐的功能外，还是政治斗争的阵地。依照当地民俗，庙戏唱完，地主就要开始开仓收租。周水平与王增涛、周炽元等人秘密商量，决定利用沈舍里庙会，开展一场新的宣传斗争，发动群众参加自救会，组织起来开展抗租斗争。
1925年11月7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临近三县的农民都来沈舍里赶庙会、看庙戏。周水平等人趁机散发了大量传单和自救会章程，号召到会群众参加自救会，团结起来，共同开展抗租抗粮斗争。周水平还登上戏台大声疾呼：“田地为天成之物，非出于人力之创造，彼辈收租人衣食均享受他人劳动之结果，事非合理。”[12]“种田人早起摸黑种地，收租人用大秤称、大斗量，弄得种田人没饭吃，还要欠一屁股债。现在有个佃户合作自救会，就可以你帮我，我帮你，由代表和收租人谈判减租；如收租人不答应，大家就合力同心，一个也不还租……”[13]他力倡佃户团结一致，“以文明举动抗拒业主之压迫”，呼吁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周水平富有鼓动性的话，句句说到了穷苦农民的心坎上。围观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商议入会。
在周水平的号召和组织下，农民抗租风暴很快席卷江阴、常熟、无锡三县交界地区。加入自救会的农民多达数千人，农民运动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从要求减租发展到罢租抗粮斗争，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面前，地主豪绅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私下串联，秘密结成了“反周同盟”。在他们的一次聚会上，一个地主当众读周水平写的《齐卢交战时江阴遭劫说》，当读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一个最公平……的人生观”时，狂叫：“赤化，赤化，简直是共产党的言论！”他们经过多次密谋，串通江常锡等县33名地主劣绅，联名控告周水平“宣传赤化，鼓吹共产，聚众抗租，谋为不轨”，欲置后者于死地。1925年11月18日，江阴县署以“宣传过激主义，意在赤化”的罪名将周水平逮捕下狱。 狱中的周水平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每日坚持看书写文章，通过常来探望自己的未婚妻夏静波把文章送到《星光报》发表。他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程序接连写了三篇《抗告文》，控诉江阴县署无端迫害自己。在反动当局的法庭上，他气宇轩昂，侃侃而谈，义正辞严地驳斥土豪劣绅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他说：“法律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的自由，我们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又有何罪？我是国民党员，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教导，完全符合三大政策，凭什么来办我的罪？”[14]
针对“赤化过激”的罪名，他说：“这是想象名词，究竟是什么意义，不只是辞书上无可查者，而且刑律上更無正条。依据该律第十条规定，应不为罪，何况又是任意砌造的呢？”[15]他数次向江阴县署、苏州地方审判厅及江苏省府上诉，要求释放，但得不到任何回应。愤懑至极的他在囚室中写道：“拘留二旬，方知国法条条皆废物；奋斗十年，当使民生个个都登仙。”活生生的现实使他看清了反动政府法律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1926年1月初，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向所属各县借漕充饷，江常锡三县地主豪绅利用在南京开借漕会议的机会，诬陷周水平“煽动佃户抗租，以致无法筹缴预借冬漕”。1月16日晚，为扑灭江阴佃户抗租运动的烈火，孙传芳密令江阴县署依照军法处决周水平，并“枭首示众”。1月17日清晨，周水平被五花大绑押解到县城南门市桥西堍刑场上。临刑前，他面无惧色，坦然自若，对围观的群众大声疾呼：“我叫周水平，并非匪盗，亦非为个人计，为平民而死，死何足惧！”[16]说罢，昂首从容就义。
周水平的牺牲，震动全国，激起了广泛的义愤。江阴星光社和佃户合作自救会当日即发表《鸣冤宣言》，揭露周水平惨案的真相，痛斥反动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当烈士的灵柩回到顾山安置时，当地贫困农民纷纷前往灵前祭奠。他们悲痛地说：“周先生是为我们死的，我们要给他报仇。”[17]中国济难会临时全国总会发布通告指出：“周君为真正能到民间去之一人，目的在唤醒农民作解放运动。此次军阀协同劣绅杀周水平，非止杀周水平一人，乃是摧残民族解放运动。”[18]全国学生总会、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国民党上海特别党部、上海总工会等组织也纷纷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并致电质问孙传芳。
国共两党一些著名人士纷纷撰写纪念文章，高度肯定周水平的革命业绩和革命精神。1926年1月23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11期发表《悼周水平君》，抨击孙传芳为了“急于要向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讨好，取得走狗的地位”而杀害周水平。2月3日，吴稚晖在《京报副刊》撰文《恐不赤、染血成之欤》，表达了对军阀士绅联合残杀青年革命者的不满和愤慨。[19]2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1期刊登张太雷的文章——《孙传芳又杀了一位革命先锋周侃》，高度评价“革命先锋”周水平组织佃户自救团、献身农民运动的英勇事迹，明确指出“农民组织起来是国民革命之势力”，“这与地主和军阀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20]4月，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的侯绍裘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周水平烈士事略》的悼文，赞扬“周同志是始终锄强助弱的志士”，“他偏偏平安的路不走，却来尽力做革命工作，指导农民运动”，并最终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21]
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以“润之”为笔名撰写的《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在《向导》周报第179期上公开发表。在文章中，毛泽东以各地农民运动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分别叙述了崇明、江阴、丹阳、无锡、青浦、泰兴、泰县、徐州、慈溪等9个县的农民运动。写到江阴时，他一改其他八县记事的写法，转而以农运组织者周水平为中心展开叙述，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周水平烈士的革命事迹，高度赞扬他毅然放弃舒适高薪的工作，冒着杀头的危险深入乡间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精神。[22]这一节内容几乎成为一篇周水平的个人传记。
1927年3月，北伐军进抵江阴。在中共江阴独立支部领导下，江阴县农民协会成立了“办理周案委员会”，查办诬告陷害周水平的33名豪绅的财产、房屋，将周案要犯逮捕关押，为牺牲的烈士平反昭雪。国共两党还联合在江阴文庙隆重召开周水平追悼大会，深切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为动员和唤醒民众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根据周水平革命事迹改编的短剧《周水平就义》在沪澄一带郊区农村公演后，许多青年学生深受烈士革命精神的感召，毅然投身革命。
1933年，江阴人民为了纪念周水平，特地在周东庄盛塘庙西侧建造了烈士陵园，把贫民夜校改名为“水平小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自为周水平陵园题写墓碑“党国周烈士水平墓”。
烈士在泉台，回眸应笑慰。周水平牺牲后，他在江阴东乡点燃的革命之火，并没有因为反动军阀的血腥屠杀而熄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烈火熊熊燃烧，不断爆发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直到新中国诞生，广大农民翻身作了主人。
注释与参考文献
[1][17]《向导》第179期（1926年10月25日），第8、9页。长期以来，包括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在内的党史研究著作在引用毛泽东这篇文章时都将之记为原载1926年10月25日《向导》周报第179期。200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修订《毛泽东年谱》（1893-1949）时将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改为1926年11月25日。自此以后，1926年10月25日和1926年11月25日两说并行。201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出版《毛泽东新闻作品集》，重新将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认定为1926年10月25日。笔者认为，1926年11月25日说法缺乏文献依据，应采用1926年10月25日说。
[2][3]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江苏革命史料选辑》第8辑 ，1983年版，第240、222页。
[4][5][10][11][13][14][18][19]江阴市史志办公室编：《农运先驱周水平》，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 162、163、215、50、166、173、112、118-121页。
[6][21]政协江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阴文史资料》第15辑，1994年版，第3、6页。
[7]中共江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江阴人民革命史资料》第1辑，1984年版，第1页。
[8]江苏省江阴市文联主编：《最忆是江阴》，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页。
[9]政协江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阴文史资料》第1辑，1983年版，第26页。
[12]《时事新报》，1927年8月14日。
[15]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不灭的地火》，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16]《革命烈士传》编辑委员会编：《革命烈士传》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20]张太雷：《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22]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一、走上革命道路
周水平（1894—1926），1894年6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顾山镇周东庄，原名周侃，又名树平，号刚直。其父周仲甫，字方叔，毕业于常昭师范传习所，长期在家乡小学任职。其母持家勤俭，终年勤劳，朴素本分。父母共育有三子一女，周水平最长。因为家口众多，负担甚重，家庭生活颇为艰辛。1901年，周水平勉强入读本村私塾，不久即因家庭困难无力负担学费而辍学。1905年，经舅父介绍，12岁的他前往瓦屑坝学习裁缝手艺。三年学徒期满后，他先后在无锡、江阴、顾山等地做成衣裁缝。后在同村老秀才周景风的资助下，插班在常熟县合兴街高等小学读书。1915年夏，他考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和同学江阴人钱振标、丹阳人戴盆天成为志趣相投、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他们三人深受新思潮的影响，思想进步，才华出众，志向远大，常常撰写文稿，在报纸上发表，受到校内师生的广泛推崇，被一致誉为三师三杰。[2]1916年夏，周水平自省立第三师范毕业，陆续在宜兴周铁桥小学、江阴顾山小学等处任教。
1917年9月，在亲友资助下，周水平东渡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兼习医生、司法等科。在日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的《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书，汲取各种新思想，探求救国方略。1919年，适逢“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身在东京的周水平与中国留学生们一起，冲破日本警察的阻挠，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并选派代表向各国驻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书，为此他曾两度被逮捕关押。1920年上半年，他自日本归国，在家乡顾山小学教书。在课堂上，周水平言辞恳切地勉励同学们“读书毋忘救国，救国毋忘读书”，“救国须先救民，强国须先强身”，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他还在国耻纪念日带领学生们高唱《国耻歌》进行示威游行，把顾山小学的气氛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为了动员当地群众与抽鸦片烟的大烟鬼、赌鬼作斗争，周水平联络远近有志青年组织成立了青年社，自编自导了话剧《赌博的结局》，面向全镇公演，向全体师生和乡民揭露抽鸦片烟和赌博的危害。[3]
1921年上半年，周水平先后向江阴县知事呈递两份呈文，揭露顾山小学校董周增元与劝学员吴卓勤侵吞公款、相互勾结、大搞裙带关系的恶劣行为，但一直未得到任何回音。1921年9月后，他陆续在徐州铜山甲种师范讲习所、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川沙师范讲习所、上海大学附属中学等校任教。1923年12月，他挺身而出，为顾山镇古塘巷佃户陆臣臣代写诉状，帮助后者与为富不仁的劣绅打官司。1924年4月，他在《民国日报》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江阴当地大地主周护峰的罪恶行径和丑恶嘴脸。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周水平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3月，他加入国民党，并与共产党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侯绍裘等一起筹组国民党川沙县党部。不久，他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孙中山逝世后，周水平发起筹备“孙总理追悼大会”，并登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群众支持革命。在侯紹裘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周水平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立刻奔赴川沙县城，发起和主持全县国民外交后援大会，积极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抗议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暴行，并募捐资金用于救济死难工人家属。[4]这些革命实践活动使周水平认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独立，民族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一定要学共产党人的样，唤起民众，团结战斗，才是唯一的出路。
二、开办贫民夜校
1925年夏，江南地区发生大旱灾，江阴顾山镇一带又发生螟灾，水稻受灾严重，农田普遍歉收，农民“亏耗甚巨”。但官府苛捐杂税不减，地主仍要农民正常交租，广大农民濒于破产的边缘。周水平因连年在外奔波，工作劳累辛苦，积劳成疾，不得不结束在川沙师范学校的任职，从上海返回江阴养病。回到家乡后，周水平目睹贫苦农民的艰辛生活，决定动员农民起来与地主豪绅开展斗争。不久，他奉令与中共江阴支部书记孙选等一起组建国民党江阴县党部。在他的努力下，江阴县党部很快成为推动当地革命活动和农民运动的中心。
为了把农民组织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与地主劣绅开展减租自救斗争，周水平利用周东庄村西头盛塘庙空房开办贫民夜校，义务为附近村庄的四十多位佃户补习文化知识。这是江阴地区第一所农民义务夜校。除了自己亲自上课外，周水平还联络黄增寿、李士周等人来校担任教师，每晚教农民识字明理，向他们宣传科学知识和革命道理。夜校开办仅半个月，报名入学的农民就达到二百多人。
贫民夜校的开办，震动了江常锡三县交界地区的广大农民，也吓坏了顾山的地主巨富。周东庄百姓多数姓周，封建宗族势力较强。地主豪绅利用“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的宗族观念阻挠一些姓周的学员到夜校学习。迫于各种压力，不少佃农选择从夜校退出。周水平一连几天串门走户，劝说退学的佃农继续入学。一天晚上，等学员们基本都到齐了，周水平摊开自己新编写的油印课本，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周”字，愤怒地说：“同胞们，同样一个周字，地主佃户两边分。你们看，我伲种田人为什么起早摸黑，吃辛吃苦，还是揭不开锅，穿不上衣；而地主靠收租田却大鱼大肉，穿绸着缎，欺压我们？”[5]周水平就这样利用夜校这个阵地，通过教农民识字，灌输科学知识，宣传革命思想，使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夜校在乡村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三、创办《星光报》
1925年7月，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和进步思想，周水平与钱振标、蒋协成等在江阴澄南中学集会，组织成立进步团体“星光社”，发起创办《星光报》，刊登文章谴责反动腐败的军阀政府，揭露社会上种种黑幕，抨击地主豪绅的罪恶行径，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鼓舞农民团结起来开展抗租斗争。当时人评价说：《星光报》是一份“处处都顾着正义人道，为平民说话的刊物”[6]，“其宗旨是宣传佃户合作自救，反对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7]，“不畏强权，驾驭强权，这是星光唯一的口号！星光弥漫着公道真情，烛破社会的黑暗！星光充满救难的佛力，为被压迫的同胞奋斗！星光怀抱着度人的赤诚，协力打倒侵占民权的绅阀、学阀，以及一切凌暴欺人的侵占阶级！”[8]《星光报》的出刊，划破了黑暗的夜空，照亮了乡村大地！
在《星光报》第一期上，周水平发表多篇文章。在《敬祝世界无产阶级万岁》这篇战斗檄文中，他提出“所谓民国就是必须为民有、民治、民享者也”，赞扬孙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宣扬农民解放的道理，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主张向敌人公开宣战。在《齐卢交战时江阴遭劫说》中，他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最公平、最低限度的人生观”，力主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扫除当时社会上种种黑暗不平事，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新世界。在《水平之名何意》中，周水平写道：“读破中外革命史，哪一件不是为了不平而起！我们自己办报的初衷就是针对社会不平之事，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认识，提出革除弊病的办法。”他认为，对社会上的不平事，“总要平到真平，真平莫如水平”，因此特地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水平。1925年9月，《星光报》由油印改为铅印，发行量提高了，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四、发动农民抗租
1925年初，江阴的地主豪绅为了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组织了一个“田业公会”，制定了所谓的“贫民回赎活卖田产钱洋折算法”，并呈报县署得到批准。这个法案规定：佃户赎买之前活卖给地主的田产时支付的钱数，不按照赎买时的洋价（约两千五百文铜钱兑换一个银元）折算，而是按照最初活卖田产时收入的钱数（约一千文铜钱兑换一个银元）折算。[9]由于当时银元和铜钱的兑换比率比清末民初上涨了许多，这就使得回赎田产的贫困佃户每块银元平白损失一千文铜钱以上，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1925年8月间，周水平在《星光报》上连续发表《所谓钱洋折合》《辟钱洋折合》《反对钱洋折合》等多篇文章，努力宣传农民自我解放的道理，大力抨击土豪劣绅的贪婪用心。他还利用谱写唱本等办法，传唱《种租田人听好》《农民协会有力量》等歌谣，号召农户抵制“钱洋折合法”。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田业公会”的钱洋折算法案很快成了一纸空文，未能真正实行，從而打击了地主，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1925年10月3日，周水平在《新江阴报》报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组织成立佃户合作自救会，并公布了自救会章程，申明以“减轻租额，改良农业，增进农民生活，发挥互助精神及宣传文化，以期社会改进之实现”[10]为该会根本宗旨。自救会的成立，标志着减租抗粮斗争的正式开始，从而掀开了农民运动崭新的篇章。在自救会的号召和领导下，农民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
不久，《星光报》刊登了周水平关于佃户合作自救会成立宗旨、章程办法的说明文章。文章强调“凡各地佃户赞成本会宗旨，服从团体行动者，皆可报名入会为会员。唯需自愿，不能胁迫”，“凡地主、半地主不准入会”。文章还明确规定了自救会的组织结构、佃户入会办法、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等。周水平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指明了减租抗粮斗争的方针办法：“大家就要万众一心的开会，推举代表去与收租人讲理，减轻租额……如果收租人不答应，大家就要合力同心一个也不还租，吃官司大家合力同心一道去吃。……只要齐心去做好了。你想再大的衙门总勿会（是）登得下几千几万人的大监牢，可以拿种租田人一个个捉进去。”[11]
沈舍里是顾山镇周边家喻户晓的一个大村庄。每逢农历九月二十一，沈舍里村前的周神庙都会举行庙会。商家摊贩云集，戏台日夜演戏，有十几亩地大的庙会场地常常可以容纳一两万人，非常热闹。庙会除了物资交流、文化娱乐的功能外，还是政治斗争的阵地。依照当地民俗，庙戏唱完，地主就要开始开仓收租。周水平与王增涛、周炽元等人秘密商量，决定利用沈舍里庙会，开展一场新的宣传斗争，发动群众参加自救会，组织起来开展抗租斗争。
1925年11月7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临近三县的农民都来沈舍里赶庙会、看庙戏。周水平等人趁机散发了大量传单和自救会章程，号召到会群众参加自救会，团结起来，共同开展抗租抗粮斗争。周水平还登上戏台大声疾呼：“田地为天成之物，非出于人力之创造，彼辈收租人衣食均享受他人劳动之结果，事非合理。”[12]“种田人早起摸黑种地，收租人用大秤称、大斗量，弄得种田人没饭吃，还要欠一屁股债。现在有个佃户合作自救会，就可以你帮我，我帮你，由代表和收租人谈判减租；如收租人不答应，大家就合力同心，一个也不还租……”[13]他力倡佃户团结一致，“以文明举动抗拒业主之压迫”，呼吁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周水平富有鼓动性的话，句句说到了穷苦农民的心坎上。围观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商议入会。
五、遭陷害被捕牺牲
在周水平的号召和组织下，农民抗租风暴很快席卷江阴、常熟、无锡三县交界地区。加入自救会的农民多达数千人，农民运动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从要求减租发展到罢租抗粮斗争，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面前，地主豪绅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私下串联，秘密结成了“反周同盟”。在他们的一次聚会上，一个地主当众读周水平写的《齐卢交战时江阴遭劫说》，当读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一个最公平……的人生观”时，狂叫：“赤化，赤化，简直是共产党的言论！”他们经过多次密谋，串通江常锡等县33名地主劣绅，联名控告周水平“宣传赤化，鼓吹共产，聚众抗租，谋为不轨”，欲置后者于死地。1925年11月18日，江阴县署以“宣传过激主义，意在赤化”的罪名将周水平逮捕下狱。 狱中的周水平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每日坚持看书写文章，通过常来探望自己的未婚妻夏静波把文章送到《星光报》发表。他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程序接连写了三篇《抗告文》，控诉江阴县署无端迫害自己。在反动当局的法庭上，他气宇轩昂，侃侃而谈，义正辞严地驳斥土豪劣绅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他说：“法律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的自由，我们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又有何罪？我是国民党员，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教导，完全符合三大政策，凭什么来办我的罪？”[14]
针对“赤化过激”的罪名，他说：“这是想象名词，究竟是什么意义，不只是辞书上无可查者，而且刑律上更無正条。依据该律第十条规定，应不为罪，何况又是任意砌造的呢？”[15]他数次向江阴县署、苏州地方审判厅及江苏省府上诉，要求释放，但得不到任何回应。愤懑至极的他在囚室中写道：“拘留二旬，方知国法条条皆废物；奋斗十年，当使民生个个都登仙。”活生生的现实使他看清了反动政府法律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1926年1月初，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向所属各县借漕充饷，江常锡三县地主豪绅利用在南京开借漕会议的机会，诬陷周水平“煽动佃户抗租，以致无法筹缴预借冬漕”。1月16日晚，为扑灭江阴佃户抗租运动的烈火，孙传芳密令江阴县署依照军法处决周水平，并“枭首示众”。1月17日清晨，周水平被五花大绑押解到县城南门市桥西堍刑场上。临刑前，他面无惧色，坦然自若，对围观的群众大声疾呼：“我叫周水平，并非匪盗，亦非为个人计，为平民而死，死何足惧！”[16]说罢，昂首从容就义。
六、各界一致悼念
周水平的牺牲，震动全国，激起了广泛的义愤。江阴星光社和佃户合作自救会当日即发表《鸣冤宣言》，揭露周水平惨案的真相，痛斥反动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当烈士的灵柩回到顾山安置时，当地贫困农民纷纷前往灵前祭奠。他们悲痛地说：“周先生是为我们死的，我们要给他报仇。”[17]中国济难会临时全国总会发布通告指出：“周君为真正能到民间去之一人，目的在唤醒农民作解放运动。此次军阀协同劣绅杀周水平，非止杀周水平一人，乃是摧残民族解放运动。”[18]全国学生总会、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国民党上海特别党部、上海总工会等组织也纷纷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并致电质问孙传芳。
国共两党一些著名人士纷纷撰写纪念文章，高度肯定周水平的革命业绩和革命精神。1926年1月23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11期发表《悼周水平君》，抨击孙传芳为了“急于要向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讨好，取得走狗的地位”而杀害周水平。2月3日，吴稚晖在《京报副刊》撰文《恐不赤、染血成之欤》，表达了对军阀士绅联合残杀青年革命者的不满和愤慨。[19]2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1期刊登张太雷的文章——《孙传芳又杀了一位革命先锋周侃》，高度评价“革命先锋”周水平组织佃户自救团、献身农民运动的英勇事迹，明确指出“农民组织起来是国民革命之势力”，“这与地主和军阀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20]4月，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的侯绍裘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周水平烈士事略》的悼文，赞扬“周同志是始终锄强助弱的志士”，“他偏偏平安的路不走，却来尽力做革命工作，指导农民运动”，并最终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21]
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以“润之”为笔名撰写的《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在《向导》周报第179期上公开发表。在文章中，毛泽东以各地农民运动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分别叙述了崇明、江阴、丹阳、无锡、青浦、泰兴、泰县、徐州、慈溪等9个县的农民运动。写到江阴时，他一改其他八县记事的写法，转而以农运组织者周水平为中心展开叙述，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周水平烈士的革命事迹，高度赞扬他毅然放弃舒适高薪的工作，冒着杀头的危险深入乡间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精神。[22]这一节内容几乎成为一篇周水平的个人传记。
1927年3月，北伐军进抵江阴。在中共江阴独立支部领导下，江阴县农民协会成立了“办理周案委员会”，查办诬告陷害周水平的33名豪绅的财产、房屋，将周案要犯逮捕关押，为牺牲的烈士平反昭雪。国共两党还联合在江阴文庙隆重召开周水平追悼大会，深切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为动员和唤醒民众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根据周水平革命事迹改编的短剧《周水平就义》在沪澄一带郊区农村公演后，许多青年学生深受烈士革命精神的感召，毅然投身革命。
1933年，江阴人民为了纪念周水平，特地在周东庄盛塘庙西侧建造了烈士陵园，把贫民夜校改名为“水平小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自为周水平陵园题写墓碑“党国周烈士水平墓”。
烈士在泉台，回眸应笑慰。周水平牺牲后，他在江阴东乡点燃的革命之火，并没有因为反动军阀的血腥屠杀而熄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烈火熊熊燃烧，不断爆发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直到新中国诞生，广大农民翻身作了主人。
注释与参考文献
[1][17]《向导》第179期（1926年10月25日），第8、9页。长期以来，包括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在内的党史研究著作在引用毛泽东这篇文章时都将之记为原载1926年10月25日《向导》周报第179期。200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修订《毛泽东年谱》（1893-1949）时将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改为1926年11月25日。自此以后，1926年10月25日和1926年11月25日两说并行。201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出版《毛泽东新闻作品集》，重新将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认定为1926年10月25日。笔者认为，1926年11月25日说法缺乏文献依据，应采用1926年10月25日说。
[2][3]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江苏革命史料选辑》第8辑 ，1983年版，第240、222页。
[4][5][10][11][13][14][18][19]江阴市史志办公室编：《农运先驱周水平》，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 162、163、215、50、166、173、112、118-121页。
[6][21]政协江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阴文史资料》第15辑，1994年版，第3、6页。
[7]中共江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江阴人民革命史资料》第1辑，1984年版，第1页。
[8]江苏省江阴市文联主编：《最忆是江阴》，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页。
[9]政协江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阴文史资料》第1辑，1983年版，第26页。
[12]《时事新报》，1927年8月14日。
[15]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不灭的地火》，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16]《革命烈士传》编辑委员会编：《革命烈士传》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20]张太雷：《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22]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