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的质疑与追问,并非是因为“中国缺少新闻”,这显然低估了公众对是非的判断,真相的揭示正是对商业伦理与职业伦理的认同与尊重。对不诚信的追问,就是对诚信的负责。
　　
　　“好名声比坏名声要好,坏名声比没有名声要好。”
　　时下正卷入“学历门”的经理人唐骏正在“好名声”与“坏名声”的舆论场中挣扎,此前他头上戴有“打工皇帝”的帽子,是职业经理人成功的象征。但因为一张可疑的学历证书,他可以复制的成功大打折扣。
　　令人惊异的是唐骏的逻辑,针对他学历的造假质疑,他直言“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这样过于诡辩的言辞隐喻着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盛行——除了成功,别无信仰。作为符号的唐骏,再次引发了关于学历与能力、诚信与成功的争议。不断涌现的学历造假、学术不端、假球黑哨、毒奶粉,粉碎了人们对一个又一个行业的诚信期待。
　　事实上,来自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详见本期相关报道)多少有些让人意外。中介服务业,这个事实上最应该靠“诚信”吃饭的行业,却获评诚信最差。排在其后的则是电视购物业、保健品、广告、房地产、医药,这些行业的诚信度在国人眼中评价甚低。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行业无疑都是商业上的成功主义者。
　　这种破坏式的商业成功,侵蚀的则是社会诚信的基石。与此重叠的,则是对从业者诚信的怀疑,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推销员、房地产老板、广告人、足球运动员都榜上有名,如果说对房地产中介与房地产老板的诚信度怀疑,大多源于对高涨的房价、租金的不满,那么广告中的欺骗与足球运动员的假球,都直接显示了不诚信带来的恶果,前者使得公众对广告产品的品质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与反感,后者则使中国足球联赛一落千丈。
　　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诚信理应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积极恪守的常识,但事实却是,我们经常所见所闻的,是一个个重创社会诚信体系的案例。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访者都将个人缺乏诚信归咎于社会诚信环境差。
　　 时至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建立起了人们对于财富的认可,对于成功的尊重,但唯独对市场经济的核心体系之一——诚信,却缺少了足够的伦理规范与社会监督。个人不诚信,人与人之间便产生了“信任危机”,企业不诚信,则社会的经济体无法给人以安全感。官员的不诚信,则将使政府的公信力遭遇重创,没有人能相信一个高喊反腐却大肆贪污的官员。倘若将这些简单归结为个人因素、社会环境,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公众对“失信者”紧追不舍。事实上对诚信的尊重与认同亦一以贯之,在《小康》五年以来的调查中,公众对军人和农民的诚信度始终保持了高评价。
　　赢得群体的诚信需要若干年的不懈坚持,而失去,只需一个小小的谎言。对不诚信的追问,就是对诚信的负责。因之,重建社会诚信体系,当反思从个人到群体的整体社会责任意识,而这既有赖于每个公民的自我塑造,也要求每个行业更严于自律,每任政府的更加公正透明,如此则可期待形成有序而可信的现代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