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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一朝，人才荟萃，面对如此之多的能人，刘彻要怎么去驾驭他们呢?其实，在人才管理上，汉武帝最善于平衡术，在提拔人才和冷落人才之间达到平衡。
公元前140年，即大汉建元元年，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继承了父位，他就是班固在《汉书》中称之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他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时间之长，曾经在很长时间使得中国历代帝王难以望其项背，直到一千七百年后才被清朝的康熙、乾隆双双打破；而其文治武功，更为中国的统治者们艳羡不已，奉为楷模。
特别是武帝一朝，人才辈出，文武鼎盛，虽有“天时地利”之因，但更有“政通人和”之绩，武帝的用人艺术，值得后人借鉴。
制度更可靠
汉武帝深谙海纳百川、广招人才的道理，为了招揽人才，他甚至下求贤令，说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然而，没有曾祖父刘邦识人、用人、控制人的特殊天赋，因此，刘彻更注重制度建设，通过制度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控制人才。制度显然比天赋更可靠。
最初是贤良对策制度。汉武帝首先提出治理天下的一些难点，给全国人命题作文，上书言政，通过对治国之道的论述来发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当然，这些人才的特质还要和汉武帝一致，那就是必须要有积极、开拓的心态。
建元元年十月，汉武帝下诏，要全国举荐“直言敢谏之士”百人，并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
董仲舒、公孙弘、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等都是通过这种渠道得以施展他们的才华，而汉武帝文治的主要成就也是靠这些人才得以实现的，可以说，武帝能够多方建树功业，起点和依靠就是对这些人才能的有效发挥。
汉武帝另一个创举就是荐举制。他鼓励大家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过试用，如果发现某人推荐的人是真正的德才兼备，则推荐人和被推荐人同受奖赏；如果某人推荐的人犯了过错，则推荐人与被推荐人同受处罚。
除此之外，刘彻还建立了人才培养体系。董仲舒首先提出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再加以训练，“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他说：“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个由政府直接操纵教育大权、决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议得到了刘彻的大力支持，并交由公孙弘着手具体落实。这就形成了郡学与国立太学并举的人才培养与训练体系。
汉武帝即位十六年后，他亲自制定了“博士弟子”制度，开始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博士职能由顾问转化为以教授为主。后“太学”建立，那些“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也是在这个时期成为定制。
对于贵族子弟中一些才能非凡、见识高远的人，汉武帝往往把他们带在身边，亲自培养，然后再外放出去。因而，这些人更能将武帝的意图传达和落实出去。像当时征讨匈奴的著名武将卫青、霍去病以及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等，都是经过他的亲自训练，然后再派到广袤的世界里去建功立业。
驭人平衡术
武帝一朝，人才荟萃，面对如此之多的能人，刘彻要怎么去驾驭他们呢?其实，在人才管理上，汉武帝最善于平衡术，在提拔人才和冷落人才之间达到平衡。丞相田蚡和窦婴的明争暗斗，在他的手中都成了烟云。卫青之后有霍去病，霍去病之后有霍光，谁也威胁不了他的权威。
窦婴，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堂兄之子，窦太后侄，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景帝任为大将军，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破，封魏其侯。
田蚡则是汉景帝皇后王娡同母异父弟，汉武帝的舅舅。由于他天资聪明，很有口才，尤其是他的同母异父姐姐王娡后来成了汉景帝刘启的皇后并生下太子刘彻，由此飞黄腾达。建元二年(前140年)，刘彻登基后，田蚡被封为武安侯。
窦婴和田蚡代表着两代外戚，为了平衡其间利益，汉武帝就将他俩同时任命，窦婴做丞相，田蚡做太尉。丞相跟太尉，在西汉初年，都属于三公之一的重要官职。这样，窦婴所代表的窦氏集团与田蚡所代表的王太后集团之间就达到了制衡，同时在决策中，也能达到相互制约。
在军队中，更是如此。卫青“奇袭高阙”、“二出定襄”，大破匈奴于漠北，成为威名华夏的常胜将军，被封为长平侯、大将军。然而，汉武帝并没有将所有军事权力集于卫青一身，而是迅速提拔了霍去病这样的年轻将领，并于元狩四年设置大司马位，由霍去病与卫青共同担当。这样，就达成了权力的分割与制衡。
汉武帝还很重视学习与分析。匈奴在当时给了汉朝很大的威胁，汉武帝从继位之初就设定了击败匈奴的目标，不断寻找和研究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最佳实践。同时，他还与手下人经常分析汉朝打不过匈奴的诸多劣势，并以此为基准与本国目前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判断，从而励精图治，构建了学习能力极强的汉军队伍。
匈奴骑兵天下一流，对汉军占有绝对优势。汉武帝首先通过引进西域大宛良马“汗血马”等种马来改良马匹，并且以身作则爱护马匹，颁布法令鼓励养马，不得伤害战马。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用粟米喂马，完全扭转了汉朝在战马上的劣势。
接着，他派张骞出使西域，学到了精钢宝刀的炼制办法，并且还将士兵的弓箭改良为弩箭，使汉军的武器装备大大超过了匈奴，才有了把匈奴赶到漠北的巨大胜利。
不拘一格降人才
汉武帝用人，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而是任人惟贤、不拘一格、不问出身。汉朝人的家族、门第观念非常重，若依据这种习惯思维，桑弘羊(商人)、卫青(奴隶)、卜式(牧民)、金日碑(俘虏)都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但是，汉武帝都提拔并发挥了他们的能力。
同时，汉武帝也能做到知人善任、量材使用。如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信，东方朔喜欢幽默嘲讽，武帝只让他进谏，却始终没让他们处理国家政务。不像后来的有些皇帝，让亲信宦官或宠臣处理一切军机大事。这样，就避免了权臣擅权现象。
在军事人才的选拔方面，汉武帝也将注意力集中在影响被考察者今后军功战绩的关键能力和关键素质上，不论籍贯、门第、出身、职业、年龄以及与朝廷的私人关系，都会得到选拔重用。
卫青，原为一介奴仆，姐姐被召入官，特别是做了皇后以后，身份才逐渐显赫起来，平时一向谨慎低调，表现平庸。汉武帝通过长达数年的观察、了解，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卫青出色的个人潜能：思路敏捷、心胸开阔、讲求规则、志向远大。于是，他决定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对卫青予以破格提拔，终于打造出享誉中外的一代名将。
霍去病从小侍从汉武帝，十八岁时就随军出征并屡建奇功。汉武帝非常欣赏其积极进取、不蹈常规、勇猛果敢、无惧艰险的作风，并未因其年轻气盛和其他一些明显的缺点就放弃对他的栽培和使用。
汉武帝军事人才选拔的目标和价值观非常明确：造就一支能够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阵容整齐的、团结进取的优秀军事人才集团，维护大汉王朝的天下。他不仅重视被考察对象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管理方面的才干，更重视对军事人才潜在能力素质的考察，因为它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决定被考察对象未来的整体表现和发展空间。
由于卫青、霍去病等卓越军事人才的相继涌现，汉王朝逐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一流军事人才团队，在与匈奴的反复斗争中屡屡获胜并最终完全制服了对手。
除此之外，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倪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碑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官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起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
然而，这不是说汉武帝用人没有标准，标准还是有的，标准就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就是说，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和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一句话，用人的标准是惟才是举。正因如此，汉武帝一朝，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公元前140年，即大汉建元元年，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继承了父位，他就是班固在《汉书》中称之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他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时间之长，曾经在很长时间使得中国历代帝王难以望其项背，直到一千七百年后才被清朝的康熙、乾隆双双打破；而其文治武功，更为中国的统治者们艳羡不已，奉为楷模。
特别是武帝一朝，人才辈出，文武鼎盛，虽有“天时地利”之因，但更有“政通人和”之绩，武帝的用人艺术，值得后人借鉴。
制度更可靠
汉武帝深谙海纳百川、广招人才的道理，为了招揽人才，他甚至下求贤令，说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然而，没有曾祖父刘邦识人、用人、控制人的特殊天赋，因此，刘彻更注重制度建设，通过制度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控制人才。制度显然比天赋更可靠。
最初是贤良对策制度。汉武帝首先提出治理天下的一些难点，给全国人命题作文，上书言政，通过对治国之道的论述来发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当然，这些人才的特质还要和汉武帝一致，那就是必须要有积极、开拓的心态。
建元元年十月，汉武帝下诏，要全国举荐“直言敢谏之士”百人，并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
董仲舒、公孙弘、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等都是通过这种渠道得以施展他们的才华，而汉武帝文治的主要成就也是靠这些人才得以实现的，可以说，武帝能够多方建树功业，起点和依靠就是对这些人才能的有效发挥。
汉武帝另一个创举就是荐举制。他鼓励大家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过试用，如果发现某人推荐的人是真正的德才兼备，则推荐人和被推荐人同受奖赏；如果某人推荐的人犯了过错，则推荐人与被推荐人同受处罚。
除此之外，刘彻还建立了人才培养体系。董仲舒首先提出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再加以训练，“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他说：“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个由政府直接操纵教育大权、决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议得到了刘彻的大力支持，并交由公孙弘着手具体落实。这就形成了郡学与国立太学并举的人才培养与训练体系。
汉武帝即位十六年后，他亲自制定了“博士弟子”制度，开始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博士职能由顾问转化为以教授为主。后“太学”建立，那些“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也是在这个时期成为定制。
对于贵族子弟中一些才能非凡、见识高远的人，汉武帝往往把他们带在身边，亲自培养，然后再外放出去。因而，这些人更能将武帝的意图传达和落实出去。像当时征讨匈奴的著名武将卫青、霍去病以及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等，都是经过他的亲自训练，然后再派到广袤的世界里去建功立业。
驭人平衡术
武帝一朝，人才荟萃，面对如此之多的能人，刘彻要怎么去驾驭他们呢?其实，在人才管理上，汉武帝最善于平衡术，在提拔人才和冷落人才之间达到平衡。丞相田蚡和窦婴的明争暗斗，在他的手中都成了烟云。卫青之后有霍去病，霍去病之后有霍光，谁也威胁不了他的权威。
窦婴，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堂兄之子，窦太后侄，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景帝任为大将军，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破，封魏其侯。
田蚡则是汉景帝皇后王娡同母异父弟，汉武帝的舅舅。由于他天资聪明，很有口才，尤其是他的同母异父姐姐王娡后来成了汉景帝刘启的皇后并生下太子刘彻，由此飞黄腾达。建元二年(前140年)，刘彻登基后，田蚡被封为武安侯。
窦婴和田蚡代表着两代外戚，为了平衡其间利益，汉武帝就将他俩同时任命，窦婴做丞相，田蚡做太尉。丞相跟太尉，在西汉初年，都属于三公之一的重要官职。这样，窦婴所代表的窦氏集团与田蚡所代表的王太后集团之间就达到了制衡，同时在决策中，也能达到相互制约。
在军队中，更是如此。卫青“奇袭高阙”、“二出定襄”，大破匈奴于漠北，成为威名华夏的常胜将军，被封为长平侯、大将军。然而，汉武帝并没有将所有军事权力集于卫青一身，而是迅速提拔了霍去病这样的年轻将领，并于元狩四年设置大司马位，由霍去病与卫青共同担当。这样，就达成了权力的分割与制衡。
汉武帝还很重视学习与分析。匈奴在当时给了汉朝很大的威胁，汉武帝从继位之初就设定了击败匈奴的目标，不断寻找和研究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最佳实践。同时，他还与手下人经常分析汉朝打不过匈奴的诸多劣势，并以此为基准与本国目前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判断，从而励精图治，构建了学习能力极强的汉军队伍。
匈奴骑兵天下一流，对汉军占有绝对优势。汉武帝首先通过引进西域大宛良马“汗血马”等种马来改良马匹，并且以身作则爱护马匹，颁布法令鼓励养马，不得伤害战马。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用粟米喂马，完全扭转了汉朝在战马上的劣势。
接着，他派张骞出使西域，学到了精钢宝刀的炼制办法，并且还将士兵的弓箭改良为弩箭，使汉军的武器装备大大超过了匈奴，才有了把匈奴赶到漠北的巨大胜利。
不拘一格降人才
汉武帝用人，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而是任人惟贤、不拘一格、不问出身。汉朝人的家族、门第观念非常重，若依据这种习惯思维，桑弘羊(商人)、卫青(奴隶)、卜式(牧民)、金日碑(俘虏)都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但是，汉武帝都提拔并发挥了他们的能力。
同时，汉武帝也能做到知人善任、量材使用。如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信，东方朔喜欢幽默嘲讽，武帝只让他进谏，却始终没让他们处理国家政务。不像后来的有些皇帝，让亲信宦官或宠臣处理一切军机大事。这样，就避免了权臣擅权现象。
在军事人才的选拔方面，汉武帝也将注意力集中在影响被考察者今后军功战绩的关键能力和关键素质上，不论籍贯、门第、出身、职业、年龄以及与朝廷的私人关系，都会得到选拔重用。
卫青，原为一介奴仆，姐姐被召入官，特别是做了皇后以后，身份才逐渐显赫起来，平时一向谨慎低调，表现平庸。汉武帝通过长达数年的观察、了解，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卫青出色的个人潜能：思路敏捷、心胸开阔、讲求规则、志向远大。于是，他决定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对卫青予以破格提拔，终于打造出享誉中外的一代名将。
霍去病从小侍从汉武帝，十八岁时就随军出征并屡建奇功。汉武帝非常欣赏其积极进取、不蹈常规、勇猛果敢、无惧艰险的作风，并未因其年轻气盛和其他一些明显的缺点就放弃对他的栽培和使用。
汉武帝军事人才选拔的目标和价值观非常明确：造就一支能够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阵容整齐的、团结进取的优秀军事人才集团，维护大汉王朝的天下。他不仅重视被考察对象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管理方面的才干，更重视对军事人才潜在能力素质的考察，因为它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决定被考察对象未来的整体表现和发展空间。
由于卫青、霍去病等卓越军事人才的相继涌现，汉王朝逐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一流军事人才团队，在与匈奴的反复斗争中屡屡获胜并最终完全制服了对手。
除此之外，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倪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碑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官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起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
然而，这不是说汉武帝用人没有标准，标准还是有的，标准就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就是说，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和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一句话，用人的标准是惟才是举。正因如此，汉武帝一朝，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