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的半个多世纪里，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找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与富强之路而殚精竭虑，甚至流血牺牲，但始终没有找准中国落后挨打的真正根源——老朽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因而也就一直没有找到打开近代化闸门的真正钥匙——彻底推翻清王朝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恰恰相反，他们无不把实现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身上，只是希望清政府进行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并且相信这种改革能够将中华民族引上近代化的轨道。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补漏”意识的萌芽。“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魏源的一句名言，也是后人在论及中国近代化的启动问题时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但它也提示我们，第一，它虽然表明魏源知道并承认了西方世界的存在，但并不表明他已经真正认识并承认了中国的落后。魏源不会喊出“师夷长政”之类切中要害的口号，而只能拘泥于“师夷长技”的浅层次；第二，表明魏源仍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比魏源更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还有林则徐。林则徐向来被史家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他也始终不明了中国为什么会受到外侵，不明了琦善之流软弱妥协的根源正在于清朝廷。
　　林则徐、魏源的意识和立场源于他们的“时代局限”。当中国近代化的车轮被鸦片战争的炮火强行启动后，与其说中国民众面对的是一个气数已尽的政府、一种漏洞百出的制度，不如说面对的是一种习惯，一种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就像主人面对一间漏风漏雨的老房子时，与其说他面对的是一间无法再为其遮风挡雨的过时建筑，不如说面对的是一种对老房子的感情和习惯。他决不会立即想到将它拆除重建，而只会想到怎样设法为它修修补补。
　　“师夷长技”意识是近代中国“补漏”意识的萌芽，它所代表的是一代中国人，而且还是最早觉醒且堪称社会精英的一代中国人所具备的近代化理念。
　　洋务运动是“补漏”的实践。洋务运动实际上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实践，是将“补漏”推进到行动层次。
　　洋务派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集团，其参加者的初衷和参与洋务活动的方式虽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指导思想却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思想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仍然是一种不及要害的“补漏”意识，而耗费了30年以上时间的洋务运动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补漏”运动。甲午中日战争是对洋务运动的一次总检阅。湘淮军事集团在日本军队面前不堪一击；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也于此时兴起；清王朝面临的是巨额赔款、割让领土以及出卖主权的奇耻大辱。
　　戊戌维新运动是“补漏”意识的终结。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制度近代化的实践，但仍是一次在“补漏”意识支配下的“补漏”实践。“补漏”意识的本质就是对清政府存有幻想，认为清政府在形势的逼压下有诚意甚至有能力肩负起近代化的重任，根本要害就在于不忍、不愿也不敢触动皇权。戊戌变法的实践自始至终只有无权的傀儡皇帝参与其中，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实权派则时刻关注着变法事态的进展。换句话说，支持变法的帝党无权派的变法之权是由反对变法的后党实权派所给予的。如此，怎能指望变法跳出“老佛爷”的手掌心，收到切实的效果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戊戌维新运动仍然是一次“补漏”意识支配下的“补漏”实践，顶多是比前人有所进步，有所深入而已。
　　在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将近6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几代精英人物在“补漏”意识的支配下进行了一次次换砖塞瓦的“补漏”实践，但结果是越补越漏：洋务运动之后是屈辱的甲午之战，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戊戌维新之后则是更加屈辱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虽然不能说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但是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补漏”意识及其支配下的“补漏”实践，浪费了中国近代化的许多大好机遇，严重滞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摘自《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刘云波：《近代中国的“补漏”意识及其危害》君凡搞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