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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的一天，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清晨天蒙蒙亮的6点一刻，我刚下了从坦桑尼亚B镇开往坎帕拉的夜行大巴，顶着一头又蓬又糙的乱发、背着65升行囊，随机走向路边一个大型购物中心临街的KFC，准备买点吃的。
我朝她拍了拍隨身携带的小腰包，就进了KFC。五分钟后走出来时，她已经把包里所有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复原了，正斜靠着墙壁吹泡泡糖。
这时太阳正巧出来，斜着照进屋檐，映了一些在她脸上，半明半暗。
从没想过这辈子还能再碰见她。
两天后，我正使出全身力气争取刚果签证，奔波于旅社、刚果使馆和乌干达移民局之间。
刚果使馆的工作人员总是好声好气、挂一副油腻笑脸、摆出一摞大道理，却怎么也不肯把戳盖到你的护照上。眼下他又让我去国际机场办东非五国联盟的一体化旅游签证，为的是“证明此人具备获得其他国家签证的能力”。
从使馆到机场公交车站点，需要走大半个小时，其间没有摩托车和出租车，全靠两条腿。那时正值大中午，毒日当空，没有一丝风。路上的汽油味汗味体味垃圾堆味和狗屎味糅成一团，让人作呕。
心里正犯嘀咕，身后突然跟过来一个人影，嗖地闪到脚前，把我给挡了下来。
男，看起来30出头，瘦，略驼背，长相不上不下，让人过目即忘，身上套件印着某中国手机企业名字的红色短袖T恤，泛土黄的破仔裤，脚踩一双由旧轮胎裁成的人字拖。
“下午好，能耽误你几分钟吗？”
“我赶时间。”
“没关系我们可以边走边聊。”
“……”
“我叫本杰明，10年前被查出HIV POSITIVE，老家金贾（离坎帕拉约三小时车程）。我前天被人骗到了坎帕拉，说能帮我找工作，结果身上的钱手机行李全被抢走。我两天没吃饭了，又发烧，你知道这个病……老婆和五个孩子都在家里等我，你能给我五万（乌干达先令，约等于15美金）让我吃顿饭和买车票回家吗？”
“你孩子也是阳性么？”
“……不，他们是正常的。”
“你老婆呢？”
“她……带。”
“你们两个都带，孩子怎么可能不带？”
“他们是我和我前妻生的。”
“你前妻呢？”
“跟人跑了。”
“你是阳性，即便她是正常的，五个孩子怎么可能一个都不带？”
其实他只要用“母婴阻断”四个字便一下能自圆其说。
“……我和第一个女人一起的时候是健康的，然后第二个老婆，就是现在这个，她把病传给了我！”
“你和现在这个老婆在一起几年了？”
“七年…六年！”
“你几岁了？”
“40。”
“几几年出生的？”
“19…73，不对，1974……”
“好了故事编完了，你也够辛苦的，这有瓶可口可乐，还没开，算请你喝。”
“……你干什么工作的？”
我没再跟他耗，加快脚步往前走。
结果没走二三十米就听见身后传来跑步声，回头一看，还是他，只是可乐瓶子已经不在了。
他显然修剪过了思路且余心不死，试图再争取一轮。
“你不相信我不要紧，我带你去见我的老婆，她就在下个街口，我们再走两分钟就能看见她……”
边走他边絮絮叨叨讲着“行行好啊”“看在上帝的面子上你务必要帮助我啊”等等，直到拐角，我一转，差点迎面撞上一个人。
莉莉安斜靠在巨大的AIDS公益广告牌上，叼着根牙签，脸还是没有洗干净，看起来无聊极了。
“看，她就是我老婆，她！”
我走近了看那张脸，扭头问这个本杰明：你说你40岁，那她几岁？
“30。”
见我笑了，他着急起来，急忙用肘子捅小姑娘，“你自己说你是不是30！” 她头一扬，斩钉截铁地说：“对啊我30了！”
但在我看来，她更像15岁。
两人还是跟着，见我不开腔，本杰明更急了，嚷嚷着要带我去看他的五个孩子，好像突然又想起自己之前才说过孩子都在金贾，就改口说如果有钱买车票，回到家立刻给我发孩子们的照片来……
莉莉安显然是听不下去了，扭头对那个男人一龇牙，尖声训斥他，男人咕哝几句，闭了嘴。
他们却还是跟着我。莉莉安也还是扬着一张倔强的脸，吐掉了先前叼的牙签，吹起口哨来。
整个场景自然得就像我们是同道中人。
他们跟我坐上了连脖子也伸不直的小巴，最后一排。
检票的来了，一人两千乌干达先令，两人翻遍口袋，找出一千八，不够。莉莉安只是扭过头来抿紧了唇盯着我，连嘴都懒得张。
哐呲哐呲哐呲，15人座面包车塞了25人，老掉牙的轮胎碾在路面的碎石和易拉罐上，使得整辆车颠得就像四块铁皮要随时分家。莉莉安眼睛越过我，死死盯着窗外，也不知道在看什么。过一会她像是困了，便把头靠在本杰明肩膀上，眯起眼睛打盹。又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嫌他摇晃太厉害，便重心一挪枕到了我这边，毫无嫁接痕迹。
从downtown到机场的路原本不那么远，但一路上任何地方（高速除外）只要有人要求上下车，司机都会急刹，售票员同时哗啦把门一扯，顺手捞进两三个人找缝儿掖好，然后接着往前颠。
高温闷热，车里的本地音乐声音大得瘆人，我试图扳开窗户，结果稍一用力，整块生锈弹簧拽着玻璃窗直接脱落。无奈只有继续焗桑拿。
视线一转，看见莉莉安花花绿绿的脸，口水沿着她嘴角滴到我的肩头，滑到袖子上。
就这样，原本一个小时的旅程，这 “机场快线”花了几乎三个小时，才停到了离机场一公里远的某片荒地中间。
一头雾水下了车，他们俩也跟下来。我们是车里剩下的最后三个乘客。周围看不到行人，一摸包，才想起可乐也被男骗子给喝掉了。
那一刻我烦躁起来，把包往草丛里一扔，坐到了灰秃秃的马路牙子上。
“你们到底想干嘛？故事也讲完了，车也坐到头了，觉也睡饱了，汽水也喝够了，还想让我带你们去医院看病么？”
后来每当我想起自己那一分钟的刻薄，总会无比心塞。
莉莉安脸色立即变了，很难描述如此黝黑的一张脸还能怎么变，可它就是变了。
她像是憋了一口气，扭头对男人嘟囔了一大堆，两人争起来，但最后还是男人服了软，转身跑进身后的小树林里。
女孩子却没走，反倒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板着一张脸。一看表3点半，刚果使馆5点关门，是赶不回去了。
又过了10分钟，还是没有拦到任何可搭的交通工具。这时本杰明却从方才他跑走的方向開了一辆松垮垮的摩托车，莉莉安把我一拽，男人踩下油门，我们便冲出了困境。
太阳还是毒辣，莉莉安的体温好像高得很，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很快地我被载到了机场，在与各种地勤、工作人员、部门经理斡旋多个回合之后，我被告知：东非联合签证和刚果金签证之间不存在联系。
总之就是被耍了。
走出机场，日头正在下沉，莉莉安靠在本杰明的背上，额角渗着汗，眉头还有点皱。本咬了根稻草。5点6分，是赶回去也没用了。
于是我又上了那破摩托，沿着日色渐暗的轨迹追逐过去，很快便飙到了他们离机场10分钟车程的家门口。
莉莉安努了努嘴，说：“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了吧。”
小村陷在乱林和泥泞之间，土墙残旧、窗户斑驳，小院里剩着没烧干净的劣质木柴，屋内没有地板，只是铺了一层干草。门外一只铁笼子，里头关了两只病怏怏的鸡。一只小奶猫从鸡笼后窜出来，蹦到莉莉安脚前，
她一手把猫捧起，一手撩开布帘走进黑咕隆咚的房子里，从桌子上散落的一大堆药片药丸里捡出几颗丢进嘴里，也不用水送。
桃红灰白淡绿，这是东非许多国家通用的用以控制艾滋的标配用药。
她在阴暗浑浊的室内游走，一匹接一匹地拉开那些碎布拼成的窗帘，让即将湮灭的夕晖勉强照进房子里。她就那么发着烧窝在窗子跟前的破绒布沙发里，还是半靠在本的背上，半逆着光举起小猫，嘴里哼着五音不全的调子，同时被小猫舔得笑个不停。
一切荒唐和谎言瞬间被那画面盖了过去。
我们一起吃了土豆和菜梗，临走时想给他们留点钱，可这时莉莉安又死活不要了。本用摩托车把我载回巴士站，我拧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面包车尾灯里他的红色T恤。
我真的没想过这辈子会第三次见到她。
一年后我又路过坎帕拉，因为是计划之外的停留，加上匆忙，我不得不在天黑后穿过半座城，去另一头的长途巴士站买票。
不知为什么，一进城就想起了莉莉安，给她打了电话问近况，她说顺着大路走到威廉街再一直往前，不东拐西逛，我们就一定会相遇。我查了查地图，威廉街恰好在去买票的必经之路上，碰个面倒也无妨。
其实作为一名外国女性，大晚上的在非洲任何国家的大街上晃悠都是一件极不明智的事情。可是我想着从旅店到车站只需穿过几条大路，不至于在小巷子里拐来拐去，又仗着自己只带车票钱而不带任何贵重物品（甚至手机），以及在非洲国家呆了两年多的一点点盲目自信，就那么甩着手上了街。
晚上8点，坎帕拉的downtown还是热闹得很，下了班的人们松了领带领口和神经，看不出太多倦态，按收入水平自动分组并挤在各类档次不同的路边摊、饭馆、餐厅和酒吧里，他们大声说话、插科打诨、嘻嘻哈哈，沾满了豆子饭、土釀香蕉酒、炸鸡烤鱼和劣质香水的混合味道。音乐大多是雷鬼。很多下水道年久失修，脏水稍微溢出了地面，欢快地流淌着。 那是一种尘世凡间特有的烟火气，让人感到踏实。
一年前我曾经也沿着这条名叫“坎帕拉—金贾大道”的路走过一趟。那时正是大白天，明晃晃的太阳照着，让人没有一丝幻想的余地。
坎帕拉海拔一千一百多米，是个山城。听说过去曾是出了名的处处青山。可那天一看，山确实还在，山上披满了各种土房和铁皮屋，全不见山色。要不是上坡下坡走得人气喘吁吁，还真不觉得它哪一点像山。
1907年，丘吉尔作为英国殖民地副大臣前往东非考察时，称乌干达为“非洲明珠”，他在《我的非洲之旅》一书的第五章中这么写道：“此时描写乌干达的美丽富饶似乎是很不得体的，但我并不想刻意隐藏这一点。在乌干达这片土地上，正反两面的对比是十分鲜明的，美丽富饶的潜质对抗着令人惊恐的死亡率，能说明这种鲜明对比的事实多如牛毛，不是我能一一记录的。……此刻我们应该可以确信，科学终将战胜一切，良好的社会秩序必将重建，英国人终究会成为这片既充满阳光又遍布毒草的神奇花园的真正的主人。”
走在坎帕拉市区，会时不时经过一些殖民时期留下来的独栋小楼，有商铺有行政办公室也有少数的居民房，外墙刷成各种颜色，偶尔能瞥见房檐屋角一些附在墙上、柱子上的小雕刻，漆已经掉得斑斑驳驳，但还是残余着一股遗世独立的清高气。不过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房子都是各种店铺，看起来嬉皮笑脸、手无缚鸡之力，虽然是新修的，外表挺光鲜艳丽，却是千篇一律，到处都糊满了智能手机、电信公司优惠套餐的广告纸，“仿佛建起来就是等着被拆掉似的”，英国作家奈保尔在2008年重游坎帕拉时曾怎么写过。
一个多世纪过去，经过了殖民时期（1890-1932）、阿明（伊迪·阿明，1971至1979年间任乌干达第三任总统，独裁统治，任职期间屠杀迫害超过20万人）的暴政、直至21世纪还不见消停的频繁内战、饥荒、难民、艾滋病和疟疾，坎帕拉似乎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就迫不及待地跳进了金钱和享乐的泡沫里。
交通是个大问题。山城普遍路窄，加上几乎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单靠肥头大耳的交警指挥车辆，显得成效不高，所有的出租车（相当于公交车，面包车小巴）、长途大巴、本田二手私家车、普拉多大越野和洪水泛滥一般的“拨打拨打（BodaBoda，本地方言中摩托车的名字）”都争先恐后地试图在马路上驰骋，却都卡得水泄不通，不得不在一下刹车一下油门之间龟速前进。
马路早已不堪重负，沥青被磨得七七八八，马路牙子也塌得参差不齐。
还有那些沿街踱来踱去的秃鹳，它们腿细身肥脖子长，下巴底下挂着一大串走一步晃三晃的松垮肉垂，脸普遍很脏，不知是不是因为成天吃垃圾吃成了这样，大概唯一的优点是对清理城市里随处可见、无人管辖的垃圾堆非常执着专心，路人无论走近还是走远，都分散不了它们的注意力。
很难想象，160年前当乌干达还是一个没有被打开国门的全封闭内陆国家时，在国王穆特萨一世精明而残暴的统治之下，巴干达人（乌干达重要行政区“布干达”的主体民族）不但可以修出像罗马那样笔直规整的大道、组织起拥有300艘船的維多利亚湖水军以南征北讨，还发展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明：打造铁器、制取树皮布、搭建让英国探险家斯皮克感叹“简直出自伦敦裁缝之手”的草房。并且，这位在乌干达金贾市发现了尼罗河源头的探险家还曾赞叹不已地写到过这个民族有多么地重视卫生和保洁。
上一次来这里时，被本和莉莉安跟到全城最脏最乱最吵的巴士站上了小巴，脑子里灌满了他们嘴巴里蹦出来的天方夜谭，加上周围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叫卖声、口水歌和搭讪，我不由得满腔怒火，觉得坎帕拉一定就是全非洲大陆最糟心的首都。
但此刻到了晚上，整个城市被夜色松了绑，不再像白天似的让人喘不过气，反倒显得有些和蔼可亲起来。
不知莉莉安在这一片干什么呢？和本还在一起吗？他们既不像情侣也不像兄妹，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顺着往前走，一路想着他们俩，不知不觉就到了威廉街。身边的街景换了风格，左右望去，建筑突然都从只有一二层高的小楼，便成了四五六层高的中楼，而且因为楼房几乎没有屋檐，也没有大块的墙壁，所以内部的格局差不多一目了然：格子状的狭小空间，都是卖电器、五金、小商品和日用品的，大概全是五平米左右的样子，每间都让瓦数很高、或黄或绿的灯给照得仿似手术室，晃眼一看，堆积如山的货品因为数量太多而显得混乱无章，定睛看却又发现其实摆放得也挺整齐有序。
因为路窄，眼睛被光线射花，想抬头好好环顾四周，却又被两旁楼房那山倒一般的压迫感逼得心有余悸，各种货物好像要跳下架子来追杀你，我只好加快脚步、快速通行。
走到路尽头时，我转身又看了这条奇异的街道一眼，不知为什么它给我的感觉像是香港九龙城寨。
第二天离开坎帕拉前，本、莉莉安和我又经过这里，本说这是坎帕拉出名的“小商品一条街”，差不多有一半铺子都是华人开的，但看店的都是本地人。“卖一些质量差但很便宜的工具、箱包、衣服和鞋，最搞笑的就是那个凉鞋，我买过几次，没有哪一双能撑过一个星期的！”
出了这条街，眼前好像突然一低，其实是因为房子又回到了一二层楼的高度，而且颜色也暗淡了许多，粉粉紫紫橙橙，既暖又黏，都挂着“XX酒吧”或“XX俱乐部”的牌子。音乐小声了不少，听着大多是爵士。路上没停什么车，偶尔有看着邋里邋遢的男人和浓妆艳抹的女人结伴而过，边往前走边一脸狐疑地打量我。
我放慢脚步，顺着一幢房子的亮片门帘的缝隙朝里望，隐隐约约瞥见狭小的旋转楼梯，以及更多的亮片，有一闪而过的裙角，还有大多数非洲人生来自带的贝壳一般的洁白门牙。几个宽大的男人撩开帘子走出来，一抬头撞见我，愣了又笑了，他们中的一个对其他人说：Yo， Japanese doll（看，日本娃娃）！
我忽地对这片区域的性质恍然大悟，赶忙加快脚步。
又走了一会儿才终于到了长途汽车站，可当我走近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售票窗口时却瞬间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打破头拼死冲进去，还是改天再来。正犹豫不决的时候，鼻尖前突然弹出来一张花花绿绿的脸，妆化得章法全无，她一伸手，说：“你买去哪的票？” 定睛一看，竟然是莉莉安，刚才顾着逃离窘境，居然把她电话里提到的街道给忘得一干二净。今天她不知为什么套了一条亮片裙，一看就知道尺寸不合，像小姑娘偷穿了舞女的衣服，还踩了双不太稳的金色高跟鞋。
“去基加利（卢旺达首都）。你怎么在这？…”
“废话少说，把车票钱先给我。”
她用那尚未长开的小身板左顶右钻，对身边那些膀大腰圆的大妈们毫不客气，没几分钟，就举着票得瑟地凯旋而归。她咧大了嘴哈哈笑着，牙齿像发亮的贝壳，头发和妆乱了一点，但看起来还是那么生机勃勃。
在往回走的路上，莉莉安并没有原途返回，而是挑了一条稍远一些却清净得多的路线。我又问了一遍那个之前被她跳过的问题，她抿着嘴盯了我好一会儿，还是没有回答。
将近11点的时候，我们终于绕回了那个颜色暧昧不明的“酒吧”一条街，快要走出去的时候，莉莉安停下来、垂下头，硬邦邦地说：我到了，你自己回去吧。
记得第一次来坎帕拉时，因为组织合作的关系，我曾见过一个本土NGO的负责人珍妮，她是土生土长的坎帕拉人，留英的社会学博士，自毕业回国以来就专门从事未成年性工作者的帮扶与救助，已经十几年了。其间虽然好几次都因为资金告急而暂歇，但好歹也是坚持了下来。
聊起坎帕拉未成年人被迫成为性工作者，以及在不知情或不得已的情况下成为性工作者的状况，她唉声叹气个不停。
“你知道吗，三年前我们调研的时候，坎帕拉市光是卡维姆佩这一个片区，保守估计就有超过五百多名18岁以下的性工作者，最小的才10岁，其中将近半数都感染艾滋病。金贾市更夸张，连八岁的都有！”
这些女孩男孩分几大类：孤儿、被人贩子买来卖给老鸨或皮条客、因为被无辜强奸怀孕后遭家里赶出来、被继母强逼，还有的交了男友却被控制卖淫，总而言之，都是为生计所迫。而正因如此，他们的价格反而比成年的性工作者要低得多，一次交易是两万到四万乌干达先令不等（一万乌干达先令约等于25块人民币）。
我看着莉莉安，丝毫不敢也不忍心去琢磨她究竟是其中的哪一类。
这时本从后面追过来，一把扯住她的细胳膊，大声喝斥，又转过来用英语吼我：“怎么又是你，每次遇到都总没好事！我还纳闷她怎么话也不说就忽地从二楼往下跑，还消失了两个小时！现在好了，客人被气走了还要我赔钱，你赶紧给我五万（约等于100块人民币）！”
莉莉安瞪圆了刚才还像泄了气一样的眼睛，把两只高跟鞋朝本一踢，然后扭头就走。
我在路边摊捡了双人字拖给她，她也不客气，二话不说便穿上了。
走了好一会之后我们路过了一所大学，我问她：“还想上学吗？”
她又撇嘴：“上了有什么用，我小学毕业就可以打到工，大学毕业的那些反而找不到工作，你是不知道，在坎帕拉，失业率最高的就是大学生，花几大袋钞票呆个四年出来，还不是一样要住在垃圾堆旁边，每天在公交车里被压成豆腐渣。我才不想！”她挂着一脸的满不在乎，眼睛却悄悄往校园里面瞟。
她说得似乎很在理，让人一时无言以对。
“本是你的……？”
“叔叔，我没有父母，是他把我养大的。”
我没有再接着问下去，但她却自言自语起来：“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挺好的，把我养了17年，让我上了学，还教我英文，这四年，就算是报答他吧。”
之后莉莉安还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关于童年，关于各种暴戾的古怪的阴郁的偶尔温柔的客人，关于她想开美发沙龙的理想。
到了旅店，她要了水吃药，头一沾到枕头便沉沉睡着。第二天天刚亮本就打来电话，说要来接莉莉安。
我们一块儿在一家小食店闷着头吃了煎饼喝了奶茶，又并肩走了一段，到了一家大型购物商场门口，他们停下了脚步。
“我们还要上班，就不送你去车站了。”本说。
我把莉莉安拉到一边，悄悄把之前就写下来的珍妮的电话和地址留给了她。
她笑了笑，说：哪天我要是撑不住了，一定去。
第三次再到乌干达时，我特意坐车去了趟金贾。作为尼罗河的源头，那是个名副其实的旅游地。葱郁的山林包裹着湍急的尼罗河，招牌项目是漂流和蹦极跳。小镇里四处散落着风格不一的咖啡馆、餐厅、酒吧、青旅、纪念品商店和画廊，穿哈伦裤、梳着脏辫的外国游客们架着蛤蟆镜，三三两两。
难怪人们都说这里是乌干达最惬意怡人的地方呢。
珍妮所负责的NGO的总部也在这里，她那两天刚好也在。
我们约了一块儿喝咖啡，珍妮看起来很疲倦，她说，差不多20年过去，自己已经觉得越來越力不从心了。
“那种无力感就像是你用你生命当中最好的那些年来为一个你坚信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拼命奋斗、使出浑身解数，最后现实的光景却仍然停滞不前，甚至还有些倒退，你便逐渐发现，就算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也找不到真正起作用的解决方案。我能解救几十个一百个未成年性工作者，但同时却有更多的人因为失业率、缺少工作机会、司法不健全、经济低迷而跳进同一个泥潭里。我可以东奔西跑、倾家荡产、维权、找媒体、搞科普，甚至替她们上法庭，但其实到头来“贫穷”才是最可怕的魔咒。我难道可以对抗贫穷吗？”
分别前我问珍妮有没有一个叫莉莉安的女孩找过她。
她想了几秒钟，像是在努力检索脑袋里的信息，最后却还是很抱歉地说了句“没有”。
我朝她拍了拍隨身携带的小腰包，就进了KFC。五分钟后走出来时，她已经把包里所有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复原了，正斜靠着墙壁吹泡泡糖。
这时太阳正巧出来，斜着照进屋檐，映了一些在她脸上，半明半暗。
从没想过这辈子还能再碰见她。
两天后，我正使出全身力气争取刚果签证，奔波于旅社、刚果使馆和乌干达移民局之间。
刚果使馆的工作人员总是好声好气、挂一副油腻笑脸、摆出一摞大道理，却怎么也不肯把戳盖到你的护照上。眼下他又让我去国际机场办东非五国联盟的一体化旅游签证，为的是“证明此人具备获得其他国家签证的能力”。
从使馆到机场公交车站点，需要走大半个小时，其间没有摩托车和出租车，全靠两条腿。那时正值大中午，毒日当空，没有一丝风。路上的汽油味汗味体味垃圾堆味和狗屎味糅成一团，让人作呕。
心里正犯嘀咕，身后突然跟过来一个人影，嗖地闪到脚前，把我给挡了下来。
男，看起来30出头，瘦，略驼背，长相不上不下，让人过目即忘，身上套件印着某中国手机企业名字的红色短袖T恤，泛土黄的破仔裤，脚踩一双由旧轮胎裁成的人字拖。
“下午好，能耽误你几分钟吗？”
“我赶时间。”
“没关系我们可以边走边聊。”
“……”
“我叫本杰明，10年前被查出HIV POSITIVE，老家金贾（离坎帕拉约三小时车程）。我前天被人骗到了坎帕拉，说能帮我找工作，结果身上的钱手机行李全被抢走。我两天没吃饭了，又发烧，你知道这个病……老婆和五个孩子都在家里等我，你能给我五万（乌干达先令，约等于15美金）让我吃顿饭和买车票回家吗？”
“你孩子也是阳性么？”
“……不，他们是正常的。”
“你老婆呢？”
“她……带。”
“你们两个都带，孩子怎么可能不带？”
“他们是我和我前妻生的。”
“你前妻呢？”
“跟人跑了。”
“你是阳性，即便她是正常的，五个孩子怎么可能一个都不带？”
其实他只要用“母婴阻断”四个字便一下能自圆其说。
“……我和第一个女人一起的时候是健康的，然后第二个老婆，就是现在这个，她把病传给了我！”
“你和现在这个老婆在一起几年了？”
“七年…六年！”
“你几岁了？”
“40。”
“几几年出生的？”
“19…73，不对，1974……”
“好了故事编完了，你也够辛苦的，这有瓶可口可乐，还没开，算请你喝。”
“……你干什么工作的？”
我没再跟他耗，加快脚步往前走。
结果没走二三十米就听见身后传来跑步声，回头一看，还是他，只是可乐瓶子已经不在了。
他显然修剪过了思路且余心不死，试图再争取一轮。
“你不相信我不要紧，我带你去见我的老婆，她就在下个街口，我们再走两分钟就能看见她……”
边走他边絮絮叨叨讲着“行行好啊”“看在上帝的面子上你务必要帮助我啊”等等，直到拐角，我一转，差点迎面撞上一个人。
莉莉安斜靠在巨大的AIDS公益广告牌上，叼着根牙签，脸还是没有洗干净，看起来无聊极了。
“看，她就是我老婆，她！”
我走近了看那张脸，扭头问这个本杰明：你说你40岁，那她几岁？
“30。”
见我笑了，他着急起来，急忙用肘子捅小姑娘，“你自己说你是不是30！” 她头一扬，斩钉截铁地说：“对啊我30了！”
但在我看来，她更像15岁。
两人还是跟着，见我不开腔，本杰明更急了，嚷嚷着要带我去看他的五个孩子，好像突然又想起自己之前才说过孩子都在金贾，就改口说如果有钱买车票，回到家立刻给我发孩子们的照片来……
莉莉安显然是听不下去了，扭头对那个男人一龇牙，尖声训斥他，男人咕哝几句，闭了嘴。
他们却还是跟着我。莉莉安也还是扬着一张倔强的脸，吐掉了先前叼的牙签，吹起口哨来。
整个场景自然得就像我们是同道中人。
他们跟我坐上了连脖子也伸不直的小巴，最后一排。
检票的来了，一人两千乌干达先令，两人翻遍口袋，找出一千八，不够。莉莉安只是扭过头来抿紧了唇盯着我，连嘴都懒得张。
黄昏
哐呲哐呲哐呲，15人座面包车塞了25人，老掉牙的轮胎碾在路面的碎石和易拉罐上，使得整辆车颠得就像四块铁皮要随时分家。莉莉安眼睛越过我，死死盯着窗外，也不知道在看什么。过一会她像是困了，便把头靠在本杰明肩膀上，眯起眼睛打盹。又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嫌他摇晃太厉害，便重心一挪枕到了我这边，毫无嫁接痕迹。
从downtown到机场的路原本不那么远，但一路上任何地方（高速除外）只要有人要求上下车，司机都会急刹，售票员同时哗啦把门一扯，顺手捞进两三个人找缝儿掖好，然后接着往前颠。
高温闷热，车里的本地音乐声音大得瘆人，我试图扳开窗户，结果稍一用力，整块生锈弹簧拽着玻璃窗直接脱落。无奈只有继续焗桑拿。
视线一转，看见莉莉安花花绿绿的脸，口水沿着她嘴角滴到我的肩头，滑到袖子上。
就这样，原本一个小时的旅程，这 “机场快线”花了几乎三个小时，才停到了离机场一公里远的某片荒地中间。
一头雾水下了车，他们俩也跟下来。我们是车里剩下的最后三个乘客。周围看不到行人，一摸包，才想起可乐也被男骗子给喝掉了。
那一刻我烦躁起来，把包往草丛里一扔，坐到了灰秃秃的马路牙子上。
“你们到底想干嘛？故事也讲完了，车也坐到头了，觉也睡饱了，汽水也喝够了，还想让我带你们去医院看病么？”
后来每当我想起自己那一分钟的刻薄，总会无比心塞。
莉莉安脸色立即变了，很难描述如此黝黑的一张脸还能怎么变，可它就是变了。
她像是憋了一口气，扭头对男人嘟囔了一大堆，两人争起来，但最后还是男人服了软，转身跑进身后的小树林里。
女孩子却没走，反倒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板着一张脸。一看表3点半，刚果使馆5点关门，是赶不回去了。
又过了10分钟，还是没有拦到任何可搭的交通工具。这时本杰明却从方才他跑走的方向開了一辆松垮垮的摩托车，莉莉安把我一拽，男人踩下油门，我们便冲出了困境。
太阳还是毒辣，莉莉安的体温好像高得很，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很快地我被载到了机场，在与各种地勤、工作人员、部门经理斡旋多个回合之后，我被告知：东非联合签证和刚果金签证之间不存在联系。
总之就是被耍了。
走出机场，日头正在下沉，莉莉安靠在本杰明的背上，额角渗着汗，眉头还有点皱。本咬了根稻草。5点6分，是赶回去也没用了。
于是我又上了那破摩托，沿着日色渐暗的轨迹追逐过去，很快便飙到了他们离机场10分钟车程的家门口。
莉莉安努了努嘴，说：“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了吧。”
小村陷在乱林和泥泞之间，土墙残旧、窗户斑驳，小院里剩着没烧干净的劣质木柴，屋内没有地板，只是铺了一层干草。门外一只铁笼子，里头关了两只病怏怏的鸡。一只小奶猫从鸡笼后窜出来，蹦到莉莉安脚前，
她一手把猫捧起，一手撩开布帘走进黑咕隆咚的房子里，从桌子上散落的一大堆药片药丸里捡出几颗丢进嘴里，也不用水送。
桃红灰白淡绿，这是东非许多国家通用的用以控制艾滋的标配用药。
她在阴暗浑浊的室内游走，一匹接一匹地拉开那些碎布拼成的窗帘，让即将湮灭的夕晖勉强照进房子里。她就那么发着烧窝在窗子跟前的破绒布沙发里，还是半靠在本的背上，半逆着光举起小猫，嘴里哼着五音不全的调子，同时被小猫舔得笑个不停。
一切荒唐和谎言瞬间被那画面盖了过去。
我们一起吃了土豆和菜梗，临走时想给他们留点钱，可这时莉莉安又死活不要了。本用摩托车把我载回巴士站，我拧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面包车尾灯里他的红色T恤。
我真的没想过这辈子会第三次见到她。
晚上
一年后我又路过坎帕拉，因为是计划之外的停留，加上匆忙，我不得不在天黑后穿过半座城，去另一头的长途巴士站买票。
不知为什么，一进城就想起了莉莉安，给她打了电话问近况，她说顺着大路走到威廉街再一直往前，不东拐西逛，我们就一定会相遇。我查了查地图，威廉街恰好在去买票的必经之路上，碰个面倒也无妨。
其实作为一名外国女性，大晚上的在非洲任何国家的大街上晃悠都是一件极不明智的事情。可是我想着从旅店到车站只需穿过几条大路，不至于在小巷子里拐来拐去，又仗着自己只带车票钱而不带任何贵重物品（甚至手机），以及在非洲国家呆了两年多的一点点盲目自信，就那么甩着手上了街。
晚上8点，坎帕拉的downtown还是热闹得很，下了班的人们松了领带领口和神经，看不出太多倦态，按收入水平自动分组并挤在各类档次不同的路边摊、饭馆、餐厅和酒吧里，他们大声说话、插科打诨、嘻嘻哈哈，沾满了豆子饭、土釀香蕉酒、炸鸡烤鱼和劣质香水的混合味道。音乐大多是雷鬼。很多下水道年久失修，脏水稍微溢出了地面，欢快地流淌着。 那是一种尘世凡间特有的烟火气，让人感到踏实。
一年前我曾经也沿着这条名叫“坎帕拉—金贾大道”的路走过一趟。那时正是大白天，明晃晃的太阳照着，让人没有一丝幻想的余地。
坎帕拉海拔一千一百多米，是个山城。听说过去曾是出了名的处处青山。可那天一看，山确实还在，山上披满了各种土房和铁皮屋，全不见山色。要不是上坡下坡走得人气喘吁吁，还真不觉得它哪一点像山。
1907年，丘吉尔作为英国殖民地副大臣前往东非考察时，称乌干达为“非洲明珠”，他在《我的非洲之旅》一书的第五章中这么写道：“此时描写乌干达的美丽富饶似乎是很不得体的，但我并不想刻意隐藏这一点。在乌干达这片土地上，正反两面的对比是十分鲜明的，美丽富饶的潜质对抗着令人惊恐的死亡率，能说明这种鲜明对比的事实多如牛毛，不是我能一一记录的。……此刻我们应该可以确信，科学终将战胜一切，良好的社会秩序必将重建，英国人终究会成为这片既充满阳光又遍布毒草的神奇花园的真正的主人。”
走在坎帕拉市区，会时不时经过一些殖民时期留下来的独栋小楼，有商铺有行政办公室也有少数的居民房，外墙刷成各种颜色，偶尔能瞥见房檐屋角一些附在墙上、柱子上的小雕刻，漆已经掉得斑斑驳驳，但还是残余着一股遗世独立的清高气。不过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房子都是各种店铺，看起来嬉皮笑脸、手无缚鸡之力，虽然是新修的，外表挺光鲜艳丽，却是千篇一律，到处都糊满了智能手机、电信公司优惠套餐的广告纸，“仿佛建起来就是等着被拆掉似的”，英国作家奈保尔在2008年重游坎帕拉时曾怎么写过。
一个多世纪过去，经过了殖民时期（1890-1932）、阿明（伊迪·阿明，1971至1979年间任乌干达第三任总统，独裁统治，任职期间屠杀迫害超过20万人）的暴政、直至21世纪还不见消停的频繁内战、饥荒、难民、艾滋病和疟疾，坎帕拉似乎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就迫不及待地跳进了金钱和享乐的泡沫里。
交通是个大问题。山城普遍路窄，加上几乎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单靠肥头大耳的交警指挥车辆，显得成效不高，所有的出租车（相当于公交车，面包车小巴）、长途大巴、本田二手私家车、普拉多大越野和洪水泛滥一般的“拨打拨打（BodaBoda，本地方言中摩托车的名字）”都争先恐后地试图在马路上驰骋，却都卡得水泄不通，不得不在一下刹车一下油门之间龟速前进。
马路早已不堪重负，沥青被磨得七七八八，马路牙子也塌得参差不齐。
还有那些沿街踱来踱去的秃鹳，它们腿细身肥脖子长，下巴底下挂着一大串走一步晃三晃的松垮肉垂，脸普遍很脏，不知是不是因为成天吃垃圾吃成了这样，大概唯一的优点是对清理城市里随处可见、无人管辖的垃圾堆非常执着专心，路人无论走近还是走远，都分散不了它们的注意力。
很难想象，160年前当乌干达还是一个没有被打开国门的全封闭内陆国家时，在国王穆特萨一世精明而残暴的统治之下，巴干达人（乌干达重要行政区“布干达”的主体民族）不但可以修出像罗马那样笔直规整的大道、组织起拥有300艘船的維多利亚湖水军以南征北讨，还发展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明：打造铁器、制取树皮布、搭建让英国探险家斯皮克感叹“简直出自伦敦裁缝之手”的草房。并且，这位在乌干达金贾市发现了尼罗河源头的探险家还曾赞叹不已地写到过这个民族有多么地重视卫生和保洁。
上一次来这里时，被本和莉莉安跟到全城最脏最乱最吵的巴士站上了小巴，脑子里灌满了他们嘴巴里蹦出来的天方夜谭，加上周围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叫卖声、口水歌和搭讪，我不由得满腔怒火，觉得坎帕拉一定就是全非洲大陆最糟心的首都。
但此刻到了晚上，整个城市被夜色松了绑，不再像白天似的让人喘不过气，反倒显得有些和蔼可亲起来。
不知莉莉安在这一片干什么呢？和本还在一起吗？他们既不像情侣也不像兄妹，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顺着往前走，一路想着他们俩，不知不觉就到了威廉街。身边的街景换了风格，左右望去，建筑突然都从只有一二层高的小楼，便成了四五六层高的中楼，而且因为楼房几乎没有屋檐，也没有大块的墙壁，所以内部的格局差不多一目了然：格子状的狭小空间，都是卖电器、五金、小商品和日用品的，大概全是五平米左右的样子，每间都让瓦数很高、或黄或绿的灯给照得仿似手术室，晃眼一看，堆积如山的货品因为数量太多而显得混乱无章，定睛看却又发现其实摆放得也挺整齐有序。
因为路窄，眼睛被光线射花，想抬头好好环顾四周，却又被两旁楼房那山倒一般的压迫感逼得心有余悸，各种货物好像要跳下架子来追杀你，我只好加快脚步、快速通行。
走到路尽头时，我转身又看了这条奇异的街道一眼，不知为什么它给我的感觉像是香港九龙城寨。
第二天离开坎帕拉前，本、莉莉安和我又经过这里，本说这是坎帕拉出名的“小商品一条街”，差不多有一半铺子都是华人开的，但看店的都是本地人。“卖一些质量差但很便宜的工具、箱包、衣服和鞋，最搞笑的就是那个凉鞋，我买过几次，没有哪一双能撑过一个星期的！”
出了这条街，眼前好像突然一低，其实是因为房子又回到了一二层楼的高度，而且颜色也暗淡了许多，粉粉紫紫橙橙，既暖又黏，都挂着“XX酒吧”或“XX俱乐部”的牌子。音乐小声了不少，听着大多是爵士。路上没停什么车，偶尔有看着邋里邋遢的男人和浓妆艳抹的女人结伴而过，边往前走边一脸狐疑地打量我。
我放慢脚步，顺着一幢房子的亮片门帘的缝隙朝里望，隐隐约约瞥见狭小的旋转楼梯，以及更多的亮片，有一闪而过的裙角，还有大多数非洲人生来自带的贝壳一般的洁白门牙。几个宽大的男人撩开帘子走出来，一抬头撞见我，愣了又笑了，他们中的一个对其他人说：Yo， Japanese doll（看，日本娃娃）！
我忽地对这片区域的性质恍然大悟，赶忙加快脚步。
又走了一会儿才终于到了长途汽车站，可当我走近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售票窗口时却瞬间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打破头拼死冲进去，还是改天再来。正犹豫不决的时候，鼻尖前突然弹出来一张花花绿绿的脸，妆化得章法全无，她一伸手，说：“你买去哪的票？” 定睛一看，竟然是莉莉安，刚才顾着逃离窘境，居然把她电话里提到的街道给忘得一干二净。今天她不知为什么套了一条亮片裙，一看就知道尺寸不合，像小姑娘偷穿了舞女的衣服，还踩了双不太稳的金色高跟鞋。
“去基加利（卢旺达首都）。你怎么在这？…”
“废话少说，把车票钱先给我。”
她用那尚未长开的小身板左顶右钻，对身边那些膀大腰圆的大妈们毫不客气，没几分钟，就举着票得瑟地凯旋而归。她咧大了嘴哈哈笑着，牙齿像发亮的贝壳，头发和妆乱了一点，但看起来还是那么生机勃勃。
在往回走的路上，莉莉安并没有原途返回，而是挑了一条稍远一些却清净得多的路线。我又问了一遍那个之前被她跳过的问题，她抿着嘴盯了我好一会儿，还是没有回答。
将近11点的时候，我们终于绕回了那个颜色暧昧不明的“酒吧”一条街，快要走出去的时候，莉莉安停下来、垂下头，硬邦邦地说：我到了，你自己回去吧。
深夜
记得第一次来坎帕拉时，因为组织合作的关系，我曾见过一个本土NGO的负责人珍妮，她是土生土长的坎帕拉人，留英的社会学博士，自毕业回国以来就专门从事未成年性工作者的帮扶与救助，已经十几年了。其间虽然好几次都因为资金告急而暂歇，但好歹也是坚持了下来。
聊起坎帕拉未成年人被迫成为性工作者，以及在不知情或不得已的情况下成为性工作者的状况，她唉声叹气个不停。
“你知道吗，三年前我们调研的时候，坎帕拉市光是卡维姆佩这一个片区，保守估计就有超过五百多名18岁以下的性工作者，最小的才10岁，其中将近半数都感染艾滋病。金贾市更夸张，连八岁的都有！”
这些女孩男孩分几大类：孤儿、被人贩子买来卖给老鸨或皮条客、因为被无辜强奸怀孕后遭家里赶出来、被继母强逼，还有的交了男友却被控制卖淫，总而言之，都是为生计所迫。而正因如此，他们的价格反而比成年的性工作者要低得多，一次交易是两万到四万乌干达先令不等（一万乌干达先令约等于25块人民币）。
我看着莉莉安，丝毫不敢也不忍心去琢磨她究竟是其中的哪一类。
这时本从后面追过来，一把扯住她的细胳膊，大声喝斥，又转过来用英语吼我：“怎么又是你，每次遇到都总没好事！我还纳闷她怎么话也不说就忽地从二楼往下跑，还消失了两个小时！现在好了，客人被气走了还要我赔钱，你赶紧给我五万（约等于100块人民币）！”
莉莉安瞪圆了刚才还像泄了气一样的眼睛，把两只高跟鞋朝本一踢，然后扭头就走。
我在路边摊捡了双人字拖给她，她也不客气，二话不说便穿上了。
走了好一会之后我们路过了一所大学，我问她：“还想上学吗？”
她又撇嘴：“上了有什么用，我小学毕业就可以打到工，大学毕业的那些反而找不到工作，你是不知道，在坎帕拉，失业率最高的就是大学生，花几大袋钞票呆个四年出来，还不是一样要住在垃圾堆旁边，每天在公交车里被压成豆腐渣。我才不想！”她挂着一脸的满不在乎，眼睛却悄悄往校园里面瞟。
她说得似乎很在理，让人一时无言以对。
“本是你的……？”
“叔叔，我没有父母，是他把我养大的。”
我没有再接着问下去，但她却自言自语起来：“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挺好的，把我养了17年，让我上了学，还教我英文，这四年，就算是报答他吧。”
之后莉莉安还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关于童年，关于各种暴戾的古怪的阴郁的偶尔温柔的客人，关于她想开美发沙龙的理想。
到了旅店，她要了水吃药，头一沾到枕头便沉沉睡着。第二天天刚亮本就打来电话，说要来接莉莉安。
我们一块儿在一家小食店闷着头吃了煎饼喝了奶茶，又并肩走了一段，到了一家大型购物商场门口，他们停下了脚步。
“我们还要上班，就不送你去车站了。”本说。
我把莉莉安拉到一边，悄悄把之前就写下来的珍妮的电话和地址留给了她。
她笑了笑，说：哪天我要是撑不住了，一定去。
尾声
第三次再到乌干达时，我特意坐车去了趟金贾。作为尼罗河的源头，那是个名副其实的旅游地。葱郁的山林包裹着湍急的尼罗河，招牌项目是漂流和蹦极跳。小镇里四处散落着风格不一的咖啡馆、餐厅、酒吧、青旅、纪念品商店和画廊，穿哈伦裤、梳着脏辫的外国游客们架着蛤蟆镜，三三两两。
难怪人们都说这里是乌干达最惬意怡人的地方呢。
珍妮所负责的NGO的总部也在这里，她那两天刚好也在。
我们约了一块儿喝咖啡，珍妮看起来很疲倦，她说，差不多20年过去，自己已经觉得越來越力不从心了。
“那种无力感就像是你用你生命当中最好的那些年来为一个你坚信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拼命奋斗、使出浑身解数，最后现实的光景却仍然停滞不前，甚至还有些倒退，你便逐渐发现，就算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也找不到真正起作用的解决方案。我能解救几十个一百个未成年性工作者，但同时却有更多的人因为失业率、缺少工作机会、司法不健全、经济低迷而跳进同一个泥潭里。我可以东奔西跑、倾家荡产、维权、找媒体、搞科普，甚至替她们上法庭，但其实到头来“贫穷”才是最可怕的魔咒。我难道可以对抗贫穷吗？”
分别前我问珍妮有没有一个叫莉莉安的女孩找过她。
她想了几秒钟，像是在努力检索脑袋里的信息，最后却还是很抱歉地说了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