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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地王”频出的实质是地方财政在与老百姓进行利益博弈，大家应该看清楚这一点，而不是将所有的“板子”都打在开发商的身上。
人物简介张天兵，早期曾服务于ABB集团，1997-1998年在澳大利亚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并获MBA，后分别进入安永和埃森哲公司工作，2004年加入科尔尼。
刚刚过去的365天，对于从事咨询行业的我来说，是备受考验的一年。像很多同行一样，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科尔尼也一度遭遇了“项目荒”。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很多企业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无法做出明确地判断，因此叫停了原计划的部分咨询业务。
为了与企业共度难关，我们更注重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在过去的一年中，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客户在一起，与企业高层共同探讨金融危机的演变趋势以及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为了推进了科尔尼在中国经济及管理思维领域本土化研究的进程，2008年11月27日，“科尔尼中国经济及国企管理研究中心”成立。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将中国企业在过去10年中面临的特殊问题总结出来。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无论是对中国经济还是对中国企业，科尔尼能通过这些总结和研究，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帮助中国企业不断创新。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直在密切注意宏观经济的细微变动。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全球经济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却正处于一种很微妙的时刻，即僵持的阶段：一方面，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大量经济刺激方案，正由于这些大量的投入。今天中国经济摆脱了短期的困难，恢复了稳定的增长：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投入的背后也潜藏着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危险。
在经济增长的动力与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两种危险的交织：一方面，西方国家一直在对人民币的升值问题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出口恢复能力依然薄弱。根据官方统计，2009年前的3个季度，中国的出口同比降幅已超过20％。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依然处在危险的边缘，在政府推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整整一年之后，我们依然要关心投资的去向和效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同样，只有在形成了良性循环的经济环境中，中国企业才能真正地摆脱危机。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宣布投资计划一年之后，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就是，那些“计划投资”到底投到了哪里?它们的效率能有多高?我认为。政府部门在有关问题上还有待改进。
例如，在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很大一部分比例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对铁路建设的投入属于有效投入外，其他很多都属于低效投入。此外，我还发现一些原本不应批准的项目，也借着经济刺激方案出台的“东风”，得以顺利上马。这些低效甚至无效的投入，都是比较危险的。同时，很多不能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投入，也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企稳回升。这种由政府部门大力投资推动下产生的回升，并不为奇。但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4万亿元(甚至更多)的刺激方案，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到底能回升到多高7能否形成持续的回升?
实际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依靠个人消费能力以及私人投资的增长。但目前中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仅为35％左右，不仅远低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低于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政府表示要调整经济结构，让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共同发力，但事实上，现在的中国经济依然过度依赖于投资。
在出口方面，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比较缓慢，再加上一些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中国在今年前三个季度
核心观点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依靠个人消费能力以及私人投资的增长。但目前中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仅为35％左右，不仅远低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低于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
核心观点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所有咨询公司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引领企业管理者的思维，帮助企业抓住后金融危机中的新机遇。
的出口总值同比下降已超过20％。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出口部分企稳回升不会太快，未来的产品出口仍将持续疲软。而要弥补这部分缺口，就需要依靠消费需求的增长。但事实上，一边是中国内需的增长赶不上出口的缺口：另一边在投资方面，政府部门也不可能一直做大规模的持续投入。因此，中国经济要想健康好转，还要依靠个人消费以及私人投资来提升。
虽然政府一直在表示要拉动内需，但却总是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导致个人要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各种保障性支出中去。因此，中央政府如果能将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转移一部分用于保障体系的建设，此外，如果能将税收减免一部分，让人们手中有更多的资金，那么对于拉动内需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我认为，与其让政府决定将钱用到什么地方，还不如将钱交给老百姓，让人们增加个人消费，通过个人消费的增加，再拉动私人部门的投资，以此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贸易的失衡就在不断加剧，这背后，也是两种经济模式的鲜明对照和相辅相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借贷消费来拉动经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诸国则依靠出口来促进经济。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过度依赖借贷消费的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单纯依靠制造出口的模式也受到严重的打击。我认为，对于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出口缺口，需要通过增加本国的消费需求来弥补，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危机出现之前的水平。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格局也将发生变化：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将逐渐演变为多极化的新格局。中国将在这个新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今后中国能将潜在需求有效地激发出来，就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体。
未来，影响中国经济能否画出健康曲线的关键因素有两条：一是中国经济刺激方案的效率：二是对外贸易关系的形势。如果未来中国的福利保障体系，如医疗、教育等方面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投入，经济结构顺利完成转型，企业能在创新方面有所发展，那么中国将逐步成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增长体之一。毫无疑问，中国的需求是巨大的，如果能够完成上述的转型，未来的中国也将从传统的“世界工厂”转变为更令人瞩目的“世界市场”。反之，如果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很低，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了股市与楼市，同时，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中国的出口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国经济就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过去的一年。我所在的咨询行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2008年底到2009年的第二季度，是咨询行业最难过的一段时期。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扩大，企业也意识到需要重新调整，推出新的举措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例如，受总部决策的影响，很多跨国公司缩减了在亚洲以及中国的投资计划，而他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在中国市场布局、提升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问题。相反，危机爆发后，一些中国企业却看到了发展的机会，因此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扩张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大型国企，他们希望能抓住这轮产业调整的机遇，开展相关的重组业务。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所有咨询公司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引领企业管理者的思维，帮助企业抓住后金融危机中的新机遇。
其实对于企业而言，无论经济形势是向上增长还是向下滑落，总要面对发展的问题，发展的机遇也总是存在的。乐观的企业家会在动荡的经济形势中想办法寻找发展的机遇，而悲观的企业家就可能会因为太过小心而错失发展的机遇。因此。心态的好坏对于一个企业的决策者而言，也是同样的重要。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冯嘉雪
“地王”频出的实质是地方财政在与老百姓进行利益博弈，大家应该看清楚这一点，而不是将所有的“板子”都打在开发商的身上。
人物简介张天兵，早期曾服务于ABB集团，1997-1998年在澳大利亚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并获MBA，后分别进入安永和埃森哲公司工作，2004年加入科尔尼。
刚刚过去的365天，对于从事咨询行业的我来说，是备受考验的一年。像很多同行一样，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科尔尼也一度遭遇了“项目荒”。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很多企业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无法做出明确地判断，因此叫停了原计划的部分咨询业务。
为了与企业共度难关，我们更注重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在过去的一年中，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客户在一起，与企业高层共同探讨金融危机的演变趋势以及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为了推进了科尔尼在中国经济及管理思维领域本土化研究的进程，2008年11月27日，“科尔尼中国经济及国企管理研究中心”成立。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将中国企业在过去10年中面临的特殊问题总结出来。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无论是对中国经济还是对中国企业，科尔尼能通过这些总结和研究，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帮助中国企业不断创新。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直在密切注意宏观经济的细微变动。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全球经济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却正处于一种很微妙的时刻，即僵持的阶段：一方面，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大量经济刺激方案，正由于这些大量的投入。今天中国经济摆脱了短期的困难，恢复了稳定的增长：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投入的背后也潜藏着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危险。
在经济增长的动力与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两种危险的交织：一方面，西方国家一直在对人民币的升值问题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出口恢复能力依然薄弱。根据官方统计，2009年前的3个季度，中国的出口同比降幅已超过20％。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依然处在危险的边缘，在政府推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整整一年之后，我们依然要关心投资的去向和效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同样，只有在形成了良性循环的经济环境中，中国企业才能真正地摆脱危机。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宣布投资计划一年之后，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就是，那些“计划投资”到底投到了哪里?它们的效率能有多高?我认为。政府部门在有关问题上还有待改进。
例如，在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很大一部分比例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对铁路建设的投入属于有效投入外，其他很多都属于低效投入。此外，我还发现一些原本不应批准的项目，也借着经济刺激方案出台的“东风”，得以顺利上马。这些低效甚至无效的投入，都是比较危险的。同时，很多不能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投入，也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企稳回升。这种由政府部门大力投资推动下产生的回升，并不为奇。但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4万亿元(甚至更多)的刺激方案，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到底能回升到多高7能否形成持续的回升?
实际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依靠个人消费能力以及私人投资的增长。但目前中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仅为35％左右，不仅远低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低于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政府表示要调整经济结构，让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共同发力，但事实上，现在的中国经济依然过度依赖于投资。
在出口方面，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比较缓慢，再加上一些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中国在今年前三个季度
核心观点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依靠个人消费能力以及私人投资的增长。但目前中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仅为35％左右，不仅远低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低于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
核心观点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所有咨询公司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引领企业管理者的思维，帮助企业抓住后金融危机中的新机遇。
的出口总值同比下降已超过20％。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出口部分企稳回升不会太快，未来的产品出口仍将持续疲软。而要弥补这部分缺口，就需要依靠消费需求的增长。但事实上，一边是中国内需的增长赶不上出口的缺口：另一边在投资方面，政府部门也不可能一直做大规模的持续投入。因此，中国经济要想健康好转，还要依靠个人消费以及私人投资来提升。
虽然政府一直在表示要拉动内需，但却总是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导致个人要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各种保障性支出中去。因此，中央政府如果能将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转移一部分用于保障体系的建设，此外，如果能将税收减免一部分，让人们手中有更多的资金，那么对于拉动内需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我认为，与其让政府决定将钱用到什么地方，还不如将钱交给老百姓，让人们增加个人消费，通过个人消费的增加，再拉动私人部门的投资，以此来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贸易的失衡就在不断加剧，这背后，也是两种经济模式的鲜明对照和相辅相成：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借贷消费来拉动经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诸国则依靠出口来促进经济。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过度依赖借贷消费的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单纯依靠制造出口的模式也受到严重的打击。我认为，对于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出口缺口，需要通过增加本国的消费需求来弥补，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危机出现之前的水平。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格局也将发生变化：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将逐渐演变为多极化的新格局。中国将在这个新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今后中国能将潜在需求有效地激发出来，就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体。
未来，影响中国经济能否画出健康曲线的关键因素有两条：一是中国经济刺激方案的效率：二是对外贸易关系的形势。如果未来中国的福利保障体系，如医疗、教育等方面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投入，经济结构顺利完成转型，企业能在创新方面有所发展，那么中国将逐步成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增长体之一。毫无疑问，中国的需求是巨大的，如果能够完成上述的转型，未来的中国也将从传统的“世界工厂”转变为更令人瞩目的“世界市场”。反之，如果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很低，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了股市与楼市，同时，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中国的出口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国经济就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过去的一年。我所在的咨询行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2008年底到2009年的第二季度，是咨询行业最难过的一段时期。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扩大，企业也意识到需要重新调整，推出新的举措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例如，受总部决策的影响，很多跨国公司缩减了在亚洲以及中国的投资计划，而他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在中国市场布局、提升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问题。相反，危机爆发后，一些中国企业却看到了发展的机会，因此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扩张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大型国企，他们希望能抓住这轮产业调整的机遇，开展相关的重组业务。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所有咨询公司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引领企业管理者的思维，帮助企业抓住后金融危机中的新机遇。
其实对于企业而言，无论经济形势是向上增长还是向下滑落，总要面对发展的问题，发展的机遇也总是存在的。乐观的企业家会在动荡的经济形势中想办法寻找发展的机遇，而悲观的企业家就可能会因为太过小心而错失发展的机遇。因此。心态的好坏对于一个企业的决策者而言，也是同样的重要。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冯嘉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