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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跳出来质疑韩寒，路金波在微博回应：“《与神对话》中写道：真正的神，并不需要宝座前匍匐着无数信徒。他反而让那些信徒都站起来，成为自己的神。然后，那个真正的神——他是自由的。”
这一点得到韩寒的认同：“一个真正好的偶像，应该教会粉丝如何去独立，当我站上台的时候，不一定有大声的喝彩，有快男超女粉丝的狂热，可能也没有人给我做那种荧光棒，但同时我是属于我自己的。”
“韩粉”们显得淡定，并没有哭天抢地，没有偶像倒塌的“信仰”危机。相反，大部分喜欢韩寒的人，在“韩三篇”出炉的时候或论证支持，或据理反对，一边表明自己喜欢韩寒，一边又若即若离称：“我不是‘韩粉’。”
韩寒有时会去自己的百度贴吧溜达，那些独树一帜的反对声音令他颇为欣慰：“我觉得挺好的。这要比李宇春、周笔畅的粉丝强多了。”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看韩寒的文字，时而欣赏时而皱眉质疑，不太关心他的赛事，似乎并不在意他健康帅气的外表。
“我相信我的读者会慢慢学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挺好的，这样的人往往在社会变革中不会起傻逼的作用，如果有越多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变革就会越平衡。”韩寒对他们充满自信。
他们，有许多共同点：80后，几乎是韩寒的同龄人；关心社会现实并积极参与其中；有些文艺情结，但已然理性；独特的主张和行动力，可以将其从人群中区别开来；喜欢韩寒，让他们独立又互通。
行动力
爱“围观”的宋伟江被称为“富二代”，嘴边挂着韩寒的观点，兜里揣着《民主的细节》，“这也是韩寒推荐的书。”
打游戏是宋伟江的主要“工作”，1985年出生，无兄弟。大专毕业后并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在亲戚的公司做了一阵，重新回复到“游戏”状态。父母并不急于让其就业，母亲更愿意在他打游戏的间隙，把饭菜端到他手边，将水果切成块喂到他嘴里。但是他焦急，急着成长。
大专毕业那年，宋伟江独自去了北京，在一家麦当劳餐厅打工，晚上就地铺些报纸睡在餐厅内。他对每一个用餐的人微笑，与独坐窗口的顾客聊天，凭着一点点外语伎俩做翻译。转眼几个月过去，他又去苏宁卖场做销售，来打听电器的老人家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
他不记得赚了多少钱，但是他觉得自己“赚”大了。路过地上一块香蕉皮，宋伟江喊同伴“等等”，他转身把香蕉皮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乐呵呵回来：“走吧。”倒是让身边人尴尬起来。
宋伟江也有很多尴尬的经历。在公交车上捡到20块钱，他特意抄下纸币序号，下车送交派出所，遭到拒绝。他无奈接过钱币，重新坐上公交车，到达公交车底站，送到车站值班员处，说：“钱放在你们这里吧，也许失主会来找。”值班员惊愕的表情令其“无地自容”：“我哪里错了？从小不就是这么教的吗？”
这种执着的善良与韩寒有些相似，“有车子停放不好，我会去贴条，写上：车子停这里会挡住车库车子的视线。”韩寒会在马路中央的坑边，放下“雪糕筒”，尽管下次路过时发现“雪糕筒”已经被人拿走了。
钱云会案中，韩寒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唤醒了宋伟江。他突然觉得盲从是件可怕的事，“我需要读书，才能有自己的判断。”学会上微博后，宋伟江更愿意亲临现场“围观”社会事件。
与宋伟江同龄，吴恒的“社会栋梁”意识也很强烈。2000年，在水深火热的高考备考中识得韩寒《三重门》，当时的吴恒也因玩游戏成绩差休学。吴恒没有效仿韩寒逃离传统教育，而是重新挑战最终一路读到复旦研究生。
“活得很好”是吴恒对韩寒最赞赏之处：“他是一个启蒙者，但并不像普罗米修斯那般悲壮，而是活得很欢乐。这个象征意义比他文章的价值还大。这表明独立思考不一定必然把自己的处境弄得很惨。”
不管有没有真正成为启蒙者，吴恒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到青海支教一年，吴恒发现学生的字典上有错别字，发起了“一本正经”募捐；建立“食品安全地图”網站，要告诉人们甄别有毒食品；拿着奖学金，从上海独自骑自行车到拉萨，完成他的“男子汉”之旅……
好榜样，坏榜样
高中没有读完的韩寒，是以“争议”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1999年韩寒初出茅庐之时，被家长老师们认为是“洪水猛兽”，因为他不可复制，却又害怕青春茁壮的孩子们“试图复制”。
事实上，他教会同龄人的并不是退学的叛逆。“他高中没读完，文章里也没有深邃的思想，然而他能细致的观察生活，独立思考，用语幽默。这样的偶像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我们都能做到的。”吴恒从那时起决定向韩寒学习。
1988年出生的刘长已经成长为圈内小有名气的调查记者：“1999年或者2000年，我的中学时代，韩寒刚刚退学，然后出版了《三重门》，那本印有一个婴儿睡姿的蓝皮书在我们手中交互传递。课间聊天，我们开始对优秀作文选第一次表示不屑，因为有了新概念作文，有了韩寒的《杯中窥人》。”
进入大学，刘长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和同学合伙买了一台摩托车，这样可以翘课，可以在后座上带着女友呼啸而过。就像韩寒《像少年啦飞驰》里面描绘的一样。”工作之后，“榜样”对于刘长的力量在于“希望能够在某些韩寒不擅长的领域超越他”。
显然韩寒让这些80后具备了一种强烈的“活出自我”的愿望。他们欣赏韩寒的诚实：“诚实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胸襟，需要超越自身的种种局限——当然了，我更愿意相信韩寒他根本不需要超越，他天生如此。”同为媒体工作者的赵新星最近将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对NGO的关注，这也是他的志向之一。
2006年那场著名的“韩白之争”的时候，赵新星被韩寒的论调震惊了，“韩寒说：‘什么坛到最后都不过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都不过是花圈。’或许有意气在，或许只是为了胜利而胜利，但他毕竟胜利了，而且是全胜。”
当时的赵新星刚加入院报不久，她记得那期报纸发表的评论标题：《傲慢与偏见》。“这个标题对于那个时期的我来说同样意味深长，我面临着所有年轻人都要面临的傲慢与偏见，忍耐着心中那股想要证明自己的近似于愤怒的欲望。”
在电子商务网站工作，女孩崔颐和赵新星有着相似的恬静与“不妥协”：“ 韩寒是个‘明白人’吧。这个称呼可能很奇怪，但我想不出更好的词了。毕竟在这个国家有话语影响力的人里，‘明白人’并不多。”
“世界是一个琥珀/琥珀里许多许多人/凝固着，只有孩子/还在想/琥珀外的那一朵花”。这是崔颐发表的第一首诗。写诗的时候，韩寒并不为人知。崔颐从中学时开始读韩寒的《杯中窥人》和《三重门》。“当时我是典型青春期小孩，爱看钱锺书、王小波，对整个学校都不满，希望老师都死光，上课就回忆晚上做的梦，用来写诗。”
大多数时候“韩粉”是被韩寒的幽默“俘获芳心”的：“偶像太有光芒了，还要用来瞻仰的。我觉得用认同感比较合适吧。我也没有别的偶像，我觉得我喜欢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气场，有自己独特的幽默感，当然这种幽默不是小沈阳赵本山那种幽默，就比如我认为布朗蒂甘、冯内古特也很幽默，就是那个意思的幽默。”
韩寒几乎成为崔颐在对世界失望时的希望：“有时候觉得这个社会怎么愚蠢成这个样子，但有韩寒这样的人存在，不失为一个很大的安慰。”
事隔12年后，韩寒的粉丝与韩寒获得了共同的成长，“成长的过程中，以前是横冲直撞的，想要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长大后，就想要弄清楚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联，就比如韩寒从开始的那些文章到最近写的三篇博客，也是这么个过程吧。”刘长揣测：“现在我父亲对韩寒他爹应该有点艳羡。”
这一点得到韩寒的认同：“一个真正好的偶像，应该教会粉丝如何去独立，当我站上台的时候，不一定有大声的喝彩，有快男超女粉丝的狂热，可能也没有人给我做那种荧光棒，但同时我是属于我自己的。”
“韩粉”们显得淡定，并没有哭天抢地，没有偶像倒塌的“信仰”危机。相反，大部分喜欢韩寒的人，在“韩三篇”出炉的时候或论证支持，或据理反对，一边表明自己喜欢韩寒，一边又若即若离称：“我不是‘韩粉’。”
韩寒有时会去自己的百度贴吧溜达，那些独树一帜的反对声音令他颇为欣慰：“我觉得挺好的。这要比李宇春、周笔畅的粉丝强多了。”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看韩寒的文字，时而欣赏时而皱眉质疑，不太关心他的赛事，似乎并不在意他健康帅气的外表。
“我相信我的读者会慢慢学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挺好的，这样的人往往在社会变革中不会起傻逼的作用，如果有越多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变革就会越平衡。”韩寒对他们充满自信。
他们，有许多共同点：80后，几乎是韩寒的同龄人；关心社会现实并积极参与其中；有些文艺情结，但已然理性；独特的主张和行动力，可以将其从人群中区别开来；喜欢韩寒，让他们独立又互通。
行动力
爱“围观”的宋伟江被称为“富二代”，嘴边挂着韩寒的观点，兜里揣着《民主的细节》，“这也是韩寒推荐的书。”
打游戏是宋伟江的主要“工作”，1985年出生，无兄弟。大专毕业后并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在亲戚的公司做了一阵，重新回复到“游戏”状态。父母并不急于让其就业，母亲更愿意在他打游戏的间隙，把饭菜端到他手边，将水果切成块喂到他嘴里。但是他焦急，急着成长。
大专毕业那年，宋伟江独自去了北京，在一家麦当劳餐厅打工，晚上就地铺些报纸睡在餐厅内。他对每一个用餐的人微笑，与独坐窗口的顾客聊天，凭着一点点外语伎俩做翻译。转眼几个月过去，他又去苏宁卖场做销售，来打听电器的老人家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
他不记得赚了多少钱，但是他觉得自己“赚”大了。路过地上一块香蕉皮，宋伟江喊同伴“等等”，他转身把香蕉皮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乐呵呵回来：“走吧。”倒是让身边人尴尬起来。
宋伟江也有很多尴尬的经历。在公交车上捡到20块钱，他特意抄下纸币序号，下车送交派出所，遭到拒绝。他无奈接过钱币，重新坐上公交车，到达公交车底站，送到车站值班员处，说：“钱放在你们这里吧，也许失主会来找。”值班员惊愕的表情令其“无地自容”：“我哪里错了？从小不就是这么教的吗？”
这种执着的善良与韩寒有些相似，“有车子停放不好，我会去贴条，写上：车子停这里会挡住车库车子的视线。”韩寒会在马路中央的坑边，放下“雪糕筒”，尽管下次路过时发现“雪糕筒”已经被人拿走了。
钱云会案中，韩寒的《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唤醒了宋伟江。他突然觉得盲从是件可怕的事，“我需要读书，才能有自己的判断。”学会上微博后，宋伟江更愿意亲临现场“围观”社会事件。
与宋伟江同龄，吴恒的“社会栋梁”意识也很强烈。2000年，在水深火热的高考备考中识得韩寒《三重门》，当时的吴恒也因玩游戏成绩差休学。吴恒没有效仿韩寒逃离传统教育，而是重新挑战最终一路读到复旦研究生。
“活得很好”是吴恒对韩寒最赞赏之处：“他是一个启蒙者，但并不像普罗米修斯那般悲壮，而是活得很欢乐。这个象征意义比他文章的价值还大。这表明独立思考不一定必然把自己的处境弄得很惨。”
不管有没有真正成为启蒙者，吴恒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到青海支教一年，吴恒发现学生的字典上有错别字，发起了“一本正经”募捐；建立“食品安全地图”網站，要告诉人们甄别有毒食品；拿着奖学金，从上海独自骑自行车到拉萨，完成他的“男子汉”之旅……
好榜样，坏榜样
高中没有读完的韩寒，是以“争议”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1999年韩寒初出茅庐之时，被家长老师们认为是“洪水猛兽”，因为他不可复制，却又害怕青春茁壮的孩子们“试图复制”。
事实上，他教会同龄人的并不是退学的叛逆。“他高中没读完，文章里也没有深邃的思想，然而他能细致的观察生活，独立思考，用语幽默。这样的偶像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我们都能做到的。”吴恒从那时起决定向韩寒学习。
1988年出生的刘长已经成长为圈内小有名气的调查记者：“1999年或者2000年，我的中学时代，韩寒刚刚退学，然后出版了《三重门》，那本印有一个婴儿睡姿的蓝皮书在我们手中交互传递。课间聊天，我们开始对优秀作文选第一次表示不屑，因为有了新概念作文，有了韩寒的《杯中窥人》。”
进入大学，刘长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和同学合伙买了一台摩托车，这样可以翘课，可以在后座上带着女友呼啸而过。就像韩寒《像少年啦飞驰》里面描绘的一样。”工作之后，“榜样”对于刘长的力量在于“希望能够在某些韩寒不擅长的领域超越他”。
显然韩寒让这些80后具备了一种强烈的“活出自我”的愿望。他们欣赏韩寒的诚实：“诚实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胸襟，需要超越自身的种种局限——当然了，我更愿意相信韩寒他根本不需要超越，他天生如此。”同为媒体工作者的赵新星最近将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对NGO的关注，这也是他的志向之一。
2006年那场著名的“韩白之争”的时候，赵新星被韩寒的论调震惊了，“韩寒说：‘什么坛到最后都不过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都不过是花圈。’或许有意气在，或许只是为了胜利而胜利，但他毕竟胜利了，而且是全胜。”
当时的赵新星刚加入院报不久，她记得那期报纸发表的评论标题：《傲慢与偏见》。“这个标题对于那个时期的我来说同样意味深长，我面临着所有年轻人都要面临的傲慢与偏见，忍耐着心中那股想要证明自己的近似于愤怒的欲望。”
在电子商务网站工作，女孩崔颐和赵新星有着相似的恬静与“不妥协”：“ 韩寒是个‘明白人’吧。这个称呼可能很奇怪，但我想不出更好的词了。毕竟在这个国家有话语影响力的人里，‘明白人’并不多。”
“世界是一个琥珀/琥珀里许多许多人/凝固着，只有孩子/还在想/琥珀外的那一朵花”。这是崔颐发表的第一首诗。写诗的时候，韩寒并不为人知。崔颐从中学时开始读韩寒的《杯中窥人》和《三重门》。“当时我是典型青春期小孩，爱看钱锺书、王小波，对整个学校都不满，希望老师都死光，上课就回忆晚上做的梦，用来写诗。”
大多数时候“韩粉”是被韩寒的幽默“俘获芳心”的：“偶像太有光芒了，还要用来瞻仰的。我觉得用认同感比较合适吧。我也没有别的偶像，我觉得我喜欢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气场，有自己独特的幽默感，当然这种幽默不是小沈阳赵本山那种幽默，就比如我认为布朗蒂甘、冯内古特也很幽默，就是那个意思的幽默。”
韩寒几乎成为崔颐在对世界失望时的希望：“有时候觉得这个社会怎么愚蠢成这个样子，但有韩寒这样的人存在，不失为一个很大的安慰。”
事隔12年后，韩寒的粉丝与韩寒获得了共同的成长，“成长的过程中，以前是横冲直撞的，想要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长大后，就想要弄清楚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联，就比如韩寒从开始的那些文章到最近写的三篇博客，也是这么个过程吧。”刘长揣测：“现在我父亲对韩寒他爹应该有点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