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第二十个“世界读书日”，各种媒体又像赶潮似地谈阅读、开书目，作为大众媒体找话题本无可厚非，但阅读这种事情是个长久、悠游、独立的事情，浸润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短时间的提倡固然可能会有些眼球效应，更实在的倒是恢复到阅读本然的状态。
　　在一定的公共阅读基础上才可能在某个具体专业有所突破
　　何为阅读的本然状态？我想应该是无论出于爱好、求知、职业需要，都应该有种开阔、宽广、包容、宁静的心态，“博学而无所以成名”，不被某种特定的目的遮蔽了阅读自身所带来的快乐和满足，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全面、完整、自由的人。不久前，我出版了一本关于阅读的书《未眠书》，就是想呈现出一种阅读的“业余性”——因为书中涉及到的大部分书都称得上与我的专业不是密切关联的“闲书”，但这些闲书丰富了思想和精神空间，回过头来倒有反哺专业的作用。当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不能带来更好的生活不好说，但一定会带来更好的人生，就像王小波以前说的“除了一个现实的此生之外，人们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
　　我在《未眠书》中说到，“书”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它是通向未知世界的道路、开启神秘之门的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兴会汪洋、心驰神往之景象的阶梯，弥补了在物质和其他层面的匮乏。当我们迷醉于文学的美妙，遨游在历史的河流，或者徜徉于某个哲思的心领神会之中，便会觉得拥有了某种可以沾沾自喜、不为人知的财富。作为动词，它则不仅仅是用文字表述某种观察、情感或者思想，更多是对生命的铭刻与镌写，其中潜藏着让卑微的个体永恒化的隐秘欲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人都有阅读的需要。
　　每个人的气质禀赋和欲求都不同，所以，很难在阅读上形成共识。某一个人喜欢的书目未必适合另一个，但有时候出于专业的需要也得有一定的规范。我在四川大学兼职带了研究生，他们分别来自日语和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学和民族文学。他们在开学初修学分的同时让我给开阅读书目，这其实是个勉为其难的要求，不过出于对个人素养和思维突破的训练需要，我还是按照各人的差异，分别拟订了篇目不多，但涉及到多个“学科”的内容，希望能够有一个通识性的基础。只有具备一定的公共阅读基础，才有可能在某个具体专业上有所突破。
　　阅读异化了的人成了知识生产大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
　　这种公共阅读看似“业余性”的，其实是中国文化博雅传统的一部分。说起博雅，让我想起余秋雨的一篇散文《夜航船》。余秋雨流行的那会儿，我刚刚上大学，他的文笔自不必说，虽然后来有诸多文人学士从他的“文化散文”挑出了无数文化硬伤，但不妨碍在某个机缘巧合的阶段会影响到某个人，这可能也是业余阅读的不经意的收获。如今我对于余秋雨只记得为数不多的文章，《夜航船》这篇印象尤其深刻，是从余姚的夜航船写到明人张岱的《夜航船》，这本书是“初级小百科，列述一般中国文化常识”，让那些赶考的士子、行商的旅人在慢慢航程中消愁解闷、闲谈契阔。
　　现在看来，《夜航船》就是本“闲书”，它囊括了天文、地理、人物、考古、伦类、选举、政事、文学、礼乐、兵刑、日用、宝玩、容貌、九流、外国、植物、四灵、荒唐、物理、方术二十卷，可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均有涉猎，但是这些东西于士子经世致用、科举制业却了无意义。没有实际用途，不过是增广博闻的小道，为什么人们还要读呢？我们当然可以从现代美学的角度给它一个命名叫做“无用之用”，但其中还是摆脱不了一个“用”字。
　　其实那些琐碎的知识无关功利而普遍令人动情，无关概念而指向认识，在中国传统理念中是一个人的基本修养。这就是博雅的素养，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士人，固然要求得“大道”——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基本的格物、致知、修身的途径必不可少，后者构成了前者的根基础石。儒家有“君子耻一事不知”的说法，孔子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就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各种仪轨、技巧、体能的训练。士人胸怀天下、包举宇内，星相卜筮、奇门遁甲之类自然也包含在内，他们在形而上的追求之外，也有切身的技术训练，否则就是空蹈玄谈、言不及义，难以抵达超越性的大道和德行。
　　博雅的传统可以解释为一种不屈不挠的博学的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孜孜不倦的求知欲，旨归则是人的完整和充实。这种古典的综合教育理念在现代发生了巨大的转型，随着知识的累积，学科愈加细化，尤其在政教分离之后，解魅之后的世界失去了神圣性和神秘感，变成了可以被理性所认识的客观事物。也就是说，人们在观念上已经相信未知的世界都可以被理性的光芒做烛照洞明，在知识生产的演进中，原先统一在一起的政治、伦理、美学分属了不同的领域，科学取代了神学，而科学自身又分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学科一旦细化，读书人的定位就相应发生了变化，他必须恪守本位成为某个专门领域术业有专攻的人物，也就是所谓的专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英才辈出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已经很难出现了。一旦跨界发言，往往会被视为游学无根。这固然是知识自身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即一个人有限的精力已经无法再全面把握各种愈加严谨、周密、复杂的知识体系，只有在特定的知识分科中深入钻研，才有可能产生某种“深刻的洞见”。然而，事情的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深刻的洞见”必然是片面的，当然工具理性发展的到极端，许多专家可能除了本领域之外对其他门类茫昧无知，也毫不关心，这样其实就是阅读异化了人本身，他就成了知识生产大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
　　阅读的专门化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弊端
　　中国的现代转型也内在于这种现代性的全球进程之中，其实在转型时代那批知识分子还是保留了综合的特征。举一个并不是非常著名的例子，如《老残游记》这本书的作者刘鹗，一般人都是通过文学史上的定位了解到他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其实他在数学、医学、水利、音乐、实业方面都有成就，早年一度在扬州悬壶济世，也精通音律，是广陵琴派的传人，曾经任巡抚幕僚帮办治理河南、山东等地的黄河，后又任山西矿产经理，参与拟订河南矿务机关豫丰公司章程，并为福公司擘划开采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铁矿，成为外商的买办与经纪人。除了小说诗歌，还著有水利治理的《治河七说》，算学著作《弧角三术》、《勾股天元草》等多种。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他还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赈济北京饥困。有这种丰富的人生，刘鹗并不是孤例，他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博雅传统留下的综合能力印记，远较后日某一门类的专门学者全面。
　　阅读的专门化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弊端，一方面是功利化，只读一些实用的书，或者阅读干脆就被影视电玩所取代；另一方是娱乐化，纯粹的消遣休闲，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娱乐化带来的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走向浅陋；第三是职业化，非本专业的书不读，以文学为例，本身这个学科就比较狭小了，还细分成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各种亚类型，所得往往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残片，缺乏整体的观念。这些从根本上使得人本身成为支离破碎的存在。从现实传播科技的发展来看，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阅读革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人们通过PC终端、手机终端的“点读”、浏览、扫读、快读，无疑是对书本阅读时代那种沉潜涵泳、反思自省的慢节奏阅读的一种巨大变革，这实际上加剧了前述三方面的程度。
　　今日的“通识教育”似乎是对这种现状的救偏补弊，政府也大力提倡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为此提供了大量的阅读服务上的公共措施，然而我们必须直面阅读现场的这种变化。重点不在于煞有介事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阅读运动，在各种媒体上鼓吹、开拟一份份书单。因为，阅读跟写作一样，永远都是涉及到个体的孤独的事件。关键在于转化阅读的理念，恢复博雅的传统，如同托马斯?吉楠所说：“阅读没有路，没有途径或方法：有的只是努力和这一难得的机会带来的疲乏。作为机会，阅读及其无能性无视事先的算计，拒绝预测。”在阅读之前不做过多的功利考量，而是把它想象成一种开卷有益、增进身心修养的实践，这样的话，无目的可能反而会达到最终的“合目的”。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