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建筑界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一事实。2月28日凌晨，当普利兹克建筑奖官网发布王澍获奖的消息时，不少建筑师猜测这是一次操作失误，或是黑客入侵。
王澍的太太陆文宇接到求证电话时也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在此之前，她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信息，而王澍本人正在美国，还在睡梦之中。
当晚的这条消息随即被认定为网络谣言，直到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稍后证实了信息的真实性—年仅49岁的中国建筑师王澍，正是评委会选出的2012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最新得主。
评委会认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争论，王澍的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元素，尽管王澍还是一位年轻的建筑师，但是他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自己的能力。“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有世界性的建筑。”
这是目前在世的中国本土建筑师得到的最高评价。
尽管中国的建筑师们能够明白这个国家在产生世界性建筑的同时，也隐藏着更多的问题和危机，但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捂住自己的耳朵，毕竟这是一份集体的荣耀和中国大拆大建中难得的喜讯。
废砖弃瓦“拼贴画”
普利兹克建筑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1979年创立至今一直被国外建筑师所垄断，设计CCTV大楼的雷姆·库哈斯、广州大剧院的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也都曾是该奖的得主。
与这些明星建筑师享受到的甲方礼遇、充足预算和大片平整的土地相比，中国的年轻建筑师在这块被称为建筑试验场的土地上一度处在聚光灯之外，他们不仅没有多少建造地标建筑的机会（除了几名院士之外），蛮横的业主和重复、繁重的工作，更是让他们丧失了建筑师基本的尊严和创造力。
相比CCTV大楼、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样的明星建筑，王澍和他的业余建筑工作室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在中国南方建造着一些没有太高关注度的低矮房子，除了使用者对它们有充分的了解，甚至只有极少人实地踏访或看过它们的照片，王澍的得奖，至少改变了这一切。不少人开始知道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宁波历史博物馆，甚至有人觉得在迷宫般的象山校区找不到课室，撞到柱子，都是一些能够容忍的“游戏”。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王澍到目前为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2002年开始的校园建造中，王澍抛开了新型材料不断涌现的建筑市场，把建筑材料锁定在旧砖弃瓦这些本已被别人遗弃的“建筑垃圾”上，为建造象山校区，王澍从华东各省的拆房现场收集来了300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瓦片，并与民间工匠合作施工。
王澍或许当时还没意识旧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可操作性，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了。旧瓦成为王澍建筑中重要的符号，那些屋顶瓦片和废弃墙砖仿佛勾勒出“拼贴画”，构造多元、质感丰富，到了2006年，王澍将从江南各处拆下来的旧瓦运到威尼斯，建造了一个800平方米的瓦园，并因此获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特别荣誉奖，成为首位以个人名义登上这个世界第一大建筑展领奖台的中国建筑师。
在象山校园的规划上，王澍保留了原有的农村地貌，有耕地、鱼塘，这些都由原来的农民继续种养，这也被认为是这所大学不像大学的地方。象山校园的建筑环抱中是小麦、玉米、高粱、油菜、萝卜、向日葵等，建筑群中的茶田每年都能产出绿茶，春天飞来的候鸟从300只增加到了3000只。
校区中自然和建筑的关系，与王澍的童年记忆有关。王澍的童年发生在“文革”，时有武斗发生，他随母亲在新疆，母亲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停课整个校园被开垦成了农田，“我和那些老师一起变成了农民，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土地，土地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种植与收获，我都有很大的兴趣参与。”王澍说。
王澍对弟子们常说的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他还经常拿中国山水画作比，对王澍来说，不只是盖房子才是建筑设计，地上的每一条道路、水渠、池塘，包括各种树木种植的位置，合在一起才是，“一个世界是有万物的，万物在生长，这才称之为一个世界”。
王澍有时将他所营造的世界称为乌托邦，有时当做他的园林，而事实上，王澍的象山校园是当做一个城市来设计的，他提供了一种模式：一是做到了高密度；二是建筑和山水发生关系；三是由地平线控制。
“如果有人说杭州应该怎样建设，我会让他到象山校园看看”，王澍总是能将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矛盾中有着不言自明的关系，正如2002年出版的《设计的开始》一书时，王澍就被责编这样形容：“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建筑家，他的建筑活动就如其所出生的年代一样矛盾而敏感”。
不设计重要建筑
当王澍获奖的消息传开后，有的建筑师发现王澍可能没有注册建筑师执照，他在东南大学研究生毕业时甚至没有在当年拿到毕业证，还有众所周知的一点：这位普利兹克大奖得主，工作室名叫“业余建筑”。
按照王澍的划分，建筑师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设计重要建筑的人，另一类是不设计什么重要建筑而只是去设计的人，尽管业余，但是“活”要做得更地道，王澍认为自己一定属于后者。
建筑师李虎分析王澍得奖的启示时总结：事务所的规模、“职业”程度，或者项目的大小、多少，甚至所谓的完成度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否有思想、有立场以及把这些表现在你的实践中并且始终坚持如一才是最重要的。但建筑评论家方振宁坚信，王澍更幸运的地方是，他有一个不错的业主—中国美院院长许江，许江不仅让时年38岁的王澍担任建筑学院院长，更是给出800亩的校园让一位建筑师自由发挥，这简直不可想象。
在此之前，王澍建造的最大建筑是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更早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装修自己的房子和替朋友装修房子，剩下的时间，“晒太阳、看远山”，盯着雨滴看它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儿去。
王澍很少参与商业建筑的建造，甚至还称得上是不多的一位低产建筑师，为了一个不足100㎡的房子，他能花费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斟酌，他希望自己能够像弗洛伊德在一段漫长的时间内对一个患者作不懈的对话和追踪一样来完成自己的作品。
这也使得他与陆文宇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只是打零工，偶尔赚一笔，而生活主要来源是太太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工资。当时虽然并不富足，但生活缓慢、松弛、无所事事，一提手，就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了，不像以前那样憋着想。
这与在东南大学读书时的王澍截然不同。当时在学校，王澍从走廊走过，不像一个人走过，而像一把刀带着寒风划过，“1987年，我24岁，血气方刚，目中无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的状态，从各位大师一直批到我的导师为止”，而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死屋手记”，影射了东南大学建筑系和中国的建筑学状况。1986年，建筑策展人王明贤和建筑评论家顾孟潮组织成立了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邀请了还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的王澍到北京作演讲，王澍在会上作了极有煽动性的发言，讲到中国没有现代建筑、没有建筑师时，台下掌声雷动。
王澍将自己的转变归因于遇上了现在的太太陆文宇，他得知自己获奖时，第一反应是：“不是一个人，而是应该发给两个人”。
“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无形”，王澍在一篇自述中说，陆文宇只对小事情感兴趣，比如去西湖闲逛，去哪里喝杯茶，逛逛菜场或百货商店，这种感受是来自心性的。关键这个心性自然了，滋养了，你就朦朦胧胧发现，你想做的建筑，要传达那种文化里最好的状态和精神，你用一种很急的心态是做不出来的，用简单的摹仿也没有意义。
尽管王澍将杭州视作一个崩溃的城市，但在那里，他可以不声不响地去做事情，当初的那些劲儿还埋在很深的地方，但是它的外面，你能感受到已经很亲和和温润。这也是陆文宇对象山校区的印象。
当很多人在批判，王澍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许这是矛盾与问题丛生的中国人都必须面对的，这也是今天温润的王澍最被忽视的地方。
作为建筑界最高奖的获得者，王澍表示，接下来会花一些时间在建筑教育上，但他无能为力的地方是，中国建筑师在造一个房子的同时，都要有它快速消失的心理准备—毕竟在此之前，王澍设计建造的杭州孤山室内小剧场、中国美术学院国际画廊、深圳国航售票处、上海顶层画廊都在短暂的使用后像临时建筑一样被迅速拆除，“最疯狂的一次，是一个作品刚做好了，用了三个月就要拆掉，因为换了业主”。
王澍和他的建筑同行们什么时候才不必承担这个可怕的风险？在目前的中国，没有人知道答案。
王澍的太太陆文宇接到求证电话时也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在此之前，她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信息，而王澍本人正在美国，还在睡梦之中。
当晚的这条消息随即被认定为网络谣言，直到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稍后证实了信息的真实性—年仅49岁的中国建筑师王澍，正是评委会选出的2012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最新得主。
评委会认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争论，王澍的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元素，尽管王澍还是一位年轻的建筑师，但是他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自己的能力。“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有世界性的建筑。”
这是目前在世的中国本土建筑师得到的最高评价。
尽管中国的建筑师们能够明白这个国家在产生世界性建筑的同时，也隐藏着更多的问题和危机，但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捂住自己的耳朵，毕竟这是一份集体的荣耀和中国大拆大建中难得的喜讯。
废砖弃瓦“拼贴画”
普利兹克建筑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1979年创立至今一直被国外建筑师所垄断，设计CCTV大楼的雷姆·库哈斯、广州大剧院的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也都曾是该奖的得主。
与这些明星建筑师享受到的甲方礼遇、充足预算和大片平整的土地相比，中国的年轻建筑师在这块被称为建筑试验场的土地上一度处在聚光灯之外，他们不仅没有多少建造地标建筑的机会（除了几名院士之外），蛮横的业主和重复、繁重的工作，更是让他们丧失了建筑师基本的尊严和创造力。
相比CCTV大楼、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样的明星建筑，王澍和他的业余建筑工作室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在中国南方建造着一些没有太高关注度的低矮房子，除了使用者对它们有充分的了解，甚至只有极少人实地踏访或看过它们的照片，王澍的得奖，至少改变了这一切。不少人开始知道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宁波历史博物馆，甚至有人觉得在迷宫般的象山校区找不到课室，撞到柱子，都是一些能够容忍的“游戏”。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王澍到目前为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2002年开始的校园建造中，王澍抛开了新型材料不断涌现的建筑市场，把建筑材料锁定在旧砖弃瓦这些本已被别人遗弃的“建筑垃圾”上，为建造象山校区，王澍从华东各省的拆房现场收集来了300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瓦片，并与民间工匠合作施工。
王澍或许当时还没意识旧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可操作性，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了。旧瓦成为王澍建筑中重要的符号，那些屋顶瓦片和废弃墙砖仿佛勾勒出“拼贴画”，构造多元、质感丰富，到了2006年，王澍将从江南各处拆下来的旧瓦运到威尼斯，建造了一个800平方米的瓦园，并因此获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特别荣誉奖，成为首位以个人名义登上这个世界第一大建筑展领奖台的中国建筑师。
在象山校园的规划上，王澍保留了原有的农村地貌，有耕地、鱼塘，这些都由原来的农民继续种养，这也被认为是这所大学不像大学的地方。象山校园的建筑环抱中是小麦、玉米、高粱、油菜、萝卜、向日葵等，建筑群中的茶田每年都能产出绿茶，春天飞来的候鸟从300只增加到了3000只。
校区中自然和建筑的关系，与王澍的童年记忆有关。王澍的童年发生在“文革”，时有武斗发生，他随母亲在新疆，母亲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停课整个校园被开垦成了农田，“我和那些老师一起变成了农民，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土地，土地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种植与收获，我都有很大的兴趣参与。”王澍说。
王澍对弟子们常说的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他还经常拿中国山水画作比，对王澍来说，不只是盖房子才是建筑设计，地上的每一条道路、水渠、池塘，包括各种树木种植的位置，合在一起才是，“一个世界是有万物的，万物在生长，这才称之为一个世界”。
王澍有时将他所营造的世界称为乌托邦，有时当做他的园林，而事实上，王澍的象山校园是当做一个城市来设计的，他提供了一种模式：一是做到了高密度；二是建筑和山水发生关系；三是由地平线控制。
“如果有人说杭州应该怎样建设，我会让他到象山校园看看”，王澍总是能将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矛盾中有着不言自明的关系，正如2002年出版的《设计的开始》一书时，王澍就被责编这样形容：“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建筑家，他的建筑活动就如其所出生的年代一样矛盾而敏感”。
不设计重要建筑
当王澍获奖的消息传开后，有的建筑师发现王澍可能没有注册建筑师执照，他在东南大学研究生毕业时甚至没有在当年拿到毕业证，还有众所周知的一点：这位普利兹克大奖得主，工作室名叫“业余建筑”。
按照王澍的划分，建筑师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设计重要建筑的人，另一类是不设计什么重要建筑而只是去设计的人，尽管业余，但是“活”要做得更地道，王澍认为自己一定属于后者。
建筑师李虎分析王澍得奖的启示时总结：事务所的规模、“职业”程度，或者项目的大小、多少，甚至所谓的完成度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否有思想、有立场以及把这些表现在你的实践中并且始终坚持如一才是最重要的。但建筑评论家方振宁坚信，王澍更幸运的地方是，他有一个不错的业主—中国美院院长许江，许江不仅让时年38岁的王澍担任建筑学院院长，更是给出800亩的校园让一位建筑师自由发挥，这简直不可想象。
在此之前，王澍建造的最大建筑是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更早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装修自己的房子和替朋友装修房子，剩下的时间，“晒太阳、看远山”，盯着雨滴看它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儿去。
王澍很少参与商业建筑的建造，甚至还称得上是不多的一位低产建筑师，为了一个不足100㎡的房子，他能花费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斟酌，他希望自己能够像弗洛伊德在一段漫长的时间内对一个患者作不懈的对话和追踪一样来完成自己的作品。
这也使得他与陆文宇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只是打零工，偶尔赚一笔，而生活主要来源是太太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工资。当时虽然并不富足，但生活缓慢、松弛、无所事事，一提手，就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了，不像以前那样憋着想。
这与在东南大学读书时的王澍截然不同。当时在学校，王澍从走廊走过，不像一个人走过，而像一把刀带着寒风划过，“1987年，我24岁，血气方刚，目中无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建筑界的状态，从各位大师一直批到我的导师为止”，而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死屋手记”，影射了东南大学建筑系和中国的建筑学状况。1986年，建筑策展人王明贤和建筑评论家顾孟潮组织成立了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邀请了还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的王澍到北京作演讲，王澍在会上作了极有煽动性的发言，讲到中国没有现代建筑、没有建筑师时，台下掌声雷动。
王澍将自己的转变归因于遇上了现在的太太陆文宇，他得知自己获奖时，第一反应是：“不是一个人，而是应该发给两个人”。
“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无形”，王澍在一篇自述中说，陆文宇只对小事情感兴趣，比如去西湖闲逛，去哪里喝杯茶，逛逛菜场或百货商店，这种感受是来自心性的。关键这个心性自然了，滋养了，你就朦朦胧胧发现，你想做的建筑，要传达那种文化里最好的状态和精神，你用一种很急的心态是做不出来的，用简单的摹仿也没有意义。
尽管王澍将杭州视作一个崩溃的城市，但在那里，他可以不声不响地去做事情，当初的那些劲儿还埋在很深的地方，但是它的外面，你能感受到已经很亲和和温润。这也是陆文宇对象山校区的印象。
当很多人在批判，王澍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许这是矛盾与问题丛生的中国人都必须面对的，这也是今天温润的王澍最被忽视的地方。
作为建筑界最高奖的获得者，王澍表示，接下来会花一些时间在建筑教育上，但他无能为力的地方是，中国建筑师在造一个房子的同时，都要有它快速消失的心理准备—毕竟在此之前，王澍设计建造的杭州孤山室内小剧场、中国美术学院国际画廊、深圳国航售票处、上海顶层画廊都在短暂的使用后像临时建筑一样被迅速拆除，“最疯狂的一次，是一个作品刚做好了，用了三个月就要拆掉，因为换了业主”。
王澍和他的建筑同行们什么时候才不必承担这个可怕的风险？在目前的中国，没有人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