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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个潜在继任者放在重要的岗位上试一试，田忌赛马，能力高低不久就能鉴定出来。但人品的甄别要难得多。如果实行明确的接班计划，对于甄别这个继任者的人品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加剧了其对自己真实人品的掩饰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两千一百余年间，各王朝就像走马灯，其兴也骤，其亡也速。比方说南朝时期，短短169年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和24位帝王，平均每个朝代寿命仅四十余年，每个皇帝在位仅七年。各朝历代，皇帝家族内部争斗也不少见，重复着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故事。当代家族企业传承与皇权更替有相似之处，但差别更大，王朝兴替对家族企业有何借鉴？
继承大位，既是家事更是国事
历代王朝，掌控者既是国君也是家族的领导人。国事就是他们的家事，家事也上升为国事。是否设立太子以及选谁为太子，是衰老皇帝最大的家事也是最大的国事。
较早地确立接班人，首先是防范风险之需要，皇帝稍有闪失能够立即启用新君稳定朝纲；接班人早确定，潜移默化或者言传身教，培养出可资信托的家国接班人；尽早设立太子，能够断了其他竞争者的念想。迟暮的皇帝不放心太子赤手空拳接管江山社稷，统领天下仅有“天子”权威地位是不够的，其定国安邦的能力来自于哪里？没有听说哪位太子从七品官的县令做起，一级级培养起来。在深宫之中、妇人之手长大的太子，直接从高层开始锻炼，但仍有机会扬名后世。太子的自我修炼来自于监国制度：皇帝外出，由太子留在宫中代为处理国事。监国制度正式始于南北朝时期，太子虽然是储君，但毕竟不是行政系统中的一部分。朝廷的正常运作体系唯有在皇帝出巡时，才向太子开放参与政务的端口。到了唐朝，太子摄政更为具体，太子不再是挂职锻炼或者实习模拟，而是率东宫直接参与处理政事；到了明朝，政治体制对皇帝能力要求极高，太子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见习和参与，除了人事、外交和军事需请示父皇外，其他由太子决断。
皇帝也在扮演为人父的角色。付出血本投资在其中一个孩子身上让其成为杰出的人，获得地位和财富，基因繁衍才会获得成功。皇帝尤其这样，他只能选择一个接班人，“一国二主”势必分裂国家。没有被选中的皇子，多有不公的忿恨。为了基因繁衍的顺利，为了帮助看中的儿子能够坐稳江山，皇帝还需要帮接班人扫清障碍。保护新的接班人，会让其远离纷争、少树敌人、多积累人脉。
单程车票，继承者的艰难选择
常言说每个人手上拿的都是单程票，指的是时光不会倒流。皇子皇孙走的更是单行道，充满血与火的考验，成王败寇异常残酷：可能黄袍加身君临天下，也可能满门抄斩没得回头。皇帝，也许是令人羡慕和觊觎的职业，但也是高危人群，从秦始皇到清宣统帝退位的2133年时间，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2岁。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如果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比例高，那么登上皇权道路上不是更有皑皑白骨吗？
太子是骄傲的，他离君主一步之遥；太子也是残酷的，对任何威胁到他掌权的人绝不手软。他离皇位如此之近，但又如此之远。太子从未成年开始就倾向于模仿父皇的行为和态度，自然显得保守和老成。弟弟妹妹们只能在太子留下的很小空间里生存，不易安分守己循规蹈矩，但更显鲜活与灵气。时光磨平了棱角，带走了锐气。年纪轻轻的太子总是思前顾后，习惯一旦养成即为性格的一部分伴随其一生。他是多种性格的异化、混合和扭曲。
乾隆之子永琰当了嘉庆皇帝后，仍然小心谨慎，毕竟太上皇在垂帘听政。等到太上皇驾崩，还未出丧期，他立马对乾隆宠臣和珅开刀，除弊问责、万象更新，一时树立了个人权威。但是帝国早已沉疴难愈，“十全老人”打造的盛世景象其实难副，各种制度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新皇帝能创新的地方并不多。而且这个嘉庆皇帝还是有名的 “守成”与“法祖”，视祖先尤其是康雍乾盛世遗留的规则为行为准绳，不敢越雷池一步。历史记载这位担任储君22年之久的皇帝，虽然身体健硕、功夫了得，但每次承德狩猎都是遵守父皇的轨迹线路，抓两只动物就回来；早起晚睡极为自制且勤政，没有与皇帝身份不符的个性私生活。他13岁被秘密立为太子，35岁正式接过传国玉玺，深藏功名与野心，防兄弟还要防父亲，最终成为平庸的好人。
模糊策略，人品甄别棋高一着
在普通家庭，如果父母对个别子女出现偏袒而不是平均分配资源，其后果就是面临繁衍风险。稳妥的父母亲总要公正地仲裁，毕竟生活充满了惊喜也有诸多的意外。然而，没有偏袒就意味着所有的父母财产都是诸子均分吗？有些财产诸如商誉、品牌不可分，民间也就有了“分家不分业”的智慧——有可以分的家庭财产，也有不可分的家业。
皇帝家族更是如此，权力必须集中，不可分散。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皇家还是民间，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自西周开始，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被分封到各地，解决了权位和财产的分开继承，稳定统治秩序。统治者直系亲属的权威大于旁系亲属，更大于远亲，更大于庶人。在中国历代皇朝的礼制中，皇帝往往立皇后所生之嫡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基于皇帝家族血缘权威的长尊幼卑和亲贵疏贱原则还扩散到全社会，也就是儒家概括为以“礼、名、分”为核心概念的周礼和宗法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礼”或者说是“纪纲”约束着臣子也束缚着天子。明朝 “家天下”儒家伦理更加彰显，册立嫡长子为太子的原则不容打破。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想立宠爱的郑贵妃之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而不是皇长子朱常洛，遭到“家人”慈圣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的反对，也遭到了“外人”众朝臣的不满，导致“国本之争”，酿祸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君臣虽然僵持15年，但最终还是回归家法，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即后来的明光宗。 康熙的儿子胤礽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公开册立的太子。为了减少猜忌，雍正对各位儿子总是平等对待，尤其对岁数一样的弘历与弘时。唯独一次是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天坛祭天回来单独招弘历到养心殿赐了弘历一块肉。弘历默默地吃掉后没有说话就退了出来，尽管雍正将他和其他皇子同等对待并无亲疏，但敏感的弘历已经知道自己被父亲定为下一代接班人了。
皇朝继承采用模糊策略而不是指定太子有其考量。将多个潜在继任者放在重要的岗位上试一试，田忌赛马，能力高低不久就能鉴定出来。但人品的甄别要难得多。如果实行明确的接班计划，对于甄别这个继任者的人品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加剧了其对自己真实人品的掩饰。太子拥有信息上的优势，如果伪装自己直到荣登皇位，收益巨大。不实行接班人计划，相当于皇帝采取了模糊策略，某潜在接班人的掩饰激励就不如作为实际接班人来得大。当然，不确定的接班计划意味着需要皇帝立遗嘱来最终确定继任者。这种不确定性，让竞争者们的权位争夺表面化，甚至让失望者怀疑遗嘱的真实性，从而让接班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陷入阴谋论的争议中。
王朝兴替，启示家族企业传承
皇权的传承充满了勾心斗角和刀光剑影。企业王国的继承也属人事更迭，不乏各方势力的介入，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家族企业的传承，是企业的事情，也是家族的事情。实际控制人生命周期规律不可违，必须要有“未来企业往哪里去”的思考。人亡政息是政治家们最怕看到的，实现企业永恒是老一代企业家的梦想。从这个角度看，家族企业主挑某个子女接班，与皇帝选太子有相似性。选中的接班人固然可喜，但可能也背负了竞争者的敌意和家族的冲突，尤其是那些有嫡庶的大家族。年轻的接班人，就像太子，有时被称为弱势群体。干得好被外人归因于其父亲的庇护和偏袒，认为是理所当然；干得不好则被认为是富二代和纨绔子弟，虎父出了犬子。接班人太需要业绩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显得冒进和着急，容易被生意场上的猛兽追逐和搏杀。封建王朝开创者先以武功立业，再以文治理政。后代即便想文治超过祖先实现中兴，有机会但确实不易。
当代家族企业传承与皇权更替有相似之处，但是差别更大。企业家荣退与新生代接班体现的自由选择权利，非老皇帝选新君可比。企业接班人可以在家族外部挑选，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挑中的“太子”也不是单行线，自觉不适合就退至董事会聘能者居之。有“钱”有“后”的老一代企业家出于家族权威的惯性和对家族的责任，要把财富之源——企业交给子孙后代打理实现某种永恒，还要看孩子们的接班兴趣。
值得一提的，还有《资治通鉴》记载了疏广、疏受两兄弟的轶事。他们分别是汉宣帝的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告老还乡时散尽家财，不置任何家产土地留给后代，因为他们相信：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国内外都不乏有企业家干脆把财富捐掉，而不是留给后辈。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承担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权力或者财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可能是祸害！
作者供职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大学企业家学院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两千一百余年间，各王朝就像走马灯，其兴也骤，其亡也速。比方说南朝时期，短短169年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和24位帝王，平均每个朝代寿命仅四十余年，每个皇帝在位仅七年。各朝历代，皇帝家族内部争斗也不少见，重复着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故事。当代家族企业传承与皇权更替有相似之处，但差别更大，王朝兴替对家族企业有何借鉴？
继承大位，既是家事更是国事
历代王朝，掌控者既是国君也是家族的领导人。国事就是他们的家事，家事也上升为国事。是否设立太子以及选谁为太子，是衰老皇帝最大的家事也是最大的国事。
较早地确立接班人，首先是防范风险之需要，皇帝稍有闪失能够立即启用新君稳定朝纲；接班人早确定，潜移默化或者言传身教，培养出可资信托的家国接班人；尽早设立太子，能够断了其他竞争者的念想。迟暮的皇帝不放心太子赤手空拳接管江山社稷，统领天下仅有“天子”权威地位是不够的，其定国安邦的能力来自于哪里？没有听说哪位太子从七品官的县令做起，一级级培养起来。在深宫之中、妇人之手长大的太子，直接从高层开始锻炼，但仍有机会扬名后世。太子的自我修炼来自于监国制度：皇帝外出，由太子留在宫中代为处理国事。监国制度正式始于南北朝时期，太子虽然是储君，但毕竟不是行政系统中的一部分。朝廷的正常运作体系唯有在皇帝出巡时，才向太子开放参与政务的端口。到了唐朝，太子摄政更为具体，太子不再是挂职锻炼或者实习模拟，而是率东宫直接参与处理政事；到了明朝，政治体制对皇帝能力要求极高，太子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见习和参与，除了人事、外交和军事需请示父皇外，其他由太子决断。
皇帝也在扮演为人父的角色。付出血本投资在其中一个孩子身上让其成为杰出的人，获得地位和财富，基因繁衍才会获得成功。皇帝尤其这样，他只能选择一个接班人，“一国二主”势必分裂国家。没有被选中的皇子，多有不公的忿恨。为了基因繁衍的顺利，为了帮助看中的儿子能够坐稳江山，皇帝还需要帮接班人扫清障碍。保护新的接班人，会让其远离纷争、少树敌人、多积累人脉。
单程车票，继承者的艰难选择
常言说每个人手上拿的都是单程票，指的是时光不会倒流。皇子皇孙走的更是单行道，充满血与火的考验，成王败寇异常残酷：可能黄袍加身君临天下，也可能满门抄斩没得回头。皇帝，也许是令人羡慕和觊觎的职业，但也是高危人群，从秦始皇到清宣统帝退位的2133年时间，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2岁。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如果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比例高，那么登上皇权道路上不是更有皑皑白骨吗？
太子是骄傲的，他离君主一步之遥；太子也是残酷的，对任何威胁到他掌权的人绝不手软。他离皇位如此之近，但又如此之远。太子从未成年开始就倾向于模仿父皇的行为和态度，自然显得保守和老成。弟弟妹妹们只能在太子留下的很小空间里生存，不易安分守己循规蹈矩，但更显鲜活与灵气。时光磨平了棱角，带走了锐气。年纪轻轻的太子总是思前顾后，习惯一旦养成即为性格的一部分伴随其一生。他是多种性格的异化、混合和扭曲。
乾隆之子永琰当了嘉庆皇帝后，仍然小心谨慎，毕竟太上皇在垂帘听政。等到太上皇驾崩，还未出丧期，他立马对乾隆宠臣和珅开刀，除弊问责、万象更新，一时树立了个人权威。但是帝国早已沉疴难愈，“十全老人”打造的盛世景象其实难副，各种制度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新皇帝能创新的地方并不多。而且这个嘉庆皇帝还是有名的 “守成”与“法祖”，视祖先尤其是康雍乾盛世遗留的规则为行为准绳，不敢越雷池一步。历史记载这位担任储君22年之久的皇帝，虽然身体健硕、功夫了得，但每次承德狩猎都是遵守父皇的轨迹线路，抓两只动物就回来；早起晚睡极为自制且勤政，没有与皇帝身份不符的个性私生活。他13岁被秘密立为太子，35岁正式接过传国玉玺，深藏功名与野心，防兄弟还要防父亲，最终成为平庸的好人。
模糊策略，人品甄别棋高一着
在普通家庭，如果父母对个别子女出现偏袒而不是平均分配资源，其后果就是面临繁衍风险。稳妥的父母亲总要公正地仲裁，毕竟生活充满了惊喜也有诸多的意外。然而，没有偏袒就意味着所有的父母财产都是诸子均分吗？有些财产诸如商誉、品牌不可分，民间也就有了“分家不分业”的智慧——有可以分的家庭财产，也有不可分的家业。
皇帝家族更是如此，权力必须集中，不可分散。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皇家还是民间，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自西周开始，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庶子被分封到各地，解决了权位和财产的分开继承，稳定统治秩序。统治者直系亲属的权威大于旁系亲属，更大于远亲，更大于庶人。在中国历代皇朝的礼制中，皇帝往往立皇后所生之嫡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基于皇帝家族血缘权威的长尊幼卑和亲贵疏贱原则还扩散到全社会，也就是儒家概括为以“礼、名、分”为核心概念的周礼和宗法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礼”或者说是“纪纲”约束着臣子也束缚着天子。明朝 “家天下”儒家伦理更加彰显，册立嫡长子为太子的原则不容打破。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想立宠爱的郑贵妃之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而不是皇长子朱常洛，遭到“家人”慈圣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的反对，也遭到了“外人”众朝臣的不满，导致“国本之争”，酿祸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君臣虽然僵持15年，但最终还是回归家法，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即后来的明光宗。 康熙的儿子胤礽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公开册立的太子。为了减少猜忌，雍正对各位儿子总是平等对待，尤其对岁数一样的弘历与弘时。唯独一次是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天坛祭天回来单独招弘历到养心殿赐了弘历一块肉。弘历默默地吃掉后没有说话就退了出来，尽管雍正将他和其他皇子同等对待并无亲疏，但敏感的弘历已经知道自己被父亲定为下一代接班人了。
皇朝继承采用模糊策略而不是指定太子有其考量。将多个潜在继任者放在重要的岗位上试一试，田忌赛马，能力高低不久就能鉴定出来。但人品的甄别要难得多。如果实行明确的接班计划，对于甄别这个继任者的人品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加剧了其对自己真实人品的掩饰。太子拥有信息上的优势，如果伪装自己直到荣登皇位，收益巨大。不实行接班人计划，相当于皇帝采取了模糊策略，某潜在接班人的掩饰激励就不如作为实际接班人来得大。当然，不确定的接班计划意味着需要皇帝立遗嘱来最终确定继任者。这种不确定性，让竞争者们的权位争夺表面化，甚至让失望者怀疑遗嘱的真实性，从而让接班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陷入阴谋论的争议中。
王朝兴替，启示家族企业传承
皇权的传承充满了勾心斗角和刀光剑影。企业王国的继承也属人事更迭，不乏各方势力的介入，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家族企业的传承，是企业的事情，也是家族的事情。实际控制人生命周期规律不可违，必须要有“未来企业往哪里去”的思考。人亡政息是政治家们最怕看到的，实现企业永恒是老一代企业家的梦想。从这个角度看，家族企业主挑某个子女接班，与皇帝选太子有相似性。选中的接班人固然可喜，但可能也背负了竞争者的敌意和家族的冲突，尤其是那些有嫡庶的大家族。年轻的接班人，就像太子，有时被称为弱势群体。干得好被外人归因于其父亲的庇护和偏袒，认为是理所当然；干得不好则被认为是富二代和纨绔子弟，虎父出了犬子。接班人太需要业绩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显得冒进和着急，容易被生意场上的猛兽追逐和搏杀。封建王朝开创者先以武功立业，再以文治理政。后代即便想文治超过祖先实现中兴，有机会但确实不易。
当代家族企业传承与皇权更替有相似之处，但是差别更大。企业家荣退与新生代接班体现的自由选择权利，非老皇帝选新君可比。企业接班人可以在家族外部挑选，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挑中的“太子”也不是单行线，自觉不适合就退至董事会聘能者居之。有“钱”有“后”的老一代企业家出于家族权威的惯性和对家族的责任，要把财富之源——企业交给子孙后代打理实现某种永恒，还要看孩子们的接班兴趣。
值得一提的，还有《资治通鉴》记载了疏广、疏受两兄弟的轶事。他们分别是汉宣帝的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告老还乡时散尽家财，不置任何家产土地留给后代，因为他们相信：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国内外都不乏有企业家干脆把财富捐掉，而不是留给后辈。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承担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权力或者财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可能是祸害！
作者供职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大学企业家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