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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荷马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的叙事方式的改变为研究对象，提出两部史诗的创作反映了一种“诗人→人物→歌手→诗人”的叙事讲述模式。试图以此对相当一段时期里过分关注史诗中的人物形象，肯定“人”之觉醒的单一研究模式加以补充，提出从诗学的角度再解读荷马史诗的重要性。
关键词：叙事；人物；诗人；歌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8-0-02
（一）“人”→“诗人”
于公元前9至8世纪渐成规模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文学辉煌的代表，两千年来一直被看作是欧洲叙事诗的典范。作者荷马（此文不对荷马是否“完全”意义上的作者这一问题作详细讨论，姑且认为荷马就是作者或“作者们”的集合代表）以神话的方式表现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伊利亚特》写的是希腊人围攻特洛依城的故事，是一部主要描写战争的英雄史诗。它通过战争反映远古希腊社会历史的真实的独特角度和表现形式，开创了西方战争文学的先河，而且在文学观念定位，文学表达等方面都起了规范性的作用；《奥德赛》以“俄底修斯渴望回家”为主题，俄底修斯总是处于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中心，各式人物和各样事件围绕他而展开。[1]总体表现了人与人、人与神之间各种冲突和矛盾。
历来学者们研究这两部史诗之相异，多沉浸在它们叙事情节里的人神关系的发展，成果是探索和肯定“人”的勇敢、“人”的觉醒：“《伊利亚特》对人的主体本质和特征的揭示与把握，致力于将人的精神欲望摆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加以肯定、允与张扬……《伊利亚特》对勇敢精神极力张扬，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启示：与其说史诗描写了古希腊英雄们怎样打仗，还不如说它是在向我们展示一种人类所应具有的美德，一种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2]“由于《奥德赛》反映的时代迟于《伊利亚特》，奥德赛的经历有着理性英雄困境因素，但是他通过机灵、运气或力量而显现的超人因素及其团圆结局，又使他没能突破阿基琉斯的性质而依然归属于原始的感性英雄，这种诗性人物的诗性性格使作品充满了神性色彩。”[3]我认为，通过比较两部史诗，追求其中具有恒久的审美价值的人格精神固然有其必要性和极大的价值，但是“恒久的审美价值”不代表恒久的文学视野，在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共识后，有必要将价值取向引导到文本的本体特征——作为“史诗”体例的存在与发展，给予宏大叙事背后的功臣——“诗人”以更多的关注。此时，也正是荷马史诗的译注者陈中梅在这方面作出了尝试。[4]由此，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对作者荷马在叙事话语进入方式上的微妙变化，我研究其为一种史诗概念，粗略地可表示为：诗人→人物→歌手→ 诗人。
（二）诗人→人物
人们研究荷马史诗总能不费力地发现人物形象的趋于丰满和人物作为“人”而存在的主动性的加强。其实这与叙事学中涉及的叙述者的存在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史诗里，这种关系的表述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他区分了史诗诗人可用的两种方式：一种是诗人以自己的身份进行叙述，另一种是进入角色的扮演。并且，亚里士多德认为后一种方式较好，而这正是“荷马的做法”[5]其实，荷马首先是一个神赋论者，他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最醒目的篇首位置，表达了对缪斯的依赖和崇仰之情，诗人必须借由无所不知的缪斯的帮助来完成叙述。但史诗中许多的直接引语提醒我们，荷马对进入角色的喜爱，像在《伊利亚特》里，奈斯托耳不假思索地讲起了故事。奥德修斯更是潇洒，竟无须缪斯的帮助滔滔不绝地叙述了两千多行次、横跨四个长卷的内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荷马改变自己的诗人身份，进入角色，以人物的口吻讲述时，他所得到的不仅是表现的生动，不仅是叙事魅力的增强，而且还有他在神灵面前被动地位的转变，是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摆脱。至此，荷马实质上成规模地创作了一种被学者陈中梅称为“不吁请叙事”[6]的新的叙事样式。我认为伴随而至的结果是“诗人”身份的纯粹化和史诗形式的新发展。这就类似于这样的状况：“当个人的创作活动已经成为可能，可是还未被人们所意识到，因为个人的东西还没有在人们意识中客观化为一种使诗人与群众分离开的个人过程。诗歌的才能并非来自诗人，而是外来的赏赐……诗人与神鬼附体的狂人是一回事。这是在诗歌与造型艺术的领域内的伟大匿名创举的时期。民间史诗就像中世纪的寺院一样，都是匿名的。”[7]荷马似乎完成了与群众分离的个人化过程后，正在有意无意地尝试在作品中“签名”以满足史诗形式发展的自身需求。
（三）人物→歌手→ 诗人
荷马史诗里的两位诗人“德摩道科斯”和“菲弥俄斯”是《伊利亚特》里没有被叙述而在《奥德赛》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人物，不同于荷马那般的“诗人”，我们应该称之为“歌手”。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众人物里，歌手这一角色的从无到又意味着什么呢？以成为真正的“诗人”为潜在力量，荷马在进入了人物后若由“人物”直达“诗人”的彼岸是不可能的，那样不符合当时人们神赋论的基本思维。“歌手”是这一跳跃的中转。德摩道科斯和菲弥俄斯是歌手，同时也是史诗中的人物，他们具备介于诗人荷马和其他人物之间的特殊身份，但总体上还是被荷马归入人物的行列，诗人得到神助而叙事，因此德、菲二氏基本上不具备神助的条件，但是他们确可以自主在唱段中叙述各方故事甚至透露“天机”。从这些充当歌手的人物身上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荷马的诗艺观的趋向，预感到史诗内在叙事的变化要求。
对于德摩道科斯和菲弥俄斯、甚至是对于荷马来说，只有从人物、从歌手达到诗人的境界才算有文学意义。不仅如此，“诗人一词来源于积淀，构成，造型，其本义为本人的或他人的诗歌的建造者，造型者，就像行吟诗人所吟唱的诗篇，其实是他所编织的一样……” [8]相比《伊利亚特》，我们的确在《奥德赛》里看到更多的“利己”和“编造”。它们集中而潜在地表现在主角奥德修斯的个性里。奥德修斯在与众多求婚者的对抗中明显表现出了比阿基琉斯或赫克托耳强烈的自我和利己意识；他慌编故事出口成章，能说得跟真事一般，使裴奈罗佩听后泪流满面。其实，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从人物到诗人，叙事模式的改变的最精彩的体现也正是奥德修斯。“在荷马心目中，史诗人物里最能够得上诗人级叙事大师或故事里手的，或许只有奥德修斯一人。”[9]荷马让在史诗里既懂诗，又拥有了极妙的口才、出类拔萃的叙事技能的奥德修斯自己讲述回归经历，既为倚重他当事人的身份，也体现了对他叙事才华的高度信任。荷马于自身的有意无意中消解了部分“神赋”的意义，以叙事方式的演变带动了史诗体例的发展。
论述至此，如此一段话的所指愈加清晰：“‘由歌手到诗人’的过渡阶段的实质在于，‘作者的自我意识尚未扩展到整个作品’而仅涉及它的形式。由此而产生它的夸大其词，这表明诗人力图从传统的清规戒律中解脱出来，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从不自觉的著作权意识到自觉的著作权意识的飞跃。”[10]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一定就比人物精神的永恒审美来得更有价值，但无可否认它一定是个极为重要的补充，甚至于说，它是酝酿“诗学文本之再解读”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课题的胚胎。
注释：
[1]本文提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皆为此版本：荷马：《奥德赛》，陈中梅译，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后文不再说明。
[2]林广泽：《〈伊利亚特〉价值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月，P92。
[3]李湘云：《<荷马史诗>——从神性走向理性》，《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月，P102。
[4]陈中梅：《人物的讲述·像诗人·歌手——论荷马史诗里的不吁请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5]同上，P93。
[6]同上。
[7]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P35。
[8]同上，P421，P422。
[9]同[4]，P96。
[10]同[7]，P566。
关键词：叙事；人物；诗人；歌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8-0-02
（一）“人”→“诗人”
于公元前9至8世纪渐成规模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文学辉煌的代表，两千年来一直被看作是欧洲叙事诗的典范。作者荷马（此文不对荷马是否“完全”意义上的作者这一问题作详细讨论，姑且认为荷马就是作者或“作者们”的集合代表）以神话的方式表现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伊利亚特》写的是希腊人围攻特洛依城的故事，是一部主要描写战争的英雄史诗。它通过战争反映远古希腊社会历史的真实的独特角度和表现形式，开创了西方战争文学的先河，而且在文学观念定位，文学表达等方面都起了规范性的作用；《奥德赛》以“俄底修斯渴望回家”为主题，俄底修斯总是处于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中心，各式人物和各样事件围绕他而展开。[1]总体表现了人与人、人与神之间各种冲突和矛盾。
历来学者们研究这两部史诗之相异，多沉浸在它们叙事情节里的人神关系的发展，成果是探索和肯定“人”的勇敢、“人”的觉醒：“《伊利亚特》对人的主体本质和特征的揭示与把握，致力于将人的精神欲望摆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加以肯定、允与张扬……《伊利亚特》对勇敢精神极力张扬，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启示：与其说史诗描写了古希腊英雄们怎样打仗，还不如说它是在向我们展示一种人类所应具有的美德，一种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2]“由于《奥德赛》反映的时代迟于《伊利亚特》，奥德赛的经历有着理性英雄困境因素，但是他通过机灵、运气或力量而显现的超人因素及其团圆结局，又使他没能突破阿基琉斯的性质而依然归属于原始的感性英雄，这种诗性人物的诗性性格使作品充满了神性色彩。”[3]我认为，通过比较两部史诗，追求其中具有恒久的审美价值的人格精神固然有其必要性和极大的价值，但是“恒久的审美价值”不代表恒久的文学视野，在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共识后，有必要将价值取向引导到文本的本体特征——作为“史诗”体例的存在与发展，给予宏大叙事背后的功臣——“诗人”以更多的关注。此时，也正是荷马史诗的译注者陈中梅在这方面作出了尝试。[4]由此，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对作者荷马在叙事话语进入方式上的微妙变化，我研究其为一种史诗概念，粗略地可表示为：诗人→人物→歌手→ 诗人。
（二）诗人→人物
人们研究荷马史诗总能不费力地发现人物形象的趋于丰满和人物作为“人”而存在的主动性的加强。其实这与叙事学中涉及的叙述者的存在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史诗里，这种关系的表述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他区分了史诗诗人可用的两种方式：一种是诗人以自己的身份进行叙述，另一种是进入角色的扮演。并且，亚里士多德认为后一种方式较好，而这正是“荷马的做法”[5]其实，荷马首先是一个神赋论者，他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最醒目的篇首位置，表达了对缪斯的依赖和崇仰之情，诗人必须借由无所不知的缪斯的帮助来完成叙述。但史诗中许多的直接引语提醒我们，荷马对进入角色的喜爱，像在《伊利亚特》里，奈斯托耳不假思索地讲起了故事。奥德修斯更是潇洒，竟无须缪斯的帮助滔滔不绝地叙述了两千多行次、横跨四个长卷的内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荷马改变自己的诗人身份，进入角色，以人物的口吻讲述时，他所得到的不仅是表现的生动，不仅是叙事魅力的增强，而且还有他在神灵面前被动地位的转变，是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摆脱。至此，荷马实质上成规模地创作了一种被学者陈中梅称为“不吁请叙事”[6]的新的叙事样式。我认为伴随而至的结果是“诗人”身份的纯粹化和史诗形式的新发展。这就类似于这样的状况：“当个人的创作活动已经成为可能，可是还未被人们所意识到，因为个人的东西还没有在人们意识中客观化为一种使诗人与群众分离开的个人过程。诗歌的才能并非来自诗人，而是外来的赏赐……诗人与神鬼附体的狂人是一回事。这是在诗歌与造型艺术的领域内的伟大匿名创举的时期。民间史诗就像中世纪的寺院一样，都是匿名的。”[7]荷马似乎完成了与群众分离的个人化过程后，正在有意无意地尝试在作品中“签名”以满足史诗形式发展的自身需求。
（三）人物→歌手→ 诗人
荷马史诗里的两位诗人“德摩道科斯”和“菲弥俄斯”是《伊利亚特》里没有被叙述而在《奥德赛》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人物，不同于荷马那般的“诗人”，我们应该称之为“歌手”。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众人物里，歌手这一角色的从无到又意味着什么呢？以成为真正的“诗人”为潜在力量，荷马在进入了人物后若由“人物”直达“诗人”的彼岸是不可能的，那样不符合当时人们神赋论的基本思维。“歌手”是这一跳跃的中转。德摩道科斯和菲弥俄斯是歌手，同时也是史诗中的人物，他们具备介于诗人荷马和其他人物之间的特殊身份，但总体上还是被荷马归入人物的行列，诗人得到神助而叙事，因此德、菲二氏基本上不具备神助的条件，但是他们确可以自主在唱段中叙述各方故事甚至透露“天机”。从这些充当歌手的人物身上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荷马的诗艺观的趋向，预感到史诗内在叙事的变化要求。
对于德摩道科斯和菲弥俄斯、甚至是对于荷马来说，只有从人物、从歌手达到诗人的境界才算有文学意义。不仅如此，“诗人一词来源于积淀，构成，造型，其本义为本人的或他人的诗歌的建造者，造型者，就像行吟诗人所吟唱的诗篇，其实是他所编织的一样……” [8]相比《伊利亚特》，我们的确在《奥德赛》里看到更多的“利己”和“编造”。它们集中而潜在地表现在主角奥德修斯的个性里。奥德修斯在与众多求婚者的对抗中明显表现出了比阿基琉斯或赫克托耳强烈的自我和利己意识；他慌编故事出口成章，能说得跟真事一般，使裴奈罗佩听后泪流满面。其实，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从人物到诗人，叙事模式的改变的最精彩的体现也正是奥德修斯。“在荷马心目中，史诗人物里最能够得上诗人级叙事大师或故事里手的，或许只有奥德修斯一人。”[9]荷马让在史诗里既懂诗，又拥有了极妙的口才、出类拔萃的叙事技能的奥德修斯自己讲述回归经历，既为倚重他当事人的身份，也体现了对他叙事才华的高度信任。荷马于自身的有意无意中消解了部分“神赋”的意义，以叙事方式的演变带动了史诗体例的发展。
论述至此，如此一段话的所指愈加清晰：“‘由歌手到诗人’的过渡阶段的实质在于，‘作者的自我意识尚未扩展到整个作品’而仅涉及它的形式。由此而产生它的夸大其词，这表明诗人力图从传统的清规戒律中解脱出来，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从不自觉的著作权意识到自觉的著作权意识的飞跃。”[10]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一定就比人物精神的永恒审美来得更有价值，但无可否认它一定是个极为重要的补充，甚至于说，它是酝酿“诗学文本之再解读”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课题的胚胎。
注释：
[1]本文提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皆为此版本：荷马：《奥德赛》，陈中梅译，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后文不再说明。
[2]林广泽：《〈伊利亚特〉价值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月，P92。
[3]李湘云：《<荷马史诗>——从神性走向理性》，《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月，P102。
[4]陈中梅：《人物的讲述·像诗人·歌手——论荷马史诗里的不吁请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5]同上，P93。
[6]同上。
[7]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P35。
[8]同上，P421，P422。
[9]同[4]，P96。
[10]同[7]，P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