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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异地醒来，成为无名氏——由于遭遇意外时脑部受到猛烈撞击而导致失忆。友善的年轻学者杰克收留了他，并帮助他配合治疗，希望他尽快恢复记忆。
接下来，无名氏惊悚地发现，自己成了梦游杀手：当他从床上醒来时，不仅满身、满床受害者的鲜血，凶器就在身边，并且所有的杀人情节都历历在目。他找到警察自首，所述情节也与警察的现场勘察完全吻合——无疑，他就是凶手。
负责此案的一名女警察相信无名氏并非故意犯罪，她决定帮助他克服梦游，找回原来的自己。然而，凶案继续发生，凶手仍是无名氏。他痛恨自己无法自控，居然在梦游时凶残地杀人，无奈中，他决心用自杀来终结这一切。但，警察救下了他，告诉他要相信自己本性善良，清醒时的他绝不会成为连环杀手，他们只需找到方法使他不再梦游。
这一天，杰克照例递过一杯水让他服药，恰好电话铃响，杰克离开接电话时，无名氏不小心碰洒了水杯，他随手在水龙头下重新接满。接完电话的杰克回来时正看到他端着水杯把药服下，于是，放心地和他道晚安，各自回房。
半夜，无名氏醒来——是的，是醒来，而不是梦游。他发现，杰克竟然不在家。在他一路寻找杰克的过程中，他好奇地察看了杰克卧室的抽屉，竟意外发现了他们两人的身份证，奇怪的是：“杰克”的那张身份证上分明是自己的相片，而印着杰克相片的身份证却是叫另一个名字。
真相大白时无名氏——真正的杰克才知道：收留他的“好心”人才是凶犯，他利用杰克的失忆，盗走了他的身份，并悄悄地在杰克服药的水里溶入安眠药令其昏睡，然后，作案回来的他把受害者的鲜血抹到杰克的身上、床上，把凶器放在他房内，再阴险地坐在他身边，在他耳畔细细描述杀人的整个过程。
当人们睡眠时，大脑却在工作：它整理人们白天的记忆。于是，凶手的娓娓细述作为最新鲜的记忆内容被杰克的大脑保存下来，醒来后的杰克再看到血迹与凶器，便极自然地把凶手的陈述当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是的，这是一部电影的情节。如果你认为电影纯属虚构，不可采信的话，那么，以下是几个真实的案例。
记忆是可以植入的
保罗·英格拉姆是华盛顿州瑟斯顿郡的地区共和党主席，同时也是地方治安部门的首席市民代表，颇有声望。在教会中，保罗的两个女儿艾瑞卡和朱莉阅读过一些有关撒旦祭祀仪式的文献，并且一些“性逾矩专家”曾多次对她们进行过催眠。1988年，艾瑞卡在一次静修后声称她恢复了长期受到压抑的记忆，控诉其父对她们进行过性侵犯、乱伦甚至鸡奸。
保罗当然不会承认这些莫须有的指控，不过在漫长的调查过程中，保罗被关在一个狭小的单人牢房中，灯光从不关闭，而审问他的也都是自己曾经的同事……这时，监狱牧师约翰·布拉顿和几名精神分析师开始引导保罗，让他通过祈祷挖掘出“内心的恶魔”。
在超过了五个月的审讯后，保罗开始承认他曾经虐待孩子，包括曾强奸他自己的女儿们。不过他所提供的“犯案”细节与艾瑞卡所言并不相符。这时艾瑞卡又抛出了更可怕的指控：保罗曾在祭祀中谋杀了25个婴儿，其中还包括艾瑞卡的孩子。
保罗承认了所有的罪名，然而，医疗检查并未在她女儿身上找到那些她所声称的因受折磨和被迫流产而导致的伤疤。同样，保罗家后院也没有找到那所谓的“25个弃婴”。
对保罗的调查耗费了巨额资金，直到一位知名的记忆研究者奥夫世易博士介入调查。他对保罗做了一个控制实验，他仅仅向保罗暗示他曾强迫他的儿子和女儿乱伦，并且不时用暗示的方法告诉他，他不记得是因为他的记忆被压抑了，他需要解开这种压抑的记忆，让这种记忆重新恢复过来。很快，保罗就“坦白”了这样的一个细节丰富的“记忆”，而他女儿艾瑞卡却并没有类似的“经历”。奥夫世易博士认为，植入记忆并不需要压力和恐吓，只要有暗示和引导就足够了。这个实验也证明了保罗的清白，这些所谓的罪行都是虚构出来的记忆，保罗于2003年终被释放。
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尔认为：“确实有儿童被虐待，也有记忆被压抑的情况。但这样的事例中，也有很多是虚假的记忆和信口开河。即使人们对记忆主体绝对自信，但在有生动暗示的情况下，记忆会按照精神分析师对病人强烈的指示，进行塑造或修改。而一旦记忆以这样的方式被改造，再想改变将会十分困难。”
“误导信息效应”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芙托斯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来向我们证明：记忆会被“污染”，即便作为现场的目击证人，所说证言也非全然可靠。
罗芙托斯的方法是先给志愿者播放车祸现场的视频片段，然后让大家来估计当时的车速。
罗芙托斯问志愿者同一个问题，但分别使用了三个程度不同的词：
志愿者分别听到的是：
1.你觉得两车“接触”时，这辆车开得有多快？
2.你觉得两车“相碰”时，这辆车开得有多快？
3.你觉得两车“猛烈撞击”时，这辆车开得有多快？
结果：听到“接触”的志愿者汇报了最慢的车速，听到“相碰”的志愿者汇报了较快的车速，而听到“猛烈撞击”的志愿者汇报了最快的车速。
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在看过录像一周之后再对志愿者们进行询问，这次是问他们现场车窗碎玻璃的多少。在被询问时听到的提法是“相碰”的志愿者所汇报的碎玻璃数量比那些没有听到这一词的志愿者高出一倍多。关键是：录像中根本就没出现过玻璃被撞碎的画面。
显然，提问的方式和用词会对人们的判断起到非常明显的影响。罗芙托斯表示：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问题，里面暗藏了一些引导信息，将个体的记忆给“污染”了，这种情况被称为“误导信息效应”。
无意视盲——视而不“见”
美国的一名白人警察凯文·唐纳巡逻时发现一名拉美裔通缉犯，于是展开了追捕。这名通缉犯实在跑得太快了，唐纳追出半英里还没追上。追着追着，一道铁网门拦在路上，嫌犯敏捷地攀援翻过，唐纳紧追不舍，却终于慢了一步，未能将其抓获。 接下来，唐纳被警署内务部的人传唤，他被告知自己是四名警察围殴一名嫌犯的目击证人。原来，就在唐纳翻越铁网门时，四名警察正在那里对着一名嫌犯拳打脚踢。然而，唐纳却作证说：我没有看见。明明是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的事，他却硬是说没看见，法官愤怒地将案件卷宗扔向他，并以伪证罪判他入狱五年。由于被围殴的嫌犯是有色人种，因而，坚称没看见事件发生的唐纳不仅被人们视为警察败类，更唾弃他为种族主义者。
那么，唐纳说的是实话吗？
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来证明视而不“见”的存在。
参加实验者按要求观看一段一分钟的录像，录像中有六个人在一个小空间里玩传球游戏，分成两组，每组三人，分别穿着白色和黑色上衣。两组人彼此交互穿梭地传着两个篮球。观察者的任务是计算白队或黑队的传球次数。在录像35秒的时候，有个穿着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现，他捶胸顿足地从人群的一边走到另外一边。实验结束后，当观察者报告了白队或黑队的传球次数后，被问及是否看到了其他的东西出现？结果表明，当他们数白队队员传球次数时，由于观察者只关注于“白”色，只有8%的人注意到了黑色的“大猩猩”，而数黑队队员传球次数时，由于同为黑色，有46%的人注意到了“大猩猩”。
实验证明了一种被称为无意视盲（也叫变化视盲）的现象。由于观察者过于关注某件事物，以至视觉刺激上的变化并没有引起观察者的注意，并且不知道它们的发生。
当我们被“人类大脑只利用了百分之三”此类说法所影响时，显然疏忽了大脑仿如电脑，也有它的“硬盘”、“内存”和“处理器”，有无限潜能是指大脑海量的硬盘功能，但，它的“内存”及“处理器”的工作效能是有限的，而它的“缓存”更制约着信息的读取与处理。
我们的大脑在处理用眼睛看到的瞬间的信息时，是将它保存在后顶叶皮质里——相当于缓存。但是后顶叶皮质的大小有限，不能将全部的画面都储存，所以，它将一些重要部分记下，却忽视了其他部分，因此，在眨眼的前后，只要重要部分不变（其他部分任意变化），就会对一些看在眼中的变化视而不“见”。
所谓“看见”是指光线射入视网膜，被称作光感应器的神经细胞解读光线，并将信息传入我们的大脑。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视网膜是有“盲点”的，但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视线里有过“黑色盲区”？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非常善于猜测那个黑色的区域应该有什么，并自动填补，所以，我们看“见”的并非都是客观事实，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大脑皮质提供的主观事实。
近年，美国新泽西州高级法院根据伊丽莎白·罗芙托斯的研究成果颁布了一项新规，该法院要求在标准的庭审工作中一定要提醒陪审员注意，目击证人的记忆力并不是那么可靠， 因为人类的记忆，也会说谎。
编辑：成韵 chengyunpipi@126.com
（更正声明：第十一期《心理追凶》作者应为梅子。）
接下来，无名氏惊悚地发现，自己成了梦游杀手：当他从床上醒来时，不仅满身、满床受害者的鲜血，凶器就在身边，并且所有的杀人情节都历历在目。他找到警察自首，所述情节也与警察的现场勘察完全吻合——无疑，他就是凶手。
负责此案的一名女警察相信无名氏并非故意犯罪，她决定帮助他克服梦游，找回原来的自己。然而，凶案继续发生，凶手仍是无名氏。他痛恨自己无法自控，居然在梦游时凶残地杀人，无奈中，他决心用自杀来终结这一切。但，警察救下了他，告诉他要相信自己本性善良，清醒时的他绝不会成为连环杀手，他们只需找到方法使他不再梦游。
这一天，杰克照例递过一杯水让他服药，恰好电话铃响，杰克离开接电话时，无名氏不小心碰洒了水杯，他随手在水龙头下重新接满。接完电话的杰克回来时正看到他端着水杯把药服下，于是，放心地和他道晚安，各自回房。
半夜，无名氏醒来——是的，是醒来，而不是梦游。他发现，杰克竟然不在家。在他一路寻找杰克的过程中，他好奇地察看了杰克卧室的抽屉，竟意外发现了他们两人的身份证，奇怪的是：“杰克”的那张身份证上分明是自己的相片，而印着杰克相片的身份证却是叫另一个名字。
真相大白时无名氏——真正的杰克才知道：收留他的“好心”人才是凶犯，他利用杰克的失忆，盗走了他的身份，并悄悄地在杰克服药的水里溶入安眠药令其昏睡，然后，作案回来的他把受害者的鲜血抹到杰克的身上、床上，把凶器放在他房内，再阴险地坐在他身边，在他耳畔细细描述杀人的整个过程。
当人们睡眠时，大脑却在工作：它整理人们白天的记忆。于是，凶手的娓娓细述作为最新鲜的记忆内容被杰克的大脑保存下来，醒来后的杰克再看到血迹与凶器，便极自然地把凶手的陈述当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是的，这是一部电影的情节。如果你认为电影纯属虚构，不可采信的话，那么，以下是几个真实的案例。
记忆是可以植入的
保罗·英格拉姆是华盛顿州瑟斯顿郡的地区共和党主席，同时也是地方治安部门的首席市民代表，颇有声望。在教会中，保罗的两个女儿艾瑞卡和朱莉阅读过一些有关撒旦祭祀仪式的文献，并且一些“性逾矩专家”曾多次对她们进行过催眠。1988年，艾瑞卡在一次静修后声称她恢复了长期受到压抑的记忆，控诉其父对她们进行过性侵犯、乱伦甚至鸡奸。
保罗当然不会承认这些莫须有的指控，不过在漫长的调查过程中，保罗被关在一个狭小的单人牢房中，灯光从不关闭，而审问他的也都是自己曾经的同事……这时，监狱牧师约翰·布拉顿和几名精神分析师开始引导保罗，让他通过祈祷挖掘出“内心的恶魔”。
在超过了五个月的审讯后，保罗开始承认他曾经虐待孩子，包括曾强奸他自己的女儿们。不过他所提供的“犯案”细节与艾瑞卡所言并不相符。这时艾瑞卡又抛出了更可怕的指控：保罗曾在祭祀中谋杀了25个婴儿，其中还包括艾瑞卡的孩子。
保罗承认了所有的罪名，然而，医疗检查并未在她女儿身上找到那些她所声称的因受折磨和被迫流产而导致的伤疤。同样，保罗家后院也没有找到那所谓的“25个弃婴”。
对保罗的调查耗费了巨额资金，直到一位知名的记忆研究者奥夫世易博士介入调查。他对保罗做了一个控制实验，他仅仅向保罗暗示他曾强迫他的儿子和女儿乱伦，并且不时用暗示的方法告诉他，他不记得是因为他的记忆被压抑了，他需要解开这种压抑的记忆，让这种记忆重新恢复过来。很快，保罗就“坦白”了这样的一个细节丰富的“记忆”，而他女儿艾瑞卡却并没有类似的“经历”。奥夫世易博士认为，植入记忆并不需要压力和恐吓，只要有暗示和引导就足够了。这个实验也证明了保罗的清白，这些所谓的罪行都是虚构出来的记忆，保罗于2003年终被释放。
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尔认为：“确实有儿童被虐待，也有记忆被压抑的情况。但这样的事例中，也有很多是虚假的记忆和信口开河。即使人们对记忆主体绝对自信，但在有生动暗示的情况下，记忆会按照精神分析师对病人强烈的指示，进行塑造或修改。而一旦记忆以这样的方式被改造，再想改变将会十分困难。”
“误导信息效应”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罗芙托斯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来向我们证明：记忆会被“污染”，即便作为现场的目击证人，所说证言也非全然可靠。
罗芙托斯的方法是先给志愿者播放车祸现场的视频片段，然后让大家来估计当时的车速。
罗芙托斯问志愿者同一个问题，但分别使用了三个程度不同的词：
志愿者分别听到的是：
1.你觉得两车“接触”时，这辆车开得有多快？
2.你觉得两车“相碰”时，这辆车开得有多快？
3.你觉得两车“猛烈撞击”时，这辆车开得有多快？
结果：听到“接触”的志愿者汇报了最慢的车速，听到“相碰”的志愿者汇报了较快的车速，而听到“猛烈撞击”的志愿者汇报了最快的车速。
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在看过录像一周之后再对志愿者们进行询问，这次是问他们现场车窗碎玻璃的多少。在被询问时听到的提法是“相碰”的志愿者所汇报的碎玻璃数量比那些没有听到这一词的志愿者高出一倍多。关键是：录像中根本就没出现过玻璃被撞碎的画面。
显然，提问的方式和用词会对人们的判断起到非常明显的影响。罗芙托斯表示：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问题，里面暗藏了一些引导信息，将个体的记忆给“污染”了，这种情况被称为“误导信息效应”。
无意视盲——视而不“见”
美国的一名白人警察凯文·唐纳巡逻时发现一名拉美裔通缉犯，于是展开了追捕。这名通缉犯实在跑得太快了，唐纳追出半英里还没追上。追着追着，一道铁网门拦在路上，嫌犯敏捷地攀援翻过，唐纳紧追不舍，却终于慢了一步，未能将其抓获。 接下来，唐纳被警署内务部的人传唤，他被告知自己是四名警察围殴一名嫌犯的目击证人。原来，就在唐纳翻越铁网门时，四名警察正在那里对着一名嫌犯拳打脚踢。然而，唐纳却作证说：我没有看见。明明是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的事，他却硬是说没看见，法官愤怒地将案件卷宗扔向他，并以伪证罪判他入狱五年。由于被围殴的嫌犯是有色人种，因而，坚称没看见事件发生的唐纳不仅被人们视为警察败类，更唾弃他为种族主义者。
那么，唐纳说的是实话吗？
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来证明视而不“见”的存在。
参加实验者按要求观看一段一分钟的录像，录像中有六个人在一个小空间里玩传球游戏，分成两组，每组三人，分别穿着白色和黑色上衣。两组人彼此交互穿梭地传着两个篮球。观察者的任务是计算白队或黑队的传球次数。在录像35秒的时候，有个穿着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现，他捶胸顿足地从人群的一边走到另外一边。实验结束后，当观察者报告了白队或黑队的传球次数后，被问及是否看到了其他的东西出现？结果表明，当他们数白队队员传球次数时，由于观察者只关注于“白”色，只有8%的人注意到了黑色的“大猩猩”，而数黑队队员传球次数时，由于同为黑色，有46%的人注意到了“大猩猩”。
实验证明了一种被称为无意视盲（也叫变化视盲）的现象。由于观察者过于关注某件事物，以至视觉刺激上的变化并没有引起观察者的注意，并且不知道它们的发生。
当我们被“人类大脑只利用了百分之三”此类说法所影响时，显然疏忽了大脑仿如电脑，也有它的“硬盘”、“内存”和“处理器”，有无限潜能是指大脑海量的硬盘功能，但，它的“内存”及“处理器”的工作效能是有限的，而它的“缓存”更制约着信息的读取与处理。
我们的大脑在处理用眼睛看到的瞬间的信息时，是将它保存在后顶叶皮质里——相当于缓存。但是后顶叶皮质的大小有限，不能将全部的画面都储存，所以，它将一些重要部分记下，却忽视了其他部分，因此，在眨眼的前后，只要重要部分不变（其他部分任意变化），就会对一些看在眼中的变化视而不“见”。
所谓“看见”是指光线射入视网膜，被称作光感应器的神经细胞解读光线，并将信息传入我们的大脑。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视网膜是有“盲点”的，但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视线里有过“黑色盲区”？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非常善于猜测那个黑色的区域应该有什么，并自动填补，所以，我们看“见”的并非都是客观事实，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大脑皮质提供的主观事实。
近年，美国新泽西州高级法院根据伊丽莎白·罗芙托斯的研究成果颁布了一项新规，该法院要求在标准的庭审工作中一定要提醒陪审员注意，目击证人的记忆力并不是那么可靠， 因为人类的记忆，也会说谎。
编辑：成韵 chengyunpipi@126.com
（更正声明：第十一期《心理追凶》作者应为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