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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雁塔圣教序》;风格特征;艺术价值;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85-0034-03
【作者简介】李梦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美术学院博士生。
褚遂良所书《雁塔圣教序》（见图1、图2），又称《雁塔圣教序记》《三藏圣教序记》《大唐三藏圣教序并记》《慈恩寺塔圣教序并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碑文内容由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及唐高宗李治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组成，永徽四年（653）十月至十二月间立碑石于京兆慈恩寺，两碑共计1463字，万文韶刻字。《金石萃编》卷四九记“碑高六尺三寸，广三尺五寸。”序“共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正書。隶额”;记“共二十行，行四十字，正书。左行，篆额。”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人。官至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故世称褚河南。其书初不显，虞世南去世后，太宗谓无人可论书，魏徵遂荐褚于太宗，因“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便召为侍书，颇得赏识，后书名大振。关于褚遂良师承顺序问题，众说纷纭，本文对此不多做考辨，但毋庸置疑的是，褚氏服膺虞世南，亦受之于史陵、欧阳询，祖述王羲之，且终其一生以王书一系为旨归，博采众长，兼融南北，终成一家风范。《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因此碑后已无褚氏书迹可见，学界一般认为此碑系褚氏最晚作品。此碑甚得历代论书家推重，清代秦文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足见其艺术价值。刘熙载《书概》曾誉褚遂良为“唐之广大教化主”，朱关田先生更直言“真正启开李唐楷书之门户者，实褚氏一人”，今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简略的谈一谈《雁塔圣教序》的风格特征，以此窥探其艺术价值及褚遂良楷书在初唐的时代意义。
唐代张怀瑾曾评《雁塔圣教序》：“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将此碑比作美人婵娟，其绮丽优美的艺术风格可见一斑。《雁塔圣教序》笔画的纤细柔美是欣赏者及初学者最直观的感受，褚氏于此碑用笔轻盈，然柔中有刚，细中有力，一如明人汪砢玉赞其：“婉媚遒劲，波拂出蜿蜒如铁线。”其中“遒劲”一词颇为精准，有后学书家在临习此碑时，仅学其姿态的秀美，却忽略其内质的坚韧劲健，往往流于纤弱无力。在褚之前，楷书运笔多“一拓直下”，褚氏则改“锋芒毕露”为“直人逆出”或“逆人藏出”，并加强了用笔的提按。此碑中横画饶有态势，尤以长横特征鲜明，多呈“两头粗，中间细”的形态，细若游丝，粗如坠石，且略有扁担状的弧度;短横则多直切轻入，然后抬笔稍往右上运笔，收笔处多呈方形，总体秀劲。竖画向背得宜，多用“S”形起笔取势，而这一特殊的用笔方法是从王羲之行草书中汲取而来的，巧妙的曲线变化，不仅是为调锋，较之于直人的下笔更显气韵生动、跌宕多姿。此外，撇画也承袭了右军的用笔特点，潇洒姿媚、舒展灵动，偶见收笔处回锋且有牵丝，势态贯连下一笔，这明显的行书笔意不能不说受王羲之影响颇深。这一特点还大量应用于碑中点画，譬如三点水的写法，总体呈弧形外拓，三点之间有笔断意连者，更有直接出现牵丝连带者，富有流动感;而四点底的形态也独具特色，通过对四个点画大小、方向、距离等的不同处理，使其犹如四位舞蹈演员一般，各有魅力却又统一协调，左顾右盼的关系显得用笔生动丰富，别具韵味。此碑用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保留了隶意，集中体现于捺画，不论平捺、斜捺，皆比其他笔画粗重，尤以长捺多向外延伸，且一般与撇画组合，或左收右放或右收左放，起拓宽字势的作用，收尾处由轻至重的提按明显，捺脚形态各异，方磔者如“教”“大”等字，短促者如“分”“能”等，延展者如“波”“被”等字，富有趣味。
《雁塔圣教序》无疑是褚氏楷书形式美感的最佳展现，他将楷书从用笔的僵化和死板中脱离出来，加快了运笔速度，融入了行书笔意，却也保留了一些隶法，用笔毓秀灵动却又不失刚劲骨力，婉媚纤细却又不乏丰润凝练，结字宽绰疏朗，一如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切挫于毫芒”，此碑无一处不彰显褚遂良的独具匠心，格韵超绝。是以为王虚舟先生评得最是：“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腴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郁顿搓，运笔都在空中，突然一落，偶然及纸，而字外之力，笔间之意，不可穷其端倪。”
从褚遂良传世书法作品来看，其早期书法作品如《伊阙佛龛碑》（见图3）和《孟法师碑》（见图4），用笔瘦劲挺拔，字形偶有扁方，捺画特征与隶书波挑几无二致，其取法来自于北朝铭石书中的楷体，《伊》隶楷相杂、更具北方风气，《孟》则可见欧书笔意。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以《王羲之传伦》确立“崇王观”，被召为侍书的褚遂良便在这样一种审美价值观的左右之下，成为二王书风的践行者。贞观后期至永徽年间，由于太宗的倡导，在晋人意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的楷书式样逐步形成并确立，便孕育出褚遂良兼具北方结体之势和王书风韵的《房玄龄碑》（见图5）和《雁塔圣教序》。永徽三年所立《房玄龄碑》，按《石墨镌华》称“结法与《圣教序》同”，较之于《伊》《孟》二碑，此碑已然显露行书用笔，可以说褚氏楷书婉媚多姿的个人风格在此时初步定型，但《房玄龄碑》锋芒外露，多骨，《雁塔圣教序》则更加成熟，尤以逸、韵胜，成为初唐楷书的最高峰。
从唐楷发展来看，褚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虞存世碑版虽皆为佳品，但二人仍存隋代遗风，真正拓展初唐楷书格局、启立门户的当属褚遂良，这一点在沈尹默《劝履川学书》中亦可得到佐证：“二王法一新，欧虞极其变。继志干蛊才，卓尔唯登善。遂立唐规模，犹承汉让禅。”我们认为，《雁塔圣教序》所代表的楷碑风格不仅对后世书家影响深远，其更是初唐“崇王观”之下的时代标志，若能以此观照此碑，或可更好地参悟这一时期“新妍书风”的产生与风靡。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8）85-0034-03
【作者简介】李梦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美术学院博士生。
褚遂良所书《雁塔圣教序》（见图1、图2），又称《雁塔圣教序记》《三藏圣教序记》《大唐三藏圣教序并记》《慈恩寺塔圣教序并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碑文内容由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及唐高宗李治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组成，永徽四年（653）十月至十二月间立碑石于京兆慈恩寺，两碑共计1463字，万文韶刻字。《金石萃编》卷四九记“碑高六尺三寸，广三尺五寸。”序“共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正書。隶额”;记“共二十行，行四十字，正书。左行，篆额。”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人。官至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故世称褚河南。其书初不显，虞世南去世后，太宗谓无人可论书，魏徵遂荐褚于太宗，因“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便召为侍书，颇得赏识，后书名大振。关于褚遂良师承顺序问题，众说纷纭，本文对此不多做考辨，但毋庸置疑的是，褚氏服膺虞世南，亦受之于史陵、欧阳询，祖述王羲之，且终其一生以王书一系为旨归，博采众长，兼融南北，终成一家风范。《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因此碑后已无褚氏书迹可见，学界一般认为此碑系褚氏最晚作品。此碑甚得历代论书家推重，清代秦文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足见其艺术价值。刘熙载《书概》曾誉褚遂良为“唐之广大教化主”，朱关田先生更直言“真正启开李唐楷书之门户者，实褚氏一人”，今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简略的谈一谈《雁塔圣教序》的风格特征，以此窥探其艺术价值及褚遂良楷书在初唐的时代意义。
唐代张怀瑾曾评《雁塔圣教序》：“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将此碑比作美人婵娟，其绮丽优美的艺术风格可见一斑。《雁塔圣教序》笔画的纤细柔美是欣赏者及初学者最直观的感受，褚氏于此碑用笔轻盈，然柔中有刚，细中有力，一如明人汪砢玉赞其：“婉媚遒劲，波拂出蜿蜒如铁线。”其中“遒劲”一词颇为精准，有后学书家在临习此碑时，仅学其姿态的秀美，却忽略其内质的坚韧劲健，往往流于纤弱无力。在褚之前，楷书运笔多“一拓直下”，褚氏则改“锋芒毕露”为“直人逆出”或“逆人藏出”，并加强了用笔的提按。此碑中横画饶有态势，尤以长横特征鲜明，多呈“两头粗，中间细”的形态，细若游丝，粗如坠石，且略有扁担状的弧度;短横则多直切轻入，然后抬笔稍往右上运笔，收笔处多呈方形，总体秀劲。竖画向背得宜，多用“S”形起笔取势，而这一特殊的用笔方法是从王羲之行草书中汲取而来的，巧妙的曲线变化，不仅是为调锋，较之于直人的下笔更显气韵生动、跌宕多姿。此外，撇画也承袭了右军的用笔特点，潇洒姿媚、舒展灵动，偶见收笔处回锋且有牵丝，势态贯连下一笔，这明显的行书笔意不能不说受王羲之影响颇深。这一特点还大量应用于碑中点画，譬如三点水的写法，总体呈弧形外拓，三点之间有笔断意连者，更有直接出现牵丝连带者，富有流动感;而四点底的形态也独具特色，通过对四个点画大小、方向、距离等的不同处理，使其犹如四位舞蹈演员一般，各有魅力却又统一协调，左顾右盼的关系显得用笔生动丰富，别具韵味。此碑用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保留了隶意，集中体现于捺画，不论平捺、斜捺，皆比其他笔画粗重，尤以长捺多向外延伸，且一般与撇画组合，或左收右放或右收左放，起拓宽字势的作用，收尾处由轻至重的提按明显，捺脚形态各异，方磔者如“教”“大”等字，短促者如“分”“能”等，延展者如“波”“被”等字，富有趣味。
《雁塔圣教序》无疑是褚氏楷书形式美感的最佳展现，他将楷书从用笔的僵化和死板中脱离出来，加快了运笔速度，融入了行书笔意，却也保留了一些隶法，用笔毓秀灵动却又不失刚劲骨力，婉媚纤细却又不乏丰润凝练，结字宽绰疏朗，一如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切挫于毫芒”，此碑无一处不彰显褚遂良的独具匠心，格韵超绝。是以为王虚舟先生评得最是：“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腴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郁顿搓，运笔都在空中，突然一落，偶然及纸，而字外之力，笔间之意，不可穷其端倪。”
从褚遂良传世书法作品来看，其早期书法作品如《伊阙佛龛碑》（见图3）和《孟法师碑》（见图4），用笔瘦劲挺拔，字形偶有扁方，捺画特征与隶书波挑几无二致，其取法来自于北朝铭石书中的楷体，《伊》隶楷相杂、更具北方风气，《孟》则可见欧书笔意。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以《王羲之传伦》确立“崇王观”，被召为侍书的褚遂良便在这样一种审美价值观的左右之下，成为二王书风的践行者。贞观后期至永徽年间，由于太宗的倡导，在晋人意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的楷书式样逐步形成并确立，便孕育出褚遂良兼具北方结体之势和王书风韵的《房玄龄碑》（见图5）和《雁塔圣教序》。永徽三年所立《房玄龄碑》，按《石墨镌华》称“结法与《圣教序》同”，较之于《伊》《孟》二碑，此碑已然显露行书用笔，可以说褚氏楷书婉媚多姿的个人风格在此时初步定型，但《房玄龄碑》锋芒外露，多骨，《雁塔圣教序》则更加成熟，尤以逸、韵胜，成为初唐楷书的最高峰。
从唐楷发展来看，褚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虞存世碑版虽皆为佳品，但二人仍存隋代遗风，真正拓展初唐楷书格局、启立门户的当属褚遂良，这一点在沈尹默《劝履川学书》中亦可得到佐证：“二王法一新，欧虞极其变。继志干蛊才，卓尔唯登善。遂立唐规模，犹承汉让禅。”我们认为，《雁塔圣教序》所代表的楷碑风格不仅对后世书家影响深远，其更是初唐“崇王观”之下的时代标志，若能以此观照此碑，或可更好地参悟这一时期“新妍书风”的产生与风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