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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文学的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对新的现代文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其次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度，再次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关键词：文学经典 经典化 中国现代文学史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新视野、新观点、新格局、新写法的文学史纷纷问世。其中有以图出史、图文并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杨义），有以点代面、以十二个年份为聚集点的
《百年中国文学》（谢冕），有注重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1898 - 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田本相），有以创作思潮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主线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许志英、邹恬），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行全面回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徐瑞岳）等。这一方面显示了文学史写作的无限多样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文学史研究的活力。这种状况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在多样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经典化是一个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又未得到研究者足够重视的问题。文学史的研究固然而且必须要以史料为基础，但我们看到的文学史著有不少流于史料的堆砌;文学史的研究自然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但有相当一部分文学史著内容过于庞杂，脉络不清晰，令读者如坠云里雾中。这些情形的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缺乏经典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颠覆了传统的写作模式，融入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度、格局、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三十年，第一个十年是1917年到1927年，文学革命进程经历了维新运动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文界革命;晚清以裘延梁为代表人物的革命;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盛行。辛亥革命后，民生发展、社会比较安定，文学革命以新知识者群体为代表。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开始，以陳独秀、易柏莎、李大钊、吴虞等为代表，他们写文章批孔、反孔，认为其思想易演变成独夫专治;1917年2月文学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提出三大主义作为目标;1919年五四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为代表，五四运动纳入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组成部门。第二个十年是指1928年到1937年6月，1928年1月，《太阳》《文化批判》等月刊创办，这和《新月》月刊的自由主义作家对立。文学随社会变革而政治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传播，多种倾向文学彼此竞争。1929年下半年，引进日本左派文学理论，以太阳社为代表，主张新写实主义，看重客观的真实性，表现出革命的理想主义气度，使许多作家都错误地以为不能再写自我的情感心理，只能写群像，公式化、概代化弊病普遍。1931年1 1月左联执委会决议，以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为代表，这一事件引起广泛的讨论，对于促进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发展有重要意义。1933年11月，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横空出世，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造方法，旨在清算“拉普”机械论的文学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编误，但因作者对此理论的认识不够深入造成事与愿违。
二、文学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
文学史的研究反映了研究者对文学的总体把握和对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应该是清晰明了的，但在已经问世的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大量的材料淹没了观点，繁琐杂乱的叙述肢解了文学史的完整性，经典作家作品混迹于无特色可言的作家作品之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误区。要改变这种状况，文学经典化无疑是一条可能的道路。经过数十年的学科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了繁复的资料搜集、挖掘、整理的历史阶段，文学史观在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后也趋于持平、公允。这为经典化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文学经典化对新的现代文学史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文学的历史自然是由众多的作家共同创造的，但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作家们所起的作用有着显著的区别。一些作家因创作了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丰富的艺术性的经典作品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影响时代文学风潮的经典作家。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主体，便应该是这部分经典作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由于每一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经典，因此每一时代的文学史都在不断地重写。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实际上就包含着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学术诉求。20世纪90年代初，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打破了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的格局，形成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新的排列顺序，原本享有盛名的小说家茅盾落选。当然，从经典化的角度来看，这种排列只是多种排列中的一种。当我们用新的审美眼光和价值标准来反思文学史的时候，自然会得出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结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新结论完全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原有的文学史格局的认识。如前些年陈思和等用“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与民间隐性结构”、“共名与无名”等概念解读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原有的文学史的学科界限便被突破了，许多文学现象被赋予崭新的意义。同样的，在经典化的视野观照下，新的文学史格局将更注重原创性、艺术性、审美性，更注重文学本体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
从经典的遴选到不断进行的经典化的工作一直到文学史的重构，对于加强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期待能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和关注。
关键词：文学经典 经典化 中国现代文学史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新视野、新观点、新格局、新写法的文学史纷纷问世。其中有以图出史、图文并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杨义），有以点代面、以十二个年份为聚集点的
《百年中国文学》（谢冕），有注重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1898 - 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田本相），有以创作思潮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主线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许志英、邹恬），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行全面回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徐瑞岳）等。这一方面显示了文学史写作的无限多样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文学史研究的活力。这种状况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在多样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经典化是一个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又未得到研究者足够重视的问题。文学史的研究固然而且必须要以史料为基础，但我们看到的文学史著有不少流于史料的堆砌;文学史的研究自然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但有相当一部分文学史著内容过于庞杂，脉络不清晰，令读者如坠云里雾中。这些情形的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缺乏经典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颠覆了传统的写作模式，融入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度、格局、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三十年，第一个十年是1917年到1927年，文学革命进程经历了维新运动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文界革命;晚清以裘延梁为代表人物的革命;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盛行。辛亥革命后，民生发展、社会比较安定，文学革命以新知识者群体为代表。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开始，以陳独秀、易柏莎、李大钊、吴虞等为代表，他们写文章批孔、反孔，认为其思想易演变成独夫专治;1917年2月文学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提出三大主义作为目标;1919年五四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为代表，五四运动纳入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组成部门。第二个十年是指1928年到1937年6月，1928年1月，《太阳》《文化批判》等月刊创办，这和《新月》月刊的自由主义作家对立。文学随社会变革而政治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传播，多种倾向文学彼此竞争。1929年下半年，引进日本左派文学理论，以太阳社为代表，主张新写实主义，看重客观的真实性，表现出革命的理想主义气度，使许多作家都错误地以为不能再写自我的情感心理，只能写群像，公式化、概代化弊病普遍。1931年1 1月左联执委会决议，以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为代表，这一事件引起广泛的讨论，对于促进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发展有重要意义。1933年11月，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横空出世，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造方法，旨在清算“拉普”机械论的文学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编误，但因作者对此理论的认识不够深入造成事与愿违。
二、文学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
文学史的研究反映了研究者对文学的总体把握和对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应该是清晰明了的，但在已经问世的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大量的材料淹没了观点，繁琐杂乱的叙述肢解了文学史的完整性，经典作家作品混迹于无特色可言的作家作品之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误区。要改变这种状况，文学经典化无疑是一条可能的道路。经过数十年的学科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了繁复的资料搜集、挖掘、整理的历史阶段，文学史观在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后也趋于持平、公允。这为经典化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文学经典化对新的现代文学史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文学的历史自然是由众多的作家共同创造的，但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作家们所起的作用有着显著的区别。一些作家因创作了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丰富的艺术性的经典作品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影响时代文学风潮的经典作家。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主体，便应该是这部分经典作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由于每一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经典，因此每一时代的文学史都在不断地重写。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实际上就包含着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学术诉求。20世纪90年代初，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打破了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的格局，形成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新的排列顺序，原本享有盛名的小说家茅盾落选。当然，从经典化的角度来看，这种排列只是多种排列中的一种。当我们用新的审美眼光和价值标准来反思文学史的时候，自然会得出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结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新结论完全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原有的文学史格局的认识。如前些年陈思和等用“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与民间隐性结构”、“共名与无名”等概念解读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原有的文学史的学科界限便被突破了，许多文学现象被赋予崭新的意义。同样的，在经典化的视野观照下，新的文学史格局将更注重原创性、艺术性、审美性，更注重文学本体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
从经典的遴选到不断进行的经典化的工作一直到文学史的重构，对于加强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期待能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