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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从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回到中联部研究室工作，参与起草关于开创政党外交新局面向中央的报告，经常听到胡耀邦和中央其他领导对中联部工作指示的传达。1984年年初起，我任中联部新闻发言人。
从1984年到1986年的三年多时间里，胡耀邦频繁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和政党访华代表团。他说：“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凡他们的领导人来访，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安排我来见。各党是一律平等的，意见不同也不要紧，相互交流有好处。”
外事部门有个惯例，就是在领导人会见外宾前，要写好对象国及其政党的概况、政策主张、同中国和中共的关系以及供领导人谈话参考的提纲，报送领导人审阅。同时，在领导人会见外宾前，在现场作口头汇报。胡耀邦一般都在会见前一小时听取汇报。会见地点大多在人民大会堂，有时也在中南海或钓鱼台国宾馆。
在听取口头汇报时，胡耀邦听一会儿就会说，你们报的材料我都已看过了，不用重复，我们可以随意谈谈。这时，他会向我们谈一些他最近思考的问题，向我们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可无拘束地向他提出问题，请他谈谈看法。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作为中联部新闻发言人，有幸多次听到胡耀邦同外宾的谈话以及他同我们随意聊天式的谈话。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创新局面”涵盖全国各条战线，而胡耀邦对开创政党外交的新局面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思路活跃，性情爽直，谈话时声情并茂，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中联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胡耀邦提议建立的。
1984年11月25日至29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的内部访问。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同金日成举行了多次会谈和会见。我作为中联部研究室的负责人，参加了其中一些活动。欢送晚宴之后，胡耀邦请中联部部长钱李仁等中联部领导留了下来。
他说，这次同朝鲜领导人谈得很好。外界对这次访问有些猜测，我们已同朝鲜同志商量过，待金日成同志回朝鲜后正式发布访问消息。我方可由中联部新闻发言人来发表。由此，中联部可建立起新闻发布会制度。你们带个头，党中央其他各部门也要搞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已有定期新闻发布会，建议国务院其他部委以及地方党和政府机关也要有新闻发言人。他强调，金日成访华的消息，中联部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仅要宣读新闻稿，还要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他要中联部同朝方商定同时发布的时间，期限在一个月之内。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部领导多次召开部务会议，决定成立中联部新闻局，任命我为新闻发言人，并对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作了周详的筹划和布置。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准备，在外交部和全国记协的积极帮助和配合下，中联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如期召开。中外记者提问热烈，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
新闻发言人作为一种制度，除召开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外，还有其他职能，特别是“新闻吹风”工作，即在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后向主要媒体记者进行“新闻吹风”。
过去，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通常由外交部、中联部等主管部门向新华社提供新闻稿，由新华社向媒体发新闻通稿，内容十分简单和刻板。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完善后，就由新闻发言人向中央几家主要媒体进行“新闻吹风”。“新闻吹风”大大丰富了报道内容，也成为民众了解中央政策的一个渠道，因而这项工作成了新闻发言人的重头戏。
胡耀邦对新闻报道的态度十分开放。他同外宾握别后，我送新闻稿请他审批。他说：“我不看了，除了谈话中有两点（他指出这两点的具体内容）现在不便发表外，其余的统统可以讲。”
于是，我向等候在另一小厅的新闻界朋友们进行了“新闻吹风”。遵照胡耀邦的指示精神，我详尽地宣读了我记录的会见内容，并提供了我草拟的新闻稿，至于具体如何报道请各位记者自定。这得到了记者们十分热烈的反应。
在这一时期，各媒体发表的新闻稿都有所不同，中新社不同于新华社，《中国日报》不同于《人民日报》。
1984年1月1日，胡耀邦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图/中新
胡耀邦强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仅是对外开放的表现，还要做到“开明”。他多次向我们谈到他对“开明”的理解。
他说，过去我们在苏区和根据地用过“开明”这个词，指同我们党合作的人士，如“开明绅士”。这是我们党搞统一战线的需要。现在我们使用“开明”这个词，应当赋予其新意。这就是，我们党对内对外都要有开明的态度。对内主要是要讲民主，对外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赞扬的意见要听取，批评我们的意见只要不是恶意反华的也可引发我们反思。
胡耀邦的开明，体现在他的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和平等风格之中。
1985年10月，一次会见外宾，钱李仁向胡耀邦简要汇报了外宾的情况之后，要我补充说一下。我说：“总书记，我补充几句……”胡耀邦立即打断我的话说：“还是叫我耀邦同志为好。过去在延安和根据地，除毛主席外，大家都以‘同志’相称，体现了平等精神。解放后也延续了这个习惯，除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外，都称同志。”
1986年6月，胡耀邦出访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后，同朱良等中联部领导多次谈到，对外交往中应注意形象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包括领导人，对人民要忠诚，对朋友要守信用，要有同情心，有人情味。在对外交往中，要体现出这一点。同外宾谈话，不要老把说过的话搬过来搬过去，要有新话。
有一次談到新闻发布会，他对我说，答记者问，千万不要说“无可奉告”，也不要太沉闷，可以说些俏皮话。原则问题上要严肃，语言风格上不要搞成“八股文”，不要太生硬，不要说套话，要讲究技巧，生动活泼，娓娓动听，要以理服人，理在我们一边，我们要光明才能正大。他还说，不要怕外国记者提怪问题。对挑衅性问题要回击，但这是极少数，不要一提怪问题就认为是挑衅性的。大多数是对我们的情况不了解，或者有片面的误解。外国人提刺激性问题，你回答得好，就会有更好的效果。你们要多读点书，同外宾谈话要有文采。
首先完整地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是胡耀邦。
1980年4月和11月，胡耀邦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贝林格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卡里略谈话时提出，政党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霸权主义的基础上”。
同年12月14日，在同希腊共产党（国内派）代表团谈话时，他把“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霸权主义”改为“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把“独立自主”放在首位，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四项原则”。
1982年6月7日，他会见荷兰共产党主席，进一步确定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他说，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找出党与党之间友好合作的基本准则。这就是：（一）独立自主;（二）完全平等;（三）互相尊重;（四）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他还说：“理由何在？因为任何国家革命成功归根结蒂需依靠本国党和人民的自觉自愿和路线正确。不能靠外国党把自己的想法、主张、纲领强加于别国的党和人民。即使这些主张如何正确，别国的党和人民接受不了，也还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党和革命事业总会有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甚至失败的经验。世界上没有任何党和革命组织历来是正确的。任何党、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不会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四项原则”正式确定为我党发展同外国政党关系的准则。“四项原则”是总结国际共运历史教训、针对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而提出来的，在国际共运史上有重大意义。
同时，胡耀邦代表中共，首次公开承认了我们党在党际关系上的错误。
1984年5月18日，在欢迎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马尔科维奇为首的南共联盟代表团的宴会上，胡耀邦在致辞中说：“长期以来，我们党为实现和维护党与党关系的正确原则，为反对国际共运中称王称霸的现象，进行了坚决的和正确的斗争。但是，让我们在这里公开承认，过去我们在处理与别国党的关系方面也有过缺点和错误，特别是片面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别国党的是非，对某些党曾经造成不利的后果。”
扩展建立政党关系的范围，早在“文革”结束后就开始了，主要是打破中共只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框框。
1977年11月，中联部、外交部联名向中央上呈关于我们党同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建立政党关系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1980年初，华国锋向中联部提出，对社会党要做工作。1980年7月，中联部向中央上呈对各国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准。
中共同社会党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这就涉及到发展政党关系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分歧的问题。
胡耀邦十分重视建立与发展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同社会党发展关系，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分歧，谋求双方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合作。
1981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的智囊、“新东方政策”设计者埃贡·巴尔探路性访华。我当时在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工作，巴尔访华后告诉我，访华期间最大收获是胡耀邦会见了他，原定是中联部部长姬鹏飞会见，后来破格由胡耀邦会见。会见中，他提出发展两党对话关系的话题，胡耀邦马上决定，可以发展。他还说：“胡耀邦思想十分活跃，他对中共同社会党的关系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指挥棒的交响乐队，奏的是各种声音，合起来是一曲和谐的动听的和平交响乐。”
1984年5月底，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访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胡耀邦超出常规礼节在钓鱼台国宾馆大厅迎接他。胡耀邦没有致正式欢迎词，也没有说客套话，从一开始就谈笑风生地聊天。胡耀邦说，你们欧洲人有个说法，就是两只大象打架，踩坏了草地。勃兰特说，现在是有两只大象在打架，但德国可不是大象。胡耀邦说，中国既不是大象，也不愿是草地。随行的维什涅夫斯基说，但愿这是两只法国大象，它们不会打架，只是在草地上谈情说爱。说得满堂大笑。
5月29日，在欢迎勃兰特的宴会上，胡耀邦首次提出中共同社会党发展关系的原则。他说：“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
5月30日，胡耀邦破例应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修德的邀请，出席使馆为勃兰特访华举行的晚宴，并即席讲话。
他说：“世上任何事物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不能强求一致。我们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原则是聪明的。我们之间相互交往说明，我们撇开了不同点，寻求和讨论共同点，发展共同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谊是有生命力的。”
他的即席讲话不完全是礼节性的，我们事先并不知晓。当他讲到有实质性的内容时，我一时找不到纸，就记录在一张请柬上。
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国际共运大论战”，到8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我们批判苏联从“现代修正主义”发展到“社会帝国主义”。
对此，胡耀邦有不同看法。他说，我们同苏联和东欧的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终究是要恢复的，研究和处理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要有长远观点和历史观点。他着重讲了“三个区别”。
首先，要把苏联对外搞霸权同国内的社会制度加以区别，我们说苏联复辟到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了，理由不够充分;其次，要把苏联领导集团的政策同广大苏联人民相区别，苏联人民还是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第三，要把蘇联与东欧国家加以区别，恢复关系可以先易后难，先东欧后苏联。
80年代中期，苏联东欧形势动荡，胡耀邦精辟地分析了苏联存在的政策性错误。 他认为，苏联的主要问题是对内存在民主问题和经济问题。
他还说，苏联对外的主要错误是搞“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政党之间关系不正常，国家关系也不正常。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中苏十年论战的主要问题之一。《九评》中的第五评即是论述这一问题的，囿于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和我们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理论，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中国执行的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和“一条线”的国际战略，即把蘇联当作是发动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
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强调：“世界和平是可能维护的。”在欢迎勃兰特的宴会中，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根本问题的观点。他说：“什么是当前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结盟，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后来，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关系;在“十年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中，则打倒帝修反，四面出击;再后来，提出“一条线”战略，“联美反苏”。总结上述历史经验与教训，胡耀邦提出“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理论。
1981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对外工作，胡耀邦对此作了论述。之后，他多次同外宾谈话，都阐述了这个论点。
这一理论可归纳为8条：1.任何时候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2.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3.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和保持国家关系;4.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群众建立、发展和保持和平友好关系;5.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团结与合作;6.坚决支持一切受侵略、受奴役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7.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对国际上出现的一些临时事件，我们要冷静考虑，冷静分析，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8.要像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一样，充分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原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1984年到1986年的三年多时间里，胡耀邦频繁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和政党访华代表团。他说：“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凡他们的领导人来访，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安排我来见。各党是一律平等的，意见不同也不要紧，相互交流有好处。”
外事部门有个惯例，就是在领导人会见外宾前，要写好对象国及其政党的概况、政策主张、同中国和中共的关系以及供领导人谈话参考的提纲，报送领导人审阅。同时，在领导人会见外宾前，在现场作口头汇报。胡耀邦一般都在会见前一小时听取汇报。会见地点大多在人民大会堂，有时也在中南海或钓鱼台国宾馆。
在听取口头汇报时，胡耀邦听一会儿就会说，你们报的材料我都已看过了，不用重复，我们可以随意谈谈。这时，他会向我们谈一些他最近思考的问题，向我们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可无拘束地向他提出问题，请他谈谈看法。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作为中联部新闻发言人，有幸多次听到胡耀邦同外宾的谈话以及他同我们随意聊天式的谈话。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创新局面”涵盖全国各条战线，而胡耀邦对开创政党外交的新局面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思路活跃，性情爽直，谈话时声情并茂，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中联部要带头搞新闻发布会
中联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胡耀邦提议建立的。
1984年11月25日至29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的内部访问。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同金日成举行了多次会谈和会见。我作为中联部研究室的负责人，参加了其中一些活动。欢送晚宴之后，胡耀邦请中联部部长钱李仁等中联部领导留了下来。
他说，这次同朝鲜领导人谈得很好。外界对这次访问有些猜测，我们已同朝鲜同志商量过，待金日成同志回朝鲜后正式发布访问消息。我方可由中联部新闻发言人来发表。由此，中联部可建立起新闻发布会制度。你们带个头，党中央其他各部门也要搞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已有定期新闻发布会，建议国务院其他部委以及地方党和政府机关也要有新闻发言人。他强调，金日成访华的消息，中联部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仅要宣读新闻稿，还要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他要中联部同朝方商定同时发布的时间，期限在一个月之内。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部领导多次召开部务会议，决定成立中联部新闻局，任命我为新闻发言人，并对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作了周详的筹划和布置。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准备，在外交部和全国记协的积极帮助和配合下，中联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如期召开。中外记者提问热烈，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
新闻发言人作为一种制度，除召开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外，还有其他职能，特别是“新闻吹风”工作，即在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后向主要媒体记者进行“新闻吹风”。
过去，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通常由外交部、中联部等主管部门向新华社提供新闻稿，由新华社向媒体发新闻通稿，内容十分简单和刻板。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完善后，就由新闻发言人向中央几家主要媒体进行“新闻吹风”。“新闻吹风”大大丰富了报道内容，也成为民众了解中央政策的一个渠道，因而这项工作成了新闻发言人的重头戏。
胡耀邦对新闻报道的态度十分开放。他同外宾握别后，我送新闻稿请他审批。他说：“我不看了，除了谈话中有两点（他指出这两点的具体内容）现在不便发表外，其余的统统可以讲。”
于是，我向等候在另一小厅的新闻界朋友们进行了“新闻吹风”。遵照胡耀邦的指示精神，我详尽地宣读了我记录的会见内容，并提供了我草拟的新闻稿，至于具体如何报道请各位记者自定。这得到了记者们十分热烈的反应。
在这一时期，各媒体发表的新闻稿都有所不同，中新社不同于新华社，《中国日报》不同于《人民日报》。
对内对外都要有开明的态度
胡耀邦强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不仅是对外开放的表现，还要做到“开明”。他多次向我们谈到他对“开明”的理解。
他说，过去我们在苏区和根据地用过“开明”这个词，指同我们党合作的人士，如“开明绅士”。这是我们党搞统一战线的需要。现在我们使用“开明”这个词，应当赋予其新意。这就是，我们党对内对外都要有开明的态度。对内主要是要讲民主，对外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赞扬的意见要听取，批评我们的意见只要不是恶意反华的也可引发我们反思。
胡耀邦的开明，体现在他的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和平等风格之中。
1985年10月，一次会见外宾，钱李仁向胡耀邦简要汇报了外宾的情况之后，要我补充说一下。我说：“总书记，我补充几句……”胡耀邦立即打断我的话说：“还是叫我耀邦同志为好。过去在延安和根据地，除毛主席外，大家都以‘同志’相称，体现了平等精神。解放后也延续了这个习惯，除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外，都称同志。”
1986年6月，胡耀邦出访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后，同朱良等中联部领导多次谈到，对外交往中应注意形象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包括领导人，对人民要忠诚，对朋友要守信用，要有同情心，有人情味。在对外交往中，要体现出这一点。同外宾谈话，不要老把说过的话搬过来搬过去，要有新话。
有一次談到新闻发布会，他对我说，答记者问，千万不要说“无可奉告”，也不要太沉闷，可以说些俏皮话。原则问题上要严肃，语言风格上不要搞成“八股文”，不要太生硬，不要说套话，要讲究技巧，生动活泼，娓娓动听，要以理服人，理在我们一边，我们要光明才能正大。他还说，不要怕外国记者提怪问题。对挑衅性问题要回击，但这是极少数，不要一提怪问题就认为是挑衅性的。大多数是对我们的情况不了解，或者有片面的误解。外国人提刺激性问题，你回答得好，就会有更好的效果。你们要多读点书，同外宾谈话要有文采。
首先提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
首先完整地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是胡耀邦。
1980年4月和11月，胡耀邦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贝林格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卡里略谈话时提出，政党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霸权主义的基础上”。
同年12月14日，在同希腊共产党（国内派）代表团谈话时，他把“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霸权主义”改为“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把“独立自主”放在首位，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四项原则”。
1982年6月7日，他会见荷兰共产党主席，进一步确定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他说，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找出党与党之间友好合作的基本准则。这就是：（一）独立自主;（二）完全平等;（三）互相尊重;（四）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他还说：“理由何在？因为任何国家革命成功归根结蒂需依靠本国党和人民的自觉自愿和路线正确。不能靠外国党把自己的想法、主张、纲领强加于别国的党和人民。即使这些主张如何正确，别国的党和人民接受不了，也还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党和革命事业总会有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甚至失败的经验。世界上没有任何党和革命组织历来是正确的。任何党、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不会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四项原则”正式确定为我党发展同外国政党关系的准则。“四项原则”是总结国际共运历史教训、针对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而提出来的，在国际共运史上有重大意义。
同时，胡耀邦代表中共，首次公开承认了我们党在党际关系上的错误。
1984年5月18日，在欢迎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马尔科维奇为首的南共联盟代表团的宴会上，胡耀邦在致辞中说：“长期以来，我们党为实现和维护党与党关系的正确原则，为反对国际共运中称王称霸的现象，进行了坚决的和正确的斗争。但是，让我们在这里公开承认，过去我们在处理与别国党的关系方面也有过缺点和错误，特别是片面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别国党的是非，对某些党曾经造成不利的后果。”
“没有指挥棒的交响乐队”
扩展建立政党关系的范围，早在“文革”结束后就开始了，主要是打破中共只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框框。
1977年11月，中联部、外交部联名向中央上呈关于我们党同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建立政党关系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1980年初，华国锋向中联部提出，对社会党要做工作。1980年7月，中联部向中央上呈对各国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准。
中共同社会党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这就涉及到发展政党关系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分歧的问题。
胡耀邦十分重视建立与发展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同社会党发展关系，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分歧，谋求双方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合作。
1981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的智囊、“新东方政策”设计者埃贡·巴尔探路性访华。我当时在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工作，巴尔访华后告诉我，访华期间最大收获是胡耀邦会见了他，原定是中联部部长姬鹏飞会见，后来破格由胡耀邦会见。会见中，他提出发展两党对话关系的话题，胡耀邦马上决定，可以发展。他还说：“胡耀邦思想十分活跃，他对中共同社会党的关系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指挥棒的交响乐队，奏的是各种声音，合起来是一曲和谐的动听的和平交响乐。”
1984年5月底，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访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胡耀邦超出常规礼节在钓鱼台国宾馆大厅迎接他。胡耀邦没有致正式欢迎词，也没有说客套话，从一开始就谈笑风生地聊天。胡耀邦说，你们欧洲人有个说法，就是两只大象打架，踩坏了草地。勃兰特说，现在是有两只大象在打架，但德国可不是大象。胡耀邦说，中国既不是大象，也不愿是草地。随行的维什涅夫斯基说，但愿这是两只法国大象，它们不会打架，只是在草地上谈情说爱。说得满堂大笑。
5月29日，在欢迎勃兰特的宴会上，胡耀邦首次提出中共同社会党发展关系的原则。他说：“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
5月30日，胡耀邦破例应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修德的邀请，出席使馆为勃兰特访华举行的晚宴，并即席讲话。
他说：“世上任何事物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不能强求一致。我们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原则是聪明的。我们之间相互交往说明，我们撇开了不同点，寻求和讨论共同点，发展共同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谊是有生命力的。”
他的即席讲话不完全是礼节性的，我们事先并不知晓。当他讲到有实质性的内容时，我一时找不到纸，就记录在一张请柬上。
对苏联要有“三个区别”
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国际共运大论战”，到8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我们批判苏联从“现代修正主义”发展到“社会帝国主义”。
对此，胡耀邦有不同看法。他说，我们同苏联和东欧的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终究是要恢复的，研究和处理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要有长远观点和历史观点。他着重讲了“三个区别”。
首先，要把苏联对外搞霸权同国内的社会制度加以区别，我们说苏联复辟到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了，理由不够充分;其次，要把苏联领导集团的政策同广大苏联人民相区别，苏联人民还是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第三，要把蘇联与东欧国家加以区别，恢复关系可以先易后难，先东欧后苏联。
80年代中期，苏联东欧形势动荡，胡耀邦精辟地分析了苏联存在的政策性错误。 他认为，苏联的主要问题是对内存在民主问题和经济问题。
他还说，苏联对外的主要错误是搞“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政党之间关系不正常，国家关系也不正常。
最早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中苏十年论战的主要问题之一。《九评》中的第五评即是论述这一问题的，囿于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和我们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理论，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中国执行的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和“一条线”的国际战略，即把蘇联当作是发动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
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强调：“世界和平是可能维护的。”在欢迎勃兰特的宴会中，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根本问题的观点。他说：“什么是当前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结盟，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后来，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关系;在“十年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中，则打倒帝修反，四面出击;再后来，提出“一条线”战略，“联美反苏”。总结上述历史经验与教训，胡耀邦提出“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理论。
1981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对外工作，胡耀邦对此作了论述。之后，他多次同外宾谈话，都阐述了这个论点。
这一理论可归纳为8条：1.任何时候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2.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3.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和保持国家关系;4.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群众建立、发展和保持和平友好关系;5.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团结与合作;6.坚决支持一切受侵略、受奴役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7.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对国际上出现的一些临时事件，我们要冷静考虑，冷静分析，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8.要像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一样，充分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原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