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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阿Q进栅栏门，从作品文本角度看，是两次;从读者角度看，是三次。这是纯粹文字写作方面的疏忽，还是为了用特别的表现手法来内涵其深意，不无疑问。通过考查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过程，联系《阿Q正传》外文译本和其他版本的处理实际，结合相关因素，进行了表现手法的证伪和纯粹笔误的证成。
关键词：鲁迅 《阿Q正传》 栅栏门 笔误
《阿Q正传》第九章中，阿Q被投入了司法程序，经历了被抓、被审、被处决的过程。随着阿Q生命的终结，《阿Q正传》也划上了句号。伴随着作品的深远影响，有一处疑问也产生了：作为限制人身自由标志的那扇栅栏门，阿Q究竟几进几出？从作品文本角度看，是两次;从读者角度看，是三次;那么，作者鲁迅，为什么要留下这种不一致？是纯粹文字写作方面的疏忽，还是运用了特别的表现手法来内涵其深意？笔者通过检索，未见与此有关的探讨的正式报道，也未见教材注释说明。故不揣冒昧做此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乍一看，这两者都有可能，而且无法相容只能非此即彼。
一.表现手法的证伪
然而，作为考证大师的鲁迅，要出现笔误注定只能是一个极低概率事件。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感情忧愤深广，思想博大精深，所以，优先的可能应该是后者，即这种不一致是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且大有深意——用简单的儿童都可以做到的1、2、3数数的错误来表现阿Q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一生，包括人生最后阶段的意识状态：糊涂。欧阳凡海在《论〈阿Q正传〉》中说“活在第六章以后的《阿Q正传》中的阿Q，大体上确只是“糊涂”这一性格的多方面的引伸”。[1]
据《现代汉语词典》，糊涂的意思是：不明事理;对事物的认识模糊或混乱。如第九章欲唱“手执钢鞭将你打”时，“他同时想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这是对自身被捆缚状态的不清楚。如在处决前的游街示众途中，许久才明白过来“这岂不是去杀头么？”如在被光头过堂询问的时候不懂辩解不会辩护，稀里糊涂地“投”了、“招”了、“画”了，面对老奸巨猾的光头的审讯时布置的专业语言陷阱，阿Q毫无应对招数和逃脱可能，一下子就被定为重罪，且要“斩立决”。有了这么多不明不白、偏离脱离客观现实的糊涂表现，在司法程序中将自己进栅栏门的次数弄错，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错误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阿Q的糊涂和出错带来的滑稽可笑效果，同时展示其可悲的人生基调。将被当时主流社会排挤至边缘的阿Q的愚昧糊涂、被动、无奈揭示得淋漓尽致，也容易激起读者对造就这种罪恶的社会的强烈批判倾向。
然而，如果将这种不一致定性为一种表现阿Q糊涂意识状态的手法（姑且不论这种表现手法的名称是什么），认定其能起到幽默、滑稽等多重表达效果，似乎又经不起深入细致的推敲。
因为，其它的糊涂表现都做到了前呼后应或作品与读者的感应。如过堂审讯一段里：阿Q当然认识到自己口中的“投”的本意是说要投奔投靠革命党，阿Q同时当然认识不到在光头耳中他口中的“投”，指的是关于黑夜赵家抢劫案的投案自首。
至此，阿Q被旧社会力量排挤至边缘，紧接着被非主流黑恶势力所抛弃，最后被所谓新社会初期力量捕杀。小说的悲剧气氛在平静窒息的场景中被推至高潮。阿Q受宰割，“痛苦的是鲁迅的肉体”，也是读者的心灵。
但作品的这种自说自话格局带来的糊涂效应，读者却很明白——作品和读者间有足够的感应。
然而，在阿Q进出栅栏门的述说中，我们似乎觉察到了阿Q的1、2、3数数上的糊涂，却无法在其它地方来确证这种糊涂。以致于让读者陷入了糊涂：这究竟是作品中人物的糊涂，还是作者本人的糊涂？
二进：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阿Q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
二出：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
三进：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
三出：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
很显然，在“三进”项下的两个“第二次”，其实都应该是“第三次”。
如果说这是阿Q的糊涂之处，但这处糊涂却无法在全文中找到对应的释明文字，显得突兀和孤立，也给全文带来人称叙事不协调的质疑，并且产生文学创作中逻辑述说的危险，易造成错误信息的传递。
对鲁迅而言，這样的错误，不是一个出现概率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犯的。所以，说阿Q进栅栏门的次数错误，是作者刻意运用了特别的表现手法来内涵其深意，这种可能基本可以排除。不管是为了想表现阿Q的“糊涂”，还是为了达到“开心话”栏目的“滑稽”效果，鲁迅都不会有意为之。即便对照当时“所处不宜直接畅所欲言的时代”，这种纯粹、浅显、直白的不一致也足可排除在“曲折”“隐晦”等表现手法之外。
二.纯粹笔误的证成
《阿Q正传》最初发表在《晨报》副刊属于娱乐类的“开心话”栏目。后移到《新青年》，收录在《呐喊》里，是鲁迅唯一的一篇中篇小说。从《阿Q正传》的写作背景和过程来说，鲁迅出现笔误的概率还是有的。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这说到：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
欧阳凡海在《论〈阿Q正传〉》中说“写作的环境并不很好。他夜晚睡在通路的屋子里，那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阿Q正传》是在这样一个粗陋的屋子里出世的。”[2] 所以，鲁迅接着说“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讲到：《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
鲁迅仓促结束阿Q的迹象比较明显。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转述西谛先生的话“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鲁迅急于结束写作的心态和行为都可以获得多维度证实。
此处笔误就发生在此情此景之中，并逃过了鲁迅对自己文章的“审查”。鲁迅先生曾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又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可万分之一的疏漏还是发生了。
而责任编辑也很可能并没有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不能改。因为“鲁迅先生对恣意变乱古书旧式，任意删改原文及乱行标点等，以为古书水火兵虫以外之大厄而为文痛诋之”（见1934年12月17日《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馀——关于“舒愤懑”》等），“且复‘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具见1928年3月31日《译文序跋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等）。鉴于这种情况，责任编辑机械维持作品“原状”，乃是唯一选择。
于是，中文《阿Q正传》的这处笔误就一直存在，且未被时人和后人专门提及。但是在《阿Q正传》的外文译本等流传版本中，此处笔误却得到了直截了当的修正，其法文本[3]、俄文本[4]、英文本[5]、汉语简易读物本[6]都直接翻译成了“第三次”。笔者能力所限，没有查阅完所有的外文译本和国内的少数民族译本等。但可以推断，译者在逐字逐句翻译到这里的时候，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这处笔误，并在短暂或再三思考后进行“纠正”。况且“远在鲁迅生前，《阿Q正传》就已经被譯为英、法，俄、日、德、世界语、捷克等种文字，而译者都得到过鲁迅的亲自帮助。”虽然笔者所查译本未必正好在鲁迅“亲自帮助”过的译本之列，但可以想见，不同于阅读者的翻译者，对该处笔误进行纠正，乃是唯一选择。（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处理策略：不纠正，但用加注方式进行说明“应为笔误”或“疑为笔误”。鲁迅所处的时代是“白话文运动”的初级阶段，其作品大都存在文言文与日语结构的痕迹，兼有浙江方言的成分，还有应对当局文化审查的“曲笔”需要，导致其中文原创对读者而言已经颇为晦涩拗口，译者的工作难度则会成倍增加，故采用“另一种处理策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阿Q进栅栏门次数的这种不一致系纯粹笔误，仅系笔者一家之言。即便该观点被证成，也丝毫无损于鲁迅先生的崇高和伟大。只是，借助此文，我们得以对《阿Q正传》的创作过程和内涵深意进行再挖掘，再体验，来还原过程，增进理解，进一步品味《阿Q正传》描画出的“中国国民的灵魂”和“中国的人生”，更加珍惜今天，努力创造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李宗英.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1982年1版1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9：542.
[2]李宗英.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1982年1版1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9：526.
[3]《阿Q正传（汉法对照）》，外文出版社，2003.01.
[4]鲁迅著，罗果夫译，刘辽逸注释新《阿Q正传（中俄文对照）》中国书局出版社，1949.04.
[5]鲁迅著，杨宪益 戴乃迭译，《阿Q正传 祝福汉英对照》外文出版社，2001.
[6]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的汉语简易读物《阿Q正传》，1981年12月.
（作者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关键词：鲁迅 《阿Q正传》 栅栏门 笔误
《阿Q正传》第九章中，阿Q被投入了司法程序，经历了被抓、被审、被处决的过程。随着阿Q生命的终结，《阿Q正传》也划上了句号。伴随着作品的深远影响，有一处疑问也产生了：作为限制人身自由标志的那扇栅栏门，阿Q究竟几进几出？从作品文本角度看，是两次;从读者角度看，是三次;那么，作者鲁迅，为什么要留下这种不一致？是纯粹文字写作方面的疏忽，还是运用了特别的表现手法来内涵其深意？笔者通过检索，未见与此有关的探讨的正式报道，也未见教材注释说明。故不揣冒昧做此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乍一看，这两者都有可能，而且无法相容只能非此即彼。
一.表现手法的证伪
然而，作为考证大师的鲁迅，要出现笔误注定只能是一个极低概率事件。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感情忧愤深广，思想博大精深，所以，优先的可能应该是后者，即这种不一致是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且大有深意——用简单的儿童都可以做到的1、2、3数数的错误来表现阿Q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一生，包括人生最后阶段的意识状态：糊涂。欧阳凡海在《论〈阿Q正传〉》中说“活在第六章以后的《阿Q正传》中的阿Q，大体上确只是“糊涂”这一性格的多方面的引伸”。[1]
据《现代汉语词典》，糊涂的意思是：不明事理;对事物的认识模糊或混乱。如第九章欲唱“手执钢鞭将你打”时，“他同时想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这是对自身被捆缚状态的不清楚。如在处决前的游街示众途中，许久才明白过来“这岂不是去杀头么？”如在被光头过堂询问的时候不懂辩解不会辩护，稀里糊涂地“投”了、“招”了、“画”了，面对老奸巨猾的光头的审讯时布置的专业语言陷阱，阿Q毫无应对招数和逃脱可能，一下子就被定为重罪，且要“斩立决”。有了这么多不明不白、偏离脱离客观现实的糊涂表现，在司法程序中将自己进栅栏门的次数弄错，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错误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阿Q的糊涂和出错带来的滑稽可笑效果，同时展示其可悲的人生基调。将被当时主流社会排挤至边缘的阿Q的愚昧糊涂、被动、无奈揭示得淋漓尽致，也容易激起读者对造就这种罪恶的社会的强烈批判倾向。
然而，如果将这种不一致定性为一种表现阿Q糊涂意识状态的手法（姑且不论这种表现手法的名称是什么），认定其能起到幽默、滑稽等多重表达效果，似乎又经不起深入细致的推敲。
因为，其它的糊涂表现都做到了前呼后应或作品与读者的感应。如过堂审讯一段里：阿Q当然认识到自己口中的“投”的本意是说要投奔投靠革命党，阿Q同时当然认识不到在光头耳中他口中的“投”，指的是关于黑夜赵家抢劫案的投案自首。
至此，阿Q被旧社会力量排挤至边缘，紧接着被非主流黑恶势力所抛弃，最后被所谓新社会初期力量捕杀。小说的悲剧气氛在平静窒息的场景中被推至高潮。阿Q受宰割，“痛苦的是鲁迅的肉体”，也是读者的心灵。
但作品的这种自说自话格局带来的糊涂效应，读者却很明白——作品和读者间有足够的感应。
然而，在阿Q进出栅栏门的述说中，我们似乎觉察到了阿Q的1、2、3数数上的糊涂，却无法在其它地方来确证这种糊涂。以致于让读者陷入了糊涂：这究竟是作品中人物的糊涂，还是作者本人的糊涂？
二进：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阿Q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
二出：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
三进：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
三出：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
很显然，在“三进”项下的两个“第二次”，其实都应该是“第三次”。
如果说这是阿Q的糊涂之处，但这处糊涂却无法在全文中找到对应的释明文字，显得突兀和孤立，也给全文带来人称叙事不协调的质疑，并且产生文学创作中逻辑述说的危险，易造成错误信息的传递。
对鲁迅而言，這样的错误，不是一个出现概率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犯的。所以，说阿Q进栅栏门的次数错误，是作者刻意运用了特别的表现手法来内涵其深意，这种可能基本可以排除。不管是为了想表现阿Q的“糊涂”，还是为了达到“开心话”栏目的“滑稽”效果，鲁迅都不会有意为之。即便对照当时“所处不宜直接畅所欲言的时代”，这种纯粹、浅显、直白的不一致也足可排除在“曲折”“隐晦”等表现手法之外。
二.纯粹笔误的证成
《阿Q正传》最初发表在《晨报》副刊属于娱乐类的“开心话”栏目。后移到《新青年》，收录在《呐喊》里，是鲁迅唯一的一篇中篇小说。从《阿Q正传》的写作背景和过程来说，鲁迅出现笔误的概率还是有的。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这说到：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
欧阳凡海在《论〈阿Q正传〉》中说“写作的环境并不很好。他夜晚睡在通路的屋子里，那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阿Q正传》是在这样一个粗陋的屋子里出世的。”[2] 所以，鲁迅接着说“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讲到：《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
鲁迅仓促结束阿Q的迹象比较明显。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转述西谛先生的话“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鲁迅急于结束写作的心态和行为都可以获得多维度证实。
此处笔误就发生在此情此景之中，并逃过了鲁迅对自己文章的“审查”。鲁迅先生曾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又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可万分之一的疏漏还是发生了。
而责任编辑也很可能并没有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不能改。因为“鲁迅先生对恣意变乱古书旧式，任意删改原文及乱行标点等，以为古书水火兵虫以外之大厄而为文痛诋之”（见1934年12月17日《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馀——关于“舒愤懑”》等），“且复‘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具见1928年3月31日《译文序跋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等）。鉴于这种情况，责任编辑机械维持作品“原状”，乃是唯一选择。
于是，中文《阿Q正传》的这处笔误就一直存在，且未被时人和后人专门提及。但是在《阿Q正传》的外文译本等流传版本中，此处笔误却得到了直截了当的修正，其法文本[3]、俄文本[4]、英文本[5]、汉语简易读物本[6]都直接翻译成了“第三次”。笔者能力所限，没有查阅完所有的外文译本和国内的少数民族译本等。但可以推断，译者在逐字逐句翻译到这里的时候，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这处笔误，并在短暂或再三思考后进行“纠正”。况且“远在鲁迅生前，《阿Q正传》就已经被譯为英、法，俄、日、德、世界语、捷克等种文字，而译者都得到过鲁迅的亲自帮助。”虽然笔者所查译本未必正好在鲁迅“亲自帮助”过的译本之列，但可以想见，不同于阅读者的翻译者，对该处笔误进行纠正，乃是唯一选择。（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处理策略：不纠正，但用加注方式进行说明“应为笔误”或“疑为笔误”。鲁迅所处的时代是“白话文运动”的初级阶段，其作品大都存在文言文与日语结构的痕迹，兼有浙江方言的成分，还有应对当局文化审查的“曲笔”需要，导致其中文原创对读者而言已经颇为晦涩拗口，译者的工作难度则会成倍增加，故采用“另一种处理策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阿Q进栅栏门次数的这种不一致系纯粹笔误，仅系笔者一家之言。即便该观点被证成，也丝毫无损于鲁迅先生的崇高和伟大。只是，借助此文，我们得以对《阿Q正传》的创作过程和内涵深意进行再挖掘，再体验，来还原过程，增进理解，进一步品味《阿Q正传》描画出的“中国国民的灵魂”和“中国的人生”，更加珍惜今天，努力创造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李宗英.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1982年1版1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9：542.
[2]李宗英.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1982年1版1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9：526.
[3]《阿Q正传（汉法对照）》，外文出版社，2003.01.
[4]鲁迅著，罗果夫译，刘辽逸注释新《阿Q正传（中俄文对照）》中国书局出版社，1949.04.
[5]鲁迅著，杨宪益 戴乃迭译，《阿Q正传 祝福汉英对照》外文出版社，2001.
[6]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的汉语简易读物《阿Q正传》，1981年12月.
（作者单位：南阳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