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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不仅以卓越的表现获得市民的肯定和信心，而且也非常重视自身的形象和公关。
在香港影视作品中，警察是最常出现的主角之一。除了《警察故事》、《英雄本色》、《无间道》这些经典影片，还有《陀枪师姐》、《扫黄先锋》……好多警察题材的港剧。
警匪片为大陆观众塑造出正义勇敢的香港警察形象，也留下许多脸谱化的台词，例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以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而在现实生活中，香港警察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也十分阳光。在2012年香港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市民对香港警队的满意度达到81%，且常年能达到70%以上。
一方面以卓越表现获得市民的肯定和信心，另外，香港警察历来重视自身形象和公关，在与市民的交流和媒体的沟通方面，真是比很多地方的警察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香港皇家警察的黑历史
谈及香港警察，许多人会联想到另一个过时的词汇：香港皇家警察。这支队伍身上确实有深刻的英国印迹。
现代警察作为一种职业，诞生于1829年的伦敦。彼时，创始人罗伯特·皮尔就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矫情的英国人觉得“警察是对自由的威胁”，主张市民应该自治，以便保护“自由和权利”。
面对普遍怀疑，皮尔深知只有建立受人尊敬的正面形象，才能赢得公众的善意和合作。因此，皮尔和助手们对警队进行了精心设计：一，穿制服，而且是与军队不同的蓝色；二，非武装；三，收入与平民相近，才能互相同情和容忍。具体做法还包括制服上印辖区的字母缩写和警员编号、对公众的言辞和举止要恰当等等。
2004年的电影《大事件》中，就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公共关系科是怎样通过和媒体合作、维护警察形象的：一名巡警在遭遇火力强大的武装劫匪时，为自保放弃抵抗。公共关系科安排他接受媒体采访，讲述自己放弃抵抗的原因是考虑到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并让警察的妻子女儿出镜，于是舆论的谴责变成了谅解。
收集民意、分析舆情是新闻课的另一项工作。每天早上8点起，三名员工要看完当天二十多份报纸，截取任何和警方有关的报道并摘译成英文，中午12点准时送给高级警官和报道中提及的相关人员和单位。 这些专业的公关工作，大部分都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公共关系总参事凌基理。这位公共关系专家曾在英国媒体界工作二十余年，上任时正值警民关系紧张的时期，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便是当时政府整顿警风的策略之一。
写澄清函也要按照基本法
虽然以高效和廉洁享誉世界，刁钻的香港媒体却很少对警察提出表扬，相反以狗仔队的劲头紧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瑕疵，然后大幅报道、博取眼球。
所以公共关系科还要在涉及警方的报道中，找到不准确、失实乃至编造的内容，与媒体交涉，主动发出澄清函。这些澄清函还在香港警务处的官网予以公开。
比如《苹果日报》在2012年12月刊发了题为《警方拖走可疑车，孕妇弃路旁》的报道，称一辆载有孕妇的房车于凌晨在元朗被两辆警车和三部电单车截停。警方以怀疑非法改装将房车拖走，把众人留在路旁，其中的孕妇已怀胎9个月。
第二天，公共关系科就发出了澄清函，指出交警在拖车后，曾替涉事男司机及车上乘客（共三男两女）拦了一辆出租车，但他们拒绝搭乘。警队人员还建议用警车送他们到市中心，亦被拒绝。
在澄清函中，公共关系科例行介绍了警方的原则：当警方截停车辆并需安排检验，如被截停地点属高速公路或偏远地区，警方的一贯做法是代召出租或用警车接载至附近街道，不会留下司机或乘客于现场。
除了指正瑕疵，公共关系科还要应对另一类报道，即警察的八卦，包括人事争端乃至家庭丑闻等。
2013年10月，还是《苹果日报》，以《警察打老婆，同胞疑徇私》为题，称交通警察阿荣多次威胁妻子刘女士离婚，并付诸暴力，用热奶茶泼她的胸口和背脊，再用冰水浇头部。而刘女士报警后，到场警员没有将事件作为家庭暴力案处理。
对“警察打老婆”、“被同行庇护”这种爆炸性新闻，公共关系科当日就给报社发澄清函，指出警察到达现场后，先将刘女士送到医院，后将曾姓男子以涉嫌袭击拘捕。因为有足够证据，警方便采取了拘捕行动，无需向双方签发《家庭暴力事件通知书》，做法符合既定程序。
这些说辞淡化了当事人的警察身份，只聚焦于案件事实、细节与办案程序，且其中特别注重细节，一是指出用的是热水，而不是报道中说的热奶茶；二是指出丈夫姓曾，年龄四十，比报道中的“阿荣”显得更正规可信。
这些澄清函一般都会写得非常清晰、专业，极少出现“执法记录设备”变成“手机”这样含混不清、前后变化的说辞。因为陈述清晰、细节充分，有判断力的市民更会相信警方的澄清函。
阿sir，小心我投诉你
仔细研读香港警方的澄清函，可以见到其熟练运用的公关技巧。
例如抬头，如果是中文媒体，都称呼对方“编辑先生”，如果是英文报刊，则称为“Dear Sir”，无论对方的报道多离谱，也不会说“个别居心叵测的媒体”。而对于专栏、评论的作者，澄清函则称呼其职称，或者称为“某某君”。
在澄清事实的同时，警方也会提出自己的诉求。如果报道只是不准确，最常用的是“敬希垂注，并予以澄清”；如果报道过于离谱，则用“本科强烈要求澄清”。使用大量敬辞，并在核心事实上细节充足，使澄清函的总体调子十分理性。
当然，大多数媒体面对警方的澄清，一般都不予理睬，警方对不实报道也就止步于此。毕竟，追踪事实真相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急促，谁都会犯错误。而只要说出事实，理性的公众自然会做出正确辨析。
香港警察歷来重视警民关系，并十分尊重媒体，将警媒关系作为警民关系的特殊关系之一，在《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册》中都用细则规定了如何面对新闻媒体，例如事发现场的警务人员应尊重及礼待媒体、应特别让传媒记者站在有利位置等等。当然，也严格规定了警务人员只允许回答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
话说回来，公关也只是塑造形象的手段之一，最重要的还是警队本身高效、廉洁和守法。
倘若一些事件实在恶劣，再好的公关也救不了你。而香港警察的正面形象不是单靠电影拍出来的：警队有将近4万在编人员，警民比例居世界前列；高科技的设备配置可秒杀许多警队；整体破案率接近50%，严重刑事案的破案率高达90%以上，远超许多发达国家。目前，国内各地警方开微博、做卡通形象、开放日等等做法，无不是从香港警察那里学来的。
最重要的是，在香港，市民投诉警察很容易，你看港剧里那些地痞、泼妇、黑社会小弟，也会当着面对警察大吼：“阿sir，香港是个讲法律的地方！”
（碧云天荐自壹读）
在香港影视作品中，警察是最常出现的主角之一。除了《警察故事》、《英雄本色》、《无间道》这些经典影片，还有《陀枪师姐》、《扫黄先锋》……好多警察题材的港剧。
警匪片为大陆观众塑造出正义勇敢的香港警察形象，也留下许多脸谱化的台词，例如“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以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而在现实生活中，香港警察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也十分阳光。在2012年香港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市民对香港警队的满意度达到81%，且常年能达到70%以上。
一方面以卓越表现获得市民的肯定和信心，另外，香港警察历来重视自身形象和公关，在与市民的交流和媒体的沟通方面，真是比很多地方的警察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香港皇家警察的黑历史
谈及香港警察，许多人会联想到另一个过时的词汇：香港皇家警察。这支队伍身上确实有深刻的英国印迹。
现代警察作为一种职业，诞生于1829年的伦敦。彼时，创始人罗伯特·皮尔就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矫情的英国人觉得“警察是对自由的威胁”，主张市民应该自治，以便保护“自由和权利”。
面对普遍怀疑，皮尔深知只有建立受人尊敬的正面形象，才能赢得公众的善意和合作。因此，皮尔和助手们对警队进行了精心设计：一，穿制服，而且是与军队不同的蓝色；二，非武装；三，收入与平民相近，才能互相同情和容忍。具体做法还包括制服上印辖区的字母缩写和警员编号、对公众的言辞和举止要恰当等等。
2004年的电影《大事件》中，就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公共关系科是怎样通过和媒体合作、维护警察形象的：一名巡警在遭遇火力强大的武装劫匪时，为自保放弃抵抗。公共关系科安排他接受媒体采访，讲述自己放弃抵抗的原因是考虑到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并让警察的妻子女儿出镜，于是舆论的谴责变成了谅解。
收集民意、分析舆情是新闻课的另一项工作。每天早上8点起，三名员工要看完当天二十多份报纸，截取任何和警方有关的报道并摘译成英文，中午12点准时送给高级警官和报道中提及的相关人员和单位。 这些专业的公关工作，大部分都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公共关系总参事凌基理。这位公共关系专家曾在英国媒体界工作二十余年，上任时正值警民关系紧张的时期，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便是当时政府整顿警风的策略之一。
写澄清函也要按照基本法
虽然以高效和廉洁享誉世界，刁钻的香港媒体却很少对警察提出表扬，相反以狗仔队的劲头紧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瑕疵，然后大幅报道、博取眼球。
所以公共关系科还要在涉及警方的报道中，找到不准确、失实乃至编造的内容，与媒体交涉，主动发出澄清函。这些澄清函还在香港警务处的官网予以公开。
比如《苹果日报》在2012年12月刊发了题为《警方拖走可疑车，孕妇弃路旁》的报道，称一辆载有孕妇的房车于凌晨在元朗被两辆警车和三部电单车截停。警方以怀疑非法改装将房车拖走，把众人留在路旁，其中的孕妇已怀胎9个月。
第二天，公共关系科就发出了澄清函，指出交警在拖车后，曾替涉事男司机及车上乘客（共三男两女）拦了一辆出租车，但他们拒绝搭乘。警队人员还建议用警车送他们到市中心，亦被拒绝。
在澄清函中，公共关系科例行介绍了警方的原则：当警方截停车辆并需安排检验，如被截停地点属高速公路或偏远地区，警方的一贯做法是代召出租或用警车接载至附近街道，不会留下司机或乘客于现场。
除了指正瑕疵，公共关系科还要应对另一类报道，即警察的八卦，包括人事争端乃至家庭丑闻等。
2013年10月，还是《苹果日报》，以《警察打老婆，同胞疑徇私》为题，称交通警察阿荣多次威胁妻子刘女士离婚，并付诸暴力，用热奶茶泼她的胸口和背脊，再用冰水浇头部。而刘女士报警后，到场警员没有将事件作为家庭暴力案处理。
对“警察打老婆”、“被同行庇护”这种爆炸性新闻，公共关系科当日就给报社发澄清函，指出警察到达现场后，先将刘女士送到医院，后将曾姓男子以涉嫌袭击拘捕。因为有足够证据，警方便采取了拘捕行动，无需向双方签发《家庭暴力事件通知书》，做法符合既定程序。
这些说辞淡化了当事人的警察身份，只聚焦于案件事实、细节与办案程序，且其中特别注重细节，一是指出用的是热水，而不是报道中说的热奶茶；二是指出丈夫姓曾，年龄四十，比报道中的“阿荣”显得更正规可信。
这些澄清函一般都会写得非常清晰、专业，极少出现“执法记录设备”变成“手机”这样含混不清、前后变化的说辞。因为陈述清晰、细节充分，有判断力的市民更会相信警方的澄清函。
阿sir，小心我投诉你
仔细研读香港警方的澄清函，可以见到其熟练运用的公关技巧。
例如抬头，如果是中文媒体，都称呼对方“编辑先生”，如果是英文报刊，则称为“Dear Sir”，无论对方的报道多离谱，也不会说“个别居心叵测的媒体”。而对于专栏、评论的作者，澄清函则称呼其职称，或者称为“某某君”。
在澄清事实的同时，警方也会提出自己的诉求。如果报道只是不准确，最常用的是“敬希垂注，并予以澄清”；如果报道过于离谱，则用“本科强烈要求澄清”。使用大量敬辞，并在核心事实上细节充足，使澄清函的总体调子十分理性。
当然，大多数媒体面对警方的澄清，一般都不予理睬，警方对不实报道也就止步于此。毕竟，追踪事实真相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急促，谁都会犯错误。而只要说出事实，理性的公众自然会做出正确辨析。
香港警察歷来重视警民关系，并十分尊重媒体，将警媒关系作为警民关系的特殊关系之一，在《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册》中都用细则规定了如何面对新闻媒体，例如事发现场的警务人员应尊重及礼待媒体、应特别让传媒记者站在有利位置等等。当然，也严格规定了警务人员只允许回答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
话说回来，公关也只是塑造形象的手段之一，最重要的还是警队本身高效、廉洁和守法。
倘若一些事件实在恶劣，再好的公关也救不了你。而香港警察的正面形象不是单靠电影拍出来的：警队有将近4万在编人员，警民比例居世界前列；高科技的设备配置可秒杀许多警队；整体破案率接近50%，严重刑事案的破案率高达90%以上，远超许多发达国家。目前，国内各地警方开微博、做卡通形象、开放日等等做法，无不是从香港警察那里学来的。
最重要的是，在香港，市民投诉警察很容易，你看港剧里那些地痞、泼妇、黑社会小弟，也会当着面对警察大吼：“阿sir，香港是个讲法律的地方！”
（碧云天荐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