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法国吗?或者说，我们对法国了解多少?法国人，究竟怎样对中国?”本刊上期的《封面话题》，我们对法国的挖掘只是冰山一角。确实，法国的历史文化底蕴太厚重，可以说，世界的历史长卷无法缺少法兰西的篇章。正因为如此，从法国的历史深处探究现今法国人看中国的复杂心态，总能让人有所思考。法国是启蒙思想和《人权宣言》的故乡。200多年来，《人权宣言》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反抗压迫的理念已融入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的法国人在看待中国问题时，乐于“使用”的近乎理想的价值观标准也是在法国历史上一次次革命、一次次洗礼中形成的。不过，仔细考察法国的现实，考察法国的人权状况，法国本身其实也有许多缺憾。
　　上世纪末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被称为二战以来罕见的人道灾难。法国进行了“人道主义干预行动”。但是去年，卢旺达政府下属的专门调查委员会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让人震惊，报告指控法国训练对种族灭绝负责的一方军队，帮助制定大屠杀计划，法国军队甚至直接参与了屠杀行动。报告还指控法国政府与军队的33名高官参与了种族灭绝，其中包括已故前总统密特朗、法国前总理、前外交部长。
　　其实，法国的殖民历史与其宣扬的人权观念也相悖。二战后，当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行庆祝胜利和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时，法国出动军队残酷镇压。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法国出动全国1/2的军队进行镇压。而在印度支那，中国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愤怒的越南人赶走。
　　法国人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也有缺憾。法国近代民族是基于启蒙思想家卢梭“国民主权”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在法国工作的一位华人曾告诉我，给法国人解释西藏问题的最大难点，就是不知道如何解释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在法语中没有一个准确的词汇可以表达出汉语“56个民族”的概念。法国人对主权概念的理解与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法国自身也不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国家，法兰西人占总人口的90％，还有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科西嘉人等。若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方式将民族国家的概念简单化，就不能真正理解长期以来法国对科西嘉独立运动的态度(200多年来，科西嘉独立运动从未停止，近20多年来愈演愈烈，但一直被法国当局定性为恐怖活动，持续以高压态势加以镇压)。
　　不久前，我们联系到了法国驻华公使郁白先生，将我们的思考与疑问通过邮件发给他，很快，他以书面的形式回复了我们。
　　郁白，是法国驻中国的资深外交官，毕业于巴黎七大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还是著名汉学家，深谙法国与中国两国的历史和文化，曾独立或与友人合作翻译出版过钱钟书、巴金、杨绛等人的书，并著有《悲秋——中国古诗论情》。在他的答复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他作为学者的学识造诣，和作为外交官的聪明与巧妙。
　　
　　记者：经过一次次革命，一次次洗礼，“自由、平等”等观念已植根于法国人心中。那么，他们在看待其他国家事务时，是否受其影响?法国人的这种理想的普世价值观在现实中又做得如何?上世纪90年代，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时，法国是否真正进行了“人道主义干预”，现实结果又怎样?
　　公使：法国革命的理想也同样启发了中国革命者，这些理想成为不容置疑的价值观的基石，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今天，这些理想在全世界范畴都是社会解放和人类进步的核心。
　　实现这个理想永无止境，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个理想的实现永远不会尽善尽美，永远没有“历史的终结”。法国的政治生活依然以推行改革、缩小社会不平等、反对生活不稳定、质疑守旧势力以及广泛密集的民主讨论为显要特点。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法国社会自由表达渴求和批评的能力：您提到的关于法国在卢旺达行动的问题，以前在法国讨论过，现在还在讨论。法国曾在卢旺达实施了人道主义紧急救援行动，事实上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但遗憾的是法国的行动不足以制止那里的屠杀。法国的舆论始终牵制着作为对普世价值观承担责任的政府。
　　
　　记者：近代民族国家体系诞生于欧洲，法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法国《人权宣言》，“民族是所有主权的起源”。法国人对主权概念的理解与民族紧密相联，这会不会影响他们对西藏的理解，认为西藏是拥有主权的“国家”?据此又该如何理解法国在对待科西嘉独立运动的态度?
　　公使：在西藏问题上，法国的舆论并不是统一的：有人以人民有权支配自己为名赞成独立，我认为这部分人是绝少数；有的人对中国主权没有质疑，但对自治区的治理方式提出批评，尤其是在宗教和教育方面，也有人以政教分离为名认为宗教问题不应该由政府处理。法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西藏的人权问题只能在尊重中国主权的框架内提出。
　　法国舆论也同样批评了对缅甸佛教徒的镇压，或者世界其他地区对天主教教士的镇压。
　　法国确实存在科西嘉独立运动，有些闹独立的成员有时转向非法和武装暴力，但是在这一地区，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法则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记者：在欧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法国人对国家主权的认识是否逐渐淡漠?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主权的理解会不会发生变化?过去，法国在对待殖民地国家独立问题上(如阿尔及利亚)，做得可不怎么好。
　　公使：在欧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您对国家主权观念的变化提出问题是有道理的：在欧盟内部，我们自主赞同主权的移归，但这是限定在一项重大原则范围内的，即辅从性原则(下级机构管理良好的事务不得移交给上级管理机构)。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不影响我们对中国主权问题的认识(中国主权没有争议)，也不影响我们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认识(我们既看到进步也看到不足)。
　　关于去殖民化问题，法国人做了半个世纪的澄清与和解工作，值得载入史册，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今天，法国已经没有人再赞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说法，同阿尔及利亚法国人遣返回国有关的伤口已经愈合。
　　
　　记者：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最早源于法国，而且在上世纪还曾长期影响过法国。法国究竟对社会主义国家怎样看?“五月风暴”的发生，是否又加剧了法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不信任?
　　公使：自冷战结束以来，法国不再以两个敌对阵营的角度考虑世界问题，而是以多极原则的视角看待世界。在我们眼里，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之分。比如我们同中国、越南，缅甸和古巴保持着迥然不同的关系，而同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
　　我们同某个国家确定关系或合作伙伴关系不以政治体制为准绳。这是各国人民的内部事务，我们完全忠实于独立原则和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原则。但是我们也同样致力于推行您所提到的普世价值观，因为我们坚信，当人权取得进步，我们的关系会更加深入，更加富有成果。
　　1968年的“五月风暴”没有在国际上遗留直接后果，而法国政治历史上的这一页却不容置疑地推动了国内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涉及中国，我认为是“文革”结束使法国舆论界意识到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自i978年开始的改革都赢得了钦佩并被赋予新的期望。法中文化年(2003～2005年)已经证明，两国人民超越政府模式的差异，相互欣赏，相互信任。我认为暂时的紧张局面没有累及这一信任资本。近代历史充分证明，只要法国人和中国人互相对话，互相合作，一切难题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双方意愿问题，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
　　
　　记者：法国人崇尚历史传统和文化，对自身昔日辉煌大国地位也念念不忘。但另一方面，法国是否也完全尊重别国的历史?在法国中学历史书中，中国历史的介绍非常少，这如何能让法国人对中国有全面、不偏颇的了解?
　　公使：您说得不完全错。同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法国中学中关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教学还很不够。
　　但是您也许同样注意到，在中小学教学中，法国是学习中文人数最多的西方国家，这说明了某种重大进展。法国还是欧洲中国文化产品的第一大市场，无论是在小说翻译、每年在商业网中推出的中国电影数量方面，还是在演出产品方面。
　　法国的汉学研究是世界上最有成果、最受尊重的研究之一。
　　鉴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您注意到的不足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修正。总的来讲，我感觉法国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与赞赏远远超过你们第一印象中的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