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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沉睡在书本和地壳里的遗迹，历史所繁衍的文化是我们每天温习的课程。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材生的独特视角，一定会是你写作时的精彩素材，更是你反思生活的细致入口。
我幼时体弱多病，印象里总是母亲带着我跑医院，小学前的大部分记忆都被医护白色和消毒水味所占据。看病免不了要做检查，做检查免不了要验血，验血需要刺破手指，通常是中指最倒霉，挨这么一下。然后护士用细玻璃管把血吸上来。那时候的医疗器具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用来刺手指头的不是那种“啪嗒”一下就能穿破皮肤的针，而是用消过毒的木刺，这木刺的一头似乎是被掰断的，护士用最突出的那根尖刺使劲扎一下，便能见至0殷红的血液从指尖缓缓流出，有时口子不够大，还需要用力挤。
不用说，这种抽血方式是很痛的。母亲知道我很排斥这种检查，每次安慰我说：“没关系，不要怕，感觉就跟蚂蚁咬一口一样的。”母亲为什么爱用“蚂蚁咬一口”来描述这种疼痛，我没有问过，或许和她的童年经历有关吧。我不得而知，但這句话我总记着，之后每次观察蚂蚁的时候都会想起这句话，有时我会刻意把蚂蚁放在指尖，甚至有些期待它咬我一口，看看母亲是否言之不虚，但我始终没有品尝过被蚂蚁咬的滋味，也就无法验证抽血和蚂蚁所产生的奇妙连接。
抽完血后便是扎针、吊水。奇怪的是，吊瓶的针头扎入血管的触感我全忘却了，母亲总跟我讲，当时去看病吊水，扎针的护士手生，针头一直扎不进血管，在卫生站做药剂师的外婆恼了，把护士骂了一顿，护士小姑娘直接哭了，换了护士长来，才成功扎进血管里。我全不记得这事，也不记得被误扎针的感觉。但在扎针前为了让血管更明显，被胶皮管勒绑和护士拍打手背的痛感，我倒一直记得。或许是因为针头和皮肤的接触只是那么一瞬吧？扎入和拔出，痛觉只在这两个节点，而被勒紧的皮肉会留下几道勒痕，那褶皱上会持续散发着火辣辣的刺激。拍打也是，大人的拍打对孩子来说不论多轻，力度总是嫌重的。点和面的受力区别，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再大一些时，多病这个属性有所好转，但另一个特性又出现了——总会莫名其妙地受伤。或许是因为童年时的我行动笨拙，而且总是出神。时不时的小磕小碰，当下毫无知觉，等到洗澡时才会发现身体又多了许多瘀青或是划痕。其中最疼的莫过于在水泥地上擦伤，膝盖或是手肘、手臂，一大块擦痕，不断往外渗的血黏上地上的灰尘，常常疼得难忍。上药水的时候又会再疼一次，尽管消毒、清理伤口是不可少的步骤，但在年少时的我看来，上药带来的疼痛感不啻二次伤害。
上述的经历和记忆大多是和肉体相关的，这些疼痛感会随着创口的愈合而逐渐淡忘。但有的疼痛便没那么幸运，能像身体疼痛那样被遗留在记忆的迷宫里。
法国文学家《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在他小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临睡前忘了亲吻他，他哀痛欲绝，认为被母亲遗弃，一直耿耿于怀，成年后还时刻提起这件“创伤”。在家庭中习惯了差序格局的中国人，隔代之间总有一种情感的疏离，因此，大家或许会觉得忘了一次亲吻，便觉得被遗弃，这种感受真是不可思议。但这种伤痛也并非高度敏感者所特有的。现在许多人开始挖掘自己童年的经历，找到过往亲人对我们无意或有意的伤害，反思“原生家庭”的影响，探寻自己心里最深层的伤痛。
但我自己对心里伤痛最深的感受，并非来自家庭。大约小学三年级时吧，一位女生表达了对我的好感，但那时我并不会和异性相处，又怕班上同学说闲话，犹犹豫豫中。若即若离的。可能是这种态度引起了她的恼怒吧。不记得因为一件什么事，我和她起了争执，在操场上，我失手把她推倒了。并没有上去扶，而是在男生们的催促下，坦然而又不安地回到了教室。我没敢看她的表情。只记得她摔倒时“啊”的一声和触地后的声音。这次之后，我和她再没有说过什么话。每次见到她，我心中都会涌起一阵愧疚的疼痛，如同鲁迅在《风筝》里所说的：“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这种疼痛不是一阵刺痛，更像是一种重压，让人喘不过气，心绞着。五年级重新分班，我和她分到了不同的班，直到小学毕业也再没有交集。再没有补过的机会，失去了联系，也没有办法去求得她的宽恕。即便未来偶然有机会相逢，我也担心她或许不记得这件事了，如同年长后的周树人所期待而又失落的“有过这样的事么”，我担心这样的话。
每次记起这件事，我还是会与跌在地上的那位女生感同身受，仿佛跌在地上的是我，甚至跌得更重、更深。
越是长大，疼痛的记忆似乎越少了，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上的。只有亲友患病、离世这样的大事会让人哀恸。如果我们对生活的每一次击打都保持着敏锐的痛觉感受。那么生活可能是难以忍受的吧。而且即便痛，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也不会把疼痛表露得让人一览无遗了。
心理学和医学的研究者说，疼痛是一种自我警示和保护的机制，用以提醒自己所受到的威胁。有时我也会想，能感受到疼痛的人或许是幸福的，说明还保有最初的本能，没有被日益的麻木磨蚀。
在这点上，我对那位女生抱持着深深的歉意和深深的感谢，她时刻提醒着我：肉体的疼痛永远比不过心中的疼痛，而最深刻的疼痛永远来自自己。
这就是我对疼痛的全部理解。
我幼时体弱多病，印象里总是母亲带着我跑医院，小学前的大部分记忆都被医护白色和消毒水味所占据。看病免不了要做检查，做检查免不了要验血，验血需要刺破手指，通常是中指最倒霉，挨这么一下。然后护士用细玻璃管把血吸上来。那时候的医疗器具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用来刺手指头的不是那种“啪嗒”一下就能穿破皮肤的针，而是用消过毒的木刺，这木刺的一头似乎是被掰断的，护士用最突出的那根尖刺使劲扎一下，便能见至0殷红的血液从指尖缓缓流出，有时口子不够大，还需要用力挤。
不用说，这种抽血方式是很痛的。母亲知道我很排斥这种检查，每次安慰我说：“没关系，不要怕，感觉就跟蚂蚁咬一口一样的。”母亲为什么爱用“蚂蚁咬一口”来描述这种疼痛，我没有问过，或许和她的童年经历有关吧。我不得而知，但這句话我总记着，之后每次观察蚂蚁的时候都会想起这句话，有时我会刻意把蚂蚁放在指尖，甚至有些期待它咬我一口，看看母亲是否言之不虚，但我始终没有品尝过被蚂蚁咬的滋味，也就无法验证抽血和蚂蚁所产生的奇妙连接。
抽完血后便是扎针、吊水。奇怪的是，吊瓶的针头扎入血管的触感我全忘却了，母亲总跟我讲，当时去看病吊水，扎针的护士手生，针头一直扎不进血管，在卫生站做药剂师的外婆恼了，把护士骂了一顿，护士小姑娘直接哭了，换了护士长来，才成功扎进血管里。我全不记得这事，也不记得被误扎针的感觉。但在扎针前为了让血管更明显，被胶皮管勒绑和护士拍打手背的痛感，我倒一直记得。或许是因为针头和皮肤的接触只是那么一瞬吧？扎入和拔出，痛觉只在这两个节点，而被勒紧的皮肉会留下几道勒痕，那褶皱上会持续散发着火辣辣的刺激。拍打也是，大人的拍打对孩子来说不论多轻，力度总是嫌重的。点和面的受力区别，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再大一些时，多病这个属性有所好转，但另一个特性又出现了——总会莫名其妙地受伤。或许是因为童年时的我行动笨拙，而且总是出神。时不时的小磕小碰，当下毫无知觉，等到洗澡时才会发现身体又多了许多瘀青或是划痕。其中最疼的莫过于在水泥地上擦伤，膝盖或是手肘、手臂，一大块擦痕，不断往外渗的血黏上地上的灰尘，常常疼得难忍。上药水的时候又会再疼一次，尽管消毒、清理伤口是不可少的步骤，但在年少时的我看来，上药带来的疼痛感不啻二次伤害。
上述的经历和记忆大多是和肉体相关的，这些疼痛感会随着创口的愈合而逐渐淡忘。但有的疼痛便没那么幸运，能像身体疼痛那样被遗留在记忆的迷宫里。
法国文学家《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在他小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临睡前忘了亲吻他，他哀痛欲绝，认为被母亲遗弃，一直耿耿于怀，成年后还时刻提起这件“创伤”。在家庭中习惯了差序格局的中国人，隔代之间总有一种情感的疏离，因此，大家或许会觉得忘了一次亲吻，便觉得被遗弃，这种感受真是不可思议。但这种伤痛也并非高度敏感者所特有的。现在许多人开始挖掘自己童年的经历，找到过往亲人对我们无意或有意的伤害，反思“原生家庭”的影响，探寻自己心里最深层的伤痛。
但我自己对心里伤痛最深的感受，并非来自家庭。大约小学三年级时吧，一位女生表达了对我的好感，但那时我并不会和异性相处，又怕班上同学说闲话，犹犹豫豫中。若即若离的。可能是这种态度引起了她的恼怒吧。不记得因为一件什么事，我和她起了争执，在操场上，我失手把她推倒了。并没有上去扶，而是在男生们的催促下，坦然而又不安地回到了教室。我没敢看她的表情。只记得她摔倒时“啊”的一声和触地后的声音。这次之后，我和她再没有说过什么话。每次见到她，我心中都会涌起一阵愧疚的疼痛，如同鲁迅在《风筝》里所说的：“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这种疼痛不是一阵刺痛，更像是一种重压，让人喘不过气，心绞着。五年级重新分班，我和她分到了不同的班，直到小学毕业也再没有交集。再没有补过的机会，失去了联系，也没有办法去求得她的宽恕。即便未来偶然有机会相逢，我也担心她或许不记得这件事了，如同年长后的周树人所期待而又失落的“有过这样的事么”，我担心这样的话。
每次记起这件事，我还是会与跌在地上的那位女生感同身受，仿佛跌在地上的是我，甚至跌得更重、更深。
越是长大，疼痛的记忆似乎越少了，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上的。只有亲友患病、离世这样的大事会让人哀恸。如果我们对生活的每一次击打都保持着敏锐的痛觉感受。那么生活可能是难以忍受的吧。而且即便痛，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也不会把疼痛表露得让人一览无遗了。
心理学和医学的研究者说，疼痛是一种自我警示和保护的机制，用以提醒自己所受到的威胁。有时我也会想，能感受到疼痛的人或许是幸福的，说明还保有最初的本能，没有被日益的麻木磨蚀。
在这点上，我对那位女生抱持着深深的歉意和深深的感谢，她时刻提醒着我：肉体的疼痛永远比不过心中的疼痛，而最深刻的疼痛永远来自自己。
这就是我对疼痛的全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