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如何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写作及活动，应否称之为“运动”，我不太敢肯定。但是，当时在大学生中确实有一股诗歌写作的热潮，很多同学都在写诗，不少人表现出对诗歌极端狂热的态度。80年代的北大，以《未名湖》为核心阵地，写诗的学生相当多，诗歌读者非常广泛。不仅中文系、西语系这些语言文学类的院系，而且法律系、经济系，甚至生物系、地球物理系的很多同学都在写。诗歌讲座特别热门，很多时候都是人头涌动，有时甚至是水泄不通。但是，这种现象不是大学中特有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对诗歌、对文学都充满着热情和热爱。70年代末80年代初，物质还极度匮乏，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还比较单一。而文学的解放和复苏，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世界的春天，文学的热潮一度席卷中华大地。诗歌作为文学的最高形式，则带来了更多的更直接的震撼。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成为时代的偶像，我们都是用手抄本在传播着他们的作品。诗歌是当时社会上重要的精神食粮。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实际上它仅只是整个中国社会诗歌热潮的一股澎湃的急流或较高层次的分支。与其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不如说它是整个当代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代产生的诗歌作品，虽然大量还比较稚嫩和单纯，以直接抒情为主，在写作技巧和思想内涵上都还没有达到今天的高度，但对于当代中国新诗的发展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潮，是一种全新的启蒙，为后来的探索和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可惜，这种对诗歌如此热爱甚至崇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问：请介绍一下您当年的诗歌活动情况。
　　答：我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9月份入学后就开始写诗。先是在与小学时的一位老师通信中用旧体诗词相和，买来王力教授关于诗词格律的书籍学习旧体诗的写作。写着写着，总觉得旧体诗在表达时受到的限制太多，于是开始学习新诗。一年级期间，新旧体诗夹杂着写。新诗写作主要是模仿普希金、莱蒙托夫和雪莱、拜伦。这是最初级的学习阶段。当时都是在悄悄写，读到觉得好的诗句，就抄下贴在床头上，反复读诵。1981年冬开始，我负责编辑法律系团刊时，专门搞了一个诗歌副刊——《蝉》。《蝉》出了两期，聚集了本系的一些诗歌爱好者。但高年级有同学对我说：“蝉噪而无味，刊名不能不改。”在改刊名的同时，我想，这么多热爱文学尤其热爱诗歌的同学，我们何不成立一个本系的文学社？这一想法一经与一些诗歌好友提及，大家反应热烈。因为学校里虽然有大名鼎鼎的五四文学社，但由于门槛太高，其成员中很多都已是当时的成名作者，我们只能望而兴叹。成立自己的文学社，圆一个法律系同学的文学梦想，这马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982年4、5月间，北大法律系晨钟文学社正式成立。79级的郭巍和张晓秦代表系团委分别出任社长和理事长，我任副理事长兼社刊《钟亭》主编，参加者以80、81级的同学为主，79级有十来个，78级也有两三个，共有七十多人之众，大多数都是诗歌爱好者。下半年82级入学后，队伍在继续壮大，人数最多时达一百多人。有了自己的社团，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文学（主要是诗歌）活动。
　　83年3、4月间，我认识了79级的查海生，也就是后来的海子。当时，查海生正在编辑自己的一个诗歌小集子《小站》，我已任文学社理事长。社长郭巍对我说，79级有个小个子查海生，一直在研究黑格尔，诗歌写得很棒，与我应是同一类型的人，想介绍我们认识。一天晚上，郭巍带小查到28楼我宿舍见面，我们再一起到39楼他们的宿舍，几位同学正在用蜡纸刻写着查海生的诗。小查比我还小一岁，有点腼腆，与我一样沉默寡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很快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从认识，到他7月初毕业离校，我和小查之间的交往不到四个月，但这四个月里，我们几乎一两天都要见一次面，一起谈论诗歌，或者一起参加一些诗歌活动。其间，经小查介绍，我还认识了79级中文系的骆一禾。骆是五四文学社的核心成员，诗写得好，诗歌理论也很棒。虽然与骆交往次数不多，但每次同他在一起，在诗歌写作上都会受到启迪。
　　同查和骆的认识，是我诗歌写作的一个崭新的起点。小查给我带来了当时诗坛上的全新信息，从北岛、杨炼、顾城等人诗作手抄本的“反传统”气息，到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个崛起”给整个诗坛的冲击，我对当代新诗有了新的认识，诗歌写作也有了质的飞跃。当时最喜欢的是北岛的诗作，一首一首地抄了下来，有的还一首一首地背了下来。其间，写下了两首在自己的写作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品：《黎明，我站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和《丁香花开了》。前者在“五四”朗诵会上获得系里创作一等奖，学校里创作三等奖；后者在同学中流传颇广。但骆一禾和当时开诗论课的黄子平都对前者不以为然，对后者大为赞赏。
　　问：当年北大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情况如何？您同其他院校的诗歌团体有过联系吗？
　　答：当年北大的诗歌活动如前所述，非常活跃。总的来说，北大的诗歌活动一般以社团和自办刊物为载体。除了“五四”文学社之外，很多系都有自己的社团。法律系晨钟文学社是较早成立的社团之一，印象中应该是最早的。《钟亭》在我手中一共出了三期，中文系除了“五四”文学社的《未名湖》，还有民办的《启明星》，西语系有《缪斯》，政经系有《窗口》，图书馆系有《学海》，西语、中文和哲学系的几名同学在83年还联合创办了《校园》。一些社团的活动同诗歌或多或少都有联系，大多数刊物都会发表一些诗歌作品。这些自办刊物，相当部分是油印的，83年后的大多都改了铅印。社团之间一般都会互赠刊物，组织活动时也会相互通知，联系是比较密切的。83年4、5月间，生物系有四位同学还合出了一本叫做《西风·沉诵·太阳节》的诗集，是铅印的，在学三食堂前卖，一块钱一本，买的人很多，我也买了一本，和海子一起看了，都觉得很不错，很震撼。后来骆一禾还叫上海子和我一起去找过他们辩论。“五四”文学社办了很多诗歌讲座和诗歌研讨会。海子的诗歌小册子《小站》出来之后，骆一禾还专门给他搞了个研讨会。应该是《小站》让骆一禾认识了海子，让他们结下了一直到生命终了的友谊。 　　晨钟文学社成立之后，我们同外校的一些文学社团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也常互赠刊物。印象中，同北师大的一个文学社团搞过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对外经贸大的文学会也经常来往，他们编了一个诗刊叫《溪边的水花》，主要负责人刘桂君还送了他写的诗歌剧本给我；此外。同浙江兰溪县的文学会也有过联系，他们的诗歌刊物叫《大堰河》，主编哨杰同我有过书信来往。还有其他一些来往过的文学团体，由于没有保留下他们赠送的刊物，现在已记不起来了。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
　　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我在北大期间接触过的大学生诗人中，影响比较大、成就最为突出的诗人，无疑是海子和骆一禾了。如前所述，海子最初结集油印的诗歌册子《小站》当时就让我们很吃惊。很多同学说，原来法律系也有写诗写得这么好的。实际上，法律系当时还有一位重要的诗人，是78级的朱苏力。从部队转业后再考上北大的朱苏力，其时已在各地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歌作品，《未名湖》上每期都有他的份。他的诗作成熟、大气而细腻，当然，同海子的诗作相比，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我编辑团刊和《蝉》时，就经常找他约稿。约得多了，他干脆就把一本手写诗稿交给我，说，里面的诗，你需要时就随便用吧！还有，生物系的徐跃飞、严平宜、袁骏、杨晓阳四人合出的《西风·沉诵·太阳节》也让我们非常震撼，相信当年一块钱一本在校园叫卖的这本铅印诗集，会给很多同学留下深刻印象的。骆一禾是“五四”文学社的重要成员，也是当时北大诗歌写作的佼佼者，其作品的质感和深度，在当时是很多人难望其项背的。西川后来也名声大振，但当时我只知道他叫刘军，在西语系81级，他们以《缪斯》和《启明星》为阵地，聚集着一批诗歌写作者。
　　问：您后来还坚持诗歌写作吗？能否谈谈目前的情况？
　　答：我1984年毕业后，一直坚持写，但前二十年写得很少。2005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燕园三叶集》（合集，2005年）、《在河流消逝的地方》（2007年）、《陈陟云诗三十三首及两种解读》（合著，2011年）、《梦呓：难以言达之岸》（2011年）、《月光下海浪的火焰》（2014年）。作品散见于《花城》、《山花》、《诗歌月刊》、《读诗》、《上海文学》、《十月》、《诗刊》、《大家》、《作家》、《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文学界》、《黄河文学》、《中国诗歌》等刊，入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诗歌精选》、《中国新诗年鉴》、《中国最佳诗歌》、《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等，获第九届《十月》文学诗歌奖。最新诗集《月光下海浪的火焰》于2014年8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