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打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这条微博深深触动了我。清明节期间，我回到故乡扫墓。在故乡，清明节是比春节还要重要的节日，活着的人和去世的人在此時得以相聚。从小到大，扫墓的时候，我会问家人，每位亲人都是怎么去世的，他们在世上有过怎样的生活。每一座亲人的坟墓，其实都是一段中国历史的投影，在这里，你能读懂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外公的墓。外公的墓碑上刻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外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在民国初年，曾任知事（也就是后来的县长）。外公则倾向共产党，1940年代是地下党员，后成为游击队指导员。墓碑上有一句对他的评语是：宁折不弯。1950年代，他曾直言顶头上司所犯错误，被恼羞成怒的领导构陷了一个罪名，坐了两年冤狱，后得以平反，补发给他的工资，他交了党费。“文革”期间，外公被打成“匪首”，再次入狱。他对家人說：真没想到，我从参加革命到现在，国民党的牢没坐过，共产党的牢倒坐了两回。还有更多他没想到的事情。在监狱里，他被狱警打成重伤，最终不治而亡。那是1973年的事，我们这一辈人一个都还没出生。他留下遗愿：把自己葬在县城中学的后山上，这样，他可以看着儿孙们成长。
　　曾祖母的墓。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祖母的墓碑只是一块砌房子用的青砖，上面只刻了3个字，就是她的名字。曾祖母去世于1961年，家里太穷，连墓碑都买不起。上大学时，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被饿死的曾祖母。有一天，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的父亲往我的宿舍打了电话。父亲看到我写的文章，說起曾祖母过世前，把最后一点儿米饭留给了他，自己却没吃。父亲說到这里，在电话那头哭出声来，說自己非常后悔，不应该吃曾祖母的饭。我长那么大，从没遇到过父亲那么动容。我去香港时，买了杨继绳写的《墓碑》，那块“墓碑”上，刻着我曾祖母的名字。
　　大太公的墓。大太公，也就是我曾祖父的哥哥。大太公当年就读于广西陆军小学，与李宗仁是同学。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打过仗，后厌倦军旅生涯，回到乡里，用积攒的钱买了地，做起了生意。1949年，很多人离开大陆，大太公没有走。1950年，作为村子里最富有的“地主”，大太公被处决。因为是“地主”，村子里的亲人一直处在政治高压之下，没人敢去扫墓。30年之后，山头坟冢遍地，已经找不到他的墓了。
　　那些去扫墓的叔公和葬在地下的叔公，各自的人生际遇也大不相同。年长一些的叔公们大多上了大学，那是在“血统论”还不被强调的年代，他们获得了改变人生的机会。而岁数小一些的叔公，因为自己的出身，不仅彻底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被村子里的人避而远之。我有3位叔公，都过70岁了，仍然是光棍，因为在适婚的年龄家里太穷，家庭成分又不好，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们。
　　扫墓休息的时候，我和三叔公聊天。“我30年都抬不起头来啊，30年啊……”“30年”这个词，三叔公用很重的语调說了好几遍。三叔公出生于1927年，1949年22岁，1979年52岁，他最好的30年被毁掉了。
　　《新闻联播》里，每到清明节，领导们都会向烈士墓敬花圈。而多少无名的墓碑，在这些宏大叙事下，埋荒野地，杂草丛生。因为政治的过错，多少人过早地长眠于地下，而他们身后的子孙，在被侮辱被损害之后，仍然生活在被遮蔽的历史中。所以，尊重历史，请从尊重每一个家庭的历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