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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存在着严格审片制度的国家里，可以因为政治原因禁演《海瑞罢官》，因为民族关系原因批判《伸出你的舌苔空荡荡》，以暴力镜头为理由禁播《加里森敢死队》，为顾忌色情将《金瓶梅》列为禁书，却不曾听说有哪部作品因为开罪了占人口约二分之一的女性而被禁，或被勒令重新修改。
海外华文报纸《华联时报》(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版)刊登了林立的一篇题为《从姜文到王志文》的特写。林文在探讨《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角色的成功经验时，特别提到了“男人气”的概念。据报道，姜文本人对此概念的解释是：“中国人在世界上还是个女人形象……咱得寻找男子汉，凭自己的感觉去创造真正的男子汉。”至于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姜文说：“敢胡作非为才叫男子汉。”
王起明确实“男人气”十足。他成熟，有才干，勤苦耐劳，讲义气，能屈能伸，说一不二，唯我独尊。他还兼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出人头地的品质：进取心强、好斗好胜、个人主义、唯利是图。两种品质在他身上“优化组合”的结果，集中表现出一种“无毒不丈夫”的“男人气”。你瞧他明明看上了小业主阿春，却硬要先把发妻推进另一个男人的怀里，让郭燕去背婚变的黑锅，为她以后背叛后夫埋下伏笔。这使我想起福科的一句名言：“男人只和妻子发生性关系是对她施加控制的最体面的方式。”(参阅福科《性乐之用》，赫利译本，151页)而且，王起明对商业竞争对手的残酷打击，也无不使人面对他表现出的“男人气”不寒而栗。
俗话讲，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这句话让男人听了肯定顺耳，但我们有没考虑过女人听了会有什么感受。更何况像王起明这样的男人是把一个或几个女人踩在脚下。就连貌似精明能干、人格独立的阿春最后也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在《北》剧开头几集，她凭着在美多年的本钱，不仅吃穿不愁，还可以向新来乍到者提供忠告或贷款。但她之自给自足，并非因为她具有独立人格，而是因为丈夫的离异，是不得已的。她需要男雇员为她照料收银机(虽然这在常理上是老板娘的领域)，需要男雇员为她关店门、保护她免受歹徒的侵害(王起明不失时机地挑起了这两副重担)。随着剧情的发展，她又从职业女性退化成家庭主妇。她卖了餐馆，将钱投进了王的制衣厂。按资本主义的说法：债主怕举债人。从此，阿春就只能指望和王起明一荣俱荣，靠她的工厂赚钱糊口了。如果说，她的忠告和资助促成了王的崛起；那么，随着后者羽毛渐丰，她的影响力日渐微弱。到了她的忠告再也不能阻止王把钱投进一笔注定要亏的地产生意中时；到了她说出“我说过不当你的情妇的，但现在还是当了”的话时，我不禁悲鸣哀叹：世界上又少了一个独立的女人！
《北》剧宣扬的大男人主义即使在中国也是过时的。当代中国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国策，妇女地位已大有改观。从八十年代初起，女职工在就业总人口里的比例就已超过百分之三十五，足以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到了一九九四年，妇女就业比例又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八。随着妇女经济实力的上升，她们相对于男子的社会地位也在提高。君不见，“妻管严”早已成为口头禅，并引起社会学者和社会语言学者的关注。
世界毕竟变了，中国的女人不再裹脚，她们的智力也通过无数的成功事例证明不逊色男子。如果电视屏幕上再出现几个三寸金莲、无才有德的女子，未必能得到观众认可。如刘慧芳、王亚茹乃至周华等，借扎西多的话来讲，“这些女人不住北京一般人家，全住在男剧作家的脑瓜里”。
剧作家聪明之处就在于把故事搬到纽约，使他们的观点容易令人接受。借用片头的引子说，他们热爱大男人便“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他们又把令他们不齿的女人也送去了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一男一女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使剧作家有了一个天赐良机，得以将其中的男人塑造成达尔文描述的那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人，女人塑造成有先天性缺陷的第二性。基于不平等的起点，他们可以再一次证明女性不如男性的古训。
和王起明同机到达纽约的郭燕，套用中国留学生的行话讲，属于典型的“瞎子、聋子、哑吧”一类伤残人士，对英语听说读写一窍不通。二十一集电视剧中，难得听她讲一句英语。印象中只是在她得到王起明暗中资助的奖学金时才说了几个相当于中国英语夜校学生水平的英语词。除此之外，她还是个“瘸子”，直到戴卫买了一部小车送给她。而且剧中也很少见到她开车的镜头。和古时候小脚女人相比，她的先天性“缺陷”有过之而无不及。巧就巧在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中国人，第二个丈夫是会讲流利中国话的洋人，否则她在美国靠谁啊？她确实是靠男人才拿到奖学金并学成归国的。她也只有回国一条路了，在国外嫁个会讲中国话的人毕竟不容易，更谈不上创业了。再说郭燕的再三婚变，赔了老公又折兵，并不令人觉得高尚，反而有点心智发育不全的样子。
相形之下，王起明仿佛是个“神童”，在美国再生伊始，便可牙牙学语般地用英语找工、购物，发展到后来甚至和竞争对手抢生意，和女儿的朋友、老师打交道。而且，既没见到他买车，也没见到他学开车，转眼之间，他就开着一部名贵房车满街跑了。这种表现手法，是否是为了说明男人“生下来”就比女人强呢？光看两人抵达纽约机场的第一幕，就可看出两人在心智上的发展差异。王起明费劲地从扩音机里捕捉只言片语，从嘴巴里挤出零碎的英语单词问路，即使看不懂英语告示，也要从日语告示上看出点所以然，同时，郭燕反对他吸烟时指着的却是禁止吸烟的图画。很明显，剧作家利用学画画和学文化之间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将异地再生的一对男女分别送进了幼儿园和学校。
既然王起明是个天生的汉子，郭燕又具有先天性的残疾，前者的独立以及后者的寄人篱下也就不足为奇了。父权社会就是如此这般地先把缺陷强加于女性身上，然后再将她们发配给男人供其支配的。而且，支配者和被支配者还要把他们之间的支配关系当成为天经地义的，是妇女的缺陷造成的。
《北》剧把在中国渐渐行不通的大男人主义，搬到美国社会去锤炼一番，借典型的西方文明社会来证实父权社会的合理性，在此，我们不得不肯定剧作家的用心良苦。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北》剧剧组在美国数月，偏偏没有注意到，新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之中，女性的成就似乎不逊色于她们的男同胞。而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的北京女人扎西多就注意到，中国男人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很多人会对女人产生“玩不转”、“看不惯”的苦闷。无独有偶，悉尼的华人报《东方邮报》也在一九九五年初公布了一个小调查，其主要结论是在澳能闯出点名堂、能安居乐业的中国新移民中，女性所占比率更大。因而男性纷纷“逃出澳洲”，寄希望于回国发展。看来大男人主义的行将灭亡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于澳大利亚
海外华文报纸《华联时报》(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版)刊登了林立的一篇题为《从姜文到王志文》的特写。林文在探讨《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角色的成功经验时，特别提到了“男人气”的概念。据报道，姜文本人对此概念的解释是：“中国人在世界上还是个女人形象……咱得寻找男子汉，凭自己的感觉去创造真正的男子汉。”至于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姜文说：“敢胡作非为才叫男子汉。”
王起明确实“男人气”十足。他成熟，有才干，勤苦耐劳，讲义气，能屈能伸，说一不二，唯我独尊。他还兼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出人头地的品质：进取心强、好斗好胜、个人主义、唯利是图。两种品质在他身上“优化组合”的结果，集中表现出一种“无毒不丈夫”的“男人气”。你瞧他明明看上了小业主阿春，却硬要先把发妻推进另一个男人的怀里，让郭燕去背婚变的黑锅，为她以后背叛后夫埋下伏笔。这使我想起福科的一句名言：“男人只和妻子发生性关系是对她施加控制的最体面的方式。”(参阅福科《性乐之用》，赫利译本，151页)而且，王起明对商业竞争对手的残酷打击，也无不使人面对他表现出的“男人气”不寒而栗。
俗话讲，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这句话让男人听了肯定顺耳，但我们有没考虑过女人听了会有什么感受。更何况像王起明这样的男人是把一个或几个女人踩在脚下。就连貌似精明能干、人格独立的阿春最后也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在《北》剧开头几集，她凭着在美多年的本钱，不仅吃穿不愁，还可以向新来乍到者提供忠告或贷款。但她之自给自足，并非因为她具有独立人格，而是因为丈夫的离异，是不得已的。她需要男雇员为她照料收银机(虽然这在常理上是老板娘的领域)，需要男雇员为她关店门、保护她免受歹徒的侵害(王起明不失时机地挑起了这两副重担)。随着剧情的发展，她又从职业女性退化成家庭主妇。她卖了餐馆，将钱投进了王的制衣厂。按资本主义的说法：债主怕举债人。从此，阿春就只能指望和王起明一荣俱荣，靠她的工厂赚钱糊口了。如果说，她的忠告和资助促成了王的崛起；那么，随着后者羽毛渐丰，她的影响力日渐微弱。到了她的忠告再也不能阻止王把钱投进一笔注定要亏的地产生意中时；到了她说出“我说过不当你的情妇的，但现在还是当了”的话时，我不禁悲鸣哀叹：世界上又少了一个独立的女人！
《北》剧宣扬的大男人主义即使在中国也是过时的。当代中国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国策，妇女地位已大有改观。从八十年代初起，女职工在就业总人口里的比例就已超过百分之三十五，足以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到了一九九四年，妇女就业比例又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八。随着妇女经济实力的上升，她们相对于男子的社会地位也在提高。君不见，“妻管严”早已成为口头禅，并引起社会学者和社会语言学者的关注。
世界毕竟变了，中国的女人不再裹脚，她们的智力也通过无数的成功事例证明不逊色男子。如果电视屏幕上再出现几个三寸金莲、无才有德的女子，未必能得到观众认可。如刘慧芳、王亚茹乃至周华等，借扎西多的话来讲，“这些女人不住北京一般人家，全住在男剧作家的脑瓜里”。
剧作家聪明之处就在于把故事搬到纽约，使他们的观点容易令人接受。借用片头的引子说，他们热爱大男人便“把他送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他们又把令他们不齿的女人也送去了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一男一女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使剧作家有了一个天赐良机，得以将其中的男人塑造成达尔文描述的那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人，女人塑造成有先天性缺陷的第二性。基于不平等的起点，他们可以再一次证明女性不如男性的古训。
和王起明同机到达纽约的郭燕，套用中国留学生的行话讲，属于典型的“瞎子、聋子、哑吧”一类伤残人士，对英语听说读写一窍不通。二十一集电视剧中，难得听她讲一句英语。印象中只是在她得到王起明暗中资助的奖学金时才说了几个相当于中国英语夜校学生水平的英语词。除此之外，她还是个“瘸子”，直到戴卫买了一部小车送给她。而且剧中也很少见到她开车的镜头。和古时候小脚女人相比，她的先天性“缺陷”有过之而无不及。巧就巧在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中国人，第二个丈夫是会讲流利中国话的洋人，否则她在美国靠谁啊？她确实是靠男人才拿到奖学金并学成归国的。她也只有回国一条路了，在国外嫁个会讲中国话的人毕竟不容易，更谈不上创业了。再说郭燕的再三婚变，赔了老公又折兵，并不令人觉得高尚，反而有点心智发育不全的样子。
相形之下，王起明仿佛是个“神童”，在美国再生伊始，便可牙牙学语般地用英语找工、购物，发展到后来甚至和竞争对手抢生意，和女儿的朋友、老师打交道。而且，既没见到他买车，也没见到他学开车，转眼之间，他就开着一部名贵房车满街跑了。这种表现手法，是否是为了说明男人“生下来”就比女人强呢？光看两人抵达纽约机场的第一幕，就可看出两人在心智上的发展差异。王起明费劲地从扩音机里捕捉只言片语，从嘴巴里挤出零碎的英语单词问路，即使看不懂英语告示，也要从日语告示上看出点所以然，同时，郭燕反对他吸烟时指着的却是禁止吸烟的图画。很明显，剧作家利用学画画和学文化之间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将异地再生的一对男女分别送进了幼儿园和学校。
既然王起明是个天生的汉子，郭燕又具有先天性的残疾，前者的独立以及后者的寄人篱下也就不足为奇了。父权社会就是如此这般地先把缺陷强加于女性身上，然后再将她们发配给男人供其支配的。而且，支配者和被支配者还要把他们之间的支配关系当成为天经地义的，是妇女的缺陷造成的。
《北》剧把在中国渐渐行不通的大男人主义，搬到美国社会去锤炼一番，借典型的西方文明社会来证实父权社会的合理性，在此，我们不得不肯定剧作家的用心良苦。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北》剧剧组在美国数月，偏偏没有注意到，新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之中，女性的成就似乎不逊色于她们的男同胞。而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的北京女人扎西多就注意到，中国男人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很多人会对女人产生“玩不转”、“看不惯”的苦闷。无独有偶，悉尼的华人报《东方邮报》也在一九九五年初公布了一个小调查，其主要结论是在澳能闯出点名堂、能安居乐业的中国新移民中，女性所占比率更大。因而男性纷纷“逃出澳洲”，寄希望于回国发展。看来大男人主义的行将灭亡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于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