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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精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之所以冠名“红岩”，是因为南方局的驻地叫“红岩村”。
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
1985年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重庆红岩村，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题写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红岩精神由此正式冠名，传扬开去。
1991年4月16日，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视察重庆，他瞻仰了红岩革命纪念馆，亲笔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再次视察重庆，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段论述，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党和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它的时代意义和对全党全社会的巨大作用。
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胡锦涛同志到重庆考察工作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这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的伟大号召。
中国革命精神中的红岩精神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过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奉献了井冈山精神，其内核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勇气”。在长征路上，我们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克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战略转移，奉献出长征精神，其内核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奉献了延安精神，其内核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完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战略决战，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奉献了西柏坡精神，其内核是“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执政镜鉴，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断探索执政规律长期执政的伟大起点。
与这些辉煌胜利与伟大精神同样彪炳史册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奉献了伟大的实践成就和光辉的精神成就。
在实践方面，南方局创造了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伟大业绩：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因此，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丰富了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建立的丰功伟绩相辉映的精神宝库。
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两大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升华，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全新精神风貌和崇高思想境界在那一时期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性的政党公开走向国统区的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开端。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党一贯指导思想和宗旨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本质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们都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党在幼年时期，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屡起屡仆，屡仆屡起。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才有延安精神的形成。周恩来等到重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后方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党走向成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团结多数，统一战线”。因此，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
其次，它们虽同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所处的具体环境又不同，这就使得红岩精神较之延安精神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精神实质，又有具体内涵和独特个性。延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在这既是染缸又是虎口的重庆，要“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沒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是绝难做到的。这就决定了红岩精神所独具的鲜明个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城市政治斗争，在应对城市复杂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一角度讲，红岩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使其在当代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本文摘编自其在“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弘扬革命精神”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研究论纲》）
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
1985年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重庆红岩村，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题写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红岩精神由此正式冠名，传扬开去。
1991年4月16日，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视察重庆，他瞻仰了红岩革命纪念馆，亲笔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再次视察重庆，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段论述，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党和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它的时代意义和对全党全社会的巨大作用。
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胡锦涛同志到重庆考察工作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这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的伟大号召。
中国革命精神中的红岩精神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过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奉献了井冈山精神，其内核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勇气”。在长征路上，我们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克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战略转移，奉献出长征精神，其内核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奉献了延安精神，其内核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完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战略决战，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奉献了西柏坡精神，其内核是“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执政镜鉴，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断探索执政规律长期执政的伟大起点。
与这些辉煌胜利与伟大精神同样彪炳史册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奉献了伟大的实践成就和光辉的精神成就。
在实践方面，南方局创造了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伟大业绩：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因此，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丰富了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建立的丰功伟绩相辉映的精神宝库。
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两大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升华，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全新精神风貌和崇高思想境界在那一时期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性的政党公开走向国统区的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开端。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党一贯指导思想和宗旨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本质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们都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党在幼年时期，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屡起屡仆，屡仆屡起。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才有延安精神的形成。周恩来等到重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后方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党走向成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团结多数，统一战线”。因此，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
其次，它们虽同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所处的具体环境又不同，这就使得红岩精神较之延安精神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精神实质，又有具体内涵和独特个性。延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在这既是染缸又是虎口的重庆，要“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沒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是绝难做到的。这就决定了红岩精神所独具的鲜明个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城市政治斗争，在应对城市复杂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一角度讲，红岩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使其在当代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本文摘编自其在“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弘扬革命精神”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研究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