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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下游犯罪,洗钱常与腐败、贩毒、恐怖主义等上游犯罪互为因果,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把反洗钱作为打击上游犯罪的重要手段。
始自20世纪中期,从全球范围看,反洗钱运动从打击偷税漏税到揭底贩毒走私,9·11事件爆发后,遏制反恐融资成为反洗钱的重点,与之相伴的还有对腐败黑钱的追击。2002年墨西哥举行的政府间会议上,腐败产生的“黑钱”清洗问题,摆上了世界各国反洗钱行动的日程。
在我国,近年公布的一系列重要腐败案件中,洗钱已经成为腐败分子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惯用手段。据统计,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的官员腐败收入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打击腐败洗钱,俨然成为中国反洗钱战役中的一场攻坚战。
2008年8月1日,中国腐败洗钱第一案宣判。受贿2226万元的“重庆第一贪”、原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被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其妻傅尚芳最终以洗钱罪获罪。
从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看,傅尚芳在明知晏大彬受贿所得的情况下,仍助其将943万元以多种方法处置以掩盖来源。调查显示,傅尚芳最主要的洗钱方式是购买重庆城区的房产,总价值达745万元,其中有6处是以其亲戚朋友的名义购买。此外,傅尚芳还用他人名义购买了QDII代客理财产品30万元,购买人寿保险产品490份,总金额49万元……
即便如此,仍有约1200万元现金藏匿在闲置住宅中,这表明我国在金融机构开展的大额交易及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已经初显效力。依照目前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傅尚芳如果将这1200万元现金存入银行,将被要求报告资金来源,并被作为可疑交易报送到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正是不敢触及金融业目前已经架设的反洗钱监测网络,不少腐败分子被迫选择了藏匿现金这个方法。
令人担忧的现实是,由于这两年房地产业发展迅速,房地产业正在成为腐败洗钱的目的地。傅尚芳购买房产时就采用了现金购房的方式,在购买一处商铺时一次支付现金270多万元。由于房地产业还没有建立类似金融机构的大额交易报告制度,且房地产开发企业数目众多、良莠不齐,这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傅尚芳案中,洗钱犯罪只是上游犯罪被揭发后挖掘出的下游犯罪,但傅尚芳四处购置房产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监控。
如果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机制能够进一步完善,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顺藤摸瓜,惩戒更多上游犯罪。
腐败洗钱的现象其实可以追溯到2000年震动全国的成克杰案。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曾将受贿所得逾4000万元交给香港商人张静海洗钱。张静海以成克杰情妇李平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请会计师伪造经营账目并缴纳所得税,从而为成克杰的巨额受贿披上了“合法外衣”。但是,这一切没有能躲过香港严密的反洗钱网,银行发现了空壳公司不同寻常的频繁交易,并汇报到香港金融情报组(FIU),为成克杰案的侦破提供了重要证据。
腐败洗钱的规模现在很难估计,但“裸官”的出现表明,这些腐败官员已经选择将重要资产转移到海外的洗钱方式,这给反腐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有效监控腐败滋生,截阻腐败黑钱的流通暗渠,去年年底发布的《中国2008——2012年反洗钱战略》,或可成为反贪腐的又一把利剑。■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国际认证反洗钱师)
非金融机构:洗黑钱的黑土地
文/李广森 雷振刚
并非虚构的故事
有家通俗文学刊物曾经登载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故事,说是赖家村的赖三举是个彩票迷,日思夜想利用彩票一夜暴富。时间久了还真让他撞上了“大运”,买的福利彩票竟然中了500万元的头等奖。这下可把赖三举乐坏了,不禁连连大呼:“中奖、中奖,我赖三举中大奖啦!”甚是癫狂。突然,斜刺里冲出一个人,一把将他的衣袖抓住,拖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说,“你中了大奖,这么张扬,难道就不怕小偷偷你、强盗抢你?”然后这名自称章克彪的生意人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中彩以后要请客呀、借钱呀、拉赞助呀,甚至绑架敲诈勒索呀,一会儿赖三举的高兴劲便踪影全无,最后竟可怜兮兮地央求章克彪帮帮他。
于是,章克彪把赖三举拉到一个叫九龙宾馆的地方,说自己是大老板,一笔生意就好几百万。要是他中了大奖,钱会越多,诚信度会越高,和他做生意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而赖三举中了奖,只会招惹是非。而后章克彪话题一转,说“我把彩票中奖的钱给你,你再把中奖的彩票给我。你神不知鬼不觉,闷声发大财。我买了你中奖的彩票,等于给我做广告,我们是互助互惠,双赢!”赖三举这下才明白,章克彪想要买他中奖的彩票。赖三举没有理由不同意。章克彪就点了一桌子菜,还开了一瓶五粮液犒劳他。第二天,章克彪就把钱给了赖三举,好几百万元呀,一手交钱,一手交票,赖三举也立即把中奖彩票交给章克彪。
其实这章克彪不是什么做生意的,而是县里管土地的局长,平日里贪污了不少钱。钱多了心里自然不安,就想着把贪污得来的“黑钱”换成“白钱”。想来想去就想到了用贪污的钱买别人中奖的彩票,没想到赖三举成全了他的“洗钱梦”。
故事结局赖三举中彩的事并没有瞒住,章克彪为灭口要置赖三举于死地,并最终暴露了自己受贿一事。虽说该故事掺杂着不少传奇成分,然而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广东云浮市委常委、罗定市委书记钟德标被检察机关查出有逾千万元的巨额“家产”,除去价值120多万元的房产和合法收入部分,其他均来源不明。出人意料的是,钟德标真把这些钱的来源都说清楚了:一是女婿给过他80万元左右;二是他中彩票得奖23万元;三是父母留给他遗产252万元。
关于买彩票中奖,钟德标的解释是:1999年以后,他分别在广州、深圳、珠海多次买体育、福利即开型彩票,中奖获23万元左右。最多一次中了3万元,还中过摩托车、电视机、棉被等物。至于到底中奖多少次以及具体的中奖地点、中奖的“证据”等,钟德标的回答是:他没把这个事放在心上,记不清到底有几次,领奖过程忘了,中的物品都当场卖掉了,也从没有把中奖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
当然,经过检察机关调查,钟德标所说纯属谎言。
海口检察机关在查处海口市某区法院原院长王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在扣除王某的各种合法收入后,尚有80万余元说不清来源。办案人员讯问王某时,他说是买彩票中的奖。当问他何时在何地购买时,他却回答:“全部买的私彩,在哪儿买的记不清了。”王某企图以此当做挡箭牌逃避惩罚。当然,他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最终这笔巨款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写进了判决书。
谎言说百遍也不会变成真理,然而谎言的背后却隐藏着这些贪官的真实心理,那就是想利用彩票把贪污受贿来的黑钱洗白。
据了解,通过这样的办法一次可以洗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数额。对这一洗钱手段进行尝试后,贪官们拿钱的胆子比以前大了不少,花钱的气派也比以前大了不少。因为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造成一定的舆论事实。“花钱的时候不必像以前那样躲躲藏藏,”因为人家会认为这是他们中奖得来的钱,是运气好的结果,所以不用那么害怕群众举报了。
来自广东肇庆的消息称,贪官为了洗钱,将目光盯住地方彩票兑奖程序中的漏洞,勾结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的内部人员进行洗钱犯罪,严重破坏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让国家财富蒙受损失。
据肇庆警方介绍,涉嫌洗钱者为达到掩饰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目的,利用彩票发售不记名和兑奖环节实名登记的特点,与个别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人员相勾结,以彩票兑奖奖金中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作为报酬,调换中奖人员应登记数据内容,或直接在中奖客户办理中奖登记时,以调换身份资料进行登记进行洗钱犯罪,将“黑”钱洗“白”。
警方称,此类犯罪具有内外勾结,欺骗性较强;隐蔽性强,查证难度大;熟悉彩票业务工作流程;兑奖资金数额巨大,被蒙骗利用空间也相对较大等特点。
警方解释,实施犯罪前通过周密策划,以介绍“搭线”的形式有针对性地与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人员建立关系网,以手续费、好处费作为利诱,在对彩票兑奖登记程序上“做手脚”,而中奖人在奖金兑现时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给洗钱犯罪留下了空间。
中奖者强调隐私,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接受兑奖时,不会对外公开中奖名单,由财会人员一手包办,不需要其内部审批。
有的“洗钱者”熟悉彩票业务流程,利用彩票兑奖业务的漏洞,与“内应”合作,增加了作案过程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据有关部门提供数据进行分析:以南方某市辖区范围内的中奖情况计算,2007年体育、福利两大类彩票兑奖金额在20万元至500万元人民币的有11人,2008年有14人。以兑奖总金额计算,每年兑奖的金额都在1300万元人民币左右。警方称,兑奖资金数额巨大,被蒙骗利用空间以及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大。
绕过金融机构:
洗钱变得越来越容易?
中国隐性经济问题专家黄苇町教授就曾经接触到这样一个案子:某家国有单位负责人和自己亲属的私营公司签订合同,明明只需很少钱就能办成的事,却约定付出很大一笔钱,然后又从该公司账户打出几十万元用于私人用途。案发后,帮助洗钱分赃的亲属自己都明白有罪,已东藏西躲一年多,但检察院却打不定主意是否对他立案,理由是现在讲各种经济主体一律平等,谁规定不能和私营公司做买卖?谁能说出高科技企业的利润率该是多少?
“既然有合同,就不好认定多付的钱是贪污还是利润。还有,这类私人公司账户经常有不同来源的多笔钱进进出出,你怎么认定转出去私人用的钱就来自那笔打入的公款,而不是亲属的赠予?这样即便反贪部门立案了,谁敢说到起诉部门,到法院就过得了关?”黄苇町说起来也很无奈。类似现象尽管在别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但相比较而言,它更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房地产等行业也在成为洗钱的主要渠道。原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欧阳卫民曾表示,越来越多的黑钱通过房地产业隐蔽“洗白”,“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说资金流向东部,东部的则说资金都流向中西部开发,现有条件下中国资金流动状况复杂,难以辨别”,正是房地产行业洗钱的结果。
房地产明目张胆地洗钱,主要指将不正当收入投入房地产业,一段时间后再卖出变现。由于房地产业近年持续火热,于是不正当收入就成了合法的投资收益。洗钱者通过投资或开发房地产,或者通过购置房地产再出售都可以将黑钱“洗白”。2001年,四川原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收贿索贿现金等折合人民币1400万元,用这些钱秘密注册了一家外商独资公司,购买了3处房产;2003年4月外逃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在纽约黄金地带置办了至少5处高级房产;2005年11月,李和平用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多万元购买了55套房产洗钱;2006年初曝光的“中行开平案”主犯余振东,在加拿大购买了3幢豪宅洗钱。
房地产何以成为贪官转移其巨额现金的首选目标?一方面,这与可供投机的制度漏洞有关。众所周知,中国反洗钱法规大多局限在金融领域,而对非金融领域往往力有不逮,这就给洗钱分子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与房地产本身具有的行业特质有关。不可否认,房地产是暴利行业,其潜力巨大的升值空间使得洗钱分子趋之若鹜,连一些财富新贵也纷纷投资房地产,比如山西某煤老板入沪选别墅,两小时签下八套购房意向。此外,房地产商的嗜利本性,促使他们渴望楼盘卖个好价钱,因此对那些一掷千金的洗钱分子往往来者不拒;银行业的“经济人理性”,决定了他们钟情于房地产的现金交易,这就使得某些商业银行对房地产洗钱分子“高抬贵手”。
而房地产洗钱明目张胆的最根本原因则在于,洗钱分子大都是大腐败分子,贪污、受贿数额动辄以数千万、数亿计。他们要把如此庞大的黑钱“洗白”,必然需求含金量高的项目,而房地产无疑正中其下怀。
此外,拍卖行业也渐渐成为洗钱的“沃土”。这些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可谓高潮迭起,艺术品被认为是继股票、房产之后的第三大投资“富矿”,其中拍卖行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各大甩卖会上天价频出的背后,却悄然涌动着一股洗钱暗流。
一位在拍卖业工作了近十年的拍卖公司总经理透露:“有的拍卖会就是给洗钱者一个人办的。洗钱的人出钱操办,就是想通过拍卖公司把黑钱洗掉。”比如洗钱的人以3000元购得一幅画,拿到拍卖公司上拍,再找亲戚或朋友在拍卖会上以25万元拍得,其实这些钱也是洗钱者掏的。这25万元交到拍卖公司,拍卖公司按正常10%佣金抽走一部分,甚至再加上一些额外的回扣,剩下的二十多万元就都回到洗钱者手里了。一幅画从洗钱者左手倒到右手,黑钱就变得合法了。
上述洗钱方式是通过艺术品自买自卖,也可以借助甲在拍卖会上高价购买乙送拍艺术品的方式,将甲需要支付的黑钱,方便、合法地输送到乙手里。如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此前10余年,其情妇陈建梅收藏的名人字画,全部通过李堂堂高价出手。这些字画一旦被有求于李堂堂者购得,即表明他已经答应“办事”——包括批发工程、指定项目,甚至加官晋爵。
目前,境内拍卖业进入门槛不高,拍卖公司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中国的四千多家拍卖公司中,有些拍卖公司只是昙花一现,甚至是为某次私下交易而诞生,这从客观上为不法分子浑水摸鱼提供了条件。而拍卖业的主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监管能力,对洗钱等行为往往无能为力。
近年来,由于中国监管制度的漏洞,使得洗钱变得越来越容易。只要具备把需要洗的钱变成企业化形式正当盈利的条件,各个行业都可以洗钱。除了房地产、拍卖行,保险业和夜总会都是洗钱的好“地方”,而且进出这些场合的资金无论是黑钱还是公款,多通过用支票付账后提现。从表面看这些都是正常的经营,毫无特殊之处。但这一进一出支票就变成了现金,从公家或者不明账户流进个人腰包。这样的企业一般都很配合洗钱的事情,只要钱从账上过一道,回扣自然不会少。这也是洗钱泛滥的重要原因。■
博彩业:洗黑钱的“黑匣子”
文/李刚
相比较而言,打击博彩洗钱,是当前我国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工作中的重点。
博彩洗钱的“卖点”
博彩所以被青睐,其原因之一是因为规模最大,据统计,仅2000年,犯罪分子利用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赌博网站,成功洗掉的黑钱就达到了6000亿至1.5万亿美元之间。2009年6月,仅湖北警方破获的一起网络赌博案中的涉案赌资即高达500多亿元。相对应的是,当年全国黄金珠宝销售总额不过2200亿元。
此外,博彩洗钱效率最高。博彩行为的中间过程如同“黑匣子”一般,不为局外人所知,并且主要是现金交易,在调查取证方面非常困难。让被洗钱者看好的还是它的“物美价廉”。
举例而言,一个洗钱者欲将100万元黑钱合法化,他可以向同一场比赛的两个球队同时投注100万元。以95%的返奖率来计算,不管结果如何,洗钱者都会稳定地得到95万元的白钱。相对的是,当年成克杰为将其受贿所得4109万元洗白,利用港商公司洗钱,缴纳众多税费,钱只洗了一半,4000多万元就剩下了不到2000万元。
然而,博彩洗钱的危害却不可小觑。目前我国合法博彩形式只有公立彩票,其余均为非法,利用博彩洗钱,本身会使黑钱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且博彩自身还会引发社会治安和金融安全等问题。特别是,其他洗钱手段基本在我国境内进行,即使黑钱被洗钱,也留在我国境内;而非法博彩庄家基本在境外。利用网络等手段遥控指挥,并将各种非法所得转移至境外,这就造成大量资金的外流。
幸而,利用博彩洗钱,已逐渐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2007年11月“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四次工作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反洗钱监管范围,研究启动包括彩票在内的特定非金融领域开展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工作”。2009年11月,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通过买卖彩票和赌博等方式的洗钱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年12月底,央行和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推出《中国2008至2012年反洗钱战略》,将彩票等非金融业纳入到了反洗钱监管体系。
博彩洗钱的法律之伤
博彩洗钱所以大行其道,其监管的法律漏洞不容忽视。
目前我国已有涉及博彩方面的法律法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刑法》第三百零三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年公安部《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2009年《彩票管理条例》和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和第5条。
尽管《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但是,相对于赌博的巨额收益、进行洗钱的规模与速度以及两者带来的社会危害来说,我国对于“赌博罪”的处罚实在过轻。以2009年初上海查获的“沪上最大网络赌博案”为例,2006年初到2008年6月3日,两年半时间,利用境外赌博网站“太阳城”,钱葆春与同伴构建的赌博网络,吸收了仅警方掌握证据能够确定的下注资金就多达66亿。但2009年1月,钱葆春一审仅被判5年,两名从犯则被判刑1-2年。即使这样,被告人家属仍以刑罚过重为由当庭表达了上诉意见。相对应的是,2006年4月。许霆在银行ATM机上取走仅17.5万元现金,就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后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才被改判为5年。可以说,相对于巨大的利润,过低的法定刑罚对于赌博庄家很难起到震慑作用。
此外,目前我国法规中没有明确界定娱乐与赌博的区别。虽然上述法律法规对于各种博彩活动在娱乐、违法和犯罪之间做了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例如,少量财物,上限是多少为宜?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等”里面还包括什么,猜拳算不算?一个例子是,2009年12月,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推出了《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的规定》,规定“一把彩头在20元以下或者总彩头在3000元以下的,不得按照赌博行为论处”,其目的是办案不得打扰群众正常生活,关注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却又规定“可制止、批评教育。不听劝阻确须处罚的,原则上做200元以下罚款处理”。既然被认定是娱乐,就是正当行为,不应被制止或批评教育。
同时,新型博彩方式对法律管辖权提出挑战。我国相关法律的空间效力局限在我国境内,这意味着中国公民可以在一些赌博合法的境外地区进行赌博,即使这些活动在我国境内是违法的,但也不受限制。问题是,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博彩方式的日益复杂化和高科技化,对我国法律管辖权提出了挑战。一个例子是,2008年12月27日凌晨,北京某博士与另一人在郑州打电话指挥在澳门赌场的第三个人下注,到31日凌晨,每天参赌十几个小时,共赢了1100多万元港币。第三个人回到广州后,三人被广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09年7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针对赌博做出行政处罚,三人在广州拘留15天,各罚款1000元人民币,收缴“赌资”300万元人民币,追缴赌款1130万港币。此博士认为处罚没有依据,遂将广州市公安局诉至北京市朝阳法院。2009年11月26日此案被审理,但截止本文终稿时,尚未宣判。控辩双方争论核心就是,内地公安有无管辖权。
因此,在今后规范我国博彩市场、打击非法博彩以及衍生出的洗钱行为,有如下几个重点。①修改《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大对于赌博罪的惩罚力度,如提高最高刑期限额。②增加对于银行滥发信用卡的处罚条款;③最好能够出台专门的《博彩法》,可由《彩票管理条例》升格,具体内容可以包括明确博彩产品属性及发行主体、增设“非法经营博彩品罪”等。
特别强调,犯罪经济学研究表明,提高侦破的概率与增加处罚的力度,后者对于减少犯罪发生的作用更大。因此,在目前侦查和取证难度很大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提高已被侦破的非法博彩的打击力度。■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博彩洗钱类别考
文/李刚
根据洗钱者与博彩机构的接触程度,利用博彩进行的洗钱行为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参与型,即洗钱者通过参与各种博彩来将黑钱洗白。这一类型不要求博彩形式合法,只需博彩所得(如奖金)可以被博彩组织者转化成合法形式,但损耗率不能过大,也就是博彩形式的返奖率要高。
买壳型,洗钱者用黑钱来购买其他博彩参与者的赢家特别是巨奖得主的兑奖权,然后以此再向博彩机构兑换资金。这一类型要求博彩形式合法,兑奖权可以被转让,大奖得主也愿意转让,并且最终兑奖人记录可备查。
平台型,洗钱者并不参与博彩,只是先将黑钱暂时转移至博彩机构,如换成筹码,过些时候再将筹码换成现金从而洗白黑钱。这一类型不要求博彩形式合法,只要筹码再换成的资金可以被博彩组织者转化成合法形式。
借口型,洗钱者与博彩机构没有任何联系,而仅仅以参与博彩所得作为黑钱来源的借口,这一类型不要求博彩形式合法,但要求无兑奖人记录,或者即使有也难以被外界查知。
根据洗钱时选择的博彩方式,利用博彩进行的洗钱行为可分为如下五种方式。
公立彩票
公立彩票在销售过程中没有筹码,兑奖时中奖者被实名登记,因此不能被用于平台型或借口型洗钱。但可被用于参与型洗钱,即用黑钱直接购买公立彩票。2007年4月,邯郸农行工作人员任晓峰和马向景盗窃该行金库4300万元用于买体育彩票排列三,其中仅4月14日就花了1410万元。最终结果是因为两人分文未中而东窗事发。但反过来想,如果他们真的中了巨奖,用奖金补上窟窿还有额外利润,就会变成干净的富豪,这一大案也就很难被发现了。但公立彩票返奖率低;风险大,毕竟中奖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成本也高,为了提高中奖概率要购买更多的彩票,所需资金就会指数型增加。因此,除非极端人士,很少被采用。
公立彩票也可被用于买壳型洗钱。目前,我国彩票销售时不记名,这样洗钱者知道某人中大奖后,就直接找到中奖者,用更高的资金买下这张中奖彩票,然后自己或让其亲友去兑奖,这样就可以一次性地洗白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黑钱。这种方法风险小,并且一次性洗钱数量也较大。2007年,广州警方根据掌握的情况,已发现“涉嫌洗钱犯罪的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这一漏洞,勾结彩票发行或管理中心的内部工作人员进行洗钱犯罪”。
灰色棋牌
灰色棋牌,即各种带彩头的娱乐活动,如麻将、扑克、象棋和围棋。这种形式活动过程中缺乏被公认的筹码,赢的钱没有合法的兑奖权,因此不可被用于平台型和买壳型洗钱。但这一形式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返奖率高,并且少有活动记录,故可被用于参与型和借口型洗钱。特别是,这一形式尤为适合行贿和受贿。
如在上海市普陀区区长蔡志强案中,检方起诉并得到蔡承认的受贿284万巨款中,有30万属于牌桌上“赢”来的“打牌活动费”。一个例子是,2006年,普陀区图书馆信息大楼筹建期间,有个姓金的老板托人找到蔡,请他在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给予照顾。蔡正好是该项目筹备组的组长,得知内部评标的细节后,他一句“要给民营企业平等的机会”,便为金某的中标奠定了胜局。事后,金某同样以约请打牌的方式,先后将6万元的“打牌活动费”送到了蔡的手中。
地下私彩
地下私彩,也叫地下黑彩,即公立彩票的外围彩,它以公立彩票的中奖号码作为中奖依据,但却由地下庄家组织经营。因不需提取公益金,地下私彩的返奖率相对高于公立彩票,但低于网络赌博和境外赌场,并且不合法,即使真的是参与地下私彩赢的钱,一旦发现也会被作为赌资没收。因此地下私彩不可被用于参与型或借壳式洗钱。地下私彩的活动十分隐蔽,主要集中在熟人之间,一般采用先投注后结算的形式,事前并无筹码,因此也不可被用于平台型洗钱。
但地下私彩的兑奖记录往往会被迅速销毁,而政府对于参与者的处罚相对较轻,故利用地下私彩进行洗钱可被用于借口型洗钱。做个对比,以参与地下私彩赢来的为理由的黑钱,尽管不合法,但最多是作为赌资被追缴,行为人最多被拘留15天;相对应的是,因贪污得来的黑钱,超过十万元以上,行为人就会被处至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两劣相权取其轻,犯罪嫌疑人就可以以参与地下私彩所得作为其他非法收入的借口,进而减少被法律处罚的程度。
2003年7月,海口检察机关在查处海口市原新华区法院院长王玉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时发现,在扣除王某的各种合法收入后,尚有78万余元说不清来源。王某对此说是买当地地下私彩(即海南体彩4 1的外围彩)中的奖,当被问到何时何地购买时,他的回答是,“全部买的私彩,在哪儿买的记不清了。”很明显,王的意图是想用最多15天的拘留来换取至少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网络赌博
1995年8月18日,第一家网上赌场——“互联赌博”公司开始运营,随后网络赌博日益壮大。精明、狡猾的洗钱者也很快从中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洗钱机会。“网络赌博绝对是洗钱的快车,钱的数目大,流动快,具有国际性,并且赌点多在偏远地区,这些特点使网络赌博极易成为洗钱工具,并难以抓住证据。”这样,利用网络赌博进行洗钱,就越来越受到洗钱者的青睐。网络赌博目前在我国是非法的,以参与网络赌博赢的奖金为名义的资金也属非法所得,因此利用网络赌博不可进行买壳型洗钱型。
但网络赌博返奖率高、参与不受时空限制以及过程迅速,并且赢的奖金可以被庄家或与庄家合作的机构转变成合法的形式,再加上赌博隐蔽过程缺乏监控,因此利用网络赌博可进行参与型和借口型洗钱。如2006年12月31日至2009年2月28日期间,陕西延安李渠收费站原会计李进军,先后多次侵吞车辆通行费1173万元,用于网络赌博。除退还赃款2.3万余元外,其余无法追回。但我们怀疑,其中有相当部分钱在参与网络赌博过程中被洗白并移至它处,或者仅仅是以网络赌博作为幌子。
利用网络赌博也可以进行平台型洗钱,即利用博彩网站进行信用卡套取现金和累积积分。方法是“准”洗钱人将信用卡透支的资金打入他在赌博网站的开设个人账户,不参与任何博彩,然后通过赌博网站的支付工具再将这笔资金打入自己借记卡中,整个操作过程不到一分钟,而且没有任何手续费。特别是,通过循环反复可迅速增加信用卡消费积分,从而换到高额礼品。
境外赌场
前四种方式的洗钱行为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而中国入世以后,随着旅游业和金融业的开放,再加上赌城澳门的回归,我国公民可以更为方便地出境博彩,而且并不违法,这就为更大规模地利用博彩进行洗钱提供了可能。
而赌博洗钱除了把黑钱洗白,安妥地放进自己的腰包,还可以把自己的钱非法地安放进别人的口袋。
据说原国美电器主席黄光裕豪赌成性,却屡赌屡败,其中玄机颇有意味。据传近年来他因赌博总计输掉80亿元,仅2007年一次在澳门赌博就输了上亿元,结果国美电器近年在资本市场上套现135亿元之巨,但仍一度濒临资金链断裂。现实是,在赌场里更多的是让赌客之间对赌,自己抽红。显然,如此巨额的资金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刻意输给了其行贿对象,即参与型洗钱;或者直接将筹码付给行贿对象,受贿者再换回现金,即平台型洗钱。再如,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在远华案中落入法网后,当被问起不明财产来源时,他称在境外马来西亚、美国拉斯维加斯和澳门等地赌博,赢到了65万美元外加33万元港币。而根据其陪同人员指正,蓝甫几乎每次都输,其中有一天就输掉350万元。■
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国际经验
文/张震
FATF2003年版反洗钱《四十项建议》,明确规定了承担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并提出客户尽职调查及资料和记录保存、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监管措施和反馈机制等反洗钱标准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反洗钱实践中加强了对于特定非金融机构洗钱的监管。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反洗钱法律中,以是否从事“金融交易”界定应承担预防性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导致“金融机构”的含义非常广泛,实际上已包含了FATF所规定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在内。欧盟理事会2005年的反洗钱指令,进一步扩大了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范围,即包括信托、公司服务机构以及现金交易超过1.5万欧元的商品提供者。日本、德国、比利时、芬兰等国反洗钱立法,则明确列举了应承担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
尽管立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从具体实践看,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开展得不容乐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符合FATF有关特定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反洗钱标准。截至2008年4月,FATF已经公布了比利时、挪威、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爱尔兰、瑞典、西班牙、美国、丹麦、冰岛、葡萄牙、土耳其、英国及北爱尔兰、中国、芬兰、加拿大共18个成员国的执行反洗钱及反恐融资40 9项建议的评估报告。18个国家对于客户尽职调查的标准,不合规的国家占50%,部分合规的国家占50%,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大部分合规,更不用说完全合规。对于可疑交易报告的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合规,大部分合规的国家仅占17%,83%的国家都被评为部分合规或者不合规。对于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管理、监督和监测的标准,同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合规,大部分合规的国家仅占到12%,高达61%的国家被评为不合规。对于主管部门的指导原则和反馈机制。50%的国家被评为部分合规或者不合规。从国别来看,18个国家中,执行较好的包括比利时、挪威、瑞典和英国,而最早开展反洗钱工作的美国,在客户尽职调查的标准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标准上都是不合规。
应该说,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从全球范围看,除中国等部分国家禁止赌博之外,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对于赌场实施反洗钱措施的历史相对较长,经验比较丰富,而其他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管理都处于初级阶段,甚至是空白。而这些需要承担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涉及行业较多,每个行业的行业发展环境、业务品种、业务涉及的资金流方式、监管模式等情况各不相同,了解每个行业特征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反洗钱规定困难较大。特别有些特定非金融机构对于洗钱风险的认知程度较低,从而产生抵触情绪而影响各国的反洗钱政策的进程。■
中国2008-2012反洗钱战略重点解读
文/严立新
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发展战略,那么其注定不可能发展得快速,发展得健康,发展得稳定、发展得持久。
正所谓,成也战略,败也战略。
中国反洗钱战略出台的背景
自2003年至2008年,反洗钱工作由起初的公安部转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以来,我国参照国际标准,立足中国国情,在反洗钱组织建设、法制建设、国际反洗钱合作、加入国际反洗钱组织、反洗钱规章修订与实施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一直无法回避我国反洗钱工作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一个高度统一的、明确的、纲领性的国家反洗钱战略。那么,为何需要制定我国的反洗钱战略呢?
始自20世纪中期,从全球范围看,反洗钱运动从打击偷税漏税到揭底贩毒走私,9·11事件爆发后,遏制反恐融资成为反洗钱的重点,与之相伴的还有对腐败黑钱的追击。2002年墨西哥举行的政府间会议上,腐败产生的“黑钱”清洗问题,摆上了世界各国反洗钱行动的日程。
在我国,近年公布的一系列重要腐败案件中,洗钱已经成为腐败分子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惯用手段。据统计,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的官员腐败收入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打击腐败洗钱,俨然成为中国反洗钱战役中的一场攻坚战。
2008年8月1日,中国腐败洗钱第一案宣判。受贿2226万元的“重庆第一贪”、原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被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其妻傅尚芳最终以洗钱罪获罪。
从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看,傅尚芳在明知晏大彬受贿所得的情况下,仍助其将943万元以多种方法处置以掩盖来源。调查显示,傅尚芳最主要的洗钱方式是购买重庆城区的房产,总价值达745万元,其中有6处是以其亲戚朋友的名义购买。此外,傅尚芳还用他人名义购买了QDII代客理财产品30万元,购买人寿保险产品490份,总金额49万元……
即便如此,仍有约1200万元现金藏匿在闲置住宅中,这表明我国在金融机构开展的大额交易及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已经初显效力。依照目前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傅尚芳如果将这1200万元现金存入银行,将被要求报告资金来源,并被作为可疑交易报送到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正是不敢触及金融业目前已经架设的反洗钱监测网络,不少腐败分子被迫选择了藏匿现金这个方法。
令人担忧的现实是,由于这两年房地产业发展迅速,房地产业正在成为腐败洗钱的目的地。傅尚芳购买房产时就采用了现金购房的方式,在购买一处商铺时一次支付现金270多万元。由于房地产业还没有建立类似金融机构的大额交易报告制度,且房地产开发企业数目众多、良莠不齐,这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傅尚芳案中,洗钱犯罪只是上游犯罪被揭发后挖掘出的下游犯罪,但傅尚芳四处购置房产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监控。
如果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机制能够进一步完善,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顺藤摸瓜,惩戒更多上游犯罪。
腐败洗钱的现象其实可以追溯到2000年震动全国的成克杰案。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曾将受贿所得逾4000万元交给香港商人张静海洗钱。张静海以成克杰情妇李平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请会计师伪造经营账目并缴纳所得税,从而为成克杰的巨额受贿披上了“合法外衣”。但是,这一切没有能躲过香港严密的反洗钱网,银行发现了空壳公司不同寻常的频繁交易,并汇报到香港金融情报组(FIU),为成克杰案的侦破提供了重要证据。
腐败洗钱的规模现在很难估计,但“裸官”的出现表明,这些腐败官员已经选择将重要资产转移到海外的洗钱方式,这给反腐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有效监控腐败滋生,截阻腐败黑钱的流通暗渠,去年年底发布的《中国2008——2012年反洗钱战略》,或可成为反贪腐的又一把利剑。■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国际认证反洗钱师)
非金融机构:洗黑钱的黑土地
文/李广森 雷振刚
并非虚构的故事
有家通俗文学刊物曾经登载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故事,说是赖家村的赖三举是个彩票迷,日思夜想利用彩票一夜暴富。时间久了还真让他撞上了“大运”,买的福利彩票竟然中了500万元的头等奖。这下可把赖三举乐坏了,不禁连连大呼:“中奖、中奖,我赖三举中大奖啦!”甚是癫狂。突然,斜刺里冲出一个人,一把将他的衣袖抓住,拖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说,“你中了大奖,这么张扬,难道就不怕小偷偷你、强盗抢你?”然后这名自称章克彪的生意人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中彩以后要请客呀、借钱呀、拉赞助呀,甚至绑架敲诈勒索呀,一会儿赖三举的高兴劲便踪影全无,最后竟可怜兮兮地央求章克彪帮帮他。
于是,章克彪把赖三举拉到一个叫九龙宾馆的地方,说自己是大老板,一笔生意就好几百万。要是他中了大奖,钱会越多,诚信度会越高,和他做生意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而赖三举中了奖,只会招惹是非。而后章克彪话题一转,说“我把彩票中奖的钱给你,你再把中奖的彩票给我。你神不知鬼不觉,闷声发大财。我买了你中奖的彩票,等于给我做广告,我们是互助互惠,双赢!”赖三举这下才明白,章克彪想要买他中奖的彩票。赖三举没有理由不同意。章克彪就点了一桌子菜,还开了一瓶五粮液犒劳他。第二天,章克彪就把钱给了赖三举,好几百万元呀,一手交钱,一手交票,赖三举也立即把中奖彩票交给章克彪。
其实这章克彪不是什么做生意的,而是县里管土地的局长,平日里贪污了不少钱。钱多了心里自然不安,就想着把贪污得来的“黑钱”换成“白钱”。想来想去就想到了用贪污的钱买别人中奖的彩票,没想到赖三举成全了他的“洗钱梦”。
故事结局赖三举中彩的事并没有瞒住,章克彪为灭口要置赖三举于死地,并最终暴露了自己受贿一事。虽说该故事掺杂着不少传奇成分,然而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广东云浮市委常委、罗定市委书记钟德标被检察机关查出有逾千万元的巨额“家产”,除去价值120多万元的房产和合法收入部分,其他均来源不明。出人意料的是,钟德标真把这些钱的来源都说清楚了:一是女婿给过他80万元左右;二是他中彩票得奖23万元;三是父母留给他遗产252万元。
关于买彩票中奖,钟德标的解释是:1999年以后,他分别在广州、深圳、珠海多次买体育、福利即开型彩票,中奖获23万元左右。最多一次中了3万元,还中过摩托车、电视机、棉被等物。至于到底中奖多少次以及具体的中奖地点、中奖的“证据”等,钟德标的回答是:他没把这个事放在心上,记不清到底有几次,领奖过程忘了,中的物品都当场卖掉了,也从没有把中奖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
当然,经过检察机关调查,钟德标所说纯属谎言。
海口检察机关在查处海口市某区法院原院长王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在扣除王某的各种合法收入后,尚有80万余元说不清来源。办案人员讯问王某时,他说是买彩票中的奖。当问他何时在何地购买时,他却回答:“全部买的私彩,在哪儿买的记不清了。”王某企图以此当做挡箭牌逃避惩罚。当然,他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最终这笔巨款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写进了判决书。
谎言说百遍也不会变成真理,然而谎言的背后却隐藏着这些贪官的真实心理,那就是想利用彩票把贪污受贿来的黑钱洗白。
据了解,通过这样的办法一次可以洗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数额。对这一洗钱手段进行尝试后,贪官们拿钱的胆子比以前大了不少,花钱的气派也比以前大了不少。因为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造成一定的舆论事实。“花钱的时候不必像以前那样躲躲藏藏,”因为人家会认为这是他们中奖得来的钱,是运气好的结果,所以不用那么害怕群众举报了。
来自广东肇庆的消息称,贪官为了洗钱,将目光盯住地方彩票兑奖程序中的漏洞,勾结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的内部人员进行洗钱犯罪,严重破坏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让国家财富蒙受损失。
据肇庆警方介绍,涉嫌洗钱者为达到掩饰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目的,利用彩票发售不记名和兑奖环节实名登记的特点,与个别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人员相勾结,以彩票兑奖奖金中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作为报酬,调换中奖人员应登记数据内容,或直接在中奖客户办理中奖登记时,以调换身份资料进行登记进行洗钱犯罪,将“黑”钱洗“白”。
警方称,此类犯罪具有内外勾结,欺骗性较强;隐蔽性强,查证难度大;熟悉彩票业务工作流程;兑奖资金数额巨大,被蒙骗利用空间也相对较大等特点。
警方解释,实施犯罪前通过周密策划,以介绍“搭线”的形式有针对性地与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人员建立关系网,以手续费、好处费作为利诱,在对彩票兑奖登记程序上“做手脚”,而中奖人在奖金兑现时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给洗钱犯罪留下了空间。
中奖者强调隐私,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接受兑奖时,不会对外公开中奖名单,由财会人员一手包办,不需要其内部审批。
有的“洗钱者”熟悉彩票业务流程,利用彩票兑奖业务的漏洞,与“内应”合作,增加了作案过程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据有关部门提供数据进行分析:以南方某市辖区范围内的中奖情况计算,2007年体育、福利两大类彩票兑奖金额在20万元至500万元人民币的有11人,2008年有14人。以兑奖总金额计算,每年兑奖的金额都在1300万元人民币左右。警方称,兑奖资金数额巨大,被蒙骗利用空间以及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大。
绕过金融机构:
洗钱变得越来越容易?
中国隐性经济问题专家黄苇町教授就曾经接触到这样一个案子:某家国有单位负责人和自己亲属的私营公司签订合同,明明只需很少钱就能办成的事,却约定付出很大一笔钱,然后又从该公司账户打出几十万元用于私人用途。案发后,帮助洗钱分赃的亲属自己都明白有罪,已东藏西躲一年多,但检察院却打不定主意是否对他立案,理由是现在讲各种经济主体一律平等,谁规定不能和私营公司做买卖?谁能说出高科技企业的利润率该是多少?
“既然有合同,就不好认定多付的钱是贪污还是利润。还有,这类私人公司账户经常有不同来源的多笔钱进进出出,你怎么认定转出去私人用的钱就来自那笔打入的公款,而不是亲属的赠予?这样即便反贪部门立案了,谁敢说到起诉部门,到法院就过得了关?”黄苇町说起来也很无奈。类似现象尽管在别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但相比较而言,它更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房地产等行业也在成为洗钱的主要渠道。原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欧阳卫民曾表示,越来越多的黑钱通过房地产业隐蔽“洗白”,“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说资金流向东部,东部的则说资金都流向中西部开发,现有条件下中国资金流动状况复杂,难以辨别”,正是房地产行业洗钱的结果。
房地产明目张胆地洗钱,主要指将不正当收入投入房地产业,一段时间后再卖出变现。由于房地产业近年持续火热,于是不正当收入就成了合法的投资收益。洗钱者通过投资或开发房地产,或者通过购置房地产再出售都可以将黑钱“洗白”。2001年,四川原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收贿索贿现金等折合人民币1400万元,用这些钱秘密注册了一家外商独资公司,购买了3处房产;2003年4月外逃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在纽约黄金地带置办了至少5处高级房产;2005年11月,李和平用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多万元购买了55套房产洗钱;2006年初曝光的“中行开平案”主犯余振东,在加拿大购买了3幢豪宅洗钱。
房地产何以成为贪官转移其巨额现金的首选目标?一方面,这与可供投机的制度漏洞有关。众所周知,中国反洗钱法规大多局限在金融领域,而对非金融领域往往力有不逮,这就给洗钱分子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与房地产本身具有的行业特质有关。不可否认,房地产是暴利行业,其潜力巨大的升值空间使得洗钱分子趋之若鹜,连一些财富新贵也纷纷投资房地产,比如山西某煤老板入沪选别墅,两小时签下八套购房意向。此外,房地产商的嗜利本性,促使他们渴望楼盘卖个好价钱,因此对那些一掷千金的洗钱分子往往来者不拒;银行业的“经济人理性”,决定了他们钟情于房地产的现金交易,这就使得某些商业银行对房地产洗钱分子“高抬贵手”。
而房地产洗钱明目张胆的最根本原因则在于,洗钱分子大都是大腐败分子,贪污、受贿数额动辄以数千万、数亿计。他们要把如此庞大的黑钱“洗白”,必然需求含金量高的项目,而房地产无疑正中其下怀。
此外,拍卖行业也渐渐成为洗钱的“沃土”。这些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可谓高潮迭起,艺术品被认为是继股票、房产之后的第三大投资“富矿”,其中拍卖行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各大甩卖会上天价频出的背后,却悄然涌动着一股洗钱暗流。
一位在拍卖业工作了近十年的拍卖公司总经理透露:“有的拍卖会就是给洗钱者一个人办的。洗钱的人出钱操办,就是想通过拍卖公司把黑钱洗掉。”比如洗钱的人以3000元购得一幅画,拿到拍卖公司上拍,再找亲戚或朋友在拍卖会上以25万元拍得,其实这些钱也是洗钱者掏的。这25万元交到拍卖公司,拍卖公司按正常10%佣金抽走一部分,甚至再加上一些额外的回扣,剩下的二十多万元就都回到洗钱者手里了。一幅画从洗钱者左手倒到右手,黑钱就变得合法了。
上述洗钱方式是通过艺术品自买自卖,也可以借助甲在拍卖会上高价购买乙送拍艺术品的方式,将甲需要支付的黑钱,方便、合法地输送到乙手里。如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此前10余年,其情妇陈建梅收藏的名人字画,全部通过李堂堂高价出手。这些字画一旦被有求于李堂堂者购得,即表明他已经答应“办事”——包括批发工程、指定项目,甚至加官晋爵。
目前,境内拍卖业进入门槛不高,拍卖公司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中国的四千多家拍卖公司中,有些拍卖公司只是昙花一现,甚至是为某次私下交易而诞生,这从客观上为不法分子浑水摸鱼提供了条件。而拍卖业的主管部门缺乏专业的监管能力,对洗钱等行为往往无能为力。
近年来,由于中国监管制度的漏洞,使得洗钱变得越来越容易。只要具备把需要洗的钱变成企业化形式正当盈利的条件,各个行业都可以洗钱。除了房地产、拍卖行,保险业和夜总会都是洗钱的好“地方”,而且进出这些场合的资金无论是黑钱还是公款,多通过用支票付账后提现。从表面看这些都是正常的经营,毫无特殊之处。但这一进一出支票就变成了现金,从公家或者不明账户流进个人腰包。这样的企业一般都很配合洗钱的事情,只要钱从账上过一道,回扣自然不会少。这也是洗钱泛滥的重要原因。■
博彩业:洗黑钱的“黑匣子”
文/李刚
相比较而言,打击博彩洗钱,是当前我国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工作中的重点。
博彩洗钱的“卖点”
博彩所以被青睐,其原因之一是因为规模最大,据统计,仅2000年,犯罪分子利用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赌博网站,成功洗掉的黑钱就达到了6000亿至1.5万亿美元之间。2009年6月,仅湖北警方破获的一起网络赌博案中的涉案赌资即高达500多亿元。相对应的是,当年全国黄金珠宝销售总额不过2200亿元。
此外,博彩洗钱效率最高。博彩行为的中间过程如同“黑匣子”一般,不为局外人所知,并且主要是现金交易,在调查取证方面非常困难。让被洗钱者看好的还是它的“物美价廉”。
举例而言,一个洗钱者欲将100万元黑钱合法化,他可以向同一场比赛的两个球队同时投注100万元。以95%的返奖率来计算,不管结果如何,洗钱者都会稳定地得到95万元的白钱。相对的是,当年成克杰为将其受贿所得4109万元洗白,利用港商公司洗钱,缴纳众多税费,钱只洗了一半,4000多万元就剩下了不到2000万元。
然而,博彩洗钱的危害却不可小觑。目前我国合法博彩形式只有公立彩票,其余均为非法,利用博彩洗钱,本身会使黑钱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且博彩自身还会引发社会治安和金融安全等问题。特别是,其他洗钱手段基本在我国境内进行,即使黑钱被洗钱,也留在我国境内;而非法博彩庄家基本在境外。利用网络等手段遥控指挥,并将各种非法所得转移至境外,这就造成大量资金的外流。
幸而,利用博彩洗钱,已逐渐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2007年11月“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四次工作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反洗钱监管范围,研究启动包括彩票在内的特定非金融领域开展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工作”。2009年11月,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通过买卖彩票和赌博等方式的洗钱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年12月底,央行和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推出《中国2008至2012年反洗钱战略》,将彩票等非金融业纳入到了反洗钱监管体系。
博彩洗钱的法律之伤
博彩洗钱所以大行其道,其监管的法律漏洞不容忽视。
目前我国已有涉及博彩方面的法律法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刑法》第三百零三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年公安部《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2009年《彩票管理条例》和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和第5条。
尽管《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但是,相对于赌博的巨额收益、进行洗钱的规模与速度以及两者带来的社会危害来说,我国对于“赌博罪”的处罚实在过轻。以2009年初上海查获的“沪上最大网络赌博案”为例,2006年初到2008年6月3日,两年半时间,利用境外赌博网站“太阳城”,钱葆春与同伴构建的赌博网络,吸收了仅警方掌握证据能够确定的下注资金就多达66亿。但2009年1月,钱葆春一审仅被判5年,两名从犯则被判刑1-2年。即使这样,被告人家属仍以刑罚过重为由当庭表达了上诉意见。相对应的是,2006年4月。许霆在银行ATM机上取走仅17.5万元现金,就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后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才被改判为5年。可以说,相对于巨大的利润,过低的法定刑罚对于赌博庄家很难起到震慑作用。
此外,目前我国法规中没有明确界定娱乐与赌博的区别。虽然上述法律法规对于各种博彩活动在娱乐、违法和犯罪之间做了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例如,少量财物,上限是多少为宜?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等”里面还包括什么,猜拳算不算?一个例子是,2009年12月,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推出了《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的规定》,规定“一把彩头在20元以下或者总彩头在3000元以下的,不得按照赌博行为论处”,其目的是办案不得打扰群众正常生活,关注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却又规定“可制止、批评教育。不听劝阻确须处罚的,原则上做200元以下罚款处理”。既然被认定是娱乐,就是正当行为,不应被制止或批评教育。
同时,新型博彩方式对法律管辖权提出挑战。我国相关法律的空间效力局限在我国境内,这意味着中国公民可以在一些赌博合法的境外地区进行赌博,即使这些活动在我国境内是违法的,但也不受限制。问题是,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博彩方式的日益复杂化和高科技化,对我国法律管辖权提出了挑战。一个例子是,2008年12月27日凌晨,北京某博士与另一人在郑州打电话指挥在澳门赌场的第三个人下注,到31日凌晨,每天参赌十几个小时,共赢了1100多万元港币。第三个人回到广州后,三人被广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09年7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针对赌博做出行政处罚,三人在广州拘留15天,各罚款1000元人民币,收缴“赌资”300万元人民币,追缴赌款1130万港币。此博士认为处罚没有依据,遂将广州市公安局诉至北京市朝阳法院。2009年11月26日此案被审理,但截止本文终稿时,尚未宣判。控辩双方争论核心就是,内地公安有无管辖权。
因此,在今后规范我国博彩市场、打击非法博彩以及衍生出的洗钱行为,有如下几个重点。①修改《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大对于赌博罪的惩罚力度,如提高最高刑期限额。②增加对于银行滥发信用卡的处罚条款;③最好能够出台专门的《博彩法》,可由《彩票管理条例》升格,具体内容可以包括明确博彩产品属性及发行主体、增设“非法经营博彩品罪”等。
特别强调,犯罪经济学研究表明,提高侦破的概率与增加处罚的力度,后者对于减少犯罪发生的作用更大。因此,在目前侦查和取证难度很大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提高已被侦破的非法博彩的打击力度。■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博彩洗钱类别考
文/李刚
根据洗钱者与博彩机构的接触程度,利用博彩进行的洗钱行为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参与型,即洗钱者通过参与各种博彩来将黑钱洗白。这一类型不要求博彩形式合法,只需博彩所得(如奖金)可以被博彩组织者转化成合法形式,但损耗率不能过大,也就是博彩形式的返奖率要高。
买壳型,洗钱者用黑钱来购买其他博彩参与者的赢家特别是巨奖得主的兑奖权,然后以此再向博彩机构兑换资金。这一类型要求博彩形式合法,兑奖权可以被转让,大奖得主也愿意转让,并且最终兑奖人记录可备查。
平台型,洗钱者并不参与博彩,只是先将黑钱暂时转移至博彩机构,如换成筹码,过些时候再将筹码换成现金从而洗白黑钱。这一类型不要求博彩形式合法,只要筹码再换成的资金可以被博彩组织者转化成合法形式。
借口型,洗钱者与博彩机构没有任何联系,而仅仅以参与博彩所得作为黑钱来源的借口,这一类型不要求博彩形式合法,但要求无兑奖人记录,或者即使有也难以被外界查知。
根据洗钱时选择的博彩方式,利用博彩进行的洗钱行为可分为如下五种方式。
公立彩票
公立彩票在销售过程中没有筹码,兑奖时中奖者被实名登记,因此不能被用于平台型或借口型洗钱。但可被用于参与型洗钱,即用黑钱直接购买公立彩票。2007年4月,邯郸农行工作人员任晓峰和马向景盗窃该行金库4300万元用于买体育彩票排列三,其中仅4月14日就花了1410万元。最终结果是因为两人分文未中而东窗事发。但反过来想,如果他们真的中了巨奖,用奖金补上窟窿还有额外利润,就会变成干净的富豪,这一大案也就很难被发现了。但公立彩票返奖率低;风险大,毕竟中奖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成本也高,为了提高中奖概率要购买更多的彩票,所需资金就会指数型增加。因此,除非极端人士,很少被采用。
公立彩票也可被用于买壳型洗钱。目前,我国彩票销售时不记名,这样洗钱者知道某人中大奖后,就直接找到中奖者,用更高的资金买下这张中奖彩票,然后自己或让其亲友去兑奖,这样就可以一次性地洗白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黑钱。这种方法风险小,并且一次性洗钱数量也较大。2007年,广州警方根据掌握的情况,已发现“涉嫌洗钱犯罪的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这一漏洞,勾结彩票发行或管理中心的内部工作人员进行洗钱犯罪”。
灰色棋牌
灰色棋牌,即各种带彩头的娱乐活动,如麻将、扑克、象棋和围棋。这种形式活动过程中缺乏被公认的筹码,赢的钱没有合法的兑奖权,因此不可被用于平台型和买壳型洗钱。但这一形式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返奖率高,并且少有活动记录,故可被用于参与型和借口型洗钱。特别是,这一形式尤为适合行贿和受贿。
如在上海市普陀区区长蔡志强案中,检方起诉并得到蔡承认的受贿284万巨款中,有30万属于牌桌上“赢”来的“打牌活动费”。一个例子是,2006年,普陀区图书馆信息大楼筹建期间,有个姓金的老板托人找到蔡,请他在项目招投标过程中给予照顾。蔡正好是该项目筹备组的组长,得知内部评标的细节后,他一句“要给民营企业平等的机会”,便为金某的中标奠定了胜局。事后,金某同样以约请打牌的方式,先后将6万元的“打牌活动费”送到了蔡的手中。
地下私彩
地下私彩,也叫地下黑彩,即公立彩票的外围彩,它以公立彩票的中奖号码作为中奖依据,但却由地下庄家组织经营。因不需提取公益金,地下私彩的返奖率相对高于公立彩票,但低于网络赌博和境外赌场,并且不合法,即使真的是参与地下私彩赢的钱,一旦发现也会被作为赌资没收。因此地下私彩不可被用于参与型或借壳式洗钱。地下私彩的活动十分隐蔽,主要集中在熟人之间,一般采用先投注后结算的形式,事前并无筹码,因此也不可被用于平台型洗钱。
但地下私彩的兑奖记录往往会被迅速销毁,而政府对于参与者的处罚相对较轻,故利用地下私彩进行洗钱可被用于借口型洗钱。做个对比,以参与地下私彩赢来的为理由的黑钱,尽管不合法,但最多是作为赌资被追缴,行为人最多被拘留15天;相对应的是,因贪污得来的黑钱,超过十万元以上,行为人就会被处至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两劣相权取其轻,犯罪嫌疑人就可以以参与地下私彩所得作为其他非法收入的借口,进而减少被法律处罚的程度。
2003年7月,海口检察机关在查处海口市原新华区法院院长王玉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时发现,在扣除王某的各种合法收入后,尚有78万余元说不清来源。王某对此说是买当地地下私彩(即海南体彩4 1的外围彩)中的奖,当被问到何时何地购买时,他的回答是,“全部买的私彩,在哪儿买的记不清了。”很明显,王的意图是想用最多15天的拘留来换取至少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网络赌博
1995年8月18日,第一家网上赌场——“互联赌博”公司开始运营,随后网络赌博日益壮大。精明、狡猾的洗钱者也很快从中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洗钱机会。“网络赌博绝对是洗钱的快车,钱的数目大,流动快,具有国际性,并且赌点多在偏远地区,这些特点使网络赌博极易成为洗钱工具,并难以抓住证据。”这样,利用网络赌博进行洗钱,就越来越受到洗钱者的青睐。网络赌博目前在我国是非法的,以参与网络赌博赢的奖金为名义的资金也属非法所得,因此利用网络赌博不可进行买壳型洗钱型。
但网络赌博返奖率高、参与不受时空限制以及过程迅速,并且赢的奖金可以被庄家或与庄家合作的机构转变成合法的形式,再加上赌博隐蔽过程缺乏监控,因此利用网络赌博可进行参与型和借口型洗钱。如2006年12月31日至2009年2月28日期间,陕西延安李渠收费站原会计李进军,先后多次侵吞车辆通行费1173万元,用于网络赌博。除退还赃款2.3万余元外,其余无法追回。但我们怀疑,其中有相当部分钱在参与网络赌博过程中被洗白并移至它处,或者仅仅是以网络赌博作为幌子。
利用网络赌博也可以进行平台型洗钱,即利用博彩网站进行信用卡套取现金和累积积分。方法是“准”洗钱人将信用卡透支的资金打入他在赌博网站的开设个人账户,不参与任何博彩,然后通过赌博网站的支付工具再将这笔资金打入自己借记卡中,整个操作过程不到一分钟,而且没有任何手续费。特别是,通过循环反复可迅速增加信用卡消费积分,从而换到高额礼品。
境外赌场
前四种方式的洗钱行为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而中国入世以后,随着旅游业和金融业的开放,再加上赌城澳门的回归,我国公民可以更为方便地出境博彩,而且并不违法,这就为更大规模地利用博彩进行洗钱提供了可能。
而赌博洗钱除了把黑钱洗白,安妥地放进自己的腰包,还可以把自己的钱非法地安放进别人的口袋。
据说原国美电器主席黄光裕豪赌成性,却屡赌屡败,其中玄机颇有意味。据传近年来他因赌博总计输掉80亿元,仅2007年一次在澳门赌博就输了上亿元,结果国美电器近年在资本市场上套现135亿元之巨,但仍一度濒临资金链断裂。现实是,在赌场里更多的是让赌客之间对赌,自己抽红。显然,如此巨额的资金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刻意输给了其行贿对象,即参与型洗钱;或者直接将筹码付给行贿对象,受贿者再换回现金,即平台型洗钱。再如,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在远华案中落入法网后,当被问起不明财产来源时,他称在境外马来西亚、美国拉斯维加斯和澳门等地赌博,赢到了65万美元外加33万元港币。而根据其陪同人员指正,蓝甫几乎每次都输,其中有一天就输掉350万元。■
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国际经验
文/张震
FATF2003年版反洗钱《四十项建议》,明确规定了承担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并提出客户尽职调查及资料和记录保存、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监管措施和反馈机制等反洗钱标准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反洗钱实践中加强了对于特定非金融机构洗钱的监管。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反洗钱法律中,以是否从事“金融交易”界定应承担预防性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导致“金融机构”的含义非常广泛,实际上已包含了FATF所规定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在内。欧盟理事会2005年的反洗钱指令,进一步扩大了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范围,即包括信托、公司服务机构以及现金交易超过1.5万欧元的商品提供者。日本、德国、比利时、芬兰等国反洗钱立法,则明确列举了应承担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
尽管立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从具体实践看,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开展得不容乐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符合FATF有关特定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反洗钱标准。截至2008年4月,FATF已经公布了比利时、挪威、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爱尔兰、瑞典、西班牙、美国、丹麦、冰岛、葡萄牙、土耳其、英国及北爱尔兰、中国、芬兰、加拿大共18个成员国的执行反洗钱及反恐融资40 9项建议的评估报告。18个国家对于客户尽职调查的标准,不合规的国家占50%,部分合规的国家占50%,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大部分合规,更不用说完全合规。对于可疑交易报告的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合规,大部分合规的国家仅占17%,83%的国家都被评为部分合规或者不合规。对于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管理、监督和监测的标准,同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合规,大部分合规的国家仅占到12%,高达61%的国家被评为不合规。对于主管部门的指导原则和反馈机制。50%的国家被评为部分合规或者不合规。从国别来看,18个国家中,执行较好的包括比利时、挪威、瑞典和英国,而最早开展反洗钱工作的美国,在客户尽职调查的标准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标准上都是不合规。
应该说,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从全球范围看,除中国等部分国家禁止赌博之外,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对于赌场实施反洗钱措施的历史相对较长,经验比较丰富,而其他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管理都处于初级阶段,甚至是空白。而这些需要承担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涉及行业较多,每个行业的行业发展环境、业务品种、业务涉及的资金流方式、监管模式等情况各不相同,了解每个行业特征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反洗钱规定困难较大。特别有些特定非金融机构对于洗钱风险的认知程度较低,从而产生抵触情绪而影响各国的反洗钱政策的进程。■
中国2008-2012反洗钱战略重点解读
文/严立新
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发展战略,那么其注定不可能发展得快速,发展得健康,发展得稳定、发展得持久。
正所谓,成也战略,败也战略。
中国反洗钱战略出台的背景
自2003年至2008年,反洗钱工作由起初的公安部转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以来,我国参照国际标准,立足中国国情,在反洗钱组织建设、法制建设、国际反洗钱合作、加入国际反洗钱组织、反洗钱规章修订与实施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一直无法回避我国反洗钱工作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一个高度统一的、明确的、纲领性的国家反洗钱战略。那么,为何需要制定我国的反洗钱战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