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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闻媒体作为新闻信息传播主体，在疫情期间担负了传递信息、引导舆论、整合社会的重要作用。但疫情期间新闻报道也存在大量伦理失范现象，如信息失实、二次伤害、过度消费、国外污名化报道等。通过研究发现其成因包括过度追求即时性导致把关环节缺失、消费主义下新闻行业畸形竞争、国际传播中舆论环境的复杂性等。本文针对疫情报道中伦理失范现象提出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伦理失范；新闻报道；舆论环境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5-0179-03
一、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伦理失范表现
在有关疫情的报道中，因所涉主体多元、传播内容复杂、舆论引导偏离等各种因素影响，容易导致新闻报道违背新闻道德规范，出现伦理失范现象。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
（一）虚假信息肆意传播
当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受众丧失对生存环境的感知而处于一种恐慌状态。根据奥尔波特的流言流通量公式：流言的流通量=与问题的关联度*社会成员的不安感*环境的不确定性。疫情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问题，疫情期间我国采取群众居家隔离措施，生活环境的封闭性以及对于疫情灾害的恐惧让人们更加关注有关疫情防控相关的信息报道。而疫情初期群众缺乏对于疫情知识与信息的掌握，传受双方的信息不对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成员的不安感，从而给谣言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环境。
疫情防控阶段增加每日政府新闻发布会环节，通过客观真实的数据披露以及报道报道加强公众对于疫情现状的了解，提升对相关知识的认知。各渠道传播扩散疫情相关信息的过程中，因为疫情报道特殊性，大多数新闻内容具有同质化特点，如何使自身平台获得更多关注度成为各媒体平台关注的焦点。恶意剪辑加工或断章取义成为媒体流量盈利手段。政府部门作为信息源，其信息报道的准确性以及用词的规范性都是严格遵循事实以及新闻规律的。而部分媒体对公布信息中有关数字的量词、有关“可能”“也许”等程度副词、具体新闻报道主体等事实进行删减或该更改，造成偷换主体、偷换概念、过分夸大等各种形式的虚假新闻报道出现，并且借助新媒体平台快速扩散，让人们对疫情产生错误的判断，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2020年1月30日，有媒体将李兰娟院士在《新闻1+1》节目中的直播内容进行偷换概念，把李兰娟院士所述内容“人类通过宠物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由于宠物接触了含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污染物，再通过与人类接触传染人，也就是间接接触传播”，随意删减变为“人会把病毒传染给狗”。该虚假新闻的传播立即引起部分人群对宠物及自身安全产生恐慌，更有小区物业管理人员下发通知，对小区內宠物进行集中处理。遗弃杀害宠物的消息在1月30日后的短时间内层出不穷，占据微博热搜，造成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直到后来澄清辟谣，这场闹剧才得以停息。这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不但加剧了疫情期间受众的恐惧心理，也因为大肆传播造成了传播资源的浪费，挤压科学信息的传播空间，为后续新闻报道传播造成了障碍。
（二）新闻报道引发二次伤害
新闻采访报道过程中，媒体平台以及从业人员因为利益驱使，而对新闻当事人造成有意无意的再次伤害，这是违反新闻伦理规范的二次伤害行为。疫情报道作为灾难报道的一类，应该有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而伦理失范现象下的新闻记者为了获取所需信息，忽视采访对象的身心状态，通过直接采访和诱导性问题等各种手段，让采访对象承受二次伤害。
疫情报道的二次伤害主要表现在对各种容易引起不适反应画面的刻画以及由个人隐私泄露而造成的网络暴力。疫情期间的报道中，个别媒体为了塑造光辉的英雄形象，对一线抗疫人员所受到的伤害进行大量描绘。如对抗疫中牺牲的医护以及公职人员进行报道，甚至出现其亲属痛哭的镜头画面。此类报道虽然起到一定的正面报道效果，但忽视了新闻当事人以及其亲属回忆所造成的二次伤害。隐私泄露所造成的二次伤害更加严重。2020年12月8日，成都一名20岁患者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随后，该确诊患者赵某的个人信息在媒体平台曝光，包括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证件号码等。赵某也因此遭受人肉搜索、电话辱骂等巨大网络暴力。赵某本身就是疫情感染的受害者，不应该受到网络暴力的二次伤害。疫情期间的报道如果不对二次伤害现象加以重视，只会使报道脱离其以人为本的本质，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身心伤害，也会对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事业造成更多伤害。
（三）女性形象的错误消费与过度营造弱势群体悲情
女性作为广大医护工作者的主力军，在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疫情期间有关女性的大量新闻报道却脱离了个人能力、专业素质、职业形象本身，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其身材、样貌以及其他女性特有标签上，出现有关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过度消费女性群体的新闻伦理失范现象。疫情期间，女性形象被大量报道，“15名女护士在出征仪式上被集体剃去长发”“武汉一名女护士在流产10天后重返一线工作岗位”“怀孕九个月的武汉女护士依旧战斗在疫情第一线”“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缺少卫生巾”等等。大量报道通过描述刻画女性柔弱形象企图与受众达成情感共鸣，但事实相反，此类报道引起了极大的负面舆论，被认为有过度消费女性形象、性别歧视、人格侮辱等问题。偏离了其通过报道女性医务工作者抗疫事迹，宣传其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刻画崇高的女性形象的本意[1]。
疫情的新闻报道，本身就因为疫情所带来的破坏性而蒙上一层悲情色彩。适度的悲情彩色会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让人们对新闻内容有更加直观的感性理解，有利于提升新闻内容的可读性、受众接受度以及新闻价值。但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存在过度渲染悲情，消费群众同情心的伦理失范现象。不但没能达到报道所期望的氛围营造的目的，反而使人们产生情感困倦，对新闻报道产生抵触情绪，极大地削弱了新闻的渲染力。
疫情期间报道了大量有关弱势群体，包括拾荒老人、孤寡老人、贫困群体等为疫情灾区捐款的新闻内容。此类报道起先营造了一种共渡难关的家国情怀氛围，在疫情期间起到了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因为产生了良好的受众反馈，让众多媒体选择后续类似的新闻进行大量报道，将弱势群体的深明大义与其贫困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但与预期传播效果相背离，过度宣传弱势群体，容易引起广大受众群体的反感。悲情的过度营造并没有引起受众过多的共鸣，反而受到受众质疑。 （四）主流媒体部分媒介素养缺失
主流媒体作为我国新闻体系的重要一环，对自媒体平台有着重要的表率作用。因为其性质独特，在受众中有着较高的公信力，一旦主流媒体失声或产生错误的行为，其负面影响就会被不断放大。
2020年1月31日晚，有主流媒体发布消息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发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随后，该消息便迅速传播，多家新闻媒体的官方微博进行转发，“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也很快登顶微博热搜，迅速在受众群体中产生火热讨论，一夜之间，各大药店包括电商平台的双黄连药品被抢购一空。新闻本身并没有虚假事实，但因其传播时机正处于疫情期间这一特殊敏感时期，使受众产生误解，认为双黄连可预防治疗新冠肺炎。新媒体平台的扩散性让信息被快速转发扩散，以及信息发布于深夜这一错误选择，使该主流媒体丧失了对于此条信息的掌控能力。随后几天，该媒体虽然对此条信息进行了澄清与深入解释，但其在信息分发渠道、分发时间、舆情预测等方面的专业素养表现，已经使受众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怀疑，削弱了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2]。
（五）国外媒体污名化报道
国外新闻事业的发展一直宣称新闻专业主义，而疫情期间其所进行的大量报道却严重脱离事实，并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该以人道主义为首要话语内容，但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虚假新闻策划和报道，企图给疫情贴上标签，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报道，无中生有，激化矛盾。
二、新冠疫情报道伦理失范原因
新冠疫情报道中，产生新闻伦理失范现象的原因包括疫情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驱动，以及新媒体时代下新闻报道领域伦理失范的共性原因。疫情灾难报道新闻出现伦理失范现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首发刺激下的即时性，报道把关环节缺失
新媒体数字特征赋能信息快速传播，传统新闻价值时效性正在被即时性所替代。在疫情期间，重要事实信息，如实时病例数字、新增病例信息、病例分布特征等，每时每刻都在递增，这就使受众的信息接收更加倾向于与事实发生的同步。而对于新闻内容即时性的片面追求，也讓新闻媒体将快速发布新闻内容、领先行业竞争者、抢占受众注意力作为新闻报道的业务主要关注点[3]。新媒体平台的高度自由赋予了每一个用户发声的权力，这也让各把关环节的效能大大分散。用户可以随手扩散自己所接收到的新闻信息，用户间媒介素养的不同，这种转发式的传播方式容易使网络信息内容良莠不齐。用户自身把关新闻内容的传播，使把关标准大大降低，最后导致虚假新闻以及谣言等违背新闻伦理规范的现象发生。疫情下独特的社会环境，要求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将受众所需要的信息传递到受众手中，更需要保证所传递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减少虚假信息给公众本就紧张的防疫生活带来更加严峻的传播障碍，信息的准确性远远比速度更加重要。
（二）消费主义盛行，行业畸形竞争
新媒体平台的发展降低了新闻报道的准入门槛，除了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平台的转型，还有各类媒体机构、自媒体等多种形态在新媒体平台中获得了生产信息和传递信息的能力。新闻内容以及新闻受众是固定的，而如何在有限的注意力市场份额中分得一杯羹，是每个媒体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媒体发展一部分依靠内容，另一部分依靠渠道，而部分媒体为了解决竞争压力选择违背新闻伦理道德，将事实内容进行编辑和二次剪辑，以转发或者发布的形式进行传播，从而导致出现失实报道、谣言扩散。
新闻行业竞争激烈的背后是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入侵。对利益的追逐导致新闻赖以生存的公平、公正缺失。新闻事业信息传播、整合社会、舆论监督、传播知识、提供娱乐的五个主要职能，已经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本末倒置，提供娱乐与赢得利润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目的，而社会的整合以及舆论监督已经被大多数新闻报道所忽视。虚假信息的宣传、媒体的二次伤害、消费女性形象、过度营造悲情就是受到利益因素干扰，急功近利的表现。
（三）新闻从业者伦理道德教育缺失
现阶段，在新闻行业领域，因为新媒体的发展，其从业人员已经不单单局限于传统的新闻记者。新闻从业人员作为新闻报道的生产主体，其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是新闻报道出现伦理失范问题的主要人为因素。新媒体环境下，每个受众都有发声的权利，都作为公民新闻生产者参与到新闻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从侧面反映出新闻事业的参与人员队伍不断壮大。而技术只提供了渠道，并没有对专业素养提出太高的要求。以至于各类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内容的生产过程中因为缺少职业伦理道德意识而有意无意地造成伦理失范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伦理失范成本过低，新媒体特点赋予受众遗忘性，各类事件的快速更新让之前出现的伦理失范现象很快被遗忘，正如人们所说的“互联网没有记忆”一般，过低的成本代价让伦理失范现象难以从本质上得到解决。新闻从业人员作为新闻报道的主力军，只有加强其伦理规范意识与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氛围，改变新闻报道伦理失范的现状。
（四）文化霸权主义下明确的政治性话语攻击
不同于上述原因的无意性或利益性，国外一些新闻报道中对于新闻伦理道德的违背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政治阴谋。作为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舆论攻击的主要手段，当别国的发展与自身设想出现偏离或侵犯了既有利益，其新闻报道则会通过标签化手段，给正常事态打上“政治化标签”，上升到政治层面进行攻击，使别国处于国际舆论环境的压力之下，从而达到打压他国的目的。标签的作用在于所附标签的污名化。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新闻报道所呈现的标签化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对目标进行侮辱性、贬低性的指称。国际霸权地位话语体系对目标的身份符号、行为特征、话语表达等多重属性在整个传播链中施加歧视或侵犯。污名的刻板印象作用于现实环境中，对受污蔑的国家而言其破坏力巨大，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消除的[4]。媒介框架的设置使受众在接受媒体报道的同时，也接受了报道中的框架，并按框架形成自己对某个事物的认识。国外新闻的报道正是通过“病毒溯源说”这一话题的制造以及报道体裁、报道篇幅、报道议题等多重指向性框架的设置，弱化本国疫情的严重事态，将矛盾转移到中国。
三、结语
首先，对于疫情的相关报道要保证客观、公正、严谨，承担起信息引导责任。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保证新闻的价值，让新闻报道的产出受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推动，而不是受利益的驱使。主流媒体要做好导向工作，强化自身社会使命与专业素质能力，不让突发事件的发生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除了主流媒体，各多元主体要发挥能动性，如丁香医生等专业的媒体机构以专业技能为支撑，实时更新数据地图呈现疫情最新情况，从人民群众易于理解的角度出发发布多篇专业科普文章，此类报道在疫情期间受到公众广泛关注。其次，要对新闻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要求其不断学习相关知识，在涉及专业问题时要寻求专业人士发挥审核把关功能，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以及伦理规范意识，在疫情困难时期，结合自己的专业素养，利用新闻报道消减群众恐慌，帮助群众进行理性思考，把社会从疫情的破坏性下引向正常秩序。最后，针对国外媒体企图利用虚假新闻这一违反伦理的方式达到政治污化目的，我们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中国在疫情中所付出的努力真实完整地展现给世界，以多种形态的新闻报道打破外部攻击性新闻框架建构。做到有针对性地应对西方某些言论中的抹黑和污化、把握住信息传播中的关键节点与关键人物、完善国际舆论斗争的运行机制，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疫情修复善后工作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 郑天，李文健.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典型人物的塑造[J].青年记者，2020（26）：65-66.
[2] 常庆，李艳群.疫情中主流媒体在微博上的舆论引导——以主流媒体官微90后抗疫报道为例[J].青年记者，2020（32）：30-31.
[3] 严晓梅，李心怡，王晶莹，等.如何科学地审视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会新闻——基于科学论证的分析框架[J].科普研究，2020，15（01）：11-18，26，104.
[4] 曾向红，李琳琳.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J].国际政治科学，2020，05（03）：78-111.
作者简介：马文斌（1996—），男，安徽阜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舆情分析与危机公关。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伦理失范；新闻报道；舆论环境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5-0179-03
一、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伦理失范表现
在有关疫情的报道中，因所涉主体多元、传播内容复杂、舆论引导偏离等各种因素影响，容易导致新闻报道违背新闻道德规范，出现伦理失范现象。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
（一）虚假信息肆意传播
当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受众丧失对生存环境的感知而处于一种恐慌状态。根据奥尔波特的流言流通量公式：流言的流通量=与问题的关联度*社会成员的不安感*环境的不确定性。疫情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问题，疫情期间我国采取群众居家隔离措施，生活环境的封闭性以及对于疫情灾害的恐惧让人们更加关注有关疫情防控相关的信息报道。而疫情初期群众缺乏对于疫情知识与信息的掌握，传受双方的信息不对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成员的不安感，从而给谣言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环境。
疫情防控阶段增加每日政府新闻发布会环节，通过客观真实的数据披露以及报道报道加强公众对于疫情现状的了解，提升对相关知识的认知。各渠道传播扩散疫情相关信息的过程中，因为疫情报道特殊性，大多数新闻内容具有同质化特点，如何使自身平台获得更多关注度成为各媒体平台关注的焦点。恶意剪辑加工或断章取义成为媒体流量盈利手段。政府部门作为信息源，其信息报道的准确性以及用词的规范性都是严格遵循事实以及新闻规律的。而部分媒体对公布信息中有关数字的量词、有关“可能”“也许”等程度副词、具体新闻报道主体等事实进行删减或该更改，造成偷换主体、偷换概念、过分夸大等各种形式的虚假新闻报道出现，并且借助新媒体平台快速扩散，让人们对疫情产生错误的判断，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2020年1月30日，有媒体将李兰娟院士在《新闻1+1》节目中的直播内容进行偷换概念，把李兰娟院士所述内容“人类通过宠物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由于宠物接触了含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污染物，再通过与人类接触传染人，也就是间接接触传播”，随意删减变为“人会把病毒传染给狗”。该虚假新闻的传播立即引起部分人群对宠物及自身安全产生恐慌，更有小区物业管理人员下发通知，对小区內宠物进行集中处理。遗弃杀害宠物的消息在1月30日后的短时间内层出不穷，占据微博热搜，造成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直到后来澄清辟谣，这场闹剧才得以停息。这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不但加剧了疫情期间受众的恐惧心理，也因为大肆传播造成了传播资源的浪费，挤压科学信息的传播空间，为后续新闻报道传播造成了障碍。
（二）新闻报道引发二次伤害
新闻采访报道过程中，媒体平台以及从业人员因为利益驱使，而对新闻当事人造成有意无意的再次伤害，这是违反新闻伦理规范的二次伤害行为。疫情报道作为灾难报道的一类，应该有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而伦理失范现象下的新闻记者为了获取所需信息，忽视采访对象的身心状态，通过直接采访和诱导性问题等各种手段，让采访对象承受二次伤害。
疫情报道的二次伤害主要表现在对各种容易引起不适反应画面的刻画以及由个人隐私泄露而造成的网络暴力。疫情期间的报道中，个别媒体为了塑造光辉的英雄形象，对一线抗疫人员所受到的伤害进行大量描绘。如对抗疫中牺牲的医护以及公职人员进行报道，甚至出现其亲属痛哭的镜头画面。此类报道虽然起到一定的正面报道效果，但忽视了新闻当事人以及其亲属回忆所造成的二次伤害。隐私泄露所造成的二次伤害更加严重。2020年12月8日，成都一名20岁患者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随后，该确诊患者赵某的个人信息在媒体平台曝光，包括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证件号码等。赵某也因此遭受人肉搜索、电话辱骂等巨大网络暴力。赵某本身就是疫情感染的受害者，不应该受到网络暴力的二次伤害。疫情期间的报道如果不对二次伤害现象加以重视，只会使报道脱离其以人为本的本质，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身心伤害，也会对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事业造成更多伤害。
（三）女性形象的错误消费与过度营造弱势群体悲情
女性作为广大医护工作者的主力军，在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疫情期间有关女性的大量新闻报道却脱离了个人能力、专业素质、职业形象本身，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其身材、样貌以及其他女性特有标签上，出现有关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过度消费女性群体的新闻伦理失范现象。疫情期间，女性形象被大量报道，“15名女护士在出征仪式上被集体剃去长发”“武汉一名女护士在流产10天后重返一线工作岗位”“怀孕九个月的武汉女护士依旧战斗在疫情第一线”“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缺少卫生巾”等等。大量报道通过描述刻画女性柔弱形象企图与受众达成情感共鸣，但事实相反，此类报道引起了极大的负面舆论，被认为有过度消费女性形象、性别歧视、人格侮辱等问题。偏离了其通过报道女性医务工作者抗疫事迹，宣传其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刻画崇高的女性形象的本意[1]。
疫情的新闻报道，本身就因为疫情所带来的破坏性而蒙上一层悲情色彩。适度的悲情彩色会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让人们对新闻内容有更加直观的感性理解，有利于提升新闻内容的可读性、受众接受度以及新闻价值。但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存在过度渲染悲情，消费群众同情心的伦理失范现象。不但没能达到报道所期望的氛围营造的目的，反而使人们产生情感困倦，对新闻报道产生抵触情绪，极大地削弱了新闻的渲染力。
疫情期间报道了大量有关弱势群体，包括拾荒老人、孤寡老人、贫困群体等为疫情灾区捐款的新闻内容。此类报道起先营造了一种共渡难关的家国情怀氛围，在疫情期间起到了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因为产生了良好的受众反馈，让众多媒体选择后续类似的新闻进行大量报道，将弱势群体的深明大义与其贫困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但与预期传播效果相背离，过度宣传弱势群体，容易引起广大受众群体的反感。悲情的过度营造并没有引起受众过多的共鸣，反而受到受众质疑。 （四）主流媒体部分媒介素养缺失
主流媒体作为我国新闻体系的重要一环，对自媒体平台有着重要的表率作用。因为其性质独特，在受众中有着较高的公信力，一旦主流媒体失声或产生错误的行为，其负面影响就会被不断放大。
2020年1月31日晚，有主流媒体发布消息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发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随后，该消息便迅速传播，多家新闻媒体的官方微博进行转发，“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也很快登顶微博热搜，迅速在受众群体中产生火热讨论，一夜之间，各大药店包括电商平台的双黄连药品被抢购一空。新闻本身并没有虚假事实，但因其传播时机正处于疫情期间这一特殊敏感时期，使受众产生误解，认为双黄连可预防治疗新冠肺炎。新媒体平台的扩散性让信息被快速转发扩散，以及信息发布于深夜这一错误选择，使该主流媒体丧失了对于此条信息的掌控能力。随后几天，该媒体虽然对此条信息进行了澄清与深入解释，但其在信息分发渠道、分发时间、舆情预测等方面的专业素养表现，已经使受众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怀疑，削弱了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2]。
（五）国外媒体污名化报道
国外新闻事业的发展一直宣称新闻专业主义，而疫情期间其所进行的大量报道却严重脱离事实，并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该以人道主义为首要话语内容，但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虚假新闻策划和报道，企图给疫情贴上标签，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报道，无中生有，激化矛盾。
二、新冠疫情报道伦理失范原因
新冠疫情报道中，产生新闻伦理失范现象的原因包括疫情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驱动，以及新媒体时代下新闻报道领域伦理失范的共性原因。疫情灾难报道新闻出现伦理失范现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首发刺激下的即时性，报道把关环节缺失
新媒体数字特征赋能信息快速传播，传统新闻价值时效性正在被即时性所替代。在疫情期间，重要事实信息，如实时病例数字、新增病例信息、病例分布特征等，每时每刻都在递增，这就使受众的信息接收更加倾向于与事实发生的同步。而对于新闻内容即时性的片面追求，也讓新闻媒体将快速发布新闻内容、领先行业竞争者、抢占受众注意力作为新闻报道的业务主要关注点[3]。新媒体平台的高度自由赋予了每一个用户发声的权力，这也让各把关环节的效能大大分散。用户可以随手扩散自己所接收到的新闻信息，用户间媒介素养的不同，这种转发式的传播方式容易使网络信息内容良莠不齐。用户自身把关新闻内容的传播，使把关标准大大降低，最后导致虚假新闻以及谣言等违背新闻伦理规范的现象发生。疫情下独特的社会环境，要求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将受众所需要的信息传递到受众手中，更需要保证所传递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减少虚假信息给公众本就紧张的防疫生活带来更加严峻的传播障碍，信息的准确性远远比速度更加重要。
（二）消费主义盛行，行业畸形竞争
新媒体平台的发展降低了新闻报道的准入门槛，除了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平台的转型，还有各类媒体机构、自媒体等多种形态在新媒体平台中获得了生产信息和传递信息的能力。新闻内容以及新闻受众是固定的，而如何在有限的注意力市场份额中分得一杯羹，是每个媒体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媒体发展一部分依靠内容，另一部分依靠渠道，而部分媒体为了解决竞争压力选择违背新闻伦理道德，将事实内容进行编辑和二次剪辑，以转发或者发布的形式进行传播，从而导致出现失实报道、谣言扩散。
新闻行业竞争激烈的背后是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入侵。对利益的追逐导致新闻赖以生存的公平、公正缺失。新闻事业信息传播、整合社会、舆论监督、传播知识、提供娱乐的五个主要职能，已经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本末倒置，提供娱乐与赢得利润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目的，而社会的整合以及舆论监督已经被大多数新闻报道所忽视。虚假信息的宣传、媒体的二次伤害、消费女性形象、过度营造悲情就是受到利益因素干扰，急功近利的表现。
（三）新闻从业者伦理道德教育缺失
现阶段，在新闻行业领域，因为新媒体的发展，其从业人员已经不单单局限于传统的新闻记者。新闻从业人员作为新闻报道的生产主体，其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是新闻报道出现伦理失范问题的主要人为因素。新媒体环境下，每个受众都有发声的权利，都作为公民新闻生产者参与到新闻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从侧面反映出新闻事业的参与人员队伍不断壮大。而技术只提供了渠道，并没有对专业素养提出太高的要求。以至于各类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内容的生产过程中因为缺少职业伦理道德意识而有意无意地造成伦理失范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伦理失范成本过低，新媒体特点赋予受众遗忘性，各类事件的快速更新让之前出现的伦理失范现象很快被遗忘，正如人们所说的“互联网没有记忆”一般，过低的成本代价让伦理失范现象难以从本质上得到解决。新闻从业人员作为新闻报道的主力军，只有加强其伦理规范意识与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氛围，改变新闻报道伦理失范的现状。
（四）文化霸权主义下明确的政治性话语攻击
不同于上述原因的无意性或利益性，国外一些新闻报道中对于新闻伦理道德的违背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政治阴谋。作为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舆论攻击的主要手段，当别国的发展与自身设想出现偏离或侵犯了既有利益，其新闻报道则会通过标签化手段，给正常事态打上“政治化标签”，上升到政治层面进行攻击，使别国处于国际舆论环境的压力之下，从而达到打压他国的目的。标签的作用在于所附标签的污名化。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新闻报道所呈现的标签化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对目标进行侮辱性、贬低性的指称。国际霸权地位话语体系对目标的身份符号、行为特征、话语表达等多重属性在整个传播链中施加歧视或侵犯。污名的刻板印象作用于现实环境中，对受污蔑的国家而言其破坏力巨大，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消除的[4]。媒介框架的设置使受众在接受媒体报道的同时，也接受了报道中的框架，并按框架形成自己对某个事物的认识。国外新闻的报道正是通过“病毒溯源说”这一话题的制造以及报道体裁、报道篇幅、报道议题等多重指向性框架的设置，弱化本国疫情的严重事态，将矛盾转移到中国。
三、结语
首先，对于疫情的相关报道要保证客观、公正、严谨，承担起信息引导责任。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保证新闻的价值，让新闻报道的产出受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推动，而不是受利益的驱使。主流媒体要做好导向工作，强化自身社会使命与专业素质能力，不让突发事件的发生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除了主流媒体，各多元主体要发挥能动性，如丁香医生等专业的媒体机构以专业技能为支撑，实时更新数据地图呈现疫情最新情况，从人民群众易于理解的角度出发发布多篇专业科普文章，此类报道在疫情期间受到公众广泛关注。其次，要对新闻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要求其不断学习相关知识，在涉及专业问题时要寻求专业人士发挥审核把关功能，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以及伦理规范意识，在疫情困难时期，结合自己的专业素养，利用新闻报道消减群众恐慌，帮助群众进行理性思考，把社会从疫情的破坏性下引向正常秩序。最后，针对国外媒体企图利用虚假新闻这一违反伦理的方式达到政治污化目的，我们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中国在疫情中所付出的努力真实完整地展现给世界，以多种形态的新闻报道打破外部攻击性新闻框架建构。做到有针对性地应对西方某些言论中的抹黑和污化、把握住信息传播中的关键节点与关键人物、完善国际舆论斗争的运行机制，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疫情修复善后工作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 郑天，李文健.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典型人物的塑造[J].青年记者，2020（26）：65-66.
[2] 常庆，李艳群.疫情中主流媒体在微博上的舆论引导——以主流媒体官微90后抗疫报道为例[J].青年记者，2020（32）：30-31.
[3] 严晓梅，李心怡，王晶莹，等.如何科学地审视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会新闻——基于科学论证的分析框架[J].科普研究，2020，15（01）：11-18，26，104.
[4] 曾向红，李琳琳.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J].国际政治科学，2020，05（03）：78-111.
作者简介：马文斌（1996—），男，安徽阜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舆情分析与危机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