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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身份政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概念， 而是用来指代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种族、性别、阶级等）的群体，以他们的共同经历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主张和理论，来维护该群体的权益，以期提高其社会地位。身份政治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始终是个热门题材， 其研究对象是与主流文化群体相对峙的，并且始终处于主流文化群体限制之下的不同边缘文化群体，包括在种族、性别、社会阶层上处于弱势、受到歧视的群体。斯坦福大学的法律教授福特认为，“身份政治从来不是一个新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政治，都是身份的；所有的身份，都是政治的”。纵观“二战”后的美国戏剧界，同性恋戏剧家兰福德·威尔逊（Lanford Wilson，1937—2011）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戏剧中身份政治问题的代言人；80年代，华裔戏剧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 1957— ）在《蝴蝶君》（M. Butterfly， 1988）中，对少数族裔在种族、民族、性别、权力等方面的身份建构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1956— ）的同性恋戏剧《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1993）揭示了同性恋者、艾滋病人在社会中的权力位置以及他们对性别、政治、个人身份等问题的思考和选择。除此之外，两位杰出的当代女戏剧家葆拉·沃格尔（Paula Vogel， 1951— ）和玛丽亚·艾琳·福恩斯（Maria Irene Fornes， 1930— ）关注的焦点是女性在面临家庭、两性和社会问题时对于自己身份的建构。
首先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作家是兰福德·威尔逊，他的戏剧不仅不回避同性恋话题，而且更多地关注被美国主流文化排斥在外的边缘群体。威尔逊的目的是揭示这些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小人物如何挣扎在贫困、暴力、歧视之中，如何试图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如何坚守自己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遥不可及。更为重要而可贵的一点是，这些社会边缘人物身上从未缺乏人性的光芒。在 《吉里德香膏》（Balm in Gilead，1965）、《艾德里奇的诗人》（The Rimers of Eldritch，1966）和《巴尔的摩旅馆》（The Hotel Baltimore，1973）这三部戏剧中，威尔逊聚焦的是社会的弃儿，有妓女、毒贩子、骗子、流浪汉、异装癖、男女同性恋者等。
《艾德里奇的诗人》的背景设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小镇，围绕一个14岁女孩儿伊娃遭到性攻击，一个80岁的老流浪汉斯凯利被杀的主线展开故事，揭示了人们在公共道德考量面前表现出来的虚伪与自私，重点探讨不同人群的社会身份内涵。
剧中，作为社会弃儿的斯凯利一直备受人们的诟病，他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个危险分子，而这样的评判并不是人们基于亲身经历或者观察所得，而是根据他的社会身份主观臆断的。与之相反，年轻人罗伯特是小镇人眼中完美形象的代表，被公认为是一个守规矩、有道德良知、值得信赖与尊重的人。然而，故事的真相却给那些心怀偏见的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罗伯特对伊娃实施了性侵，看在眼里的斯凯利试图帮助伊娃，却被一个邻居误认为在攻击女孩儿，而开枪误杀了斯凯利。
在这部剧里，威尔逊一方面批评了小镇人们对社会底层群体的偏见、妄断与排斥，另一方面也对这些被社会歧视和抛弃的局外人表达了极大的同情，认为主流文化强加给他们的不公平的社会身份，使他们苦苦挣扎在摆脱歧视、寻求自己身份定位的漫漫征途上。
兰福德·威尔逊
1988年上演的《蝴蝶君》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少数族裔，特别是华裔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身份认同的困惑。该剧作展现了一个宏大的题材，涉及种族、性别和性欲，并且集东西方文化中的权力关系于一体。作品以法国外交官瑞内·伽里玛在北京与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从1960年到1988年的交往为主线，以普契尼的名歌剧 《蝴蝶夫人》为贯穿始终的故事背景。剧中伽里玛在邂逅了蝴蝶夫人的扮演者宋丽玲之后，心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思想（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凌驾于东方的意识形态之上，社会政治秩序建立在“东方人总是向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屈服”的思想基础上）使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东方女性，找到了彰显自己的强大和能力的对象，找到了控制、操纵女性的机会。这首先揭示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思想。其次是关于身份认同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性别差异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伽里玛尽管在西方人眼里并不是一个强势的男人，但面对中国女性宋丽玲，他不自觉地滋生了男性保护女性的心理，并错误地认为宋丽玲的被动和羞涩是东方女性的特点。在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构筑中，伽里玛孜孜不倦追求的只是一个幻影，西方压倒东方，男性统治女性，从而表现出西方人对东方人居高临下的优越姿态。
通过对以上种种西方文化霸权思想的揭示，剧作家黄哲伦表达了华裔群体及其他少数族裔要求重新解读主流文化传统，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呼声。但是，该作并不是单纯的反美国戏剧，作家更希望世界上不分民族、种族、权力和性别的人们能够消除对身份认同的普遍“误识”，“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而平等的立场出发，来相互真诚地面对对方”。
当代戏剧家托尼·库什纳作为一名同性恋犹太戏剧家，对于边缘化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非常敏感。他的著名同性恋剧《天使在美国》通过讲述五个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的经历，揭示了他们的边缘化处境，以及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关于同性恋的争议是20世纪后半叶才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的。由于同性恋者颠覆性的性取向，他们的行为与不同宗教和种族的信念相悖，因而成为主流社会最为边缘化和最具争议性的人群之一，常被社会主流人群疏远甚至歧视。与此同时，艾滋病与同性恋的某种关联性也导致艾滋病患者在主流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偏见。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对于同性恋和艾滋病患者群体的身份建构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同性恋者对于是否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相当纠结，一部分人担心他们的处境会因此举而变得艰难。剧中的罗伊和乔伊为了躲避主流社会的偏见和歧视，选择了异性婚姻并希望借此摆脱自己“不正常”的性取向。然而在這个过程中他们却渐渐迷失了自己的身份，无法建构自己的真实身份。
首先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作家是兰福德·威尔逊，他的戏剧不仅不回避同性恋话题，而且更多地关注被美国主流文化排斥在外的边缘群体。威尔逊的目的是揭示这些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小人物如何挣扎在贫困、暴力、歧视之中，如何试图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如何坚守自己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遥不可及。更为重要而可贵的一点是，这些社会边缘人物身上从未缺乏人性的光芒。在 《吉里德香膏》（Balm in Gilead，1965）、《艾德里奇的诗人》（The Rimers of Eldritch，1966）和《巴尔的摩旅馆》（The Hotel Baltimore，1973）这三部戏剧中，威尔逊聚焦的是社会的弃儿，有妓女、毒贩子、骗子、流浪汉、异装癖、男女同性恋者等。
《艾德里奇的诗人》的背景设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小镇，围绕一个14岁女孩儿伊娃遭到性攻击，一个80岁的老流浪汉斯凯利被杀的主线展开故事，揭示了人们在公共道德考量面前表现出来的虚伪与自私，重点探讨不同人群的社会身份内涵。
剧中，作为社会弃儿的斯凯利一直备受人们的诟病，他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个危险分子，而这样的评判并不是人们基于亲身经历或者观察所得，而是根据他的社会身份主观臆断的。与之相反，年轻人罗伯特是小镇人眼中完美形象的代表，被公认为是一个守规矩、有道德良知、值得信赖与尊重的人。然而，故事的真相却给那些心怀偏见的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罗伯特对伊娃实施了性侵，看在眼里的斯凯利试图帮助伊娃，却被一个邻居误认为在攻击女孩儿，而开枪误杀了斯凯利。
在这部剧里，威尔逊一方面批评了小镇人们对社会底层群体的偏见、妄断与排斥，另一方面也对这些被社会歧视和抛弃的局外人表达了极大的同情，认为主流文化强加给他们的不公平的社会身份，使他们苦苦挣扎在摆脱歧视、寻求自己身份定位的漫漫征途上。
1988年上演的《蝴蝶君》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少数族裔，特别是华裔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身份认同的困惑。该剧作展现了一个宏大的题材，涉及种族、性别和性欲，并且集东西方文化中的权力关系于一体。作品以法国外交官瑞内·伽里玛在北京与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从1960年到1988年的交往为主线，以普契尼的名歌剧 《蝴蝶夫人》为贯穿始终的故事背景。剧中伽里玛在邂逅了蝴蝶夫人的扮演者宋丽玲之后，心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思想（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凌驾于东方的意识形态之上，社会政治秩序建立在“东方人总是向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屈服”的思想基础上）使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东方女性，找到了彰显自己的强大和能力的对象，找到了控制、操纵女性的机会。这首先揭示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思想。其次是关于身份认同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性别差异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伽里玛尽管在西方人眼里并不是一个强势的男人，但面对中国女性宋丽玲，他不自觉地滋生了男性保护女性的心理，并错误地认为宋丽玲的被动和羞涩是东方女性的特点。在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构筑中，伽里玛孜孜不倦追求的只是一个幻影，西方压倒东方，男性统治女性，从而表现出西方人对东方人居高临下的优越姿态。
通过对以上种种西方文化霸权思想的揭示，剧作家黄哲伦表达了华裔群体及其他少数族裔要求重新解读主流文化传统，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呼声。但是，该作并不是单纯的反美国戏剧，作家更希望世界上不分民族、种族、权力和性别的人们能够消除对身份认同的普遍“误识”，“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而平等的立场出发，来相互真诚地面对对方”。
当代戏剧家托尼·库什纳作为一名同性恋犹太戏剧家，对于边缘化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非常敏感。他的著名同性恋剧《天使在美国》通过讲述五个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的经历，揭示了他们的边缘化处境，以及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关于同性恋的争议是20世纪后半叶才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的。由于同性恋者颠覆性的性取向，他们的行为与不同宗教和种族的信念相悖，因而成为主流社会最为边缘化和最具争议性的人群之一，常被社会主流人群疏远甚至歧视。与此同时，艾滋病与同性恋的某种关联性也导致艾滋病患者在主流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偏见。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对于同性恋和艾滋病患者群体的身份建构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同性恋者对于是否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相当纠结，一部分人担心他们的处境会因此举而变得艰难。剧中的罗伊和乔伊为了躲避主流社会的偏见和歧视，选择了异性婚姻并希望借此摆脱自己“不正常”的性取向。然而在這个过程中他们却渐渐迷失了自己的身份，无法建构自己的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