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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结局告诉人们:西藏是美国永远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是永远不要插手的地方。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注意西藏问题
1949年1月，中国国共战场上的三大战役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就提出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认为:“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全面立场。首先，共产党控制的西藏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假使共产党成功控制了整个中国，或者出现了具有同等重大影响的发展，我们实际上应当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亨德森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失控而共产党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际，迅速插手西藏并为将西藏从中国主权中分离出去做好准备。他提醒国务院注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与‘主权’相比，‘宗主权’暗指中国的管辖权较少，西藏自治权较大”。
7月28日，艾奇逊回复亨德森，称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暗地派出代表团的可能性，国务院会重视你们的讨论”。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实质上垄断了西藏的对外关系”，美国如派代表团赴藏，“情况将变得复杂”而作罢。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在第889号电文中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借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
艾奇逊要求通知西藏叛乱分子:美国准备帮助“藏独”获得援助和资金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旋即出兵朝鲜。7月22日，艾奇逊明确电告美驻印度使馆:“国务院现在便于向西藏保证美国将提供援助。”要求使馆通知西藏叛乱分子:“美国准备帮助西藏获得援助和资金。”如果印度愿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国愿意帮助西藏”。9月9日，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见”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经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使用武力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入侵”，并对“美国主动提出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示“西藏想要的是独立”的迫切愿望。在得知印度和英国政府对西藏“独立”持消极态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问题上洗手不干了’”的报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逊致电美驻印使馆“希望印度政府尽快知道，美国希望能对西藏局势有所帮助”，指示亨德森“拜会尼赫鲁，根据自己的判断告诉他，美国和印度一样关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西藏的报道”;“美国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国相信中国征服西藏与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
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国企图从
中国西部地区牵制中国力量的企图
10月24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昌都的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消灭藏军、争取起义人员5700余人，约占藏军总数2/3，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政治影响。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并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八九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边防重镇，实现了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国配合东亚朝鲜战场从中国西部地区牵制中国国家力量的企图。
1958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
决定秘密增加对西藏叛乱者的资助
但美国并未至此放弃颠覆新中国的目标。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前几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行动方针》（NSC48/5）认为：
美国现在应该：A.继续努力通过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作战，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威望。B.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扩大和加强培养非共产党领导人物，并尽量影响在华的反对目前北平政权的领导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C.扶持和帮助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共力量，以便发展和扩大中国对北平政权统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国南部。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此后美国对华遏制进一步升级。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因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统治而陷于危殆”;“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都会助长其余国家妥协退让的倾向”。1954年，肯尼迪访问越南，在离开越南时，他已决心不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肯尼迪决心要阻止对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侵害”。1959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首次公开承担了支持南越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义务。“这一行动，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先导”。
与1950年6月美国军事干涉朝鲜后突然全力支持“藏独”势力的原因一样，在美国即将大规模军事干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国再次启动那张并未停止的“藏独”牌。解密档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报局决定秘密增加对叛乱者的资助，以扩大其反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此决定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
1956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动乱，蒋介石集团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蒋介石在与美国驻韩国大使会谈中承认:去年秋天以来，他“继续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进行反共活动。中华民国政府对这些活动的发展保持密切的关注，但其他国家对此则很少注意。从5月份以来，这些反共活动几乎已成了既成事实，这促使共产党采取严厉手段”。
1959年叛乱期间，“藏独”
分子一直得到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
与美国决心干涉越南的政策遥相呼应，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即《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炮轰其驻地罗布林卡并诬是解放军所为，并于3月17日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达赖离开后，叛乱分子于3月20日凌晨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击溃叛匪后迅速向山南挺进，年底平息了拉萨、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线的叛乱，1960年底，全区叛乱基本平息。
与1950年“藏独”分子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动是配合美国朝鲜半岛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道理一样，1959年西藏叛乱也是美国即将大规模干涉印度支那行动，遏制中国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叛乱期间，“藏独”分子一直得到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
1959年4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韦什尔·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尔总统:“鉴于西藏抵抗运动最近出现高潮，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导致西藏合法政府与中共政府彻底决裂，我们正在现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制定计划。”4月23日，达赖托转“请求美国承认自由西藏政府，并影响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国务卿狄龙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答复建议，告诉达赖，美国“接到他有关承认的要求，就立即开始了研究，并正在考虑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时还在内部保留了“承认似乎可作为一种实践措施，但只能是在举措会得到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热切回应之后，才能加以实施”的考虑。5月5日，就承认达赖“政府”问题，远东事务助理饶伯森致国务卿赫脱的研究报告建议:“我们不应该鼓励达赖喇嘛提出承认要求，除非我们肯定这一要求将得到很好的回应”;美国“将给予他们的呼吁以同情的考虑，支持寻求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提出“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众多的自由世界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合作，就应该给予承认。如果得不到这种合作，我们应重新评估局势以决定采取何种方针。”
此后，美国对达赖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线。美国政府制定了长期计划，计划目标是“在西藏内部和外国，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独立，并建立一个反共产党中国的抵抗力量”;“在政治行动和宣传领域，西藏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在西藏人和其他国家当中支持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独立，削弱中国政权的影响和活动能力;形成能够阻止西藏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发展的抵抗力量;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为此“中央情报局派出小组支持西藏抵抗运动”，同时也认为“西藏人继续有效的抵抗，不仅会给中共造成很大麻烦，还有助于在整个地区保持抵抗的火种”。
1960年2月4日，白宫，艾森豪威尔在听取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关于“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计划执行汇报后，“总统批准按照预定方针继续执行该计划。”
1964年1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加大实施“西藏计划”力度，每年所需经费173.5万美元。
“文化大革命”风暴对美国的
“西藏计划”造成影响
1966年，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风暴，对美国的“西藏计划”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代表组成的、负责海外秘密行动的部际小组“303委员会”于1月16日提交的“关于西藏各项行动的情况报告”，对“西藏计划”作出极其悲观的评估，认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乱蔓延到西藏，这包括内部交通、通讯、旅行的破坏，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这一内部混乱寻求进一步的自治。中国的安全状况并没有显示出恶化的迹象;而且他们对西藏的控制，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仍像以往一样广泛深入。西藏领导层已经被清除。由于中国人直接控制当地的行政，大量的秘密财产被发现并被消除……
越南战场的失败导致美国在东亚实行收缩政策，中央情报局逐渐取消了在美国国内对叛乱分子的训练计划，美国对“藏独”支持的年度预算被压缩到不足120万美元。
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针对西藏的计划被逐渐抛弃。
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后，达赖曾感叹世事炎凉，说:“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
(作者:国际问题专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注意西藏问题
1949年1月，中国国共战场上的三大战役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就提出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认为:“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全面立场。首先，共产党控制的西藏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假使共产党成功控制了整个中国，或者出现了具有同等重大影响的发展，我们实际上应当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亨德森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失控而共产党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际，迅速插手西藏并为将西藏从中国主权中分离出去做好准备。他提醒国务院注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与‘主权’相比，‘宗主权’暗指中国的管辖权较少，西藏自治权较大”。
7月28日，艾奇逊回复亨德森，称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暗地派出代表团的可能性，国务院会重视你们的讨论”。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实质上垄断了西藏的对外关系”，美国如派代表团赴藏，“情况将变得复杂”而作罢。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在第889号电文中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借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
艾奇逊要求通知西藏叛乱分子:美国准备帮助“藏独”获得援助和资金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旋即出兵朝鲜。7月22日，艾奇逊明确电告美驻印度使馆:“国务院现在便于向西藏保证美国将提供援助。”要求使馆通知西藏叛乱分子:“美国准备帮助西藏获得援助和资金。”如果印度愿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国愿意帮助西藏”。9月9日，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见”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经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使用武力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入侵”，并对“美国主动提出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示“西藏想要的是独立”的迫切愿望。在得知印度和英国政府对西藏“独立”持消极态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问题上洗手不干了’”的报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逊致电美驻印使馆“希望印度政府尽快知道，美国希望能对西藏局势有所帮助”，指示亨德森“拜会尼赫鲁，根据自己的判断告诉他，美国和印度一样关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西藏的报道”;“美国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国相信中国征服西藏与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
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国企图从
中国西部地区牵制中国力量的企图
10月24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昌都的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消灭藏军、争取起义人员5700余人，约占藏军总数2/3，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政治影响。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并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八九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边防重镇，实现了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国配合东亚朝鲜战场从中国西部地区牵制中国国家力量的企图。
1958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
决定秘密增加对西藏叛乱者的资助
但美国并未至此放弃颠覆新中国的目标。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前几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行动方针》（NSC48/5）认为：
美国现在应该：A.继续努力通过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作战，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威望。B.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扩大和加强培养非共产党领导人物，并尽量影响在华的反对目前北平政权的领导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C.扶持和帮助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共力量，以便发展和扩大中国对北平政权统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国南部。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此后美国对华遏制进一步升级。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因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统治而陷于危殆”;“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都会助长其余国家妥协退让的倾向”。1954年，肯尼迪访问越南，在离开越南时，他已决心不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肯尼迪决心要阻止对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侵害”。1959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首次公开承担了支持南越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义务。“这一行动，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先导”。
与1950年6月美国军事干涉朝鲜后突然全力支持“藏独”势力的原因一样，在美国即将大规模军事干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国再次启动那张并未停止的“藏独”牌。解密档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报局决定秘密增加对叛乱者的资助，以扩大其反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此决定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
1956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动乱，蒋介石集团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蒋介石在与美国驻韩国大使会谈中承认:去年秋天以来，他“继续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进行反共活动。中华民国政府对这些活动的发展保持密切的关注，但其他国家对此则很少注意。从5月份以来，这些反共活动几乎已成了既成事实，这促使共产党采取严厉手段”。
1959年叛乱期间，“藏独”
分子一直得到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
与美国决心干涉越南的政策遥相呼应，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即《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炮轰其驻地罗布林卡并诬是解放军所为，并于3月17日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达赖离开后，叛乱分子于3月20日凌晨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击溃叛匪后迅速向山南挺进，年底平息了拉萨、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线的叛乱，1960年底，全区叛乱基本平息。
与1950年“藏独”分子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动是配合美国朝鲜半岛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道理一样，1959年西藏叛乱也是美国即将大规模干涉印度支那行动，遏制中国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叛乱期间，“藏独”分子一直得到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
1959年4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韦什尔·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尔总统:“鉴于西藏抵抗运动最近出现高潮，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导致西藏合法政府与中共政府彻底决裂，我们正在现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制定计划。”4月23日，达赖托转“请求美国承认自由西藏政府，并影响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国务卿狄龙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答复建议，告诉达赖，美国“接到他有关承认的要求，就立即开始了研究，并正在考虑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时还在内部保留了“承认似乎可作为一种实践措施，但只能是在举措会得到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热切回应之后，才能加以实施”的考虑。5月5日，就承认达赖“政府”问题，远东事务助理饶伯森致国务卿赫脱的研究报告建议:“我们不应该鼓励达赖喇嘛提出承认要求，除非我们肯定这一要求将得到很好的回应”;美国“将给予他们的呼吁以同情的考虑，支持寻求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提出“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众多的自由世界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合作，就应该给予承认。如果得不到这种合作，我们应重新评估局势以决定采取何种方针。”
此后，美国对达赖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线。美国政府制定了长期计划，计划目标是“在西藏内部和外国，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独立，并建立一个反共产党中国的抵抗力量”;“在政治行动和宣传领域，西藏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在西藏人和其他国家当中支持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独立，削弱中国政权的影响和活动能力;形成能够阻止西藏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发展的抵抗力量;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为此“中央情报局派出小组支持西藏抵抗运动”，同时也认为“西藏人继续有效的抵抗，不仅会给中共造成很大麻烦，还有助于在整个地区保持抵抗的火种”。
1960年2月4日，白宫，艾森豪威尔在听取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关于“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计划执行汇报后，“总统批准按照预定方针继续执行该计划。”
1964年1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加大实施“西藏计划”力度，每年所需经费173.5万美元。
“文化大革命”风暴对美国的
“西藏计划”造成影响
1966年，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风暴，对美国的“西藏计划”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代表组成的、负责海外秘密行动的部际小组“303委员会”于1月16日提交的“关于西藏各项行动的情况报告”，对“西藏计划”作出极其悲观的评估，认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乱蔓延到西藏，这包括内部交通、通讯、旅行的破坏，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这一内部混乱寻求进一步的自治。中国的安全状况并没有显示出恶化的迹象;而且他们对西藏的控制，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仍像以往一样广泛深入。西藏领导层已经被清除。由于中国人直接控制当地的行政，大量的秘密财产被发现并被消除……
越南战场的失败导致美国在东亚实行收缩政策，中央情报局逐渐取消了在美国国内对叛乱分子的训练计划，美国对“藏独”支持的年度预算被压缩到不足120万美元。
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针对西藏的计划被逐渐抛弃。
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后，达赖曾感叹世事炎凉，说:“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
(作者:国际问题专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