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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我国是古已有之的做法。但是，导致前些年那股“热潮”的“比较文学”，却无疑是舶来品。既是舶来品，那我们要发展它，首先还是要弄清它是怎么回事。人家是怎么做的。即便无师自通，也还是要拿材料来自学一番才成。前几年，学者们对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已作了不少译、介，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现在，当我们站在“热”潮过后的“危机”中回头反顾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深感这方面工作还是相当不足，因为现有的几部译文集，虽然都介绍了大量的材料，却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它们无不以介绍比较文学的“理论”为要务。对一个学科来说，首要的当然是理论建设，所以，译介比较文学资料首先集中于理论，这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从比较文学本身来看，我们却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比较文学至今并未形成什么系统的理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比较文学如果有所谓理论的话，那就是“比较文学没有理论”。比较文学的存在就是它的实践活动。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已经介绍的“理论”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诸如“比较文学”一类概念的纠缠。这样一来，人们对于国外比较文学的实践还是不甚了了，所以，目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回过头来再重新认识一下比较文学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
我们还是先从“比较文学”的定名谈起吧。如所周知，比较文学最早是法国人提出来的。一八一六年，“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一本书的名字之中：《比较文学教程》。这里的“比较文学”，原文用的是littérature comparée，“比较”(comparée)是动词的过去分词，强调的是文学之“被比较”，着眼点当然在“比较”这一活动。这一术语沿用至今。在德语中，这一术语则有几种译法，但是所有译法都有一个共同点：“比较”都译成了动词的现在分词vergleichende，这里毫无疑问也是要强调比较的行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都根据法语将“比较”译为动词过去分词。由此可见，在“比较文学”创立时，人们的思想是很明确的：比较文学是一种研究实践。
这还可以从围绕“比较文学”一词在其他一些语种中定名、译法问题的争论中看出来。这一方面，俄语中的论争颇为激烈。尽管一八八七年维谢洛夫斯基已按德语提出过cpa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eратypoвeдeнoe(比较文学研究)，但到五十年代以前，这种研究一般仍然称作cpaвhидeлъноиcтopдчecкиймтод(历史比较方法)，维氏对自己提出的术语也并不热心。学者们显然是把它看成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的。而五十年代则称作Bэаинocвяэи вэаимодeйствиянациональнхштератyр(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研究)，苏联学者纽波柯耶娃甚至到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去呼吁去掉“比较”，改用这一名称。这显然是要具体指实研究的对象，但这种范畴的框定，明显落入了法国早期一些学者们的窠臼。到了六十年代，一般人则逐渐改用cpaвнителъноеиэучeниeДитерлтур(文学的比较研究)，把它明确看成是一种实践活动，一种运用比较方法的实践活动了。考察一下俄、苏比较文学的历史状况，我们是不难理解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在俄国，最早对文学作跨越民族界限，带着国际眼光对文学着手研究而又卓有成效的学者无疑是维谢洛夫斯基。他对史诗的研究，使用的正是历史比较方法。因此，这一方法为后来的学者们所继承，其名称当然也就成了“历史比较方法”了。但是，维氏的研究思想却又与法国学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者们所关心的也是文学如何在民族间流涉，这又当然使他们易于接受“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这一概念，尤其是在“比较文学”被斥为反动的世界主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松动之后，他们给“比较文学”所起的新名称却比西方更明确地强调比较文学的实践性，是“文学”的比较研究，并且把它作为百科全书及辞书的标准定名。维谢洛夫斯基根据西方名称所定的译名，直到七十年代才列入苏联文艺小百科的补编。这个词之所以难于为苏联学术界接受，除了某些时期有政治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在于这个词组本身。“比较”一词在法、德等语言中用的是动词的分词，而根据德文译成俄文之后，用的却是形容词。也许是俄语的规则使然，译者在这里无法将“比较”一词按德语的现在分词译为俄语形动词，只能译为与动词同源的形容词，因此，俄语中的这一术语产生了与德、法等语言中不同的意义，影响了国际间的对话，这便使得这一术语很难真正在俄语中站住脚了。
“文学”(literature)一词在英语中已经成为总括一切文学作品的集合名词，也就意味着整个文学只能是一个东西，这便产生了麻烦，“比较文学”，自己跟自己怎么比？这就无怪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听到有人自称是“ComparativeLiterature”的教授之后要大惑不解地问：“你拿它怎么比？”了。由于“比较”与“文学”二者搭配之荒诞，康乃尔大学的一位教授二十年代担任“比较文学”系主任时，坚决反对把他的系称为“比较文学系”，而改称“文学的比较研究系”，认为“比较文学”句法不通，又无意义，说，如果文学能比，那么土豆就更能比了。所以，一般学者，往往倾向于用“Comparative LteraryStudies”(比较文学研究)或“ComparativeStudiesof Literature”(文学的比较研究)，这明显是要强调其实践性。哈佛大学教授哈瑞·勒文甚至根据那不合句法的搭配“ComparativeLiterature”戏仿了“ComparingtheLiterature”(比较<动词的现在分词>文学<这里“文学”是单数，并且加定冠词，表示独一无二>)，大声疾呼，不管你怎么称呼这么个玩艺儿，关键在于那个动作：“一个比较学者不比较，就好比小提琴手拒绝用弓。”对于那些没有理论也要硬造“理论”的人，勒文很不以为然，说他们“花了太多精力谈论比较文学，却没有花足够的精力去比较文学”，使比较文学的“实质性东西”“受到了危害”，要求人们“动手去比较文学”。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的名称便已规定了它不可能有理论，因为它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活动。它的研究，要说需要理论指导，那就只能是文学理论。
二
这么一来，“比较文学”确乎真的有了危机，而且这一危机还是娘胎里带来，永久无法克服的了。“比较文学”这众多学者多年努力要建设的“学科”不是给取消了吗？
回答却又不是简单的“是”或“否”。
比较文学发端并兴盛于十九世纪的法国，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其最初动机，是一些学者想要为本国文学争得与公认的优秀民族文学平等的地位。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当时刚刚兴起的社会学，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他们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艺术品具有同样的意义，反对在民族文学之间枉分轩轻，把“分”出来的“劣”等文学看成是“优等”文学的附庸，认为“每个民族都应为别的民族当向导，……每个民族都应欢迎外来思想，”(史达尔夫人《论德意志》，见《全集》第二卷145页)。这种出发点，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正确的，无论就其时代意义，还是就文学研究本身来看，都无可非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不再把某一民族的文学看成是文学的唯一源头，而是把眼光移向过去人们公认的源头以外的世界。这样做，应该说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到了后来真正在法国兴盛起来的时候，比较文学的状况却又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由于抬高本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愿望过分迫切，法国的研究者们忘记了，比较文学的最初动机是要反对文学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结果变成了一种新的大国沙文主义，或者说以自己的沙文主义取代了别人的沙文主义。这一点从法国一些学者的书名及论文题目便可看出，从最早维耶曼在索尔蓬所作的讲座《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一八二九年)，到约瑟夫·戴克斯特的专著《让·雅克·卢梭与文学中世界主义的起源》(一八九○年)，无不旨在说明，法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中心，法国成了文学的光源，“条条大道通罗马”，在文学上成了“条条外国路皆通巴黎”。后来有的比较文学导论一类书籍甚至为研究者们开出一系列法国作家在外国的影响的课题，让他们去研究，而全然不问是否真有影响。“安德烈·纪德与美国”这样的题目可说是个极端的例子。纪德从未去过美国，而且美国人当时对他的反响也几近于零，而这个题目却在巴黎大学提了出来，要研究生去写博士论文！很明显，由于文化沙文主义的极度膨胀。
地基这样打下了，在这样的地基上建成的大厦会是一种什么状况，那就可想而知了。后起的欧洲其他各国学者也仿效法国学者们的做法，关心的已不再是平等，而是如何使自己的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争胜，竭力要证明本民族的文学才是文学的光源，其他各国文学不过都是他们民族文学外传(orietation etrangeres)的结果。
比较文学这样“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如此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因为，按照其理论出发点，按照有些学者们的初衷，比较文学的立足点显然不应是要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而是要建立平等，在平等基础上更好地对话，也许有人会提出法国学者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来证明法国学者们研究工作的价值。当然，这样做自有其道理。但是方法问题在这里恐怕不好与出发点混为一谈。法国学者们所强调的方法，无非是实证、考据的方法，强调有根据说话，这当然是严肃的科学研究方法。然而，眼光广一点看，难道我们能说这种方法是法国人特有的么？如果一种研究不重证据，不弄清事实就说话,那还能谈得上是什么“科学研究”？实证、考据，应该是一切结论的预先准备。所以，法国学者的重考据，只能说明他们对自己选择了的课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研究，而不能证明他们课题的选择没有失误。对于一种研究工作来说，对象的确定，以什么为出发点，这是关键问题。出发点不正确，方法再正确也挽不回来。
按照人们最初的理解，国家、民族无论大小，在文学上是平等的。这样的理解，实际上为文学的研究指出了一条平等的国际主义方向，告诫人们，文学研究再也不能把眼光盯在自己身上了。所以，过去那种封闭式的文学研究，那种唯我独尊，把其他民族文学视为虚无的做法，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之上的比较文学所应该批判的。然而，也许是文化意识的惰性使然，认识到的东西，到做的时候往往会重新陷进去。这样一来，法国学者们就只剩下为民族文学争气这一点还有辩护余地了。
这种状况当然难以长期维持，不说别的，就是学者们为自己确定的研究课题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已面临枯竭的危险，可以说，三十年代以后，法国学者们其实已无事可做了。一方面是研究工作尚为时未久，一方面又面临无以为继的危机，这当然要引起学者们的深思。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扭转研究方向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身处美国(不一定是美国人)的学者们身上。
在美国，十九世纪后期也已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在文学“外传”的研究方面，美国的学者们并未能取得象法国学者那样的成绩。究其原因，我觉得，这是因为，第一，美国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混杂的混合体，这决定了其文化成分的多元性。第二，美国的历史太短，文学史更短，在当时纵然个别作家在国际上有一点地位，但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毕竟太小，因而，纵然有人有法国学者们那样的愿望，也还是无法拿出事实来证明美国是文学的辐射中心，反过来说自己受别人影响，又未免过分贬低自己，纵然影响来源是自己的故国，也未必完全心甘情愿地承认，而其他民族来源的人们则更不会接受。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使得美国的学者能够恪守比较文学的初衷，把各民族的文学放到平等的地位来作比较研究，试图证明人类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的统一性。而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比较文学研究逐渐形成国际性的规模，各国学者走到一起来进行国际对话的。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做法，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对话的障碍。因而，要想真正能够对话，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真正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国际论坛，首先就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重新审视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才能克服这一障碍。这样一来，过去欧洲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那种把自己打扮成为文学光源的文化沙文主义显然不得人心，这就难怪一九五八年教堂山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韦勒克以“比较文学的危机”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使这方面的研究改弦易辙了。然而，从比较文学本身来说，这却又不是什么改弦易辙，而是真正的复归本旨。既然先驱们是出于对文学上种族歧视的痛恨才走上比较的道路的，那么只有承认“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的统一性”，谁也不比谁高明，谁也不欠谁的账，把民族的眼光换成国际的视角，这才是合乎逻辑的做法。而韦勒克等人为“比较文学”规定的出发点正是如此：“比较文学就是意识到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的统一性，从国际的视角去研究一切文学。”(当然，这里有必要说一句，韦氏的这种看法仍然未免片面，因为实际上世界的文学，比较起来，有“统一”之处，也有不那么统一，甚至完全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学创作与经验不统一性甚至会压倒统一性。韦氏此处未免不自觉地犯了以欧洲的统一性强加给全世界的错误，其视角似乎仍然没有完全国际化。)
这里，问题很清楚，比较文学还是文学研究。其主旨是要打破狭隘的民族界线，使人们在研究中能全面一些，更准确地把握文学的本质。这样一来，当然就决定了它只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实践活动，而这一实践的关键则是视角与行动，它的理论，则早已完全包含在文学理论之中。
所以，比较文学并不存在一个取消不取消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对它的认识和行动。而且，由于比较文学特别强调国际视角，在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倒正是应该大力提倡，因为有了国际的视角，我们便能更快地打破过去那种封闭的心态，做到既不唯外国人马首是瞻，又不夜郎自大唯我独尊，自己的志气必须长，他人的威风也不能随便灭；对待本国文学，厚今而不薄古，崇古而不非今。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去担心比较文学是否会取消了。
(《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译文集)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一
我们还是先从“比较文学”的定名谈起吧。如所周知，比较文学最早是法国人提出来的。一八一六年，“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一本书的名字之中：《比较文学教程》。这里的“比较文学”，原文用的是littérature comparée，“比较”(comparée)是动词的过去分词，强调的是文学之“被比较”，着眼点当然在“比较”这一活动。这一术语沿用至今。在德语中，这一术语则有几种译法，但是所有译法都有一个共同点：“比较”都译成了动词的现在分词vergleichende，这里毫无疑问也是要强调比较的行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都根据法语将“比较”译为动词过去分词。由此可见，在“比较文学”创立时，人们的思想是很明确的：比较文学是一种研究实践。
这还可以从围绕“比较文学”一词在其他一些语种中定名、译法问题的争论中看出来。这一方面，俄语中的论争颇为激烈。尽管一八八七年维谢洛夫斯基已按德语提出过cpa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eратypoвeдeнoe(比较文学研究)，但到五十年代以前，这种研究一般仍然称作cpaвhидeлъноиcтopдчecкиймтод(历史比较方法)，维氏对自己提出的术语也并不热心。学者们显然是把它看成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的。而五十年代则称作Bэаинocвяэи вэаимодeйствиянациональнхштератyр(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研究)，苏联学者纽波柯耶娃甚至到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去呼吁去掉“比较”，改用这一名称。这显然是要具体指实研究的对象，但这种范畴的框定，明显落入了法国早期一些学者们的窠臼。到了六十年代，一般人则逐渐改用cpaвнителъноеиэучeниeДитерлтур(文学的比较研究)，把它明确看成是一种实践活动，一种运用比较方法的实践活动了。考察一下俄、苏比较文学的历史状况，我们是不难理解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在俄国，最早对文学作跨越民族界限，带着国际眼光对文学着手研究而又卓有成效的学者无疑是维谢洛夫斯基。他对史诗的研究，使用的正是历史比较方法。因此，这一方法为后来的学者们所继承，其名称当然也就成了“历史比较方法”了。但是，维氏的研究思想却又与法国学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者们所关心的也是文学如何在民族间流涉，这又当然使他们易于接受“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这一概念，尤其是在“比较文学”被斥为反动的世界主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松动之后，他们给“比较文学”所起的新名称却比西方更明确地强调比较文学的实践性，是“文学”的比较研究，并且把它作为百科全书及辞书的标准定名。维谢洛夫斯基根据西方名称所定的译名，直到七十年代才列入苏联文艺小百科的补编。这个词之所以难于为苏联学术界接受，除了某些时期有政治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在于这个词组本身。“比较”一词在法、德等语言中用的是动词的分词，而根据德文译成俄文之后，用的却是形容词。也许是俄语的规则使然，译者在这里无法将“比较”一词按德语的现在分词译为俄语形动词，只能译为与动词同源的形容词，因此，俄语中的这一术语产生了与德、法等语言中不同的意义，影响了国际间的对话，这便使得这一术语很难真正在俄语中站住脚了。
“文学”(literature)一词在英语中已经成为总括一切文学作品的集合名词，也就意味着整个文学只能是一个东西，这便产生了麻烦，“比较文学”，自己跟自己怎么比？这就无怪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听到有人自称是“ComparativeLiterature”的教授之后要大惑不解地问：“你拿它怎么比？”了。由于“比较”与“文学”二者搭配之荒诞，康乃尔大学的一位教授二十年代担任“比较文学”系主任时，坚决反对把他的系称为“比较文学系”，而改称“文学的比较研究系”，认为“比较文学”句法不通，又无意义，说，如果文学能比，那么土豆就更能比了。所以，一般学者，往往倾向于用“Comparative LteraryStudies”(比较文学研究)或“ComparativeStudiesof Literature”(文学的比较研究)，这明显是要强调其实践性。哈佛大学教授哈瑞·勒文甚至根据那不合句法的搭配“ComparativeLiterature”戏仿了“ComparingtheLiterature”(比较<动词的现在分词>文学<这里“文学”是单数，并且加定冠词，表示独一无二>)，大声疾呼，不管你怎么称呼这么个玩艺儿，关键在于那个动作：“一个比较学者不比较，就好比小提琴手拒绝用弓。”对于那些没有理论也要硬造“理论”的人，勒文很不以为然，说他们“花了太多精力谈论比较文学，却没有花足够的精力去比较文学”，使比较文学的“实质性东西”“受到了危害”，要求人们“动手去比较文学”。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的名称便已规定了它不可能有理论，因为它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活动。它的研究，要说需要理论指导，那就只能是文学理论。
二
这么一来，“比较文学”确乎真的有了危机，而且这一危机还是娘胎里带来，永久无法克服的了。“比较文学”这众多学者多年努力要建设的“学科”不是给取消了吗？
回答却又不是简单的“是”或“否”。
比较文学发端并兴盛于十九世纪的法国，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其最初动机，是一些学者想要为本国文学争得与公认的优秀民族文学平等的地位。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当时刚刚兴起的社会学，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他们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艺术品具有同样的意义，反对在民族文学之间枉分轩轻，把“分”出来的“劣”等文学看成是“优等”文学的附庸，认为“每个民族都应为别的民族当向导，……每个民族都应欢迎外来思想，”(史达尔夫人《论德意志》，见《全集》第二卷145页)。这种出发点，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正确的，无论就其时代意义，还是就文学研究本身来看，都无可非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不再把某一民族的文学看成是文学的唯一源头，而是把眼光移向过去人们公认的源头以外的世界。这样做，应该说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到了后来真正在法国兴盛起来的时候，比较文学的状况却又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由于抬高本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愿望过分迫切，法国的研究者们忘记了，比较文学的最初动机是要反对文学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结果变成了一种新的大国沙文主义，或者说以自己的沙文主义取代了别人的沙文主义。这一点从法国一些学者的书名及论文题目便可看出，从最早维耶曼在索尔蓬所作的讲座《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一八二九年)，到约瑟夫·戴克斯特的专著《让·雅克·卢梭与文学中世界主义的起源》(一八九○年)，无不旨在说明，法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中心，法国成了文学的光源，“条条大道通罗马”，在文学上成了“条条外国路皆通巴黎”。后来有的比较文学导论一类书籍甚至为研究者们开出一系列法国作家在外国的影响的课题，让他们去研究，而全然不问是否真有影响。“安德烈·纪德与美国”这样的题目可说是个极端的例子。纪德从未去过美国，而且美国人当时对他的反响也几近于零，而这个题目却在巴黎大学提了出来，要研究生去写博士论文！很明显，由于文化沙文主义的极度膨胀。
地基这样打下了，在这样的地基上建成的大厦会是一种什么状况，那就可想而知了。后起的欧洲其他各国学者也仿效法国学者们的做法，关心的已不再是平等，而是如何使自己的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争胜，竭力要证明本民族的文学才是文学的光源，其他各国文学不过都是他们民族文学外传(orietation etrangeres)的结果。
比较文学这样“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如此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因为，按照其理论出发点，按照有些学者们的初衷，比较文学的立足点显然不应是要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而是要建立平等，在平等基础上更好地对话，也许有人会提出法国学者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来证明法国学者们研究工作的价值。当然，这样做自有其道理。但是方法问题在这里恐怕不好与出发点混为一谈。法国学者们所强调的方法，无非是实证、考据的方法，强调有根据说话，这当然是严肃的科学研究方法。然而，眼光广一点看，难道我们能说这种方法是法国人特有的么？如果一种研究不重证据，不弄清事实就说话,那还能谈得上是什么“科学研究”？实证、考据，应该是一切结论的预先准备。所以，法国学者的重考据，只能说明他们对自己选择了的课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研究，而不能证明他们课题的选择没有失误。对于一种研究工作来说，对象的确定，以什么为出发点，这是关键问题。出发点不正确，方法再正确也挽不回来。
按照人们最初的理解，国家、民族无论大小，在文学上是平等的。这样的理解，实际上为文学的研究指出了一条平等的国际主义方向，告诫人们，文学研究再也不能把眼光盯在自己身上了。所以，过去那种封闭式的文学研究，那种唯我独尊，把其他民族文学视为虚无的做法，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之上的比较文学所应该批判的。然而，也许是文化意识的惰性使然，认识到的东西，到做的时候往往会重新陷进去。这样一来，法国学者们就只剩下为民族文学争气这一点还有辩护余地了。
这种状况当然难以长期维持，不说别的，就是学者们为自己确定的研究课题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已面临枯竭的危险，可以说，三十年代以后，法国学者们其实已无事可做了。一方面是研究工作尚为时未久，一方面又面临无以为继的危机，这当然要引起学者们的深思。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扭转研究方向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身处美国(不一定是美国人)的学者们身上。
在美国，十九世纪后期也已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在文学“外传”的研究方面，美国的学者们并未能取得象法国学者那样的成绩。究其原因，我觉得，这是因为，第一，美国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混杂的混合体，这决定了其文化成分的多元性。第二，美国的历史太短，文学史更短，在当时纵然个别作家在国际上有一点地位，但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毕竟太小，因而，纵然有人有法国学者们那样的愿望，也还是无法拿出事实来证明美国是文学的辐射中心，反过来说自己受别人影响，又未免过分贬低自己，纵然影响来源是自己的故国，也未必完全心甘情愿地承认，而其他民族来源的人们则更不会接受。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使得美国的学者能够恪守比较文学的初衷，把各民族的文学放到平等的地位来作比较研究，试图证明人类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的统一性。而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比较文学研究逐渐形成国际性的规模，各国学者走到一起来进行国际对话的。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做法，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对话的障碍。因而，要想真正能够对话，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真正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国际论坛，首先就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重新审视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才能克服这一障碍。这样一来，过去欧洲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那种把自己打扮成为文学光源的文化沙文主义显然不得人心，这就难怪一九五八年教堂山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韦勒克以“比较文学的危机”小试锋芒便大获全胜，使这方面的研究改弦易辙了。然而，从比较文学本身来说，这却又不是什么改弦易辙，而是真正的复归本旨。既然先驱们是出于对文学上种族歧视的痛恨才走上比较的道路的，那么只有承认“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的统一性”，谁也不比谁高明，谁也不欠谁的账，把民族的眼光换成国际的视角，这才是合乎逻辑的做法。而韦勒克等人为“比较文学”规定的出发点正是如此：“比较文学就是意识到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的统一性，从国际的视角去研究一切文学。”(当然，这里有必要说一句，韦氏的这种看法仍然未免片面，因为实际上世界的文学，比较起来，有“统一”之处，也有不那么统一，甚至完全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学创作与经验不统一性甚至会压倒统一性。韦氏此处未免不自觉地犯了以欧洲的统一性强加给全世界的错误，其视角似乎仍然没有完全国际化。)
这里，问题很清楚，比较文学还是文学研究。其主旨是要打破狭隘的民族界线，使人们在研究中能全面一些，更准确地把握文学的本质。这样一来，当然就决定了它只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实践活动，而这一实践的关键则是视角与行动，它的理论，则早已完全包含在文学理论之中。
所以，比较文学并不存在一个取消不取消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对它的认识和行动。而且，由于比较文学特别强调国际视角，在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倒正是应该大力提倡，因为有了国际的视角，我们便能更快地打破过去那种封闭的心态，做到既不唯外国人马首是瞻，又不夜郎自大唯我独尊，自己的志气必须长，他人的威风也不能随便灭；对待本国文学，厚今而不薄古，崇古而不非今。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去担心比较文学是否会取消了。
(《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译文集)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