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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温柔之歌》是法国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小说，获得2016年度龚古尔文学奖。小说透过一起保姆杀童案，将触角伸向广阔的社会空间，折射出当代法国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使得小说拥有了极大的社会学意义。文章从三个角度——边缘人物的复杂人性呈现、文本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小说叙事风格的转向，探究该小说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
【关 键 词】《温柔之歌》；人性；社会价值；叙事价值
【作者单位】连成亮，赣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9.028
《温柔之歌》是摩洛哥裔法国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小说，获得2016年度法国久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蕾拉·斯利玛尼成为第12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温柔之歌》是蕾拉的第二部小说，获奖前已是享誉法国的畅销书，出版后短短3个月即销售了76000册，获奖后更是销量骤增。其中文版于2017年8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因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话题性，一出版就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
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起骇人听闻的保姆杀童案，蕾拉以干净利落、精确有力的笔调和冷静得令人战栗的叙述把这个故事从纽约搬到巴黎。小说打破了侦探小说的常规写法，开篇便揭开了故事的结局——“孩子死了。”蕾拉以倒叙手法将这出悲剧娓娓道来，为我们展现了曾经被视为理想得近乎完美的保姆——路易丝，是如何在社会阶级的矛盾和生活的冷漠艰辛中一步步走向毁灭的。透过这起保姆杀童案，蕾拉将触角伸向广阔的社会空间，折射出当代法国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可以说，作者在一个小篇幅内支撑起一个巨大的文学空间，使得小说拥有了极大的社会学意义。本文从三个角度——边缘人物的复杂人性呈现、文本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小说叙事风格的转向，探究该小说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
一、边缘人物的复杂人性呈现
《温柔之歌》中最典型也最具探讨性的莫过于保姆路易丝，她身上存在两极化的双重人性因子：既有着温柔敦厚的性格、恪尽职守的职业道德，又在后来残忍地杀害了由她照顾的两个孩子。在完美人格与毁灭人格之间，蕾拉以旁观者的姿态将路易丝的人性裂变慢慢地剥开，呈现其心理空间的丰富性和復杂性，试图探求在两极人生之间人性嬗变与精神沉沦的原因。
小说在开篇将杀人案的结局抛出后，便开始对路易丝的“凝视”。作者从多个角度将路易丝作为杀人犯的“不可能性”展现在读者面前。蕾拉不止一次描写路易丝纤细的胳膊、瘦弱的腰肢，描写她“面庞如同海水般平静”的神情，还不厌其烦地描写她对雇主家的贡献——照看孩子细心认真，善于清洁打扫、烹饪缝补等家政服务，将原本杂乱的公寓变成“完美的小资家庭”，得到了米利亚姆一家人的充分信赖，成为这个家庭能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她还被视作“家庭幸福的源泉”。
样貌、道德、职守都几乎完美的保姆，为什么却在最后变成了杀人犯？作者冷静的叙述透露出路易丝人性裂变的诱因。其一，生存压力。路易丝生活困顿，住在贫民区，身负债务，拖欠房租，以从事低等工作来维持艰辛的生活。小说以第三视角客观地呈现路易丝家中的状况——逼仄的活动空间、破旧的鞋子、低廉的指甲油……凡此种种，都指向路易丝生存的压抑和经济的紧迫。其二，爱和安全感的缺失。路易丝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背负着整个家庭的责任，而且无法得到爱与安全感。丈夫总是表现得事不关己，缺乏对家庭和妻子的责任感，这样的婚姻状况令路易丝无法在生存压力下获得情感的补偿与平衡。其三，心理的失衡。在自我的现实困境和与雇主的生活差距被日复一日不断强化下，尤其在随米利亚姆一家出行希腊之后，路易丝的心理开始失衡，她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雇主之间巨大的鸿沟。路易丝被贫困的现实与绚烂的梦境之间的落差困扰，甚至产生了成为雇主家庭成员的错觉。于是，她不停地试探，情绪也开始变得不稳定，使雇主心生疑虑并与她保持距离，这导致路易丝内心的阴暗面不断扩大。作者将这种幽微的情绪变化抽丝剥茧，巧妙地将路易丝自卑、嫉妒、仇恨、渴望爱、渴望关注等难以捉摸的脆弱情感生动立体地呈现来，让读者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洞悉暗流的波涛汹涌，察觉人性裂变的过程。
以上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于保姆路易丝，造就了其复杂的心理空间和心理流变，悲剧往往潜藏于这些不断叠加的因子合力之中。因此，我们在文本中很难看到造成人性变质的转折性事件，蕾拉将这些悲剧因子都放在日常化的书写中，在生活化的故事里将人性裂变的诱因不动声色地展露出来。如路易丝在照顾孩子时喜欢讲故事，但在她的讲述中，主人公从来都是可怜人，也从未获得过童话故事中的幸福结局。这些故事从何而来，为何如此残忍，蕾拉没有告诉读者，读者只能从文本的叙说中去寻找答案。
在现实世界中保姆虐童事件频发的映射下，探究保姆路易丝复杂的人性裂变原因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小说出版后获得众多读者关注的一个原因。
二、文本的社会学意义
《温柔之歌》是在新闻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一部社会题材小说，折射出诸多值得注意和探讨的社会问题。保姆路易丝的人性裂变和米利亚姆的家庭悲剧，都映射出广阔的社会空间，可以说，小说是由个体照见社会，由社会洞见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小说也因此拥有了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首先是对阶层问题的关注。《温柔之歌》中，保姆路易丝代表的是边缘底层，而雇主米利亚姆一家则代表中产阶级，二者之间彼此需要又关系微妙，虽分属阶级链条的两端，但却共享一种脆弱性。小说中，米利亚姆尽可能地不去伤害路易丝的自尊，不让她感受到痛苦或者自卑。米利亚姆买东西送给路易丝，或把自己不穿的衣服送给路易丝时，会顾虑这样做是否会“侮辱”她；在家庭宴会上也会邀请路易丝入座，向客人介绍她，就像介绍自己一位熟悉的朋友，等等。但事实上，这些努力终是徒劳。希腊之行中，路易丝发现了阶层的存在，她认为自己的生活存在改变的可能性，并将改变的希望寄予雇主能够有求于她，让她可以更加深入地介入这个家庭之中，从而过上另一种生活。小说中，蕾拉以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法将阶层问题如影随形地呈现出来。在路易丝与米利亚姆的雇佣关系中，二者并没有构成必然的矛盾，路易丝并非心机深重的人，她只是一个挣扎于生活边缘的可怜人，而米利亚姆也并非富裕苛刻的女主人，她温柔善良，总会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感受。所以，读者无法为残忍的凶案找到可靠的逻辑线索与人物恩怨图。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隐退后，阶层的问题凸显出来。 其次是对两性關系，尤其是女性价值的探讨。小说关于两性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位女主人公身上。路易丝的婚姻可谓一场悲剧，丈夫对她不关心，更没有爱，对家庭也缺乏最起码的责任感，去世后还给她留下一大笔债务。可以说，路易丝并未在两性关系中获得物质与情感上的满足，反而承担了因男性的无能与责任感缺失而遗留下的巨大压力。米利亚姆较路易丝而言，生活相对优越，但自从结婚生子后，她也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家庭与事业的选择上，米利亚姆备感两难。但在这些压力面前，她的丈夫保罗表现得极为自私，无法给予妻子充分的理解与支持。无论是身处社会底层的路易丝，还是身处中产阶级的米利亚姆，蕾拉都给予她们深度的人文关怀，将女性置于两性关系中探讨，更凸显了女性价值实现的艰难，以及两性关系的不和谐与不平衡。
最后是对现代都市人情感状态的关注。在法国现代社会中，阶级差异被渐渐抹平，社会分裂为规模更小的单位，甚至分裂为个体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异常困难。这种无法沟通的孤独感弥漫于小说的叙述中。从来没有人真正走进路易丝的内心，她的雇主、她看顾过的孩子、她的房东、她的丈夫和女儿，都没有。所以，路易丝为什么杀人，她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没有人真正了解。路易丝的孤独感与无处不在的阶层问题相交缠，价值观不同、阶层不同，人与人的沟通便无法获得良性的互动与深层的交流。不仅路易丝，米利亚姆也充满了孤独感，没有人理解米利亚姆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两难，包括她最亲近的丈夫。当她提出要重新找工作时，丈夫害怕要负担繁重的家务，并不愿意去理解她的内心需求。这里，蕾拉实质上是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缺失，作为通向凶案真相的钥匙。
可以说，蕾拉在很短的篇幅内撑起了一个很大的文学空间，并且，这个文学空间是对当下社会的直接回应，由此引发了读者对阶层问题、两性问题、都市人情感问题的深度关注。
三、小说叙事风格的转向
相比在此前作品，《温柔之歌》呈现了蕾拉叙事风格的多重转向——日常化叙事的回归，叙事结构的独具匠心，以及小格局折射出的大视野。
首先，小说在日常化的书写中挖掘生活秩序下的复杂黑洞。小说叙述的高明之处在于，多角度、多层次地谈论许多法国当代社会存在的问题，没有戏剧化去着意呈现故事的悬疑性和情节的起伏性。小说最大的开合处只发生于小说开篇，即告诉读者故事的结局，之后便以慢条斯理的叙述方式，用近乎冷静的客观笔触，展开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铺叙。整部小说的语言十分克制，从未对人物进行道德判断，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采用局外人的叙述方式冷静超脱地写作，以生活自身的拙朴、以丰盈的生命血色来探索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底色，将故事的审判权交给读者。小说叙述表面上波澜不惊，书写路易丝与米利亚姆一家之间极为普通的生活琐事与日常细节，但在这种平静之下，却不时显露出波涛汹涌的暗流，各种矛盾、各种问题都在日常书写中被慢慢地渗透出来。这种表达方式使得小说获得了巨大张力，尤其是客观叙事形成的开放式文本格局，使得每个人都可以站在不同角度去探讨和分析凶案。
其次，小说的叙事结构独具匠心，将结构设置与阶层分化紧密联系，即叙事结构呈现阶层差异，暗含作者对法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全文通过两条故事线展开，一条是雇主，即孩子的母亲米利亚姆，另一条是保姆路易丝。雇主这条故事线，展现了以米利亚姆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家庭问题、事业问题、人际问题，较全面地剖析了这一阶层的现实困境与焦虑、压抑的情绪。保姆这一条故事线，则展现了路易丝在自己家和雇主家这两个不同空间场域中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变化，让读者立体地看到其在两极人格走向中的现实因子。这两条故事线虽然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也存在事务上的交缠，但在叙述上各自独立、互不干扰，不仅呈现了法国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分层，也将妇女边缘化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展露无遗。蕾拉对故事结构做如此处理，有深层的技术考虑。小说虽然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却使用了限制视角，意在将真相探求留给读者。任何一部小说中，作者的存在感都是无法被完全抹去的，总会不同程度地表达其思考和倾向，蕾拉正是以故事建构的方式来反思法国阶层分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温柔之歌》从对边缘人物的心理关注，到对社会问题的诸多触及，再到叙事风格的多面转向，以其独特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获得了众多拥趸。小说饱含作者对社会的深度思考，正是这种对社会现实有分寸而不失温度的触碰，使得小说以及小说作者在当代世界文坛中拥有了清晰的面孔。
|参考文献|
[1][法]蕾拉·斯利马尼. 温柔之歌[M] . 袁筱一，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2] [苏联]卢那察尔斯基. 论欧洲文学[M]. 蒋路，郭家申，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关 键 词】《温柔之歌》；人性；社会价值；叙事价值
【作者单位】连成亮，赣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9.028
《温柔之歌》是摩洛哥裔法国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小说，获得2016年度法国久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蕾拉·斯利玛尼成为第12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温柔之歌》是蕾拉的第二部小说，获奖前已是享誉法国的畅销书，出版后短短3个月即销售了76000册，获奖后更是销量骤增。其中文版于2017年8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因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话题性，一出版就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
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起骇人听闻的保姆杀童案，蕾拉以干净利落、精确有力的笔调和冷静得令人战栗的叙述把这个故事从纽约搬到巴黎。小说打破了侦探小说的常规写法，开篇便揭开了故事的结局——“孩子死了。”蕾拉以倒叙手法将这出悲剧娓娓道来，为我们展现了曾经被视为理想得近乎完美的保姆——路易丝，是如何在社会阶级的矛盾和生活的冷漠艰辛中一步步走向毁灭的。透过这起保姆杀童案，蕾拉将触角伸向广阔的社会空间，折射出当代法国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可以说，作者在一个小篇幅内支撑起一个巨大的文学空间，使得小说拥有了极大的社会学意义。本文从三个角度——边缘人物的复杂人性呈现、文本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小说叙事风格的转向，探究该小说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
一、边缘人物的复杂人性呈现
《温柔之歌》中最典型也最具探讨性的莫过于保姆路易丝，她身上存在两极化的双重人性因子：既有着温柔敦厚的性格、恪尽职守的职业道德，又在后来残忍地杀害了由她照顾的两个孩子。在完美人格与毁灭人格之间，蕾拉以旁观者的姿态将路易丝的人性裂变慢慢地剥开，呈现其心理空间的丰富性和復杂性，试图探求在两极人生之间人性嬗变与精神沉沦的原因。
小说在开篇将杀人案的结局抛出后，便开始对路易丝的“凝视”。作者从多个角度将路易丝作为杀人犯的“不可能性”展现在读者面前。蕾拉不止一次描写路易丝纤细的胳膊、瘦弱的腰肢，描写她“面庞如同海水般平静”的神情，还不厌其烦地描写她对雇主家的贡献——照看孩子细心认真，善于清洁打扫、烹饪缝补等家政服务，将原本杂乱的公寓变成“完美的小资家庭”，得到了米利亚姆一家人的充分信赖，成为这个家庭能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她还被视作“家庭幸福的源泉”。
样貌、道德、职守都几乎完美的保姆，为什么却在最后变成了杀人犯？作者冷静的叙述透露出路易丝人性裂变的诱因。其一，生存压力。路易丝生活困顿，住在贫民区，身负债务，拖欠房租，以从事低等工作来维持艰辛的生活。小说以第三视角客观地呈现路易丝家中的状况——逼仄的活动空间、破旧的鞋子、低廉的指甲油……凡此种种，都指向路易丝生存的压抑和经济的紧迫。其二，爱和安全感的缺失。路易丝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背负着整个家庭的责任，而且无法得到爱与安全感。丈夫总是表现得事不关己，缺乏对家庭和妻子的责任感，这样的婚姻状况令路易丝无法在生存压力下获得情感的补偿与平衡。其三，心理的失衡。在自我的现实困境和与雇主的生活差距被日复一日不断强化下，尤其在随米利亚姆一家出行希腊之后，路易丝的心理开始失衡，她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雇主之间巨大的鸿沟。路易丝被贫困的现实与绚烂的梦境之间的落差困扰，甚至产生了成为雇主家庭成员的错觉。于是，她不停地试探，情绪也开始变得不稳定，使雇主心生疑虑并与她保持距离，这导致路易丝内心的阴暗面不断扩大。作者将这种幽微的情绪变化抽丝剥茧，巧妙地将路易丝自卑、嫉妒、仇恨、渴望爱、渴望关注等难以捉摸的脆弱情感生动立体地呈现来，让读者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洞悉暗流的波涛汹涌，察觉人性裂变的过程。
以上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于保姆路易丝，造就了其复杂的心理空间和心理流变，悲剧往往潜藏于这些不断叠加的因子合力之中。因此，我们在文本中很难看到造成人性变质的转折性事件，蕾拉将这些悲剧因子都放在日常化的书写中，在生活化的故事里将人性裂变的诱因不动声色地展露出来。如路易丝在照顾孩子时喜欢讲故事，但在她的讲述中，主人公从来都是可怜人，也从未获得过童话故事中的幸福结局。这些故事从何而来，为何如此残忍，蕾拉没有告诉读者，读者只能从文本的叙说中去寻找答案。
在现实世界中保姆虐童事件频发的映射下，探究保姆路易丝复杂的人性裂变原因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小说出版后获得众多读者关注的一个原因。
二、文本的社会学意义
《温柔之歌》是在新闻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一部社会题材小说，折射出诸多值得注意和探讨的社会问题。保姆路易丝的人性裂变和米利亚姆的家庭悲剧，都映射出广阔的社会空间，可以说，小说是由个体照见社会，由社会洞见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小说也因此拥有了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首先是对阶层问题的关注。《温柔之歌》中，保姆路易丝代表的是边缘底层，而雇主米利亚姆一家则代表中产阶级，二者之间彼此需要又关系微妙，虽分属阶级链条的两端，但却共享一种脆弱性。小说中，米利亚姆尽可能地不去伤害路易丝的自尊，不让她感受到痛苦或者自卑。米利亚姆买东西送给路易丝，或把自己不穿的衣服送给路易丝时，会顾虑这样做是否会“侮辱”她；在家庭宴会上也会邀请路易丝入座，向客人介绍她，就像介绍自己一位熟悉的朋友，等等。但事实上，这些努力终是徒劳。希腊之行中，路易丝发现了阶层的存在，她认为自己的生活存在改变的可能性，并将改变的希望寄予雇主能够有求于她，让她可以更加深入地介入这个家庭之中，从而过上另一种生活。小说中，蕾拉以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法将阶层问题如影随形地呈现出来。在路易丝与米利亚姆的雇佣关系中，二者并没有构成必然的矛盾，路易丝并非心机深重的人，她只是一个挣扎于生活边缘的可怜人，而米利亚姆也并非富裕苛刻的女主人，她温柔善良，总会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感受。所以，读者无法为残忍的凶案找到可靠的逻辑线索与人物恩怨图。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隐退后，阶层的问题凸显出来。 其次是对两性關系，尤其是女性价值的探讨。小说关于两性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位女主人公身上。路易丝的婚姻可谓一场悲剧，丈夫对她不关心，更没有爱，对家庭也缺乏最起码的责任感，去世后还给她留下一大笔债务。可以说，路易丝并未在两性关系中获得物质与情感上的满足，反而承担了因男性的无能与责任感缺失而遗留下的巨大压力。米利亚姆较路易丝而言，生活相对优越，但自从结婚生子后，她也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家庭与事业的选择上，米利亚姆备感两难。但在这些压力面前，她的丈夫保罗表现得极为自私，无法给予妻子充分的理解与支持。无论是身处社会底层的路易丝，还是身处中产阶级的米利亚姆，蕾拉都给予她们深度的人文关怀，将女性置于两性关系中探讨，更凸显了女性价值实现的艰难，以及两性关系的不和谐与不平衡。
最后是对现代都市人情感状态的关注。在法国现代社会中，阶级差异被渐渐抹平，社会分裂为规模更小的单位，甚至分裂为个体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异常困难。这种无法沟通的孤独感弥漫于小说的叙述中。从来没有人真正走进路易丝的内心，她的雇主、她看顾过的孩子、她的房东、她的丈夫和女儿，都没有。所以，路易丝为什么杀人，她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没有人真正了解。路易丝的孤独感与无处不在的阶层问题相交缠，价值观不同、阶层不同，人与人的沟通便无法获得良性的互动与深层的交流。不仅路易丝，米利亚姆也充满了孤独感，没有人理解米利亚姆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两难，包括她最亲近的丈夫。当她提出要重新找工作时，丈夫害怕要负担繁重的家务，并不愿意去理解她的内心需求。这里，蕾拉实质上是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缺失，作为通向凶案真相的钥匙。
可以说，蕾拉在很短的篇幅内撑起了一个很大的文学空间，并且，这个文学空间是对当下社会的直接回应，由此引发了读者对阶层问题、两性问题、都市人情感问题的深度关注。
三、小说叙事风格的转向
相比在此前作品，《温柔之歌》呈现了蕾拉叙事风格的多重转向——日常化叙事的回归，叙事结构的独具匠心，以及小格局折射出的大视野。
首先，小说在日常化的书写中挖掘生活秩序下的复杂黑洞。小说叙述的高明之处在于，多角度、多层次地谈论许多法国当代社会存在的问题，没有戏剧化去着意呈现故事的悬疑性和情节的起伏性。小说最大的开合处只发生于小说开篇，即告诉读者故事的结局，之后便以慢条斯理的叙述方式，用近乎冷静的客观笔触，展开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铺叙。整部小说的语言十分克制，从未对人物进行道德判断，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采用局外人的叙述方式冷静超脱地写作，以生活自身的拙朴、以丰盈的生命血色来探索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底色，将故事的审判权交给读者。小说叙述表面上波澜不惊，书写路易丝与米利亚姆一家之间极为普通的生活琐事与日常细节，但在这种平静之下，却不时显露出波涛汹涌的暗流，各种矛盾、各种问题都在日常书写中被慢慢地渗透出来。这种表达方式使得小说获得了巨大张力，尤其是客观叙事形成的开放式文本格局，使得每个人都可以站在不同角度去探讨和分析凶案。
其次，小说的叙事结构独具匠心，将结构设置与阶层分化紧密联系，即叙事结构呈现阶层差异，暗含作者对法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全文通过两条故事线展开，一条是雇主，即孩子的母亲米利亚姆，另一条是保姆路易丝。雇主这条故事线，展现了以米利亚姆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家庭问题、事业问题、人际问题，较全面地剖析了这一阶层的现实困境与焦虑、压抑的情绪。保姆这一条故事线，则展现了路易丝在自己家和雇主家这两个不同空间场域中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变化，让读者立体地看到其在两极人格走向中的现实因子。这两条故事线虽然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也存在事务上的交缠，但在叙述上各自独立、互不干扰，不仅呈现了法国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分层，也将妇女边缘化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展露无遗。蕾拉对故事结构做如此处理，有深层的技术考虑。小说虽然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却使用了限制视角，意在将真相探求留给读者。任何一部小说中，作者的存在感都是无法被完全抹去的，总会不同程度地表达其思考和倾向，蕾拉正是以故事建构的方式来反思法国阶层分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温柔之歌》从对边缘人物的心理关注，到对社会问题的诸多触及，再到叙事风格的多面转向，以其独特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获得了众多拥趸。小说饱含作者对社会的深度思考，正是这种对社会现实有分寸而不失温度的触碰，使得小说以及小说作者在当代世界文坛中拥有了清晰的面孔。
|参考文献|
[1][法]蕾拉·斯利马尼. 温柔之歌[M] . 袁筱一，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2] [苏联]卢那察尔斯基. 论欧洲文学[M]. 蒋路，郭家申，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