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由于信贷市场崩溃导致经济活动急剧减少，人们对社会与政治稳定感到非常担忧，因此，各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扩大。
　　这种扩大在西方引起了一场争论一它仅仅是应对金融和经济大动荡的权宜之策，还是代表着一次长久而深刻地影响政府经济角色重新定位的转折。
　　但是，对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而言，西方关于政府角色的激烈争论实属难以理解。不存在大政府重返亚洲的问题，大政府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早在此次危机之前，快速成长的亚洲经济体的政府，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政府就通过制定与落实工业政策、管理汇率、安排外汇储备、以及运用国有资产等方式，一如既往常规般地影响着经济成效。中国将马克思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从来没有预想过政府作用的收缩。
　　所以，对于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生活与经商的人来说，从意识形态上为政府的经济角色担忧，可以说是不得要领。在亚洲，政界与商界领袖往往更加注重实效。
　　这种实用主义在未来数年间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此次危机要求政府进行重大变革。亚洲在金融危机中所遭受打击比西方相对较小，这是由于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已逐步改善经常项目的状况，积累储备，并确保银行系统审慎地运营。但此次危机暴露出了主导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
　　当前的危机及其长远影响亦将对亚洲各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带来挑战，需要它们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具体而言，在未来数年间，亚洲各国政府可能在三个方面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
　　政府充当主要投资者。许多亚洲政府都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这些资产控制在商业化的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手中。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和现有公共资产的内涵式增长，政府持有的资产可能会继续增加。这种增长将提出一个战略难题——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政府资产。使用政府资产的目标是追求资产回报率的最大化，还是实现其他发展目标?比如，是将外汇储备用于国内基础设施项目还是用于国外投资?随着政府越来越多地运用资产促进经济增长，应仔细思考如何确保资产效率和资产投资回报。
　　政府充当联盟建设者。由于下一轮多边关税减免的前景堪忧，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全球有所上升，亚洲国家将发现区域经济合作的机会更有吸引力。许多亚洲国家太小，难以达到起码的有效经济规模。但幸运的是，这些国家有许多机会可扩展区域自由贸易，提高监管效率，并通过共同货币区、地区投资基金和地区债券或股权交易市场等手段来扩充资本。当然，各国仍会保持各自的主权和边界，而且类似欧盟的联盟安排在亚洲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亚洲各国政府可能开始更认真地思考，哪些职能它们应当各自独立行使，哪些职能共同分享联合行使起来的效率更高。
　　政府充当经济战略制定者，亚洲各国政府长期以来就显示出有意影响和发展经济的意愿，从来无意把自己的作用局限于只为私营竞争提供稳固的平台。随着全球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些政府很可能会继续积极地参与吸引资金，吸引劳动力以及提供新技能培训的活动，以提升竞争力。同时，亚洲各国政府也可能运用经济刺激方案以及更长期的措施，支持经济向更为区域化的增长模式转变。
　　同全球其他地区一样，亚洲各国政府的职能正在不断变化和扩大。并非所有的创新都会成功，但亚洲各国政府可能在区域经济整合经济战略以及政府资产管理等方面探索出新的途径，为全球其他地区提供经验教训。它们需要更多地获得某些新职责所需要的人才和专业知识。它们必须发展新的组织结构，推动政府机构之间、国家之间、公共及私营部门之间更有效的合作。此外，它们还必须创建新的运营模式，大幅提高政府机构处理外部事件的反应速度和敏感。墨守陈规已不足以应对当今的经济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