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湘东南边陲炎陵县县城解放路侧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红色建筑，占地面积1572平方米，建筑面积3892平方米，这就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以收藏和陈列红军标语为主题的红军标语博物馆。此馆收藏和陈列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农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计有339条，4826个字。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面对沧桑不改、浩气凛然的“红色印记”无不肃然起敬，都想听一听发生在红军标语背后的一些故事。
拆屋后用墙上标语迎宾
乍一听这个题目就令人费解，怎么会有这种奇异的迎宾仪式呢？你也许不相信吧？但它确实是真实发生了。
全国解放后，1951年8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到湘东南各县开展慰问活动。慰问团成员刘乐扬、孟庆德率酃县（今炎陵）慰问小分队到石洲、大院、策源、十都等地进行为期12天的走访慰问。
“中央慰问团到老苏区来慰问啦！ ”消息传到了策源乡良桥村黄花垅一个叫刘山春老人的耳朵里。他听到这个信息后，找来村里的几个后生帮他拆屋，有人问他，好好的一间土砖屋拆掉干什么？他说有件“礼物”藏在里面，现在要亮出来让中央慰问团的亲人看一看。
大家七手八脚把刘山春老人的一间土砖屋拆掉，只见屋的侧墙上，箩筐大的6个字“工农红军万岁”赫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再近前一看，落款是“酃县赤卫大队”。
刘山春老人上前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墙壁，两眼泪水潸然而下，那难忘的岁月又闪现在他的眼前……
为了打退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4日召开的柏露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围魏救赵”的战术，留下彭德怀红五军、红四军王佐三十二团和井冈山根据地所属各县赤卫大队坚守井冈山。酃县赤卫大队奉命协守双马石哨口，上山前夕赤卫大队在刘山春家的侧墙上写下了这幅标语。
谁知敌人在宁冈收买了一个地痞，从人迹罕至的绝壁上爬上黄洋界后侧，攻占了井冈山。红军守山失利，彭德怀率部突围，酃县赤卫大队负责断后。任务完成后，遭敌追击，退到圹田澎溪时，酃县赤卫大队仅剩两人回到黄挪潭三区赤卫队。刘山春老人的族叔和堂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紧接着就是一片白色恐怖，刘山春老人为了保护好这幅红军标语就请人挨墙砌了一间土砖屋，把红军标语遮盖得严严实实。这次若不是刘山春老人主动拆屋，谁也不知道这里还保存如此完好的一幅1929年留下的红军标语。
给标语穿上“白褂子”
客家人把夏天穿在外面的白色单衣称之为白褂子。可你听说过红军标语穿白褂子的故事吗？
在石洲乡板下楼有一个叫黄海古的房子墙壁上留下了两幅标语。大门屋檐下左边是红七军书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右边是酃县苏维埃政府书写的“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什么一面墙却有两个单位书写了标语呢？
原来是在1931年2月，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一路奔波从广东乐昌进入湘南，正好在春节期间到达酃县苏区，受到酃县县委、酃县苏维埃政府以及苏区军民的热情接待。在酃期间，红七军为保卫酃县苏区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上述两条标语就是红七军与县苏维埃政府当年并肩战斗时书写的两条宣传标语。
1934年10月，红军北上之后，白色恐怖笼罩整个苏区。黄海古的家就在大路旁边，两条红军标语的字写得大，非常显眼。地方团总告诉他，限6天内把标语刮掉，否则拆屋。黄海古左右为难，不刮吧，白军肯定会来拆屋。刮掉吧，他心底里又不愿意。怎么办呢？这时他妻子拿来一件褂子要他穿上，免得着凉。黄海古披上褂子，抬头望了望红军标语，心想我何不给红军标语也穿上一件褂子呢！
主意已定，黄海古马上备料请来帮工，不到6天时间就把房屋的前墙刷了个雪白。红军标语不见了，也保住了自己的房子。
风风雨雨熬过了15年，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1951年春节，已是农村干部的黄海古准备张贴春联时，突然想起被石灰层掩盖了的红军标语。于是他搬来梯子，从墙边上用刀子撬开石灰层，然后一块一块掰豆饼一样，一会儿功夫石灰层就完全剥脱了，那两幅红军标语又见到了久违的太阳。
为什么红军标语没有遭到剥蚀，还完好无损呢？原来黄海古当年在粉刷墙壁时留了一手，他在粉墙的石灰中适当筛粗了一点，而且在粉刷前也没给老墙喷水，所以石灰层与老墙结合不紧，正好似穿上了一件白褂子，这样一来反而为红军标语起到了保护作用。当黄海古为红军标语脱下罩在外面的“白褂子”后，红军标语就完好如初地显露出来了。
换柱偷柱保护楹联
成语偷梁换柱是比喻暗中使用手法，用假的代替真的，而笔者所讲的却是换柱偷柱的故事。在十都墟有个木匠刘师傅就是用换柱偷柱的手法保护了红军当年书写的一幅楹联。
十都墟的东侧有个旧式建筑叫邓家祠，祠堂正厅前面有两个桶粗的顶梁柱，甚为壮观。因为十都与江西大垅毗邻，大革命时期红军队伍经常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祠堂很大平时没人住，所以红军一到十都便有队伍分驻到这里。1927年10月，住到邓家祠的红军刨掉柱子上面的油漆，写上了革命标语。
红军撤走后，邓家祠堂管事人生怕引起事端，与族人商量后，请人刨掉红军标语重新刷上油漆。红军再次来后又刮掉油漆写上红军标语。待红军撤走后，邓家祠又找人刨掉重新油漆。就这样写了又刨，刨了又写，反反复复经历10余次，到了1934年，两个桶粗的柱子被刨得越来越小了。邓家祠堂管事人见状，感到如果不换柱子，祠堂将会倒塌。于是请了一个木匠刘师傅来换柱子。
刘师傅动手那天，见柱子上写有一幅对联。上联是：想当年剥削劳苦工农利中生利好是好；下联是：看今日斩杀土豪劣绅刀上加刀痛不痛。落款是：红独四团政制。
刘师傅笑了笑，便开工了。后来刘师傅把换下来的写有红军对联的两根柱子要徒弟乘傍晚收工时扛回他家里藏了起来。邓家祠管事人曾追问换下来的柱子放在哪里了，刘师傅搪塞说是劈成柴火烧开水了。 1953年，政府决定将邓家祠改造成国家粮食仓库，正巧又是请到刘师傅为头的那套木工班子，刘师傅这才想起藏在他家的老柱子。于是他带着徒弟把写有红军标语的老柱子送到了乡政府。
给标语改字变脸
在酃县县城城南有位居民叫孙丰新。在他家的外墙上有两条标语，一条是红军写的，一条是白军写的，没有乔装打扮，只改动3个字，反而两条标语都堂而皇之地保存下来了。这其中是什么缘故呢？
1930年11月，新组建的工农红军湘东独立师在师长刘沛云、政委谭思聪的率领下攻克了酃县县城。红军宣传队在孙丰新家的外墙上写下了一条标语“优待投诚的白匪士兵”。接着湘东独立师往水口方向开拔。
白军返回县城后看见了这条标语很有鼓动性，就将标语中的“白”字用石灰水改成“赤”字，标语变成了“优待投诚的赤匪士兵”，这样一来把红军标语就变成了白军标语。白军还在旁边加写了一条标语“只杀赤匪匪首，不杀赤匪士兵”。
红军再次攻占酃县县城后，看到改动后的红军标语，于是也用土红将两条标语中的3个“赤”字又改为“白”字，两条标语又变成了红军标语。就这样，标语中的3个字不断地改来改去，最后还是以红军标语的口气保存下来了。
衣柜背面的标语
衣柜就是存放衣服的大木柜子，每个家庭寻常可见，它能有什么秘密，你不知道吧，而且这个动人的秘密还隐藏了几十年的时间哩。
1931年酃县八都区东坑乡有个妇女委员姚玉莲，从区上参加扩红动员会议回来，便来到其未婚夫黄林盛家。因为他们的婚期已经确定，男方家里也是穷人家，但黄林盛的父亲坚持还是要在儿子新婚的房间里添置几件新家具。这不，他们家正乒乒乓乓地在赶制结婚用的床铺、衣柜呢。
姚玉莲把黄林盛喊到屋背柑子树边说：“区上开会啦，是扩红的事，我想与你商量一下，结婚后你就参加红军去，要得不？”
“我是长子，我走了，家里就……”黄林盛感到有些为难。
“我不是嫁到你家里来了吗，家里的事我会承担，你放心。”姚玉莲见黄林盛还在犹豫不决，继续说：“我是乡里的妇女委员，连你的工作都做不通，我怎么去动员别人？我俩不是在区里表演过《送郎当红军》吗，还是演唱中那句话：‘你不当红军，我不嫁给你’。”
黄林盛拉着姚玉莲的手笑着说：“我是试试你，看你是不是当真舍得我去。”姚玉莲惊喜地亲了黄林盛一下，转身就跑了。
姚玉莲把黄林盛参军的事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决定抓好这个送郎当红军的典型。
黄林盛结婚那天，区委组织一班人，敲锣打鼓把姚玉莲送到黄林盛家，虽然场面不大，倒也非常热闹。在婚礼上，区委书记还要他俩又当众表演了一次《送郎当红军》。
入夜宾客散去，满脸红晕的姚玉莲还在轻声哼着《送郎当红军》的曲调，黄林盛望着姚玉莲说，我有个想法，想把《送郎当红军》的歌词写到衣柜背面，也算是我俩结婚的一个纪念。
“要得，革命胜利后我们再搬过来公布给大家看。”姚玉莲说。
黄林盛找来笔墨，又移开衣柜，在衣柜背面动手书写起来：
莲：送郎当红军，勇敢向前进，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情。
盛：阿哥当红军，老妹要小心，家中大小事，全靠你担承。
莲：军阀国民党，工农的敌人， 阿哥上前线，家里你放心。
盛：阿哥打胜仗，老妹在后方，革命大胜利，阿哥就回乡……
写完，两人又唱了一遍，然后将衣柜移回原处。正因为衣柜背面紧靠着墙壁，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到黄家搜查，也没有发现衣柜背后写有红军宣传标语的秘密。
1934年10月，已经是连长的黄林盛随主力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在抢渡湘江时不幸牺牲。姚玉莲却不知情，她茹苦含辛带着儿子阿牛在风风雨雨中等待黄林盛胜利归来，等啊等，等到1951年，等到的却是一张《革命烈士证》。
姚玉莲在悲痛中才记起那陈旧不堪的衣柜背后还留有他们新婚之夜黄林盛亲笔书写的《送郎当红军》。她要阿牛叫来几个年轻人把衣柜郑重其事地送到了乡政府。据说这是酃县在解放后搜集的红军标语中唯一一件写在衣柜上而且还是以唱词形式出现的红军标语。
牌匾上的标语
牌匾一般是民间馈赠给有身份地位或有善举的名人，而且都带有歌功颂德的性质。所送牌匾一般是悬挂在祖屋正厅上面，来客都能看得到，按时下的口气讲，就是宣传面广影响较大。
1931年3月，酃县江湾村的江芳成准备将60大寿与讨儿媳妇两套锣鼓一齐打，两起喜宴一齐办，图个好事成双，双喜临门。
说起这个江芳成，不仅家财丰厚而且兼任民团团总，还是什么县里的参议，的确是个有钱有势有身份的人物。他有4个女儿，第5个才是个男儿。这个男孩年正20岁，讨媳妇的就是这位少爷。
这个江芳成在江氏家族中还是个族长，对本族中人还会施些小恩小惠，民愤不大，是一个可以争取利用的统战对象。但江湾村三面临水，一面是峭壁，加上江芳成手里还有10多条枪，共产党领导的赤卫大队有好几次计划打进去筹点粮款，都没有成功。
中共第三区委得到江芳成准备大摆酒席的消息，准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进村去，一来侦察地形，二来敲山震虎。
办喜事的这一天，江湾村张灯结彩，鼓乐齐鸣。除雅座外江氏祠堂前坪还摆了60张八仙桌。村前码头船来船往宾客云集。
这时只见一支队伍，敲锣打鼓，前面还有两人抬着一块盖着红绸的牌匾往河岸边走来。停在树阴下的一艘大船急忙靠了上来。不一会，船到村头，鞭炮响，鼓乐鸣，理客的执事把这行人引到江氏宗祠前，只见江芳成拱手作礼，来客双手掀起红绸，酱底衬托起金黄色的4个大字“江浓芳刿”。4个大字下面还有一些小字，来客大声念道：“江老善人，浓厚乡情，芳名传世，刿琢器成。”哦，原来是一首嵌名诗，把“江芳成”嵌入诗内。从诗的意思上看也是赞扬称颂的含义。江家大喜，命人悬挂于正厅上面。 谁知一个多月之后，一团丁来到祖屋，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牌匾上只剩下大小4个字“工农万岁”。江芳成赶到一看气得脸色铁青，急命人取下当柴火烧。
这件事很快在江湾村传开了，有人说这是天意，老天爷也在帮助共产党，要不是天帮忙，那牌匾上为什么会只剩下“工农万岁”这4个字呢？
江芳成也感到纳闷，但通过这件事后他认为“有老天相助的共产党得罪不得”，也开始暗中与共产党接触，不仅资助钱粮而且还接纳过红军伤病员到江湾村疗伤。
那牌匾上的字为什么会变化呢？其实很简单，区委在请人做牌匾时，4个大字中含有“工农万岁”的笔画都用杂木雕成，用钉子钉牢，其他笔画和小字就用泡木刻好再用糨糊粘好，再涂上油漆，表面上并无异样。但时间一长，泡木膨胀，糨糊回潮，那些泡木笔画脱落，当然就只剩下用杂木雕的、钉子钉的笔画，凸现出“工农万岁”4个字。
这块会变化的牌匾听说被人藏了起来，可一直没找到下落，但这个牌匾变化成红军标语的故事却一直流传下来了。
夹衣中的标语
全国解放后的1952年春节前夕，酃县石洲青石村一位革命烈士遗属向县人民政府烈军属慰问团的领导拿出一件陈旧褴褛的夹衣。烈士家人用剪刀小心翼翼剪开麻线，把罩在外面的粗布去掉，只见里面已经泛黄的白布里子有5个暗红色的字：“苏维埃万岁！”
这又是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这件夹衣的主人公是张自兴烈士，1929年，已经是40岁的中年汉子张自兴，毅然离开家庭投身革命。因为他读过几年私塾，1930年安排担任石洲区政府秘书。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石洲区委书记。这年12月他被选为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5月，张自兴亲自带领县政府的干部和赤卫中队去打土豪筹粮饷，在上七都（今策源乡）蒲田村与敌人遭遇。敌众我寡，张自兴决定率一个班阻击敌人，掩护同志们撤退。在战斗中张自兴的双腿负重伤昏倒在血泊中，不幸被敌抓获。
敌人抓获张自兴后，开始企图诱降，见张不从，就转用酷刑折磨。张自兴知道为革命捐躯的时刻到了，但担心酷刑后过度昏迷，不小心流露党的秘密，于是毅然咬断舌头，并用手指蘸着鲜血在夹衣白布里子上写下了“苏维埃万岁”5个大字，以明心志。
敌人杀害了张自兴。党组织通过关系请群众代为装殓和安葬烈士的遗体。就在装殓之中发现了夹衣里层用鲜血书写的红军标语。群众便收了这件夹衣并转交给了烈士的亲属。烈士的亲属秘密收藏20年，终于将这件当年张自兴用鲜血书写的红军标语交给了人民政府。
当然，标语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只能介绍到此。
拆屋后用墙上标语迎宾
乍一听这个题目就令人费解，怎么会有这种奇异的迎宾仪式呢？你也许不相信吧？但它确实是真实发生了。
全国解放后，1951年8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到湘东南各县开展慰问活动。慰问团成员刘乐扬、孟庆德率酃县（今炎陵）慰问小分队到石洲、大院、策源、十都等地进行为期12天的走访慰问。
“中央慰问团到老苏区来慰问啦！ ”消息传到了策源乡良桥村黄花垅一个叫刘山春老人的耳朵里。他听到这个信息后，找来村里的几个后生帮他拆屋，有人问他，好好的一间土砖屋拆掉干什么？他说有件“礼物”藏在里面，现在要亮出来让中央慰问团的亲人看一看。
大家七手八脚把刘山春老人的一间土砖屋拆掉，只见屋的侧墙上，箩筐大的6个字“工农红军万岁”赫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再近前一看，落款是“酃县赤卫大队”。
刘山春老人上前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墙壁，两眼泪水潸然而下，那难忘的岁月又闪现在他的眼前……
为了打退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4日召开的柏露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围魏救赵”的战术，留下彭德怀红五军、红四军王佐三十二团和井冈山根据地所属各县赤卫大队坚守井冈山。酃县赤卫大队奉命协守双马石哨口，上山前夕赤卫大队在刘山春家的侧墙上写下了这幅标语。
谁知敌人在宁冈收买了一个地痞，从人迹罕至的绝壁上爬上黄洋界后侧，攻占了井冈山。红军守山失利，彭德怀率部突围，酃县赤卫大队负责断后。任务完成后，遭敌追击，退到圹田澎溪时，酃县赤卫大队仅剩两人回到黄挪潭三区赤卫队。刘山春老人的族叔和堂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
紧接着就是一片白色恐怖，刘山春老人为了保护好这幅红军标语就请人挨墙砌了一间土砖屋，把红军标语遮盖得严严实实。这次若不是刘山春老人主动拆屋，谁也不知道这里还保存如此完好的一幅1929年留下的红军标语。
给标语穿上“白褂子”
客家人把夏天穿在外面的白色单衣称之为白褂子。可你听说过红军标语穿白褂子的故事吗？
在石洲乡板下楼有一个叫黄海古的房子墙壁上留下了两幅标语。大门屋檐下左边是红七军书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右边是酃县苏维埃政府书写的“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什么一面墙却有两个单位书写了标语呢？
原来是在1931年2月，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一路奔波从广东乐昌进入湘南，正好在春节期间到达酃县苏区，受到酃县县委、酃县苏维埃政府以及苏区军民的热情接待。在酃期间，红七军为保卫酃县苏区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上述两条标语就是红七军与县苏维埃政府当年并肩战斗时书写的两条宣传标语。
1934年10月，红军北上之后，白色恐怖笼罩整个苏区。黄海古的家就在大路旁边，两条红军标语的字写得大，非常显眼。地方团总告诉他，限6天内把标语刮掉，否则拆屋。黄海古左右为难，不刮吧，白军肯定会来拆屋。刮掉吧，他心底里又不愿意。怎么办呢？这时他妻子拿来一件褂子要他穿上，免得着凉。黄海古披上褂子，抬头望了望红军标语，心想我何不给红军标语也穿上一件褂子呢！
主意已定，黄海古马上备料请来帮工，不到6天时间就把房屋的前墙刷了个雪白。红军标语不见了，也保住了自己的房子。
风风雨雨熬过了15年，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1951年春节，已是农村干部的黄海古准备张贴春联时，突然想起被石灰层掩盖了的红军标语。于是他搬来梯子，从墙边上用刀子撬开石灰层，然后一块一块掰豆饼一样，一会儿功夫石灰层就完全剥脱了，那两幅红军标语又见到了久违的太阳。
为什么红军标语没有遭到剥蚀，还完好无损呢？原来黄海古当年在粉刷墙壁时留了一手，他在粉墙的石灰中适当筛粗了一点，而且在粉刷前也没给老墙喷水，所以石灰层与老墙结合不紧，正好似穿上了一件白褂子，这样一来反而为红军标语起到了保护作用。当黄海古为红军标语脱下罩在外面的“白褂子”后，红军标语就完好如初地显露出来了。
换柱偷柱保护楹联
成语偷梁换柱是比喻暗中使用手法，用假的代替真的，而笔者所讲的却是换柱偷柱的故事。在十都墟有个木匠刘师傅就是用换柱偷柱的手法保护了红军当年书写的一幅楹联。
十都墟的东侧有个旧式建筑叫邓家祠，祠堂正厅前面有两个桶粗的顶梁柱，甚为壮观。因为十都与江西大垅毗邻，大革命时期红军队伍经常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祠堂很大平时没人住，所以红军一到十都便有队伍分驻到这里。1927年10月，住到邓家祠的红军刨掉柱子上面的油漆，写上了革命标语。
红军撤走后，邓家祠堂管事人生怕引起事端，与族人商量后，请人刨掉红军标语重新刷上油漆。红军再次来后又刮掉油漆写上红军标语。待红军撤走后，邓家祠又找人刨掉重新油漆。就这样写了又刨，刨了又写，反反复复经历10余次，到了1934年，两个桶粗的柱子被刨得越来越小了。邓家祠堂管事人见状，感到如果不换柱子，祠堂将会倒塌。于是请了一个木匠刘师傅来换柱子。
刘师傅动手那天，见柱子上写有一幅对联。上联是：想当年剥削劳苦工农利中生利好是好；下联是：看今日斩杀土豪劣绅刀上加刀痛不痛。落款是：红独四团政制。
刘师傅笑了笑，便开工了。后来刘师傅把换下来的写有红军对联的两根柱子要徒弟乘傍晚收工时扛回他家里藏了起来。邓家祠管事人曾追问换下来的柱子放在哪里了，刘师傅搪塞说是劈成柴火烧开水了。 1953年，政府决定将邓家祠改造成国家粮食仓库，正巧又是请到刘师傅为头的那套木工班子，刘师傅这才想起藏在他家的老柱子。于是他带着徒弟把写有红军标语的老柱子送到了乡政府。
给标语改字变脸
在酃县县城城南有位居民叫孙丰新。在他家的外墙上有两条标语，一条是红军写的，一条是白军写的，没有乔装打扮，只改动3个字，反而两条标语都堂而皇之地保存下来了。这其中是什么缘故呢？
1930年11月，新组建的工农红军湘东独立师在师长刘沛云、政委谭思聪的率领下攻克了酃县县城。红军宣传队在孙丰新家的外墙上写下了一条标语“优待投诚的白匪士兵”。接着湘东独立师往水口方向开拔。
白军返回县城后看见了这条标语很有鼓动性，就将标语中的“白”字用石灰水改成“赤”字，标语变成了“优待投诚的赤匪士兵”，这样一来把红军标语就变成了白军标语。白军还在旁边加写了一条标语“只杀赤匪匪首，不杀赤匪士兵”。
红军再次攻占酃县县城后，看到改动后的红军标语，于是也用土红将两条标语中的3个“赤”字又改为“白”字，两条标语又变成了红军标语。就这样，标语中的3个字不断地改来改去，最后还是以红军标语的口气保存下来了。
衣柜背面的标语
衣柜就是存放衣服的大木柜子，每个家庭寻常可见，它能有什么秘密，你不知道吧，而且这个动人的秘密还隐藏了几十年的时间哩。
1931年酃县八都区东坑乡有个妇女委员姚玉莲，从区上参加扩红动员会议回来，便来到其未婚夫黄林盛家。因为他们的婚期已经确定，男方家里也是穷人家，但黄林盛的父亲坚持还是要在儿子新婚的房间里添置几件新家具。这不，他们家正乒乒乓乓地在赶制结婚用的床铺、衣柜呢。
姚玉莲把黄林盛喊到屋背柑子树边说：“区上开会啦，是扩红的事，我想与你商量一下，结婚后你就参加红军去，要得不？”
“我是长子，我走了，家里就……”黄林盛感到有些为难。
“我不是嫁到你家里来了吗，家里的事我会承担，你放心。”姚玉莲见黄林盛还在犹豫不决，继续说：“我是乡里的妇女委员，连你的工作都做不通，我怎么去动员别人？我俩不是在区里表演过《送郎当红军》吗，还是演唱中那句话：‘你不当红军，我不嫁给你’。”
黄林盛拉着姚玉莲的手笑着说：“我是试试你，看你是不是当真舍得我去。”姚玉莲惊喜地亲了黄林盛一下，转身就跑了。
姚玉莲把黄林盛参军的事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决定抓好这个送郎当红军的典型。
黄林盛结婚那天，区委组织一班人，敲锣打鼓把姚玉莲送到黄林盛家，虽然场面不大，倒也非常热闹。在婚礼上，区委书记还要他俩又当众表演了一次《送郎当红军》。
入夜宾客散去，满脸红晕的姚玉莲还在轻声哼着《送郎当红军》的曲调，黄林盛望着姚玉莲说，我有个想法，想把《送郎当红军》的歌词写到衣柜背面，也算是我俩结婚的一个纪念。
“要得，革命胜利后我们再搬过来公布给大家看。”姚玉莲说。
黄林盛找来笔墨，又移开衣柜，在衣柜背面动手书写起来：
莲：送郎当红军，勇敢向前进，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情。
盛：阿哥当红军，老妹要小心，家中大小事，全靠你担承。
莲：军阀国民党，工农的敌人， 阿哥上前线，家里你放心。
盛：阿哥打胜仗，老妹在后方，革命大胜利，阿哥就回乡……
写完，两人又唱了一遍，然后将衣柜移回原处。正因为衣柜背面紧靠着墙壁，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到黄家搜查，也没有发现衣柜背后写有红军宣传标语的秘密。
1934年10月，已经是连长的黄林盛随主力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在抢渡湘江时不幸牺牲。姚玉莲却不知情，她茹苦含辛带着儿子阿牛在风风雨雨中等待黄林盛胜利归来，等啊等，等到1951年，等到的却是一张《革命烈士证》。
姚玉莲在悲痛中才记起那陈旧不堪的衣柜背后还留有他们新婚之夜黄林盛亲笔书写的《送郎当红军》。她要阿牛叫来几个年轻人把衣柜郑重其事地送到了乡政府。据说这是酃县在解放后搜集的红军标语中唯一一件写在衣柜上而且还是以唱词形式出现的红军标语。
牌匾上的标语
牌匾一般是民间馈赠给有身份地位或有善举的名人，而且都带有歌功颂德的性质。所送牌匾一般是悬挂在祖屋正厅上面，来客都能看得到，按时下的口气讲，就是宣传面广影响较大。
1931年3月，酃县江湾村的江芳成准备将60大寿与讨儿媳妇两套锣鼓一齐打，两起喜宴一齐办，图个好事成双，双喜临门。
说起这个江芳成，不仅家财丰厚而且兼任民团团总，还是什么县里的参议，的确是个有钱有势有身份的人物。他有4个女儿，第5个才是个男儿。这个男孩年正20岁，讨媳妇的就是这位少爷。
这个江芳成在江氏家族中还是个族长，对本族中人还会施些小恩小惠，民愤不大，是一个可以争取利用的统战对象。但江湾村三面临水，一面是峭壁，加上江芳成手里还有10多条枪，共产党领导的赤卫大队有好几次计划打进去筹点粮款，都没有成功。
中共第三区委得到江芳成准备大摆酒席的消息，准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进村去，一来侦察地形，二来敲山震虎。
办喜事的这一天，江湾村张灯结彩，鼓乐齐鸣。除雅座外江氏祠堂前坪还摆了60张八仙桌。村前码头船来船往宾客云集。
这时只见一支队伍，敲锣打鼓，前面还有两人抬着一块盖着红绸的牌匾往河岸边走来。停在树阴下的一艘大船急忙靠了上来。不一会，船到村头，鞭炮响，鼓乐鸣，理客的执事把这行人引到江氏宗祠前，只见江芳成拱手作礼，来客双手掀起红绸，酱底衬托起金黄色的4个大字“江浓芳刿”。4个大字下面还有一些小字，来客大声念道：“江老善人，浓厚乡情，芳名传世，刿琢器成。”哦，原来是一首嵌名诗，把“江芳成”嵌入诗内。从诗的意思上看也是赞扬称颂的含义。江家大喜，命人悬挂于正厅上面。 谁知一个多月之后，一团丁来到祖屋，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牌匾上只剩下大小4个字“工农万岁”。江芳成赶到一看气得脸色铁青，急命人取下当柴火烧。
这件事很快在江湾村传开了，有人说这是天意，老天爷也在帮助共产党，要不是天帮忙，那牌匾上为什么会只剩下“工农万岁”这4个字呢？
江芳成也感到纳闷，但通过这件事后他认为“有老天相助的共产党得罪不得”，也开始暗中与共产党接触，不仅资助钱粮而且还接纳过红军伤病员到江湾村疗伤。
那牌匾上的字为什么会变化呢？其实很简单，区委在请人做牌匾时，4个大字中含有“工农万岁”的笔画都用杂木雕成，用钉子钉牢，其他笔画和小字就用泡木刻好再用糨糊粘好，再涂上油漆，表面上并无异样。但时间一长，泡木膨胀，糨糊回潮，那些泡木笔画脱落，当然就只剩下用杂木雕的、钉子钉的笔画，凸现出“工农万岁”4个字。
这块会变化的牌匾听说被人藏了起来，可一直没找到下落，但这个牌匾变化成红军标语的故事却一直流传下来了。
夹衣中的标语
全国解放后的1952年春节前夕，酃县石洲青石村一位革命烈士遗属向县人民政府烈军属慰问团的领导拿出一件陈旧褴褛的夹衣。烈士家人用剪刀小心翼翼剪开麻线，把罩在外面的粗布去掉，只见里面已经泛黄的白布里子有5个暗红色的字：“苏维埃万岁！”
这又是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这件夹衣的主人公是张自兴烈士，1929年，已经是40岁的中年汉子张自兴，毅然离开家庭投身革命。因为他读过几年私塾，1930年安排担任石洲区政府秘书。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石洲区委书记。这年12月他被选为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5月，张自兴亲自带领县政府的干部和赤卫中队去打土豪筹粮饷，在上七都（今策源乡）蒲田村与敌人遭遇。敌众我寡，张自兴决定率一个班阻击敌人，掩护同志们撤退。在战斗中张自兴的双腿负重伤昏倒在血泊中，不幸被敌抓获。
敌人抓获张自兴后，开始企图诱降，见张不从，就转用酷刑折磨。张自兴知道为革命捐躯的时刻到了，但担心酷刑后过度昏迷，不小心流露党的秘密，于是毅然咬断舌头，并用手指蘸着鲜血在夹衣白布里子上写下了“苏维埃万岁”5个大字，以明心志。
敌人杀害了张自兴。党组织通过关系请群众代为装殓和安葬烈士的遗体。就在装殓之中发现了夹衣里层用鲜血书写的红军标语。群众便收了这件夹衣并转交给了烈士的亲属。烈士的亲属秘密收藏20年，终于将这件当年张自兴用鲜血书写的红军标语交给了人民政府。
当然，标语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只能介绍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