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母亲盼望我早早长大成人，有出息，替家里争口气，我也已体会必须给家里争气了。配合父亲的节俭，母亲也勤俭持家，她爱干净，衣服洗得勤，而且什么都要自己提到河边去洗，洗得彻底。虽然家里经济很拮据，但事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总是布衣暖，菜饭饱。我到无锡念初中时，正值身体开始发育，吃得多，课间常感饥饿，又买不起零食吃，母亲便将糯米粉炒熟，教我只要用开水一冲，加点糖便好吃，每次开学我便总带着一大袋糯米粉上学。但是母亲生育太多了，我是长子，后来又生了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还有两个妹妹很小就夭折了。母亲一向难产，她实在怕生孩子，也曾用土法打过两次胎，死去活来，从此身体一直非常坏，长年地病。父亲忙学校的事，忙种田的事，忙祠堂里的事，因他是吴氏宗祠的会计。后来母亲病倒，他又要忙烧饭洗衣了。他在家做家务便围上母亲用的围裙，有时门外突然有人来找，呼喊“吴先生”或“大先生”（他是老大），他首先匆忙解掉围裙，然后出门见客。他是村上少有的识字先生，学堂里的老师，是头面人物，围着女人烧饭用的围裙太失体面。
　　显然，父亲自己种不了家里的十几亩水田。早年，当他到玉祁去教书时，田都出租。后来回乡教书，便出租部分，另一部分自己种，雇短工或长工。我记得家里曾换过几次长工或短工，我能记事时，印象最深的一个长工叫九斤。父亲和母亲对长工很好，让他吃得饱饱的，蒸了咸肉的时候，将最好的留给我，其次就款待九斤了，他们自己吃最次的，甚至不吃。九斤种田很卖力，耙田、施肥、插秧，样样能干，我们家田里的稻禾也总长得分外茂盛，绿油油的一大片，很易同别家的区分。九斤对我很好，我们的友谊主要建立在水车棚内。草顶的水车棚都建在河岸田边，棚内牛拉着巨大的车盘转，车盘带动长长的水车将小河里的水戽上岸来灌进水田去。凡是戽水的日子，我总跟着九斤到水车棚里去，坐在车盘上让牛拉着团团转，那比在北京儿童游戏场里坐小飞机更自在，高兴时往牛屁股加一鞭，它便跑得飞快。有时它突然停下不肯走，加鞭也不走，我叫九斤，九斤正在近旁耘田，一看情形立即拿了长柄粪勺来对准牛肚皮，牲口哗哗撒尿了。紧依着水车棚有两棵大柳树，盛夏，每听到知了在树巅高唱，我立即爬下车盘，用长芦苇秆制的蛛网套去粘知了。像战士的武器，我总随身带着这支芦苇长枪。九斤的家据说原来住在草棚子里，他家是江北（苏北）佬。苏北一带地瘠人穷，又常闹灾荒，不少人逃荒到富饶的江南来，来卖苦力，都住在草棚子里。本地人瞧不起他们，称之谓“江北佬”。同他们说话时学他们的音腔，其中包含着戏弄与讥讽。我没有见过九斤的家，也没听说过他父母的情况，好像他早就是孤儿了。他来江南已很久，说一口地道的本地话。但是他娶不到老婆，谁家的姑娘也不肯嫁给他，他自己也没有定居，一年一年轮流着在各家帮短工，当长工，在我家是住得最久的了。
　　有一个老头“江北佬”在楝树港摇渡船，早早晚晚给人摆渡。楝树港离我家一里路，是最近的小街，有鱼市、豆腐店、小杂货铺、馄饨店、茶馆……早晨有烧饼和油條。村里的人们在路上相遇，总互问：“上街吗？”指的便是去不去楝树港。楝树港跨在大河的两岸，我们北渠村在东面，西面便通姑爹家渔村，我搭渡船摆渡时，大都是去姑爹家。早晨，渡船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人虽多，大都是熟悉的，伯公、伯婆、表姨、表舅、叔公……加上扁担箩筐、生猪活鸭，挤而乱，但彼此相让互助，客客气气不争吵。下午人就少了，即使只一个人要过渡，“江北佬”照样摇渡船。夜晚、深夜要过渡，就高喊一声，他就睡在河边一间极小的草棚里。替代渡船，上世纪60年代造了木桥，70年代改建成水泥桥，“江北佬”早不知去向了。从无锡或常州到宜兴县城的轮船都必经楝树港，当“上海”的轮船将要靠码头时，码头上便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想看下乡来的上海人。上海是天堂吧，到上海帮人家的（当保姆）及做厂的（女工）妇女回乡探亲时都吃得白胖白胖，还带回筒子装的饼干、美女牌葡萄干、美女月份牌……
　　责任编辑 张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