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的都城，多筑成方形或矩形，唯独北京城的平面呈“凸”字形。元大都原旧城是矩形的，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方城组成。到了明代，洪武元年(1368)开始改建大都。洪武三年，朱棣封为燕王，改元大都内殿为燕王府，第二年着手改建北京城，参照南京城的模式进行，将大都城的外城北城墙向南收缩3公里，使其规模小于南京城。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八年，定都北京，宫城(紫禁城)建成。正统年间，皇城建成。嘉靖年间，朝臣建议京师城垣应恢复“内城外郭”古制：将大都外城改为北京内城，内城之外，再兴建一座外城(郭)，成为四重方城。这样既能凸显帝王之威，也更为安全。世宗接受群议，大兴土木。不料，才筑起南郊一边城墙，朝廷已感财力拮据，勉勉强强夯建了“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就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既而停止”。京都南边孤零零矗着一段城墙，实不顺眼，隔上二年，即嘉靖三十二年(1553)再次动工，终因工程庞大，世宗“又虑耗费巨大，成功不易，以问嵩等”。严嵩出了个折中主意，将外城暂时筑成半座：先把已筑成的城南一边的城基加固，然后“东折转北，接(内)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内)城西南角”，待以后财政充裕了，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顺天府志·京师志一·明故城考》)。这样一改，北京城就不成方形而变为“凸”字形了。南边围了半座外城，好像给内城戴上了一顶帽子，过去北京老百姓都把半座外城叫做“帽子城”。(图1)
　　
　　现在的北京城，南边比北边多一道城墙，计有四重。从内到外分别为宫城(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这四重城的正门都在一条中轴线上，分别称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和永定门。四座正门，也各有故事，而最有说头的是紫禁城午门。午者，日中为午，也是正、中之意。《六书·正之为》分析午字：从入从十，十定四方，入指正南。午门，也即正南之门。
　　明代北京定都，改为京师，所建宫城午门，修建的情况未见详记。应是依照《明会典》中所说：“洪武十年改作大内宫殿，阙门日午门，翼以两观。”史料有记午门曾遭雷火和维修的情况，据以推知一些具体的建筑。
　　嘉靖十年(1531)六月，雷震午门角楼垂脊。
　　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雷火烧奉天殿，延及午门，午门左、右廊失火。
　　万历元年(1573)九月，修午门左、右阙门。
　　万历四十五年(1617)七月，阴云雷电，雨雹大如栗，毁坏五凤楼(午门上的建筑)。
　　从零散记载，已知明代午门建有左、右双阙，城楼上有角楼、左右廊，总体建筑称作五凤楼。
　　到了清代，顺治四年(1647)十一月二十二日，紫禁城午门城楼上的五凤楼重建竣工。今日我们见到的故宫午门建筑，基本上保持了清初的重建规模，其中还可能包括明代的一些遗存。据有人推测，午门内尚保存一些早期彩画，可能是明代绘制的。
　　午门平面呈“同”形，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南面环抱着一个方形广场。午门作为宫城的正门，有两大特色：一是它的地基比故宫任何一座宫殿都高。二是它的建筑规模也比其他三个宫城城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宽大而宏伟。
　　午门正面有三座门洞。中间门洞，是皇帝出入的专用通道。按清朝宫廷仪礼，皇帝大婚时，皇后允许从中门进入一次；再就是每逢殿试时，得中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出宫时也允许从中门走出一次。至于中门两边的门洞，只有举行隆重的朝会时，文武大臣出入走东边门，宗室王公走西边门。
　　午门左右两侧，即“”字形两边向前突出的部分，是古代宫门前双阙的遗迹。先秦时期，天子和诸侯的宫门都可以建阙，也就是在宫廷门外左右筑起两个对称的建筑物，如同门柱。天子宫门用双阙，诸侯只能单阙。阙用砖石垒砌，方形，上有楼，称为观，可登高远眺。所以《说文》解释：“阙，门观也。”亦称阙观。班固《两都赋》中，《西都赋》写长安有“凤阙”，《东都赋》写洛阳有“阙庭神丽”。汉代未央宫建北阙、东阙，建章宫前建凤阙。《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对汉宫阙的描绘是：“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宫城的门阙，古时文人每有诵咏，唐诗宋词尤多纪实。如王维有一次陪同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应皇帝命题作《雨中春望》诗，有“云里帝城双风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句，写出云雾缭绕的帝城，春意祥瑞，这种实际景象，也显得十分真切。而宋人张抡是位南渡故老，曾经靖康之变，在他的《上元有怀·寄调<烛影摇红>》词中，开首就是“双阙中天，风楼十二春寒浅”，景实意冷，末句“满怀幽恨，数点寒灯，几声归雁”收束，真是萦怀旧事，不堪回首话当年。南渡之人追忆往昔：双阙虽然高耸，风楼依然重重(十二，即十二重)，但都已落入金人之手，万般辛酸。同样是写宫门前的双阙，却抒发两种不同情感，反映了对国家命运的庆喜和哀叹。这是因为古人往往以宫阙表示朝廷，甚至代表天子。岳飞的《满江红》词最末一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个阙，指的便是天子、朝廷、国家。
　　阙下有门，称阙门。又因双阙如两掖(腋)，也称掖门。汉代洛阳有东掖门和西掖门；唐时有左掖门和右掖门。入内官员进出掖门有严格规定，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勘验门籍。在京诸司皆有籍，应入宫殿，通过掖门时，由守卫查验。应入者，唱名始过。唐代的《卫禁律》制定违者惩罚条款，如“不应入而入者，得徒二年”，应入者无籍，又没有人引，“却诈言有籍及冒承人名而入者，徒二年”。要是守卫失职，未察冒名情况者，并非私许，进入宫门，则守卫杖八十。及至明清，宫门守卫仍是如此。据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陆容撰《菽园杂记》记：曾在正统时任官都御史、景泰末为吏部尚书的王翱，为人刚直廉正，“一日入内府，主事某从至左掖门，附名”。附名，也就是要求应入者王翱书报自己的姓名之后，把引入者主事某的姓名也得写上，同样要唱名通过。
　　
　　宫城正门门楼之称五凤楼，据说起自唐代，清代因袭旧制，仍名午门城楼为五凤楼。五凤系凤凰五至，也表示凤凰多次聚集飞临。这是嘉瑞吉兆，因而五凤楼也作为午门的代称。城楼正中是一座面阔九间的宫殿，也称正楼，设有宝座。明清两代，凡战争取胜，凯旋归来，都要在午门楼上举行献俘仪式。正楼两翼各有两座重檐四角攒尖顶方亭，亭顶有铜质错金宝顶。最外的方亭称阙楼，靠里的称朵楼。这五座建筑，以东西廊庑相连，全用黄琉璃瓦覆盖，很有气魄(图2)。
　　旧小说里，所谓“推出午门斩首”，并没有史实根据。明代立“廷杖”之惩，倒是推出午门执行的。杖刑在先秦时期已有执行，鞭作官刑，杖作教刑，都是用鞭棍等打人。西汉以后为杖责。凡属官有过失，或犯谏忤旨，触犯了皇帝，往往要受杖，初起乃为一种廷辱而已。唐玄宗时，“除绞、斩刑，但决重杖”，并且决杖于朝堂，始有“廷杖”刑名。而从明武宗直至明末，虽仍有廷杖，却不在金銮殿的台阶下，对着皇帝执行，改为推出午门外。据《涌幢小品》所记：正德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帊(叠布三层)，示辱而己，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刘瑾当权，痛恨廷臣，正好利用决重杖泄恨，一班行刑的锦衣卫，又都是太监，打得狠毒，不少大臣立毙杖下。如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要去江南，不少属臣谏止，皇帝大怒，结果，有130人被推出午门施以廷杖，死11人。当着圣面，100多人去衣受杖，直打得皮开肉绽，呼号不己，这在至高无上的宫殿阶下，会营造出怎样一种气氛!何况还有人立毙杖下，更不能陈尸在金銮殿前。推出午门执行，呼喊听不到，惨相见不到，乐得让殿前仍保持着严肃和宁静。显然，当时的皇帝也不去多想午门乃是举行隆重节庆、接见外国使节和接受献俘的地方。反正是皇上旨意，管它成不成体统。
　　有趣的是，在明代，每年端午节，在午门外，群臣还大吃朝廷发给的粽子。《菽园杂记》记：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
　　明代的午门，既是举行典礼重地，又为杖刑之处，到了端午节，还是吃糕剥粽行酒的欢乐场所，如此，午门三用，实在很有意思，大概现代人知道的不会很多了。而1900年，八国联军从午门进入紫禁城；1924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则从神武门离开故宫，即日移居什刹海甘石桥醇亲王府。自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苟延在故宫内13年的小朝廷终于结束。这些，大家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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