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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党史资料，发现20世紀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各有一份绝密电报，对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
钱壮飞的电报
1931年4月25日晚，正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独自值班的钱壮飞，一连收到武汉特务机关发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十万火急、由徐亲启的6封电报。钱壮飞判断连续发6封密电必为重大事项。钱壮飞当机立断把密电拆开，又飞快地译出电文。
钱壮飞大吃一惊，原来是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要求把他送到南京，见到蒋介石再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钱壮飞是1929年周恩来安插在徐恩曾身边的中央特科地下党员。中央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1928年11月，中共中央还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和搜集情报工作。顾顺章知道中共在徐恩曾手下派有潜伏人员，所以他嘱咐武汉特务机关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
译出电文，钱壮飞震惊不已。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他不得不打破常规，迅速令他的女婿赶最快一班火车连夜到上海，按他交代的地址尽快联系李克农报告周恩来。随后，他通知一位直接与自己联系的同志马上转移。
等天亮徐恩曾上班来到办公室时，钱壮飞不露声色，若无其事地把6封电报完整无缺地交给他，然后像平时正常下班那样不慌不忙而去。之后，他乘坐火车去了上海。为防万一，他未到上海便提前下车，然后步行进市，找到特科，被安排到敌人找不到的地方。
得到钱壮飞的情报后，周恩来在陈云、陈赓、李克农等的协助下，争分夺秒果断采取紧急措施：（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二）将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查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区或调离上海;（三）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
等顾顺章叛变4天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到上海行动时，他仅在狱中指认了恽代英，别的一无所获。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叛变把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彻底摧毁的阴谋落空。
熊向晖的电报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记载，1947年3月，“胡（宗南）多次约见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他带来了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在兴县，但对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该分队将积极工作，力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兴县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所在地。1942年晋绥军区司令部暨120师师部移驻此地，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时人誉称“小延安”，主要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长期生活和战斗在这里。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曾先后在这里住过。
熊向晖报回的这一情报，周恩来极为重视。毛泽东、周恩来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三天以后，使用敌人难以侦测到的频率弱的小电台联系，而且中间要转来转去，飘忽不定，迷惑敌人，使他们摸不清哪里是其所要寻找的党中央所在地。
胡宗南急切想找到彭德怀的部队决战而聚歼，声称要找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一举对中共领导人来个“扫穴犁庭”。
结果彭德怀的部队找不到，占领延安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毛泽东等不知去向，十几万国民党军队在陕北的山沟里转来转去，束手无策。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一年零五天，行程1000余公里，到过12个县，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胡宗南兵马未动，熊向晖便把敌人的作战方案等报到了毛泽东的桌上。胡宗南未能动中共中央一根毫毛，毛泽东、党中央先在陕北后到西柏坡，指挥全国各个野战军打败国民党军，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三年解放战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志愿军党委的电报
《周恩来年谱》记载，1950年11月2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志愿军党委如下电报：“据从志司归来的同志面报，志司所在地尚无足够的防空洞。”“为保证志司指挥机关及其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责成志司党委应成立决议，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并布置地下办公室。凡遇敌机来袭，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应违背。”
这里是用“中央责成志司党委应成立决议”的语言，就意味着此电涉及的不是一般的军事事务，也不是一般的行政事务，是最高规格的党的重大政治事务。
在日理万机中，周恩来一定要亲自写这份电报，因为他知道此事太重要了。他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只有他亲自写、毛泽东批、用党中央的名义“责成”，才能引起彭德怀的重视，起到应有作用。
这份电报在彭德怀阅签后放到了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部司令员洪学智的桌子上，防空安全正是他的职责。看到此电，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立即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此他一刻不停地加快组织落实。地下作战指挥室很快建好了，趁彭德怀睡觉时，洪学智命令把地图、沙盘等一应物品搬了进来。
11月25日早上，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敌机来了，大家都立即进入防空洞。唯有仍在考虑当晚即将开始的第二次战役的彭德怀一动不动。洪学智立即大声命令战士把彭德怀抬走。彭德怀这才起身，被战士们连拽带推地拥进地下室。敌机飞过去了，没有投弹，人们松了一口气。
趁此机会，有4位同志飞快跑出防空洞出来办事，结果敌机很快折返回来，投下的是燃烧弹，几秒之间吞没了一切，两位同志躲过了，毛岸英和高瑞欣遇难。
不幸中的万幸，司令部中的其他人，特别是彭德怀安然无恙。
三份电报的时间跨度虽然前后近20年，却有其共性：一是皆与周恩来密不可分，二是皆与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三是皆体现出中共领袖在战略全局指挥上的英明、远见和精准，体现出各级人员在具体执行上的坚定、勇敢和机智，所以必然能击败敌人，无往而不胜。
摘自《党史博览》
钱壮飞的电报
1931年4月25日晚，正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独自值班的钱壮飞，一连收到武汉特务机关发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十万火急、由徐亲启的6封电报。钱壮飞判断连续发6封密电必为重大事项。钱壮飞当机立断把密电拆开，又飞快地译出电文。
钱壮飞大吃一惊，原来是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要求把他送到南京，见到蒋介石再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钱壮飞是1929年周恩来安插在徐恩曾身边的中央特科地下党员。中央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1928年11月，中共中央还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和搜集情报工作。顾顺章知道中共在徐恩曾手下派有潜伏人员，所以他嘱咐武汉特务机关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
译出电文，钱壮飞震惊不已。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他不得不打破常规，迅速令他的女婿赶最快一班火车连夜到上海，按他交代的地址尽快联系李克农报告周恩来。随后，他通知一位直接与自己联系的同志马上转移。
等天亮徐恩曾上班来到办公室时，钱壮飞不露声色，若无其事地把6封电报完整无缺地交给他，然后像平时正常下班那样不慌不忙而去。之后，他乘坐火车去了上海。为防万一，他未到上海便提前下车，然后步行进市，找到特科，被安排到敌人找不到的地方。
得到钱壮飞的情报后，周恩来在陈云、陈赓、李克农等的协助下，争分夺秒果断采取紧急措施：（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二）将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查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区或调离上海;（三）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
等顾顺章叛变4天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到上海行动时，他仅在狱中指认了恽代英，别的一无所获。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叛变把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彻底摧毁的阴谋落空。
熊向晖的电报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记载，1947年3月，“胡（宗南）多次约见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他带来了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在兴县，但对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该分队将积极工作，力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兴县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所在地。1942年晋绥军区司令部暨120师师部移驻此地，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时人誉称“小延安”，主要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长期生活和战斗在这里。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曾先后在这里住过。
熊向晖报回的这一情报，周恩来极为重视。毛泽东、周恩来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三天以后，使用敌人难以侦测到的频率弱的小电台联系，而且中间要转来转去，飘忽不定，迷惑敌人，使他们摸不清哪里是其所要寻找的党中央所在地。
胡宗南急切想找到彭德怀的部队决战而聚歼，声称要找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一举对中共领导人来个“扫穴犁庭”。
结果彭德怀的部队找不到，占领延安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毛泽东等不知去向，十几万国民党军队在陕北的山沟里转来转去，束手无策。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一年零五天，行程1000余公里，到过12个县，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胡宗南兵马未动，熊向晖便把敌人的作战方案等报到了毛泽东的桌上。胡宗南未能动中共中央一根毫毛，毛泽东、党中央先在陕北后到西柏坡，指挥全国各个野战军打败国民党军，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三年解放战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志愿军党委的电报
《周恩来年谱》记载，1950年11月2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志愿军党委如下电报：“据从志司归来的同志面报，志司所在地尚无足够的防空洞。”“为保证志司指挥机关及其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责成志司党委应成立决议，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并布置地下办公室。凡遇敌机来袭，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应违背。”
这里是用“中央责成志司党委应成立决议”的语言，就意味着此电涉及的不是一般的军事事务，也不是一般的行政事务，是最高规格的党的重大政治事务。
在日理万机中，周恩来一定要亲自写这份电报，因为他知道此事太重要了。他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只有他亲自写、毛泽东批、用党中央的名义“责成”，才能引起彭德怀的重视，起到应有作用。
这份电报在彭德怀阅签后放到了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部司令员洪学智的桌子上，防空安全正是他的职责。看到此电，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立即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此他一刻不停地加快组织落实。地下作战指挥室很快建好了，趁彭德怀睡觉时，洪学智命令把地图、沙盘等一应物品搬了进来。
11月25日早上，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敌机来了，大家都立即进入防空洞。唯有仍在考虑当晚即将开始的第二次战役的彭德怀一动不动。洪学智立即大声命令战士把彭德怀抬走。彭德怀这才起身，被战士们连拽带推地拥进地下室。敌机飞过去了，没有投弹，人们松了一口气。
趁此机会，有4位同志飞快跑出防空洞出来办事，结果敌机很快折返回来，投下的是燃烧弹，几秒之间吞没了一切，两位同志躲过了，毛岸英和高瑞欣遇难。
不幸中的万幸，司令部中的其他人，特别是彭德怀安然无恙。
三份电报的时间跨度虽然前后近20年，却有其共性：一是皆与周恩来密不可分，二是皆与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三是皆体现出中共领袖在战略全局指挥上的英明、远见和精准，体现出各级人员在具体执行上的坚定、勇敢和机智，所以必然能击败敌人，无往而不胜。
摘自《党史博览》